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朝鲜半岛的中日首次交锋：唐名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破倭国水军
孟令伟编撰
唐朝名将刘仁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大破倭国（日本，下同）水军发生在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此战不仅是中、日之间进行的第一次大海战，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第一次交战，还是中、日、朝鲜半岛政权围绕朝鲜半岛开展的第一次军事角逐，更是东北亚地区最早的一次国际性战役，战争结果以唐朝、新罗联军的胜利和倭国、百济联军的失败基本奠定了此后近千年（从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明朝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间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军事架构、经济文化格局，明朝万历年间、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两次抗倭援朝战争特别是明朝水军和李氏朝鲜水军联军在朝鲜南海海面大破日本海军是对这次唐军在白江口大破倭国水军的承接，直到十九世纪末包括中、日海军大东沟之战在内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美国、朝鲜、韩国围绕朝鲜半岛争端的战争（从中国方面叫抗美援朝战争），直至延伸到二十一世纪的朝鲜半岛核争端，其实都可以看作是一千三百多年前这场白江口海战及其前后一连串战事（白江口之前的战事主要包括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苏定方大破百济、苏定方征高句丽不利退军、倭国援百济；之后的战事主要是李勣、薛仁贵破灭高句丽）的进一步延续和演变。
日本是东北亚地区海上列岛国家，临近朝鲜半岛，和中国隔海相望。早期国名称“和”或“倭”。陈寿所著《三国志》说：“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男子无大小皆黥面纹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秦始皇时，曾派“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乘海船往蓬莱三岛求仙药。后世论蓬莱三岛很可能就是倭国。到西汉武帝时，该列岛许多小国与汉朝发生联系。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该列岛“倭奴国”派使节朝汉，光武帝刘秀赠与倭奴国王金印一颗（公元1784年在日本九州发现该金印）。此后中国的铜、铁、丝产品不断传往“倭奴国”， “倭奴国”的兵器等产品也传到中国。三国时（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倭女王派大夫难升米等朝见魏明帝。（曹）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赐金、帛、刀、镜、采物等，倭王上表答谢恩诏。此后（曹）魏国和倭国多所往还。一些儒家典籍和中国的纺织、制陶、缫丝、烹调等技术也陆续传入倭国。唐朝初中，倭国不断派“遣唐使’到中国，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的二百多年间，倭国所派遣唐使达十三次之多，人数最多的达到六百人。许多倭国留学生也随同入唐学习典籍、制度、建筑、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倭国留学人员还借用汉字偏旁发明了倭文字母，其时倭国全面学唐仿唐达到了高潮。“日本”之名大约始用于唐高宗年间，按宋人宋祁、欧阳修所编《新唐书》记载：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遣使（倭国使者）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按此说，是倭国派使者祝贺唐朝平定高句丽，因倭使者懂点汉语，讨厌“倭”这一名称，故改称号为“日本”，以取近日出之意。此即中国方面解释日本之名的由来。倭国和中原王朝的友好关系在唐朝达到高峰，但和中原王朝有记载的军事对抗也始于唐朝。这又由当时朝鲜半岛三个政权的争端引起。隋末唐初之际，倭列岛近邻朝鲜半岛有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性质的政权。高句丽在朝鲜半岛北部，还占有辽东大部；百济、新罗在朝鲜半岛南部。高句丽、百济系扶余（在今吉林省和辽宁北部一带立国）别枝演变而来，百济所占为故馬韩之地，新罗为朴姓（一说新罗国王姓金）在故晨韩、弁韩地盘上建立起来。三国中高句丽地盘最大，国力和军力最强，对中原王朝时恭时倨，而总体上威胁很大，特别是南北朝之际将中原王朝管辖的辽东据为己有，还进一步侵犯辽西，尤其激发了和中原王朝的矛盾。而新罗和唐朝关系最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政权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新罗先和百济联合对付高句丽，后新罗渐强，百济转而又和高句丽合攻新罗。新罗求援于唐朝，唐朝合新罗军攻高句丽和百济，先大败高句丽，后又大破百济，百济向倭国求援，倭国派水陆两路军支援百济，于是和唐朝发生军事冲突：唐、倭之间爆发包括白江口海战在内的战事，刘仁轨在白江口大破倭国水军，由此揭开中国中原王朝、倭国和朝鲜半岛的复杂历史的序幕。具体背景和战事情况是：先是高句丽、百济联军大举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唐太宗李世民既应新罗请求，又乘 高句丽内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统李勣等将领，发新罗、契丹、奚等国、部兵，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先后攻克高句丽的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白岩、辽东、沙卑、麦谷、银山、后黄十座城，杀高句丽兵四万多，俘获迁徙七万人。后因攻安市不克，寒冬到来，被迫班师。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大造战舰，运送军粮，备三十万大军欲击灭高句丽。但是年唐太宗病崩，战事暂停。唐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新罗向唐廷述告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高宗下诏劝和，高句丽、百济不听。唐高宗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廷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率兵十万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攻讨百济。唐军在熊津口（即熊津江口，一说熊津江即今韩国锦江）大破百济军，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又攻下百济都城，俘虏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豪酋五十八人，押送长安（“诏释不诛”）。 “平其国王都、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唐朝在百济设熊津（都督府治所在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马韩等五个都督府，择其酋长管领。之后苏定方率唐朝大军回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王文度赴任半途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刘仁轨，字正则， 汴州尉氏人（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为人好学不倦，博览通达，刚毅果断，忠勇仁厚，善于机变应敌，有岿然不动之节。