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军事统帅、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去世后，被美国人誉为：“战争时期的第一人，和平时期的第一人，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1）。华盛顿获此盛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事功，而是因为他的赫然事功和他高尚的政治道德融为一体的缘故。作为独立战争军事统帅的华盛顿，他抛开富裕和舒适的庄园主生活毅然率领临时草创的大陆民军历经艰难困苦打败在武器装备和作战能力方面均占有优势的正规英军，赢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开创了新生的美国；作为费城制宪会议主席的华盛顿，他引领制定宪法，为这个新生国家奠定了繁荣昌盛的民主法治基础；作为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他在当选后自凑盘缠从庄园到临时首都去上任（2），担任总统期间领导构建了美国政府的基本框架，拒绝在“总统”前冠以任何尊贵的称号，施政用人公明廉正、不徇私情，两届总统期满后又坚决回归庄园，再不恋栈（3），无论别人怎么劝说和怂恿都无动于衷，为后来的美国总统树立了光辉榜样。美国有华盛顿，美国人世代尊重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之大幸！
那么，中国第一人抑或说中国军政两界事功和道德集于一身的第一人是谁呢？古代年远纷繁难论，近代以来窃以为非蔡锷将军莫属。
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汉族，湖南邵阳人，生于清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时应科试，成绩拔萃，后入由梁启超任主讲的湖南时务学堂学习，又应梁启超之召，东渡日本就学，以优秀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回国后先后在湖南、广西任新军教官、总教官等，督练新军，期间加入同盟会，曾秘密运送武器支持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后赴昆明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团长），武昌起义爆发后，蔡锷与三十七协革命军官发动云南“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任云南都督期间曾组织军队入藏平叛，后蔡锷辞去云南都督职，离滇赴京，任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陆军编译部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参政院参政，封为昭威将军，后又进入袁世凯组建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袁世凯导演复辟帝制，蔡锷和梁启超定策，离京绕道回到云南，和云南将军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武装讨袁，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并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蔡锷因病于中华民国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日离世，年三十四岁，经中华民国国会决定为其举行了国葬。
蔡锷为人身材单薄，清矍挺拔，志意纯良，品性高洁，文才出众，武略超群，勇于任事，极有担当。在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方面，蔡锷一方面追求民主共和，另一方面追求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曾提出“军国民思想”，主张建设一支服从国家意志的勇毅善战之军，主动求战，至少战胜一个假想敌。提出“军人不党”，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政治家和军人都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以“道德爱国”，须远离争权夺利。
蔡锷在短短三十四岁的一生中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参加发动并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取得云南革命独立，还帮助和带动四川革命独立，为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第二件是为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发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恢复了中华民国。这两件大事，成就了蔡锷短暂一生的绚丽业绩。特别是后一件大事，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占有重要地位。如果包括出兵西藏平叛，蔡锷短暂的一生其实干了三件大事。或曰，虽然蔡锷领导的护国战争恢复了中华民国，但后来的中华民国又陷入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导致日本的全面侵略，与护国战争的初衷大相径庭。事实确实如此，但并不能因此抹煞护国战争的伟大意义和蔡锷将军独一无二的历史性贡献。蔡锷当然也不能为中华民国后来多变乖棘的历史负责。
