2018年12月7日由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环保局官微“曲阳环保”发布的题为“我县拘留2名燃烧散煤用户”的文讯引发了社会舆论对环保和大众民生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的界限问题的高度关注。笔者拟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一、“铁腕环保”下一些现象的列举
以下是报刊披露的“铁腕环保”之下近年所发生的大众民生和民众谋生权利、经营权利、财产权利乃至人身权利等公民权利被粗暴侵害的现象：
2015年3月5日，山东省沂水县发布了畜禽养殖污染规范治理实施方案，该方案要求到是年8月15日，全县基本取消传统家庭养猪，对不符合养殖规定的场区，采取停产、转产拆除等措施。而某报记者采访的该县4个乡镇，许多生猪养殖户们接到了一则“禁猪令”，此令要求各生猪养殖户务必于是年5月底前停养，“届时若不停养造成一切损失，后果自负。”比县里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多月。有的村时间又被进一步压缩，养殖户从接到停养通知到截养只有半个月处理时间，低价卖掉成为唯一的选择。问题是在此以前的畜禽污染整治行动中，一些养殖场户已按县里要求修了沼气池，用以处理粪便等污物，而这些场户也不让养了，因县里又出台了新的养猪环保要求：用发酵床养猪（1）。
2016年8月10日《农民日报》载文：“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山西省蒲县开展封山禁牧专项整治行动，强令村民10天内必须把羊卖掉。这导致很多养殖户把羊匆匆贱卖，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有的村民赶着羊逃离了蒲县”（2）。
2017年初，云南省大理市发文，要求环旅游景点洱海的所有客栈必须安装污水净化器，否则于3月31日前关停。但到是年3月31日，大理市又发出《关于开展洱海流域水生态保护区核心区餐饮客栈服务业专项整治的通告》（简称3·31文件），要求无论是否装有排污设备，是否证照齐全，客栈餐厅都必须关停。一下子叫停了近两千家餐饮客栈。而“在3·31文件之前，几乎每家客栈都花费数万元，安装出水达一级A的污水处理设施。”无独有偶：到了2018年9月，该市又一纸洱海保护“七大行动”整改通知发下去，通知的重心句是“全面禁止种植大蒜”。按此精神，在大蒜主产区的一些镇村农民种上的蒜竟给铲掉了。为此洱海上游大蒜主产区洱源县的邓川镇、右所镇、三营镇蒜农争相向报纸记者反映有关情况（3）。
据2017年6月7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一头猪、一只鸡、一只鸭，闹哄哄地吵到了环保部和农业部，原因是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大，一些地方政府开始“一刀切”地限制畜禽养殖，转移和关闭各类养殖场，使养殖业者感到不安。有业者质言：“吃肉可以，养猪不许？”是年上半年，福建省南平市以环保督察为契机，全面开展畜禽养殖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截至4月25日，全市共拆除生猪养殖场11396家，削减生猪364.1万头。是年上半年在四川、安徽、浙江、重庆、天津、山东等地都开展了类似的“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行动。面对大力度的畜禽禁养，主管部门坐不住了。时任农业部畜牧业司司长的马有祥对此表示：“如果简单地关停养殖场、禁养限养，它不是发展，那是不发展”（4）。
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载文揭露一位企业家向记者对环保政策翻烙饼的吐槽：“去年刚花了1000多万元，按照标准对厂里的燃煤锅炉进行了环保改造。今年省里又出了提高标准的新政策，2019年前这几台锅炉就得全部淘汰”。“提高环保标准是应该的，但我们最怕的就是今天干的事情明天不一定算数”（5）。
2017年冬，陕西省农村几所学校，为了达到减少污染指标，旧的燃煤锅炉先被校方拆除，却没有天然气管道接入，也没有能够承载学校空调供暖的大功率变压器，导致在校师生无法取暖，难以过冬（6）。
2017年底，山西省忻州有建筑工人在夜间燃煤取暖，因“对大气形成污染”，被当地警方拘留5天。山东临沂有人驾驶三轮车卖散煤遭刑拘（7）。
2018年4月9日《报刊文摘》引《半月谈》报道说：东部某市为应对环境治理检查，竟直接关停了所有给广告公司做喷漆的商家，结果政府部门需要做一个展板，也找不到喷漆工人。太湖流域个别政府对当地整个印染行业搞“一刀切”关停，很多印染企业本来已经完成设备升级换代，符合环保标准，也被强制关停。行业性封杀导致许多印染厂家技术升级步伐被阻（8）。
2018年5月下旬，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该文件说：“随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向纵深推进，督察震慑和警示效果日益显现。一些地方平时不作为、不担当，督察时因担心问责而采取一律停工停业停产的做法，既给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也直接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文件要求“…在督察整改过程中，…要制订可行方案，坚持依法依规，加强政策配套，注重统筹推进，严格禁止’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的敷衍应对做法，坚决避免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
2018年8月20日，中央生态环保督查组进驻陕西宝鸡后，当地一些县区为应对检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没有逐户甄别企业用电情况，将部分企业生活用电也同时切断，甚至未被列入“散乱污”清单的一些企业也被拉闸停电。到11月3日，中央第二生态环保督查组进驻陕西开展回头看时发现，宝鸡市有关部门和部分县区竟然置国家三令五申严禁“一刀切”的规定于不顾，不管是什么性质的企业均被“一刀切”，强行集中断水断电。还发现该市部分县区在停产整治工作中“一停了之”、“ 一关了之”（9）。
2018年11月下旬，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召开三次空气质量会商工作会议，提出十条具体治理措施，其中第八条是“对污染空气环境的人员进行拘留，电视台负责跟踪报道，对发现的负面典型公开曝光”。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述的该县环保局官微“曲阳环保”发布的题为“我县拘留2名燃烧散煤用户”的文讯。虽然时间不长该文讯被删除，曲阳县政府的官网又专门作了澄清说明。但据当事人之一赵计栓对记者称：他在派出所审讯室的椅子上坐了三个小时，从两点被问讯到五点，写了一份保证书才被放回。网民还发现，之前的11月1日，“曲阳环保”还发布了一则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18年10月31日，有人因为在该县西郭村北山坡上引燃杂草，产生浓烟污染大气，被行政拘留5日。该处罚由盖着曲阳县公安局大红印章的决定书为证。这又如何解释？另外，曲阳县在召开三次空气质量会商工作会议后，即派巡逻小组到一些村检查村民是否在燃烧散煤。巡逻者看谁家飘出黑烟，就敲门进去检查。“赵计栓的邻居李女士曾用柴堆引火，烟囱冒出黑烟，也被敲了门。执法人员进屋检查，发现没有散煤，旋即离开。”有的村高音喇叭还循环播放“禁止燃煤”的通知。截止到2018年12月2日，单曲阳县城中村就清理散煤1736.7吨。而在2017年的冬季，该县在辖区内学校实施煤改电工程，因电气设备未能及时到位，燃煤炉子却已经拆除，造成孩子们上课时需要在室外“跑步取暖”的尴尬情况。就曾引发舆论责备。而曲阳县并不属于规定的禁煤区（10）。
