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八年是戊戌变法双甲子周年，又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适逢这两大周年，是应该有所纪念的！

一百二十年前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的夏秋之际（从光绪二十四年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当年八月初六），在时为“大清”的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京师北京城，上演了一幕空前瑰丽奇伟的政治变革大剧，因是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便被叫作“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所以是空前瑰丽奇伟的政治变革大剧，是因为这场变法实质上针对的是秦汉以来在中国行之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欲对这个专制制度动大手术，所操之刀和手术图型则借之于遥远的西洋及不那么远的东洋，是被历代中国皇朝称之为“夷”和当时清王朝称之为“洋夷”的“舶来品”， 用此“舶来”的手术刀和手术图型欲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变法，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抑或是其他变法都不可和这次变法同日而语。

但空前瑰丽奇伟的戊戌变法却最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固然可以罗列好多条，而且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悲壮的必然性，但失败的是戊戌变法，留存的却是戊戌精神，伟大的戊戌精神绝不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亡，恰恰相反，戊戌变法所以常说常新，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变法蕴藏着珍贵的伟大的戊戌精神。如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梁启超所论：“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反反相衔，动动不已，而新世界成焉。”“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止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1）。

什么是伟大的戊戌精神？

梁启超以为：“若其精神，则纯以国民公利公益为主。务在养一国之才，更一国之政，采一国之意，办一国之事。盖立国之大原，于是乎在。精神既立，则形式随之而进，虽有不备，不忧其后之不改良也。此戊戌维新之真相也” （2）。

梁启超可谓洞见戊戌精神的本质。

在其本质涵盖之下，窃以为伟大的戊戌精神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布衣担当精神，就是以和平手段追求全变大变的革新精神，就是伸张民权的精神，就是勇于为变法献身的精神。

戊戌变法是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一群无权无势的年轻士子发起的，他们无权，但有广纳天下新知良法的开阔眼界和头脑，他们无势，但有深忧国危时艰热忱任事之纯粹澎湃之心，他们无所顾忌，勇往直前，有那么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畏之气，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荦然大志，就是凭着这种有深厚历史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布衣士子的担当精神，终于焕发了社会的良知，叩开了重重叠叠的紫禁城，得到同样年轻的具有改革愿望的光绪皇帝的支持，才使变法的春风尽管短暂、然而终于吹醒了古老沉睡的中国大地。

戊戌变法是在和平条件下谋求对中国行之几千年的皇权专制制度进行改制易轨，说她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亦不为过。为什么要对皇权专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以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一批清朝大员在“变用不变经”的指导思想下开展了不少旨在富国强兵的洋务新政式改革，在这些新政中筑成的铁路、发展的矿务、建成的船厂、举办的军火工业包括创办的新式水师虽然从物质条件方面为古老中国攀上近代化之途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腐朽的专制制度下也滋生了大量弊端和腐败行为，并未达到自强的目的，随着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曾引以自豪的最大新政成果——北洋水师的覆灭，陆海清军一败涂地，接着是集严重赔款割地、丧权辱国为一体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惊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布衣维新士子，在康有为不懈的伏阙上书及他和弟子们的奔走呼号下，使光绪皇帝及一些清廷年轻臣僚终于认识到洋务派改革的失败就在于“根本未变，大制未新，少袭皮毛，未易骨髓”（3），接受了康有为等维新士子提出的“全变”“ 大变”， “尽变旧法”，“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 的主张，和光绪皇帝达成从制度上变起的共识。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下的变法谕旨应该说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全变”“ 大变”的精神。

戊戌变法的精髓所在是伸张民权，而这种伸张民权又是在 “以君权行变法”的形式下进行的。康有为前后凡七次上书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兴民权”。他十分推崇西方的“庶政与国民共之”的民主精神，提出“君民同治”，设“议郎”以“上驳诏书、下达民情”。 梁启超认为“政府压制民权，政府之罪也；民不求自伸其权，亦民之罪也”。戊戌变法运动体现了康梁的兴民权思想：政治上鼓励士民上书言政，经济上鼓励民间大办实业（包括军火工业），文化上鼓励绅民自由办报纸、办学会、办教育，因而出现了“学会林立，万众沸腾”，“人人封章，得直达于上，举国鼓舞欢蹈，争求上书”的局面 （4）。

戊戌变法最终被慈禧太后以暴力镇压下去，康有为、梁启超两变法领袖亡命国外，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光仁、杨深秀“戊戌六君子”血染北京菜市口。谭嗣同本来可以走脱，但他故意不走，决心慷慨献身以祭变法，他在一百二十年前对梁启超如此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对再三劝他出走的日本志士所说的话至今如金钟震郁：“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5）。这是何等的大丈夫气概！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 （6）。谭嗣同等就是持有这种精神的变法志士。刘光第是四川富顺县赵化镇人，他在临刑前质问刽子手：“不问而诛，是何国法？！”又怒哀：“吾属死，正气尽矣” （7）。死后其灵柩运回老家安葬，下葬那天有来自成都、宜宾、重庆、泸州、自贡、富顺的一万多人为他送行，其祭文曰：“彼苍者天，忠义何罪？歼我哲人，邦国其粹。哀我民思，罔知所屈” （8）。烈士民心如此，是为戊戌变法不死之精神。