如单从事功大小来看，蔡锷当然在近代的中国军政界不能占第一席，但如果从事功的本身价值和长远意义来看，如果将事功的价值意义和个人政治道德加以综合，那蔡锷就应当占第一席，因为综合地看再无第二人能和蔡锷比肩。特别是在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道德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或政治军事家鲜有能作为全社会真正榜样的人物，他们或者囿于个人的政治道德缺陷，或者囿于党派的狭隘利益及偏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因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政治投机者，追求军政事业成功者多，追求军政道德高尚者希，或者认为军政事业的成功就等于军政道德的高尚。环顾梭巡中国近代历史，历数中国近代政治军事领袖和著名人物，只有蔡锷是个异数，而这个异数又恰恰早逝。
近些年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为官为人做事被不少中国人奉为楷模，曾国藩居然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这块土地上多年火着，关于他的书出了一批又一批，而蔡锷却鲜有人注意和挖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对政治人物认知、好恶、推崇上的悲哀。从大历史看，曾国藩也是近代人物，恰恰也是湖南人，蒋介石、毛泽东都很佩服曾国藩。但以笔者看，曾国藩固然有不少过人之处，但实在算不上是近代以来军政界的榜样人物，只能算是满清专制政权有力的和忠心的维护者，而曾的一些作为却颇多商榷之处。别的不论，单就曾国藩早年办团练时大肆滥杀无辜、后率领湘军作战时对投降太平军的残忍屠杀（多批次剜目凌迟或凌迟枭首）包括攻占南京后大杀太平军达十余万和放纵湘军洗劫全城，其做人道德和政治道德就足可令人生疑。后人缅其为“曾文正”，时人曾称其为“曾剃头”。作为军政人物，他的实际行事和其致子弟家书中的道德要求存在不小距离。就事功价值、事功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道德统一看，曾国藩和蔡锷即使不是萤火和皓月之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在近代中国，蔡锷就像乌云中的彩虹，夜空中的彗星，虽然短暂，但留下令人难忘的亮丽和绚烂：
蔡锷心系共和，谋求中国走上民主自由道路，勇为他认准的道义现身，他的追求是崇高的，献身是真诚的，但他又能将崇高的追求和理智的务实充分结合起来，先是东渡日本投学军校，通过刻苦训练和学习取得优异成绩，增长了真正的军事本领，回国后又多年来默默地在满清军界致力于足踏实地的练兵经武行动和军事实力的积累，以至在很长的时间里不被人理解，甚至被人误解排挤，但他不恤人非，不改初衷，依然故我，而在时机勃发之际出人意料的走上革命道路，非常坚决地推动武装起义，取得一鸣惊人的效果。蔡锷少小应科试，后又考入时务学堂，是受到新思想熏陶的典型的读书人，加之身材瘦弱，从出身和外表看和军人挂不上钩。但他目睹戊戌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死于满清的屠刀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被镇压等，便决心投考军校、走从军报国的道路。在老师梁启超的帮助下，蔡锷先进入日本东京成城学校（后更名为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结业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先到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学四个多月，之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训练以残忍著称，蔡锷通过刻苦训练和学习，终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同期百余名学生中大致名列第五）。通过军校，蔡锷练成一手好功夫。在仙台骑兵第二联队时，蔡锷就被称为神枪手，他骑马射击，百发百中，因此还担任了“射击教范”。马术更绝：骑马时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锷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按着马臀，一纵而上。为适应将来的战争，蔡锷练得可以长时间骑马和游泳。在理论学科方面，他系统学习了战术学、战争史、军制学、兵器学、射击学、航空学、筑城学、交通学、测绘学、卫生学、教育学、马学、军队教育、一般教育、外国语等（由此也可见日本军校当时学科的设置之全，要知道那是二十世纪之初），各学科成绩甚为突出。军校学成归国后，蔡锷先在江西、湖南任军学堂监督、教官等，后应广西巡抚李经羲盛邀，赴广西督练新军。先担任新兵总教官一类等编练新兵的职务，后又任统带、协统、兵备总办等主领新军职务，在此边陲省份致力练军训军整军，在南宁寓所亲书“淡泊明志、夙夜在公”八字自勉，埋头一干就是五年。此期间他没有宣传、组织过革命，反而和革命党人刻意保持着距离，但却秘密加入了同盟会，而且应黄兴要求秘密运送一批武器支持革命党人的镇南关起义。蔡锷还创办了广西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和测绘局，完成四千里边防巡查，制成《越南要塞图说》、《桂边要塞图说》，组建了军人“武德会”，提倡军人武德化，后改为秘密组织“建国团”。等等。蔡锷整军经武的目的一方面内谋中国自由民主，不受专制之羁；另方面外谋中国独立强大，不受强敌之累。但恰恰因为他思想上有远大追求，而行事却沉静独特，内心赞同革命表面又和革命党人格格不入，“就是对于清廷也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平时“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冷静、稳健、隐退”（4），加之严格整军（5）、主持考试甄选合格军人得罪了一些人，竟遭到广西新军中激进同盟会员及地方咨议局议员的双重非议和排挤，以至掀起一股“驱蔡”风潮，后经清廷北京军咨处派员详查，认为对蔡锷的非议“大半枉诬抉嫌，毫无实据”，才澄清真相，平息事态。