二、为燃煤取暖和养殖业辩护
多年来，笔者一直非常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可以说对中国不断趋于严重的环境污染痛心疾首，对保护环境的紧迫性深有感触，为此写了一些文章进行呼吁。但这次却要为铁腕环保下导致的令人不安的现象进行呼吁，为受伤严重的领域辩护。
近年来的铁腕环保，激发社会舆论高度关注和舆论波澜最大的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燃煤包括广大北方居民的燃煤烧柴取暖；另一个是不仅涉及广大农村养殖户而且涉及更广大的中国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群体利益的畜牧养殖业。
先说燃煤取暖。据笔者所知，中国北方冬季寒冷且时间较长，近代以来最冷气温曾高达零下30多度甚至40度以上。冬季屋里取暖（实际上包括做饭，北方取暖和做饭往往是一体的，下同）一直是广大北方老百姓的重要生存问题，其意义不亚于穿衣和吃饭。几千年来北方居民主要通过烧柴取暖，只有极少数富人或达官贵人能用木炭取暖（木炭加工不易，产量小，生产成本高）。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卖炭翁》诗，说尽了古代卖炭人的穷苦和皇室权力者对穷苦百姓没有体恤之情的无耻豪夺：“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清末以降，随着煤炭开采的不断增加，北方百姓用煤取暖的逐渐增多。但在广大农村，煤炭仍然是很稀缺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民国年间农村较为富裕且有胆量的老百姓为了烧炭取暖，要赶着牲畜出远门走几天去深山煤矿驮煤（俗称“驮炭”）。当时也有一些以驮炭卖炭为业的，那可是既辛苦又危险的行当！一般农村百姓只能靠烧柴取暖。百姓可见的屋里明火是“火盆”，即将柴禾烧成的类似木炭的“火核子”放在盆里，俗称“捡火盆”，一家人围着取暖。由于冬季主要靠烧柴取暖，北方农村百姓都特别重视“盘火炕”，用火炕保留住烧柴后形成的热乎气，晚上才能入睡。赖此度过漫漫的寒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虽然煤炭开采大量增加，但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只有部分农村百姓冬季用得起焦炭或散煤面参合黄土做成的煤糕来取暖，且炉具多是百姓自制的泥炉或铁皮包裹的泥炉。大多数农村百姓还是主要靠柴禾取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收获以至分到社员手里的庄稼柴禾很有限，冬季取暖做饭根本不够用，于是秋末冬初收集树叶、山柴及其它野柴野草就成为北方农民过冬的必备课。笔者记得在老家农村当农民时，秋末为了多收集一些杨树落叶，每天天不亮就和父亲到河岸边的杨树林扫夜里落下的叶子（因扫落叶的人太多，去晚就没有了）。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末，北方农村冬季用铁炉燃煤取暖的才多起来。但当时无论城乡，煤炉还主要燃用散煤面做成的煤糕、蜂窝煤、煤球等。直到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农民收入的增长和煤炭开采供应量的大幅增加，北方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才过上冬季有制作讲究的铁炉和燃烧块炭的炉火陪伴的温暖日子。北方城市居民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大部分人住上楼房，才过上集中烧煤供热屋里冬天如春的日子。这样，中国北方城乡大部分居民才告别了几千年来的寒冬。这个好光景前后也就是几十年，是十分来之不易的。也基本上体现了自然演进的过程。但时至近年，柴禾对不少山区农民来说仍是重要的取暖做饭资料。燃煤包括烧柴取暖当然会污染空气，但究竟对空气污染的“贡献”有多大，实际上是很难说清楚的。一些专家认为，农村冬季烧煤取暖、城市燃煤锅炉是形成雾霾和空气污染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是非常可疑的。据笔者所知，北方农村居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冬季燃煤取暖、其它季节用煤做饭就已经很多了，用不起煤的农家用柴火取暖或做饭更是浓烟滚滚，那时是10亿人口，8亿农民；那时城市企业和其他单位用燃煤锅炉更是普遍现象，遍地都是小锅炉，且很多住平房的城市人以燃煤取暖。但当时中国北方的空气基本上是好的。国内报刊撰文还嘲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污染严重。这种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应该说，近年中国空气污染严重和整个生态环境的破坏有关，是多种多样的因素共同造成的，很难说哪个是罪魁祸首。但近年北方各地却不约而同地将铁腕环保的重板子抽向燃煤领域，城市纷纷限期取消燃煤小锅炉，以辽宁省为例，2017年1—9月就拆除燃煤小锅炉6363台（11）。农村对散煤的燃用流通围追堵击，各种禁煤代煤措施密集出台，力度之大，方式之简单，涉及企业和居民之广，不仅前所未有，而且现世仅见。退一步说，即使燃煤对空气质量影响严重，也首先需要综合考虑燃煤对民生和环境的影响孰轻孰重的问题。比较而言，从广大民众的直接感受和利益说，民生无疑要高于环境。人们可以忍受空气污染，但人们难以忍受禁煤政策之下冬天屋子的寒冷；人们可以忍受空气质量不好对身体的潜在影响，但人们难以忍受代煤措施推行对当事人利益直接造成的损害。这个道理是毋庸置疑的。何况对空气的感受是更为抽象的大众的事，禁煤代煤政策则直接作用于特定人群，而这个特定人群又很大很大。为什么或有什么不容置疑的理由必须要求这很大很大的特定人群为更为抽象的大众的感受付出代价呢？特别是禁煤区农村实行煤改气或煤改电，设想很美，但实施起来问题多多，效果堪忧。近年在北方禁煤区农村主要推展的煤改气，尽管政府为此花了大量补贴，但很多老百姓并不买账。主要原因：首先是煤改气并非出自农民自愿，而是在禁煤形势下农民没有选择权的选择。其次，采暖成本因煤改气大幅提高。现在农村的房屋，一家一户分散不说，都建得较大，很多都是大开间，门口、窗户都大，房子一般较高，但房屋封闭不严实，没有保温墙，保温效果难以和城里的楼房相比，但很多北方农家都有火炕，火炕柴煤都能烧，冬天煤炉取暖和火炕保暖结合，效果较好。煤炉和火炕还可以用于做饭、烧水甚至烘烤秋收后的农作物，既经济方便取暖效果又好，也适合农民多少年来的习惯。