他出身隋末平民之家，长在动荡年代，但“恭谨好学”，“每行坐所在，辄书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早年任陈仓县尉时杖杀颇有背景、豪纵无礼、无人敢惹的“折冲都尉”，受到唐太宗的注意。又曾上书劝阻唐太宗行猎（扰民）。唐太宗提拔其任给事中。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刘仁轨出为青州刺史。次年高宗征辽，令刘仁轨监统水军，因失军期免除职务，“特令以白衣（平民）随军自效。”待王文度病死赴任途中，唐高宗便“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时原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已降唐，然当他看到唐军主力还国，便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集百济旧民起而抗唐。并“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 ，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反抗，收复大部国土，还把唐将刘仁愿的留守军围困于百济城。于是唐高宗命刘仁轨联合新罗兵取便道去救刘仁愿。刘仁轨会合新罗兵击退围城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时苏定方征讨高句丽，围攻平壤，因战事不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刘仁轨却自请留守。唐高宗令刘仁轨带领所属唐军前往新罗，和国王金法敏商议回国还是留守（意思是商议后再定）。当是时，所属唐军将士都想回国，刘仁轨以为：按照《春秋》（孔子所撰）之义，大夫出征国外，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就应专心去做。今皇上欲灭高句丽，首先灭了百济，留下部队镇守，控制它的要害，就是为将来消灭高句丽做准备。现在我们遇到困难，弃地而走，那么百济就会乘机恢复，消灭高句丽就不知何年何月了。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这不是在外的臣子应该做的。况且百济的扶余丰（新立的王）和扶余福信相互猜忌，貌合神离，局面不会维持多久。我们现在应当坚守，待其内部发生变故，那时必然一举消灭他们。终于将部下说服，派人持奏章报告朝廷，决定坚守，待机而动。此举受到唐高宗和大臣们的交口称赞并允准。于是刘仁轨派人侦察扶余福信所建“临江高陆”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敌情，见有机可乘，遂派唐兵和新罗军兵乘夜悄悄来到真岘城下，攀援城墙而入，一举破城，打通了新罗的运粮道。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663年），百济王扶余丰因扶余福信跋扈难忍，便寻机将其杀掉。事态的发展果如刘仁轨所料。扶余丰又闻唐兵要至，急遣使者到倭国、高句丽处求援。倭国毛野稚子等率军数万援百济，攻唐军和新罗军。唐廷诏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渡渤海来援，唐军士气振奋。将领们相聚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认为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应首先夺取。刘仁轨以为：用兵取胜的原则是避坚攻弱、破敌击头。加林城地势险要，守卫坚固，难于攻克。而周留城较易攻打，又是敌巢，敌军头目聚集之地。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于是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国王金法敏率领陆军进发，刘仁轨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将会攻周留城。刘仁轨率军行至白江口（是年八月二十七日），遇上了倭国之军。其时倭军有战船一千余艘，军兵四万二千，刘仁轨所部唐军一万三千，战船一百七十艘，唐军数量和战船数量明显处于劣势。但唐战船坚固高大，设计精良，唐军英勇善战。刘仁轨先发制人，指挥船队变换阵形，分为左右两队，将倭船围住，倭船相互碰撞，无法回旋，船兵大乱。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唐水师焚烧倭国战船四百余艘。一万多倭军被杀或溺死。海上倭军大败。百济、倭陆军也抗不住唐军、新罗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百济王”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 “获其宝剑” （扶余丰不知所终）。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见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残余倭奴兵将，“一时并降”。 只有任存城还没有攻克。当初，苏定方大破百济国，主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纠集逃散的兵卒，凭借险要地势继续抵抗，后接应扶余福信起事，到这时也投降了唐军。刘仁轨让他们攻取未下的任存城来证明投降的真诚，给了他们充足的武器干粮。沙吒相如、黑齿常之如刘仁轨所料攻克了任存城。百济的残余势力全部消灭。孙仁师、刘仁愿等人整顿部队班师回朝，朝廷诏令刘仁轨留下镇守百济。百济国两次遭受战乱，僵尸遍地，如同丛生的草木，刘仁轨命令对死者掩埋祭奠，重新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替他们建立土地神庙，百济的民众都安居下来。守军于是垦种土地，筹划平定高句丽。刘仁轨还奏称应任用早降附的百济太子扶余隆，以安抚百济民众之心。唐高宗采纳，遂任命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唐高宗提拔刘仁轨为带方州刺史，奖给他一处住宅，给他夫人子女丰厚的赏赐，送去盖有御印的文书进行表彰。唐高宗麟德二年（公元665年），高宗李治到泰山封禅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儋罗、倭国四个唐朝属国的酋长赴泰山参加祭典。高宗特别高兴，擢刘仁轨为大司宪。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累前后战功，封乐城县男。武则天执政时，又任命刘仁轨为尚书左仆射，不久进封郡公。刘仁轨逝世后，武则天停朝三日，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赠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武则天陵墓），赐其家实封三百户。唐中宗即位后，又追赠刘仁轨为太尉，谥号“文献”。 刘仁轨大破倭国水军，唐军和新罗军占领百济，这就从南方形成直接威胁高句丽之势，为后来李勣、薛仁贵破灭高句丽准备了有利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及资料：
1、百度百科词条：《刘仁轨》、《白江口之战》、《刘仁愿》、《李勣》；
2、《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284----285页，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65年11月第一版；
3、陈寿：《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
4、《中国简史》209页，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简史》编写组，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
5、《吕著中国通史》216页，吕思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6、《历史复习参考资料（1979）》，40页，北京教育学院教材教研部编，北京出版社出版。
2017年4月1日初稿；2018年5月20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