虽然如此，蔡锷在广西已不好再干下去，而已升任云贵总督的老上司李经羲又数次诚邀，于是蔡锷离开广西赴云南，担任了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不久武昌起义爆发，云南新军三十七协中的革命军官也酝酿起义，蔡锷参加了起义的密谋活动，前后多次召开密谋会议。在第四次会议上，有的军官提出起义应从缓，因军心不稳，一旦因起义搞乱形势，担心列强干涉,蔡锷分析了形势，认为云南起义不应拖延，而应速举,至于外人干涉，蔡锷认为以革命大势计，不足为虑。蔡锷的观点得到多数人赞同，其议乃决，参加会议的七名军官当场歃血为盟。接着在第五次密谋会议上公推蔡锷为起义总指挥，云南起义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三十日、农历九月初九爆发，史称“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蔡锷又被公推为云南都督。都督府发表声明，提出建设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家，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一体，改良政治，发达民权。同时发布《讨满洲徼》，徼文中重申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蔡锷领导下，云南很快成为武昌起义后西南民主共和的堡垒。
蔡锷心系国家整体利益，改变中国积弱，促进中国强大，是他心心念念的目标，他效忠的是中华民国，而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党派，他追求的是如何能更好地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图谋更大的权力和地盘，为此，需要时他能做到毅然不计前嫌，毅然以大局为重议出恢弘，毅然放弃已有的权力，毅然向掌握他升迁命运的“尊者”提出在别人看来是不识进退的谏诤之言。蔡锷的根本政治主张和人格本与袁世凯格格不入。在一九一二年初南北议和时，蔡锷以云南都督身份致电已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及独立各省的都督，明确反对议和，提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我再株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触动也。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6）。几天后再致电孙中山等重申反对议和，认为袁世凯借议和“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提醒孙中山不要“坠袁之狡谋”。这两份电报表明，当时蔡锷不仅视袁为敌人，且属滑贼，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当南北议和已成定局，孙中山答应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但要求袁世凯必须到南京就职，亦即提出定都南京，为此南北之间及同盟会内部又因都城问题起了龃龉。蔡锷分别致电孙中山和袁世凯电指出：“鄙意所忧虑者，则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指退位清室）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凌之渐，黄河以北沦入毡裘，甚非国家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7）。蔡锷的电文显然不是声援袁世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而是从历史传统、国家大局、民国大局出发提出的中肯建议，或曰公论。蔡锷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统一共和党的重要筹建者，又被公推为统一共和党总干事，实际主持其常务工作。但当他看到民国之初政党林立、意见纷呈、党同伐异，徇私而相互攻击，出现“政党之利未收，而害已毕见”的状况，便致电中央和各省，建议现时各党可自行解散，“另行结合政见相同之健全分子，以先立雏形，而不必急求党势之扩张”（8），以利组建有秩序有力量、在议院和国会能“维持指导”、“巩固邦基”之党，带头提出统一共和党先行解散，以为天下倡。提出“军人不党”的主张，不久便宣布退出统一共和党，示践行所倡。而当国民党领军人物宋教仁被刺、舆论汹汹、袁世凯有重大主使刺宋嫌疑，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图谋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则通电命令各省军政当局维持治安，声称如有扰乱和平、酿成暴动者，本大总统绝不会坐视，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发电致袁世凯、孙中山和各省都督，主张宋案由法律解决，坚决反对用兵：“应以静候法庭之裁判为主，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辞而乱视听”（9）。后又劝告受孙中山鼓动起兵湖口的李烈钧“体念现时国势之危险与后日亡国之痛苦，告诫旧部解甲罢兵”，还敦促江苏都督程德全和黄兴“劝协和（李烈钧字）共蠲（音同“捐”）小忿，早日罢兵”（10）。另一方面，蔡锷为维持东南大局，以防不测，又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意欲组织滇、黔、川、桂四省联军假道湖南，进驻南北重镇武汉，“劝令宁、赣（宁、赣即南京和江西，武装讨袁的主要发动地）罢兵，共蠲小忿，以撑危局”（11）。