1吨煤产生的热量约等于700立方天然气，1吨散煤的价格是400---600多元，1立方天然气按平价2.4元、高的3.5元计,700立方天然气就是1680---2450元。据估算，一户农家用散煤取暖一个冬天2000---3000元，用燃气达到同样的效果则需要5000 ----10000多元。另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节能测评中心副主任邓琴琴说：煤改气或煤改电，以农村100平方米的房子来看，只有一半能采暖，与农民的实际生活需要有距离，这和采暖方式及建筑环境不无关系。煤改气也直接影响个体商户的生意：山东无棣县在县城经营馒头店的个体商户徐慧娟，按环保部门的整改要求添置了一台蒸汽发生器，燃料由散煤换成了液化气，使用液化气蒸一锅馒头，燃料成本翻了近两倍。随之馒头的价格也上涨，便出现卖不动的问题（12）。推行煤改气期间农民用气取暖有国家补助，还勉强可以承受，在没有补助的情况下，这样的取暖成本农民着实负担不起。再次，不少地方供气不足，出现气荒，导致农民挨冻。2017年河北省急速推进煤改气，涉及居民多，使全省天然气供应进入橙色预警状态，供需缺口达10%---20%，使成千上万居民受冻。环保搞严厉问责，但煤改气出现涉及这么多居民失误的责任应由谁来负？燃气供应不足、时断时续也会直接影响取暖设备燃气壁挂炉的运行质量和寿命。但反过来说，即使供气足，由于成本问题，农民也不敢多用。最后，煤改气的基本改造投入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得承担一部分，具体因地因村承担的数额不同，有的交两千元，有的交两千返气一千，有的交三千元或可能更多，这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以上四条就构成了老百姓不买账的主要理由。从国家层面讲，中国是“富煤、缺气、少油”的国家，天然气供应本来就短缺，近年已有三分之一需要依赖进口，大范围推进煤改气，而且不仅是居民取暖领域，还有工业行业领域也在煤改气，一哄而上，气源如何能长期保证？处理不好又会引导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加剧气荒，推动天然气价格的快速上涨，据有关资讯，在现行价格体系下，北京采暖“煤改气”后绝大部分居民家庭的采暖支出超过了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通过政府补贴，可降低这一比例，但对地方财政无疑形成新的压力；对传统上深度依赖天然气原料资源的工业加工行业造成冲击（如化肥、化工），目前已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迹象和情况；如此下去可能导致围绕天然气的混战，进一步影响煤改气农民的取暖和利益。另外，煤改气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也不容太乐观：雾霾的主要成份是PM2.5，生成PM2.5的首位成分（一说重要成分）又是氮氧化物。据环保部门对天然气锅炉运行情况检测公布的资料，在燃气工业锅炉运行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于200毫克/立方米的只占35%，小于400毫克/立方米的占94%，大部分天然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300毫克/立方米左右。据有关消息，北京市主城区的燃煤锅炉绝大多数已经改为燃气锅炉，但PM2.5雾霾重污染有时还加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燃煤锅炉改为燃气锅炉后排放的氮氧化物增加了。有资料表明，北京空气中的氮氧化物已是二氧化硫（燃煤主要产生二氧化硫）的3倍（13）。中国电力资源供应较为充足，煤改电从供电方面看应该没有问题。但中国电能以燃煤发电为主，火电占全国供电总量的72.4%（2016年），燃煤发电本身要产生污染，煤改电取暖，经过煤---电---热的多次转化，加上电流传输的损耗，“用电取暖显然不是一个经济的能源利用方式”。有这样几个参考性的数据：某村农民煤改电用长虹空气源热泵取暖（空气源热泵是煤改电中推行的重要列入设备），购置3匹机，个户自付1000元，适应7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200元（不含政府平价电，后同）；购置5匹机，个户自付2000元，适应10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500元；购置6匹机，个户自付4900元，适应130平米的房间，每月电费1800元。综合2017年、2018年网上煤改电居民的反映，60---100多平米的房间，每月需电费1000多元、1500多元、2000多元的不等，然取暖效果大都不怎么样。有的家庭煤改电之后，在屋子里要穿羽绒服。另一方面煤改电的电网投资巨大：据测算，10千伏及以下电网平均每户投资达1.35万元，这笔投资显然不能由老百姓承受，换句话说，电网公司投出这一巨款（因涉及居民用户太多）是难以收回来的。而供暖的电网设备仅在供暖季使用，供暖结束后将长期闲置，造成设备资源的极大浪费。使用清洁煤取暖也是“煤改”新路之一，但清洁煤价格要比原煤高出不少，而燃暖效果却和原煤有大的差距。可见，无论是煤改气或煤改电抑或改用清洁煤，使用成本都要大幅提高，短期内有政府补贴，长期下来由民众承受能行吗？经济成本是最大痛点，而供暖效果都不尽如意。还要看到，在煤改气、煤改电的仓促推行过程中，农民只能选择政府招标后确定的厂家和牌子，其中不能排除一些商家将质量不好、功能不行的设备乘机塞给农民，再加上安装完毕后在使用方式、节能技巧告知及售后服务方面跟不上，更会加剧不良问题的发生（14）。从“禁”的角度看，燃油汽车尾气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不一定就低于燃煤，是否就可以大范围禁车呢？民用燃油骄车与取暖燃煤比较，前者是奢侈品，后者是生活必需品，光从环保的角度看，不是更应当被禁止或替代吗？然而 类似“禁车”的政府行为还真的在西安即将发生，后来在市民的一片质疑反对声中才作罢：据2018年7月31日《工人日报》报道，2018年7月23日，西安市公安局、环保局联合发出《关于禁限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下同）》，该通告明确对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天然气）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实施禁限行管控：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全天禁止2013年7月1日前登记的柴油汽车进入三环路（含三环路）以内通行；自2020年8月1日起，全天禁止高排放老旧汽车（应包括2008年8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汽油汽车和2013年7月1日前注册登记的柴油汽车---引者注）在该市行政区域内通行。该通告发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市民强烈反弹，终以西安市副市长就此事在媒体上公开道歉而废止（15）。