这就是伟大的戊戌精神！

和戊戌变法相隔八十年的一九七八年，即距今四十年前的冬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两个会议，一个叫做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下简称中央工作会议），一个叫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这两个会议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而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发生了重要意义。后来的人们更多地谈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意义，很多人对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作用不甚了了，但实际上没有中央工作会议，就不会有后来被称作实现了伟大转折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充分的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这个基础上水到渠成召开的。

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开幕——十二月十五日结束，中央工作会议开了三十六天。在这三十六天里，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和气魄，解决了一系列文革遗留和当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包括为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认为主要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并决定撤销与此相关的全部中央文件，提出对文革和文革前遗留的一些重要冤假错案进行平反，对当时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的标准提法首见之于1977年2月7日发表在“两报一刊”的《学好文件抓住钢》的社论）、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提出中央组织人事问题的重要建议。等等。这些从今天来看并没多大了不起，但从当时来看却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其时文革余风还禁锢着很多人的头脑，极左势力还颇有影响，极左思想依然猖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不在原有预定的会议议题之内。中央工作会议本来的预定议题是加快农业发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这是时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会议开幕讲话中已经明确了的。但会议的进行却冲破了原定议题，转向解决文革遗留问题和当时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些棘手问题的方面。而这个重大转向得以发生就在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实质上是一次充满民主精神和解放思想精神的会议。

这种民主精神就表现在包括中央领导人和会议代表在内的参会者的真正畅所欲言、展开平等讨论和观点时有交锋的热烈活泼的会议现象，表现在由老革命家陈云带头放炮之后其他一些参会者也以勇敢的姿态紧跟而上冲破预定议题限制而没有受到“上面”的责难，表现在当时主持会议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不但没有压制批评、而且能够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表现在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能够一起顺应会潮和大家进行互动，在会议总结中能充分概括和反映会议的主流意见，表现在分组讨论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而会议简报能够及时全面地反映各组的观点和讨论动态，真正起到交流的作用，表现在双方观点的交锋，不同观点、相反观点的碰撞都可以在自由的气氛中进行。

这种民主精神归结到一点，就是她是由参会者积极争取到的而不是由任何领导人恩赐的。相当一部分参会者坚信：“….民主不应该是恩赐的，恩赐的民主是不牢靠的，只有人民自己起来争取到的民主才是巩固的” （9）。执政的共产党应保护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继续“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民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党的会议所仅见的，以至当时中央三位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都认为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得很成功。邓小平也因此在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这样的观点：“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则说：“这次会议上实行这样充分的民主，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带了个头。我们一定要永久地坚持、发扬下去” （10）。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所以能够提出不少别开生面的新思想，有论称其为后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该讲话受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的启发，并吸收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观点。然而遗憾的是，虽然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强调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形成的民主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但从后来看并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做到叶剑英讲话中要求的将“这样充分的民主”“永久地坚持、发扬下去” 。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条件。而中央工作会议的参会者在民主精神的支配下达到了文革后思想的空前解放。其标志就是会议不再设限，没有讨论禁区，没有不可触及的人和事，包括对“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讨论，对现任中央领导人都可以进行不留情面的批评。不用担心遭到什么人抓辫子、打棍子。

但无论民主精神和解放思想精神，都体现在当时的参会者身上，都是当时参会者自身迸发出来的。这种迸发体现了一种自主的人性，自发的担当精神，在经过文革的炼狱后的大彻大悟，那种想要真正开辟新局面的来自内心深处驱动力的对会议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而不计较个人得失个人地位个人威信的行为，几十年后仍令人感佩。这是当时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及习仲勋、宋任穷等和不是中共知名领导人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杨西光、于光远、王惠德、曾涛、胡绩伟、任仲夷、马文瑞、陈漫远、江一真、李昌以及其他一些参会者共同促成的。

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顺理成章地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五天，便揭开了对中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开放进程。

全拜伟大的民主精神和解放思想精神所赐！

伟大的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精神永存！

伟大的一九七八年的民主精神和解放思想精神永存！

注释：

一、主要参考文献

《晚晴巨人传·康有为》，297页，徐立亭主编，齐春晓、曲广华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名人传记》，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102页，于光远、王恩茂、任仲夷、李德生等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爱思想网：《戊戌变法祭》，孟令伟，2011年9月20日。

二、引文出处

（1）引自《名人传记》，377页，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2）引自同上书，同页

（3）转引自《晚晴巨人传·康有为》，297页，徐立亭主编，齐春晓、曲广华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4）引自同上书417、419页

（5）引自《名人传记》，420—421页，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

（6）转引自同上书，422页

（7）引自《李庄深巷里——羊街八号家族记忆》，阚文咏，载于2018年第4期《当代》

（8）引自同上文

（9）引自《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亲历记》，102页，于光远、王恩茂、任仲夷、李德生等著，海天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10）引自同上书143页

2018年8月28日初稿，2018年9月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