后又连电各省都督，主张早日罢兵、保土安民，维持统一。紧接着讨袁军在袁世凯北洋军的反攻下节节败退，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四省联军计划未及成行，但蔡锷致力法治和平、不欲武装内乱而为此倡议擘划的拳拳之心，尤可叹可悯。之后蔡锷又主动辞去云南都督入京就职，此事留下诸多悬疑，但平心论之，却符合蔡锷一贯的行事风格。从表面看，都督乃一省地方军政首席大员，蔡锷在领导云南起义后被推为都督，几年来治理云南政绩显著，深得滇人爱戴，树立了崇高威信，且影响波及黔、川、桂三省，按说是不应当辞职的，而他入京后又必在袁世凯手下工作，换句话说就是辅佐袁世凯，但如上所述，他和袁世凯无论政治追求和心性上都不是同道人，辛亥革命初期视袁为“滑贼”，后来在定都、刺宋事件、武装讨袁问题上从公义出发发表立场观点，这些立场观点虽从客观上看都和孙中山相左、显示支持袁世凯，但这丝毫不表明蔡锷就成了拥袁派，这次蔡锷辞职进京甘愿在袁手下做事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想更有益于国家，当然也包含着想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而这个舞台从现实看只有袁世凯才能给他，这就只能捐弃前嫌寻求和袁世凯共事。这是蔡锷的胸襟。从袁世凯方面说，明知蔡锷是难得之才，担心以蔡锷之人才威望，在西南坐大，调来中央，入其彀中，便于控制使用，而蔡锷支持中央集权的立场也颇得袁世凯注意，另外当时袁世凯有改造北洋军的念头，蔡锷长于练兵，就想利用蔡锷为其训练一批模范新军。当时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对其辞掉云南都督赴京履职是这样评述的：“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微休息休息”（12）。而蔡锷自己离开云南前在对营长以上的军官讲话中坦言：“我此次被调入京，不日即将起行。现任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戌（指“戊戌变法”）那年（事）…..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13）。蔡锷来京之后，袁世凯先聘其为总统府高级军事顾问、陆军编译部副总裁（总裁是段祺瑞），又委蔡锷为参政，后指派蔡锷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这个统率办事处实际上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而其他五名办事员分别是陆军总长段祺瑞、海军总长刘冠雄、参谋次长陈宦、海军上将萨冰镇、陆军上将王士珍。同年袁设将军府，又加蔡锷昭威将军衔。考虑到袁世凯需要平衡北洋军老将如段祺瑞等和蔡锷的职务关系，应该说对蔡锷已颇为重用了。但因为从本质上说蔡锷和袁世凯“其道不同”，袁世凯视权力为生命，蔡锷视人格为生命，袁世凯将个人权力置于其他一切包括国家利益之上，蔡锷将“苟利国家”置于其他一切包括权力和个人前途之上，这就注定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相左，而蔡锷从“苟利国家”出发，并不惮于以下属因发表相左意见或直言谏诤而得罪袁世凯，这也就注定他们必然会分道扬镳。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无暇东顾，其在我胶东半岛的租借地及相关权益遭到日本觊觎，日本要求德国将胶东半岛的租借地及相关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遭到德国拒绝，德国提出将胶东半岛所占特权交付中国，遭到日本的阻挠和威胁，日军随后强行大规模登陆胶东半岛展开进攻（很快便占领德国原来的势力范围并有所超越），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只是对此提出抗议，并未采取其他有力行动，日本当然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蔡锷与梁启超等人联署提出质问案，要求袁世凯对坐视日军强行登陆胶东半岛作出答复。紧接着日本又向袁世凯政府递出具有全面干涉中国主权性质的“二十一条”，蔡锷在参政院针锋相对发表演说，要求袁世凯政府拒绝日本的“二十一条”。后袁世凯经过谈判争取，以“容日后协商”为词拒绝了对中国危害最大的第五号条款，接受了其他条款。蔡锷对此不能容忍，着一身戎装向袁世凯呈递了一封秘密对日作战计划，袁世凯没有采纳。这两件事之后，尽管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袁世凯和蔡锷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卑劣行径和不知天下有羞耻事而热闹纷繁的劝进活动，蔡锷决心孤注一掷，抗争到底，以为中国人争人格，为天下人争正义，为中华民国争自由，这是何等的光明正大，何等的高尚磊落，何等的浩然之气，伟大的护国战争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绝响，以身许国的蔡锷将军由此成为近代中国的传奇，护国战争胜利了，精明过人的袁世凯的帝制自为连同他自己都成了黄粱一梦，心力交瘁身染重疴的蔡锷渡日不返，使他永远定格于年轻的三十四岁，三十四岁，这还是多么令人遐想联翩的年龄，前面还有多少有关民族国运的军政大事等待他去参与，但却永远等不来了，这是古老中国之不幸抑或是蔡锷洁身而逝之幸？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和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后，以为大权在握，尽可为所欲为，国人其奈我何，于是开始筹划帝制，推进复古事宜，制造帝宪舆论，导演官民劝进，上演种种掩人耳目的丑行，在帝制复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蔡锷冷眼观之，决心揭旗反袁。