再说畜牧养殖。畜牧养殖所生产的肉蛋奶，富含营养，自古属于美味，对民众改善生活极端重要，并有强骨壮身之作用（现在人们食肉及油多滋生“三高” 症，另当别论）。古代中国内地所谓“肉食者”专指达官贵人，一般民众只有少数日子或过节待客时才能吃到肉蛋。游牧民族以肉奶为主食，身体强健。中国长期以农立国，千家万户的小农经济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而畜牧养殖自古在农户经济中占有相当地位。一个农户养一头或两三头猪，几只羊，若干只鸡或鸭。“猪羊满圈，鸡鸭成群”，这是一户殷实农家的重要写照。猪又是农家畜牧养殖的重点。汉字的“家”，即由“宝盖头+ 豕”构成 ，“豕”即是猪。这既可以理解为猪是家中宝，又可以理解为无猪不成家。这是因为不仅猪肥，卖钱价值高，吃猪肉对改善生活很必要。北方农家“小雪杀羊，大雪宰猪”，一个四五口或五六口之家，冬天一羊一猪改善生活就很不错了，或者还能出卖一些。养猪能产生大量粪肥，对肥田长庄稼犹显重要。一户农家，庄稼收获后用余粮、粮食副产物和残渣剩饭养猪，养猪产下粪肥肥田长庄稼，其他家养牲畜也大体是如此，这就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环，推而广之，历史上农村农家都是这样自我循环，也就形成整个农村的良性循环，根本不会因牲畜养殖污染环境。共和国成立后，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农村迎来近代中国农家畜牧业的高峰期，农民生活随之有较大提高，市场肉蛋供应亦颇丰富。后来伴随集体化和极左政策的推行，农户养殖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肉蛋凭票供应，即使这样，农家养猪养羊养鸡并未绝迹，而是在打压中顽强地存在下来。改革开放后，随着土地承包到户，农民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农户养殖业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级政府将发展养殖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养殖业和乡镇企业并列作为农村二三产业，各级各地竞相采取各种鼓励措施进行推进。期间现代配方饲料逐渐登上养殖舞台，并开始从国外引进一些生长快的猪、鸡等种源，工厂化养殖开始显现。九十年代末，我国以生猪为代表的农村养殖业进入世界前列，肉蛋奶市场供应丰富，成为百姓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民众生活前所未有地改善。其间有一些农户通过原始积累，走上专业规模养殖的道路，一些工商企业见有利可图也进入农村养殖领域，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养殖大户和养殖企业。一些百头、几百头甚至千头以上的猪场和几百万只、甚至千万只以上的鸡场开始现身了。期间传统饲料（如由玉米、玉米和谷子等粮食副产物、残渣剩饭和青草等组成的农户自拌猪饲料）、传统地方畜种、传统农户养殖走上衰微之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农村养殖业的支持，支持的重点转向发展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养殖业和集繁育、养殖、屠宰、加工和饲料生产为一体的畜牧企业，为此相继出台了不少优惠政策，包括土地、财税、贷款、硬环境建设（如通路、通电、通水、通气，平整土地等，俗称“四通一平”）等等。其间发展了一批当地农民养殖大户转型升级的畜牧企业和其他行业的企业（以房地产商居多）积累资金后转投畜牧业发展的畜牧企业，官方称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畜牧业特别是生猪、肉鸡蛋鸡行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集中化进一步提高。各地还以五花八门的优惠政策为引诱，开展招商引资竞赛，有实力的知名畜牧企业特别是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往往成为招商重点。如全国生猪屠宰加工行业龙头“雨润”集团一度曾在国内一些省份展开投资布局，成为各地政府招商的座上贵宾，“雨润” 集团借此大肆扩展实力，包括大量圈占土地、猪源、地方财政补贴及国有银行的廉价资金，兼并行内企业。加上定点屠宰、防疫等监管不断趋严（实际上存在单从方便监管考虑的过度监管问题）和配合村屯整治开展的养殖污染治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农村养殖业专业化、规模化、集中化和标准化的升级已进行过多次，很多不够规模达不到标准的养殖场被淘汰了。这一方面导致养殖业的过度集中和过度企业化工厂化，另方面导致大量普通农民包括不少小规模养殖农户不得不退出养殖行业（当然，普通农民退出养殖业还有其他因素，如养猪和打工比较，打工来钱更快），现在很多农村的绝大部分农民已经多年不养猪不养羊不养鸡了，农村养殖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与此同时，几千年来中国农村养殖业和种植业互为依存、良性循环的局面也被根本打破了。过度集中和过度企业化工厂化的养殖及过度强调一体化经营导致养殖行业垄断巨头和垄断同盟的出现，挤出了普通农户和小规模养殖农户，改变了农村种养殖业良性循环的生态链，长远看并不利于环境保护。当然，一些中小规模的养殖场户因初期选址不当，环保措施未跟上，动物粪便、废水等没有得到及时处置造成的环境污染及对其他本地居民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此前结合村屯整治已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专项治理；另外还要看到仍然存留的散养农户和不少小规模的养殖场户在养殖过程中形成的农家肥在自家地里或本村屯其他农户地里就得到了消化，并不存在多少污染（按山东沂水县农村养殖户陈同兵的经验，养80头猪，收集的猪粪还不够10亩苹果地施，需要再买5000元的化肥）。近年铁腕环保之下却在“禁养”、“ 限养”、“淘汰落后养殖产能”的大棒下又推动了新一轮的更为猛烈的集中化，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既有养殖户的利益，更使残存的传统农户养殖和不多的小规模农户养殖遭到沉重打击：浙江截至2014年9月底，全省禁养区关停搬迁养殖场户6.96万个，涉及生猪存栏490.18万头。2015年末，浙江生猪存栏、出栏分别比上年下降24.3%、23.7%。2016年与2012年相比，全国生猪散养户的比例下降了11%。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全国生猪猪肉产量较大幅递减，2016年全国生猪猪肉产量5299.1万吨，比2014年减少6.6%，2017年有一定回升，但仍比2014年减少3.9%。此前从2008 ---2014年7年间，只有2011年比2010年减少了0.13%，其余年份生猪猪肉产量都是逐年增长的。另据不完全统计资讯，2018年全国因环保整治拆迁猪场涉及生猪3000万头。“现在再兴建一个猪场，没有两千万，基本很难生存。”“养猪成了有钱人玩的游戏。”生猪养殖的大幅减少猛烈地推高了肉价，又损害了更为广大的消费者的利益：新牧网数据显示：2016年6月和2015年3月相比，生猪价格由每市斤5.69元上升到10.58元，上涨了将近一倍；2018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重庆读者来信说：“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所生活的地方肉食品价格上涨了很多，特别是居民消费量最大的猪肉价格几乎翻了一番，使得不少居民感到生活的压力增加了。肉食品价格何以会快速增加？应该说与大量的养殖场被关闭有直接关系。”因生猪等养殖场整治性拆迁引发不少纠纷，近年还出现了一些面向被拆迁养殖户维权服务的“拆迁禁养专业维权律师”（16） 。