早在杨度组织“筹安会”时，蔡锷就已志决。杨度曾几次拜访蔡锷，劝蔡锷加入“筹安会”发起人的行列，蔡锷未置可否。但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就去天津面见恩师梁启超，谈了北京的形势和很多党人文人军人被袁世凯收买的情况，表明自己的看法和决心：“眼看着不久便使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籍，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14）。这样，蔡锷和梁启超“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15）。并相约功成不在朝，兵败不亡命，不成功便成仁。“为四万万争人格”，是何等的胸襟气魄和金石掷地之言！这就是蔡锷“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的出发点。而如前所述，蔡锷本是反对用兵内战的，他认为：“国内战争，实出万不得已，应以哀矜悱恻之意而出。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饮恨良多”（16）。而这一次正当“实出万不得已”之情境：不起而抗争，中国“四万万人格”在世界面前顿失；而面对袁世凯的强力专制，不以兵抗争，其他方式的抗争又有多大作用？又怎能挽救中华民国？于是蔡锷精心布置、虚与委蛇、高蹈远翥、万里间关、以生命做赌注（袁世凯得知蔡锷之行，曾于蔡锷转道入境之后多处部署杀手）回到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当他见到云南都督唐继尧时，便开诚布公地说：“我已到此，只有两个办法，不是你从我，便是我从你。如要我从你，你可将我头断下送交袁世凯，你可得一个公爵或一个亲王头衔。如你能从我，我两人一个坐镇滇中，一个率师入川作战。两事你任择其一可也”（17）。唐继尧经过犹疑后终同意和蔡锷共同举义，于是唐、蔡二人和云南军政要员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仁，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共殛”（18）。于是神圣的护国战争从边僻云南发起。蔡锷原本患有肺结核病，因发动和指挥护国战事，延迟治疗和操劳过度而加重，使病魔侵入喉部，以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说话声音微弱的听不清，瘦得像鬼，“整个脸上只有两眼还闪闪发光”，而战事在最艰难的时候，由于供应几断，前线护国军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军火子弹也面临枯竭，“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地死在哪里”（19）。护国战争真经过“万苦千辛”和无数煎熬方获得胜利。袁记洪宪王朝倒台，中华民国得以恢复。蔡锷写了“护国岩铭”，刻勒于永宁河畔一块巨石上，以之记念。其铭曰：“护国之要，唯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20）。当护国战争的大局已定，唐继尧等人要乘善后之机扩展实力和地盘，蔡锷致电唐继尧等：“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唯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今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未始非善”（21）。护国战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在蔡锷一再请求下，北京民国政府批准他辞职赴日就医。时为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连电敦请蔡锷到北京治病，并愿以总理一职相让，后又内定蔡锷为参谋总长兼湖北督军，蔡锷一律谢绝，决然东渡日本。但终因沉疴难起，病逝于日本福冈。临逝前遗言云：“（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徳爱国。（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临电哀鸣，伏乞慈鉴”（22）。蔡锷死时年仅三十四岁，这是多么年轻而优秀的生命？后来的中国又有多少世事需要他这样真正无私磊落、大智大勇、才德双全的人去参与，为何天不假年？中华民国政府为蔡锷将军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成为中华民国史上“国葬第一人”。在四川公祭蔡锷的大会上，“滇川黔军官兵垂涕而行，有跪不能起者”（23）。云天垂泪，群山呜咽，茫茫中华，何多此英？斯人已逝，浩气长存！
蔡锷一介清矍身率正气，乃难得仁心宅厚之伟人，其风范不仅体现在大事上，也体现在小事和细节上，斯人离逝已一百余年，但国人对其评价犹鲜活生色，闻其评更想见其人，蔡锷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传奇，一个难以超越的人格高峰，一个真正本色的英雄，他的事业和人品是值的中华民族高度珍惜的精神财富，亟愿蔡锷将军之精神能为当代和今后的中国有所传承。前清地方大员李经羲对蔡锷有知遇之恩：李经羲任广西巡抚时，就破格聘用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等职，委以督办广西新军的重任；后来李经羲调升云贵总督，而蔡锷在广西受到排挤，处境艰难，李经羲又将蔡锷调到云南，出任三十七协协统，这客观上为蔡锷在云南起义中被推为总指挥及起义后担任云南都督垫了重要一步。蔡锷志在革命，同时也不忘李的知遇之恩，在起义前夕知会了李经羲，李经羲得以即时躲藏起来，起义成功、云南都督府成立后，蔡锷派兵护送李经羲及其家眷离开云南，并赠送五千大洋作盘缠。