燃煤取暖和畜牧养殖只是铁腕环保下伤及民生突出、社会舆论反弹强烈的两个领域，此外其他领域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类似问题，有的也很严重。如造纸，由于很多造纸企业遭到关停，近年导致纸价大幅上涨。同时大量的关停、搬迁、淘汰和令人难以捉摸的整治、升级、替代也无疑造成对既有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以浙江省禁养区关停搬迁养殖场户6.96万个（仅截至2014年9月）为例计，近年全国各省区关停搬迁养殖场户至少应不低于200万个。这是多么大的养殖生产力，涉及多少规模养殖户啊！
三、强化环保不能损害民生和公民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所谓“全心全意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特别是将发展工业放在第一位，根本不重视工业企业对环境的污染。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各地政府又竞相开展招商引资竞赛，以此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和牛鼻子来抓，各地展开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企业入驻的竞赛，甚至为此不计成本，不计代价，而很少顾及所招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环评往往走过场，或者是先上车后补（环评）票，有的地方公然提出环保部门要首先服务于经济发展，甚至提出环保要为发展经济让路，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意识往往落后于普通群众，时不时地出现政府官员压制群众对污染企业举报的事件和现象，所以多少年下来，各地造成环保欠账太多。近年不少地方却在铁腕环保之下猛然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倒过来又将环保置于民生和经济发展之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惟环保是问，或关闭，或拆除，或搬迁，或限期整改，大都是事先单方面推出行政决定及相关政策，缺乏和企业与民众的双向沟通，更缺少企业与民众的事前参与，执行起来又雷厉风行，毫不手软，造成企业和民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实际上就是不许讨价还价），只能认“宰”。从常识讲，面对几十年来造成的环保欠账不能由一代人负责和偿还，更不能希图几年就有根本性的改变，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其间也就自然需要容忍、需要平衡、需要沟通，需要兼顾民众的生益，亦需要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现在这样做说得轻些是太急躁了，说得重些那就是横蛮不讲理。而更有甚者，有的地方将以前制定的有关标准和环保措施随意推翻，再出台新的，以作为淘汰生产标准“落后”或环保不达标者的依据（参见前述），使企业和民众又付出额外代价，但政府失去的却是更为宝贵的信用。多年来各地政府常讲取信于民，似如此反复折腾又怎能取信于民？
在伤害民生和伤及政府信用的背后，如前所述，铁腕环保下一些地方政府简单粗暴的行为做法实际上构成了对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侵害，包括对普通民众谋生权利、经营权利、财产权利、住宅权利乃至人身自由权利的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该条还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普通农户和个体工商户应算是个体经济，农民或其他居民办的企业（包括农场、养殖场）证照齐备后应该算是合法的私营经济，其经营权利和利益按宪法理应受到保护。他们在投资和经营过程中形成的财产显然也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应受侵犯。作为私人物权，按《物权法》也理应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如果一些企业和其他经营者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或其他环境法规的有关法条，在关闭、停产、责令整治（包括搬迁、安装符合标准的污染处理设备等）中导致其经营和财产受损，当然是可以理解也是合法的；但在如前所述的“一刀切”的停产、禁养、禁煤、关闭中，必然会伤及无辜或有问题但并不算违法的企业和居民的谋生权、经营权、财产权和其他有关权益。如前述山东省沂水县禁农民传统养猪和山西省蒲县因封山禁牧便强令村民10天内把羊卖掉，就明显是伤及无辜。如前所述，农民传统养猪产生的粪污，一般都消化到自家田地，是千百年来实践证明种养殖业之间行之有效的良性循环，为什么要一禁了之？这明显是对农民合法谋生权、经营权的粗暴干涉，且不说用于肥田的猪粪还是多年来鼓励的绿色肥料。封山禁牧或有道理，但也不能因此禁止农民养羊，更不能强令村民10天内把羊卖掉，这显然是对农民合法谋生权、经营权和合法财产权的多重侵犯。现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是世界通例，而中国官员又特别强调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谋生权、经营权和财产权就是很重要的生存权，也是构成发展权的前提。农民养猪养羊就是其不可剥夺的谋生权和经营权，你把农民几千年来都拥有的养猪养羊等谋生权禁止剥夺了，他怎么生存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居民燃煤取暖也属于重要的生存权，居民有权选择既便宜取暖效果又好的取暖方式，如果政府不能保证长期提供比燃煤更便宜取暖效果更好的取暖方式，就没有权力单方面“禁煤”，就 没有权力禁止居民使用散煤取暖这一重要的生存权利。至于像前述本来按照政府意见已修建、购买或更换升级了环保设施的养殖场、旅游客栈或企业却又被政府告知不算数，这不仅是政府失信的问题，也无疑是对相关公民财产权利的变相侵犯。《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该条还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因居民燃煤取暖、商贩卖煤或个人引燃地里野草遭到刑拘，既有悖情理，骇人听闻，在国家出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找不到对应的法律依据，很明显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非法侵犯，是对《宪法》第三十七条的践踏。《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前述河北省曲阳县派巡逻员到村民家里检查村民是否烧散煤取暖做饭，就有侵犯公民住宅和非法搜查公民住宅的嫌疑。前述曲阳县截至2018年12月2日，该县城中村就清理散煤1736.7吨。《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与补偿。”《物权法》对征收和征用作了具体规定。《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关于“征收”的规定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该法第四十四条关于“征用”的规定是：“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给予补偿。”不知道曲阳县所清理的散煤是否属于征收或征用？是否还归还原所有者或对其进行补偿？如果所清理的散煤不再归还原主也没有进行补偿，就等于非法侵占公民的私有财产。而在北方一些地区“禁煤”的高压形势下，相信绝非一个曲阳县清理收缴散煤（如前所述，曲阳县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禁煤区）。
四、问题不仅仅在下面
应该说，铁腕环保下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和怪现象如果把账都算在地方或基层，有失公正。近年，为了推进环境保护，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给人民一个交待，国家层面下了很大力气，出台了包括经过重要修改的新的《环境保护法》和其他配套环保法规，中央领导人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环保决策，多少次进行批示，下发了一系列文件。主要文件有：《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这些文件总体看贯穿了要求严、急、快的精神：
2013年9月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 加强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整治燃煤小锅炉。加快推进集中供热、“煤改气”、“煤改电”工程建设，到2017年，除必要保留的以外，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的燃煤锅炉，禁止新建每小时2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加快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采取划定禁行区域、经济补偿等方式，逐步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辆。到2015年，淘汰2005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基本淘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内的500万辆黄标车。到2017年，基本淘汰全国范围的黄标车。
2017年8月出台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进一步提出要求：加快散煤污染综合治理，全面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任务。2017年10月底前，“2+26”城市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北京、天津、廊坊、保定市2017年10月底前完成“禁煤区”建设任务，散煤彻底“清零”。已经列入中央财政支持的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12个试点城市(天津、石家庄、唐山、廊坊、保定、衡水、太原、济南、郑州、开封、鹤壁、新乡市)，要加大工作力度，2017年10月底前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地要以乡镇或区县为单位，全行政区域整体推进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工作，集中资源，挂图作战，严禁摊派式在不同村庄零散开展工作。严格防止散煤复烧。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的地区，地方人民政府应将其划定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一律不得燃用散煤。各地要加强监督检查，防止已完成替代的地区散煤复烧。进一步扩大燃煤小锅炉淘汰范围。各地要结合空气质量改善目标要求，提高淘汰标准，扩大实施范围，下更大力度淘汰燃煤锅炉(含茶炉大灶、经营性小煤炉)。在2017年10月底前，北京市城六区及南部平原地区实现无煤化，其他区建成区全部淘汰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全市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清零”。天津市中心城区所有燃煤锅炉、滨海新区和环城四区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区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实现“清零”。河北省各市和直管县建成区淘汰35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石家庄、保定、廊坊市行政区域内全部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他城市县城和城乡结合部也要全部淘汰。山西省城市建成区淘汰20蒸吨及以下、县城淘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山东和河南省淘汰行政区域内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严格控制煤炭消费量。2017年，北京市压减煤炭消费量260万吨、天津市260万吨、河北省600万吨以上，山东省完成《大气十条》确定的煤炭消费减量任务，河南和山西省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煤炭消费总量实现负增长。严厉查处货车超标排放行为。各地要建立对柴油车等高排放货运车辆的全天候、全方位管控网，确保公路货运车辆达标排放，倒逼企业加快提高铁路货运比例。