蔡锷任云南都督之初，云南财政非常困难，为了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为官员树立榜样，蔡锷带头减薪，将都督月薪从原定的六百两减为一百二十两，副都督从四百两减到八十两，其他官员依次递减，级别越高，减幅越大，过了一段时间蔡锷又带头把月薪减到六十两，这仅相当于一个营长的工资了。他的兄弟从湖南来找他谋职，蔡锷对其弟说，此地没有位置适合你，给路费打发其回湘。时为云南省政府秘书长的周钟岳说：“蔡先生私生活极为严谨，任云南都督时绝不妄用一人，滥费一钱”（24）。蔡锷灵柩归国后，北京、上海、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都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与蔡锷有师生之谊的梁启超在上海的公祭大会做了一次“泣不成声”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大家向蔡公学什么，“第一，要学学问，方能受教育做伟事。第二，须心地好。因蔡公心地光明，毫无权利思想，致能丰功伟业。……蔡公常言，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窃愿国人念之。第三，蔡公行事坚强不挠，处己接物心如一，世人能步其后尘，不慕荣利，不贪虚名，凡百职事，能不论大小，保持责守，自能为社会所欢迎。第四，蔡公做事非常谨慎，……凡百作事，全在精神谨细缜密，不致失败，故以最短时间而能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第五，他立志甚坚，无论公私各事，非达到目的不止。平居以孟子天降大任一节佩颂最深，故其处事勇往直前，不畏困难”（25）。国内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至普通民众纷纷敬献挽联痛悼。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挽联书：“军人模范，国民模范；自由精神，共和精神”（26）。梁启超痛悼爱徒的挽联是：“吾见子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天未丧斯文而忍丧其贤耶”（27）。孙中山的挽联是：“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康有为的挽联是：“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思子之故，怕闻鼙鼓之声来！”和蔡锷共同举事的唐继尧的挽联是：“所至以整军保民为要图，众论之归，大将慈祥曹武惠；平时惟读书致用相敦勖，公言不死，秀才忧乐范希文。”帝制复辟舆论制造者杨度的挽联是：“魂魄异乡归，于今豪杰为神，万里河山皆雨泣；东南民力尽，太息疮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丁怀瑾的挽联是：“成不居首功，败不作亡命，誓师二语，何等光明，故一旅突兴再造共和；下无逞意见，上无争利权，遗书数言，如斯深切，问举国朝野奚慰英灵？”（28）。
注释：
重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袁泉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北京第一版；《1911》,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北京第一版；百度百科词条：《蔡锷》
二、引文出处及有关解释
（1）引自《华盛顿传》，开邑编著，381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年4月第一版
（2）华盛顿出任美国独立战争军事统帅六年期间，庄园荒芜，家中欠下很多外债，战争结束后他重整庄园，刚刚还清外债，手头拮据，四处筹借才凑足前往首都赴任总统的路费
（3）当时美国总统没有任期限制，任期限制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之后
（4）转引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85页，袁泉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北京第一版
（5）蔡锷曾一天撤换了二十多个军官，裁掉二百多个士兵，这些大都是军痞
（6）转引自同上书，127页
（7）转引自同上书，128页
（8）转引自同上书，129页
（9）转引自同上书，130页
（10）转引自同上书，131页
（11）转引自同上书，同页
（12）转引自同上书，164页
（13）转引自《1911》,624页，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北京第一版
（14）转引自同上书，625页
（15）转引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46页，袁泉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北京第一版
（16）转引自《1911》,623页，王树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北京第一版
（17）转引自同上书，628页
（18）转引自同上书，629页
（19）转引自同上书，637页
（20）转引自《我和外公眼中的蔡锷将军》，258页，袁泉著，中华书局2013年1月北京第一版
（21）转引自同上书，221页
（22）转引自同上书，272页
（23）转引自同上书，271页
（24）转引自同上书，107页
（25）转引自同上书，48页
（26）转引自同上书，13页
（27）转引自同上书，48页
（28）从孙中山到丁怀瑾的挽联均转引自百度百科词条《蔡锷》
二零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完稿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