2018年6月出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更进一步要求：强化“散乱污”企业综合整治。全面开展“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行动。根据产业政策、产业布局规划，以及土地、环保、质量、安全、能耗等要求，制定“散乱污”企业及集群整治标准。实行拉网式排查，建立管理台账。按照“先停后治”的原则，实施分类处置。列入关停取缔类的，基本做到“两断三清”(切断工业用水、用电，清除原料、产品、生产设备)。列入整合搬迁类的，要按照产业发展规模化、现代化的原则，搬迁至工业园区并实施升级改造。 “散乱污”企业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年底前全面完成;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2019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有效推进北方地区清洁取暖。坚持从实际出发，宜电则电、宜气则气、宜煤则煤、宜热则热，确保北方地区群众安全取暖过冬。集中资源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散煤治理，优先以乡镇或区县为单元整体推进。2020年采暖季前，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前提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的平原地区基本完成生活和冬季取暖散煤替代;对暂不具备清洁能源替代条件的山区，积极推广洁净煤，并加强煤质监管，严厉打击销售使用劣质煤行为。开展燃煤锅炉综合整治。加大燃煤小锅炉淘汰力度。县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基本淘汰每小时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及茶水炉、经营性炉灶、储粮烘干设备等燃煤设施，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35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其他地区原则上不再新建每小时10蒸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城市应进一步加大淘汰力度。重点区域基本淘汰每小时35蒸吨以下燃煤锅炉，每小时65蒸吨及以上燃煤锅炉全部完成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大力淘汰老旧车辆。重点区域采取经济补偿、限制使用、严格超标排放监管等方式，大力推进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柴油货车提前淘汰更新，加快淘汰采用稀薄燃烧技术和“油改气”的老旧燃气车辆。各地制定营运柴油货车和燃气车辆提前淘汰更新目标及实施计划。2020年底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营运中型和重型柴油货车100万辆以上。2019年7月1日起，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推广使用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燃气车辆。切实加强秸秆禁烧管控，强化地方各级政府秸秆禁烧主体责任。重点区域建立网格化监管制度，在夏收和秋收阶段开展秸秆禁烧专项巡查。严防因秸秆露天焚烧造成区域性重污染天气。坚持堵疏结合，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全面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到2020年，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坚持铁腕治污，综合运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手段依法从严处罚环境违法行为，强化排污者责任。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未按证排污的，依法依规从严处罚。加强生态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高压式的环保导致地方层层加码、级级加压是必然的，到了基层落实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前述河北省曲阳县发生的一些怪现象就是高压环保之下的产物。2018年8月到11月曲阳县领导被两次约谈。该县县长石志新为此遭到很大压力，他对记者诉说：“曲阳县不属于华北地区的禁煤区，按照去年的规定，要优先保证群众过冬供暖。同时曲阳县还是个半山区县，山区面积占全县的70%，这70%的面积里既不通气，改电也需要电力增容，所以还没有全面拆除小锅炉。”“这些情况我们都反复地跟督察组沟通过，但他们还是把燃煤锅炉作为问题上报了”（17）。
有的文件还专门强调要“提高污染排放标准” ，“鼓励各地制定范围更广、标准更严的落后产能淘汰政策”。但问题是标准频频改变和随意扩大范围，造成生产力和投资的巨大浪费不说，按旧标准投资的设备补偿不补偿？政府出台的标准还有何公信可言？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某庭长曾于2018年10月谈到现实生活中政府出台的一些文件损害公民合法权益、影响法制权威统一的现象（18）。
2018年5月下旬，国家环境保护部制定发布了《禁止环保“一刀切”工作意见》，该文件明确提出要禁止“层层加码”和“级级提速”，并分别对有关行业和特定范围的环保整改作出比较合理且有温度的规范要求。如对养殖业的环保整改要求是：“对于具有合法手续并符合环保要求的，不得采取关停整治措施；对于划入禁养区而未及时清理退出的，要制订工作方案，加强政策衔接，按时序推进，避免短期突击关停，在清理退出过程中尽可能减少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对于没有任何手续，且环境污染突出的小型养殖企业或养殖户，要做细工作，在合理时限内有序整治到位。”文件下发后对环保“一刀切”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作用有限。据前所述，之后“一刀切”问题仍然严重。而且还出现河北曲阳县那样针对居民燃煤的疑似刑拘和具非法侵犯居民住宅嫌疑的怪事。
五、“治大国若烹小鲜”
多年来，各级政府习惯于以打仗思维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出台的文件不少冠以“大战”、“决战”、 “打胜”、“ 取胜”、 “ 决胜”、 “ 攻坚”、“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用语，近年出台的环保整治文件也不例外。但无论发展经济和治理污染，都涉及复杂的因果链条和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生态环境治理更为复杂：生态环境是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总和，自然运动、气候演变、人的活动都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变化，而且世界各国各地区、七大洲四大洋，中国各省各地，近海、陆地、河流、湖泊、森林、草原、山丘，城市、农村构成了生态环境的整体，很难分割，它们之间形成许多复杂细密的有为人知有不为人知的多种多样的关系，中国和中国的某区域、某省、某市、某县都不可能独立于外，更不可能独善其身。由此可见，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成因有人为的重要因素，但不能都算到人的头上，更不能都算到国人的头上，即使退一步说完全由国人负责，那也是长期的对环境的透支至少是几十年对环境的透支日积月累造成的，不能由一代人负责，更不能由一代人的某部分人重点偿还。作战的思维、毕其功于一役或几役的思想更不可取。如果说不能用作战的思维发展市场经济，那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环境治理更不能用作战的思维。如上所述，生态环境要远比经济复杂得多的多，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也要远比经济长得多的多，其中许多因素和成因并不为人们掌握，人们宣称掌握的一些因素和成因如果深度追问也不一定真正掌握。对生态环境要持敬畏谦卑之态，对生态环境的整治也要持重视谦虚之姿，立足长远，尊重规律，谋划周详，上下结合，多方交流，调动官民两方面的积极性，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和关系，真正让企业和民众主动参与进来而不是成为被动整治的对象，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思想和做法。如此为好。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治理大的国家忌讳反复折腾。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是说对不仁的人，恨的太过分，就会激起祸乱。如果把孔子的这句话用在对待环境污染上，那我们对环境污染就要有容忍度，要有长期治理的平和心态，整治环境污染下药不能太猛太急，不然就会出现其他“乱子”。
治国以安民为首，安民是治国之本。
注释：
（1）见《“市长被约谈后，猪就不让养了” 养猪大县下了“禁猪令”》，特约撰稿人刘文慧发自山东临沂，2015年5月28日《南方周末》
（2）见《“ 卖羊令”焉能“突如其来”》，姚媛，2016年8月10日《农民日报》
（3）见《 “大理”：消失的客栈》，2017年5月17日《报刊文摘》，李小翠摘自《看天下》第11期，作者张鑫明；《大理客栈老板的新年愿望：一起开业》，记者王韬，2017年12月28日《南方周末》；《洱海治污先铲蒜引争议》，2018年10月15日《报刊文摘》，源于2018年10月10日《科技日报》
（4）见《 “ 畜禽禁养”要环保部和农业部评理：为何吃肉可以，养猪不许》，2017年6月12日《报刊文摘》，来源2017年6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
（5）见《政策切莫〈翻烙饼〉》，2017年7月24日《报刊文摘》，摘自2017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刘强的文章
（6）见《禁煤区：蓝天与煤、电、气的博弈》，2018年4月11日《报刊文摘》，据陕西广播电视台报道
（7）见：《烧散煤取暖被拘为何频频上演》，2018年12月14日《报刊文摘》，来源于2018年12月12日上观新闻，曹飞文；《环保也应优先保障民生》，辛省志，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8）见《铁腕治污不能搞“一律截肢”》， 2018年4月9日《报刊文摘》，源于2018年4月4日澎湃新闻网，《半月谈》
（9）见《中央环保督查组批地方漠视百姓诉求 生活用电“一刀切”是滥作为》，2018年12月10日《报刊文摘》，来源：2018年12月1日《法制日报》
（10）见《禁煤“从严”为何难以服众》，郭少雅，2018年12月12日《农民日报》；《环保也应优先保障民生》，辛省志，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11）《焦虑的河北煤城曲阳》，记者汤禹成等，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见《今冬供暖以来全省好天气同比增两成》，记者关艳玲，2017年11月《辽宁日报》
（12）以上参见《农村煤改气每户补贴4000元，农民为何不买账，老农终于说出来原委》，布衣聊农事，2017年12月5日，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农村煤改气正在进行中，影响了多少农民的生活》，乡下小土著，2017年10月6日，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农村取暖：环保重压下的清洁之路》，记者王玉琪、吴佩，2018年4月21日《农民日报》；《散煤消失的地方》，2017年10月18日《报刊文摘》，摘自2017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报》微信号“深一度”作者祖一飞）》
（13）以上参见《农村煤改气每户补贴4000元，农民为何不买账，老农终于说出来原委》，布衣聊农事，2017年12月5日，微信公众号：百家号；《农村煤改气正在进行中，影响了多少农民的生活》，乡下小土著，2017年10月6日，微信公众号：百家号；《煤改气：蓝天与煤、电、气的博弈》，2018年4月11日《报刊文摘》，摘自《MEMO2017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作者邢海洋，三联书店出版社；《大面积“煤改气”宣告失败，“气改电”已提上日程》，2017年10月29 日，能源 ；《叫停的“煤改气”，应该如何写“结案报告”？》，添瑞祥德煤改电，2018年1月31日，微信公众号：百家号
（14）以上参见百度搜索：“北京煤改电吧”等有关煤改电的“吧坛”；搜狐：《“煤改电”热泵采暖“人设崩塌”成骗局？》，2018年12月3日，技术污染锤子；《煤改气：蓝天与煤、电、气的博弈》，2018年4月11日《报刊文摘》，摘自《MEMO2017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与态度》，作者邢海洋，三联书店出版社
（15）见《西安汽车禁限行政策惹争议》，2018年8月3日《报刊文摘》，来源于2018年7月31日《工人日报》
（16）以上所引数据和引文见：《环保落地，猪价上天 养猪开启高门槛时代》，记者罗欢欢，2016年7月14日《南方周末》；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猪肉价格暴跌有五大原因，你知道几条？》，宏萌live，微公号--百家号，2018年5月15日；《以人为本，民生优先》，重庆璧山袁义，2018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
（17）见 《焦虑的河北煤城曲阳》，记者汤禹成等，2018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
（18）见《最高法：一些部门地方乱发文件损害公民权利》，2018年11月5日《报刊文摘》，来源：2018年10月31日《北京青年报》报道
2018年12月31日成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