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伟：朝鲜半岛事务引发的中日第三次交锋

孟令伟编撰

中日甲午战争发生于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七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此年为农历甲午年，故中方称甲午战争，而日方称日清战争），以是年七月二十五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至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中日马关条约》签字为结束，甲午之战规模宏大，构成复杂，参与军队和将佐众多，主要由“平壤之战”、“ 黄海海战”、“ 旅顺口之战”、“ 辽东半岛陆战”、“ 威海卫之战”组成。战争以中国惨败、日本大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被迫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告终，从整个战争看，中国惨败非败在武器和装备上，而败在政治专制、清廷派争、上下贪渎、所用非人（任用叶志超、龚照玙的严重失误）、统帅无能、军系失统、漫无部署、军无纪律等方面，从根本上说是败在政治军事系统腐烂而不可收拾之症结，但甲午之战中国方面也有可圈可点之事之人，如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如左宝贵、邓世昌、马玉崑、丁汝昌、刘步蟾、林永升、林泰曾、徐邦道、聂士成、周家恩等将官的的血性和绝不屈服的精神，依靠这些可圈之点和可圈之人，甲午之战的中方才没有输得干干净净，还有一脉精神尚存，一个没有血性的民族是怯懦的民族，一支没有血性的军队是无用的军队，一支没有血性的军队的官兵即使有最先进的武器、最充足的粮秣物资、最高明的战略战术也不可能取胜，好的政治体制、政治风气培养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的精神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强大的根本，从古来历史看，甲午战争是一千二百多年前唐高宗龙朔三年、公元六六三年发生的中日白江口之战，三百左右年前即明万历年间发生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明万历二十年—万历二十一年、即公元1592年---1593年）”和“丁酉抗倭援朝战争（明万历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六年、即公元1597年—1598年）”等抗倭援朝战争（参见已发表于爱思想网的拙著《围绕朝鲜半岛的中日首次交锋：唐名将刘仁轨在白江口大破倭国水军》、《围绕朝鲜半岛的中日二次交锋——明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无论是唐高宗年间的中日白江口之战还是明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抗倭援朝战事，都是中国胜日本败，而甲午战争则胜败易位，变成了日本胜中国败，由此开启了中日战事角逐的新态势。从近代历史看，甲午战争是中国和日本在近代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对两国和东北亚局势都有很大影响，从中国方面说，战争的结果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向日本割地赔款、进一步开放商埠口岸、允许建厂设企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激发了清廷的国内政治危机，从日本方面说，战后获得巨额赔款和得到较大割地（台湾、澎湖列岛等），使日本国力迅速强大，由此跻身世界列强，战争结局既为日本进一步侵华和侵占东北打下了一定基础，战争本身也成为一次军事侵略预演，从东北亚局势说，甲午战争标志着中朝之间上千年的宗藩关系正式终结，中国在甲午战败后完全退出了朝鲜半岛，日本势力樨入朝鲜半岛并进入东北，沙俄利用战后机会也樨入东北，日本和沙俄在东北的势力形成争雄态势，也揭开了中俄日三国在东北亚长期斗争角逐的一页，开启了东北亚地区政治军事角逐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的新格局，包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美国、苏联、朝鲜、韩国围绕朝鲜半岛争端的战争（从中国方面叫抗美援朝战争），直至延伸到二十一世纪的朝鲜半岛核争端。

先是明万历年间日本入侵朝鲜失败后，加之权臣丰臣秀吉去世，全国一度陷入混乱。后德川家康继起为征夷大将军，自此日本进入德川幕府专权时期。人不复知有天皇。明万历三十一年、日本天皇庆长八年（公元1603年），德川幕府设于江户。从是年到清同治六年、日本天皇庆应三年（公元1867年）二百六十多年，是为日本的“江户时代”（即“江户幕府”时代）。也为日本的闭关锁国时代。到“江户幕府”末年，美、英、俄等国以武力逼迫日本通商开国，德川幕府权威因此一落千丈，日本国内尊王（即尊天皇）、攘夷、倒幕思想风行，由伊藤博文等处士主导的“倒幕运动”大起，各地列藩渐不受幕府控制，迫使德川幕府传人德川庆喜先后把政权与领地交还天皇朝廷，史称“大政奉还”或“王政复古” （因历史上日本天皇几次执政，“大政奉还”即将政权还给天皇，“王政复古”即恢复史上天皇执政局面）。明治天皇执政后仿照欧美政体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废藩置县、制定宪法、设立议会等等；另一方面走富国强兵道路，积极培植产业，兴建铁路轮船，发展新式军队。是为明治维新。从清同治七年、日本明治天皇元年（公元1868年）到中华民国元年、日本明治天皇四十五年（公元1912年），为日本的“明治时代”。随着维新改革和国力军力的发展，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作为一个窄蹩的岛国，日本急于在对外扩张中寻求资源和市场，因而在明治时代就逐渐形成侵占东北亚进而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而日本侵略的第一个目标是台湾，其次是朝鲜。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天皇七年（公元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后在台湾高山族的抵抗和清军的压力下撤出。清光绪元年、日本明治天皇八年（公元1875年），日军入侵朝鲜江华岛，次年强迫朝廷订立江华条约，条约中认“朝鲜为自主之邦”，等于否定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清光绪五年、日本明治天皇十二年（公元1879年），日本入侵且吞并从明朝以来就是中国的藩属国琉球，改设为冲绳县。琉球国王曾向清廷求救，清廷无如之何。于是日本得寸进尺，进一步将扩张的眼光转向朝鲜。从朝鲜看，先是在明朝的鼎力帮助下击败丰臣秀吉主政时的日本入侵。然丰臣秀吉死后，朝鲜仍和日本通好。待到后金在东北崛起，明朝和后金作战，朝鲜派兵协助明朝。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建立清朝的皇太极于是年攻占朝鲜全境，降服朝鲜国王，于是朝鲜成为清朝的附属国（朝鲜李氏王廷因不忘明朝恩德，一直不用清廷年号），同时与日本仍保持和好关系。但朝鲜内争不断，到近代党争和外戚之祸并为一谈，为害更烈。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朝鲜哲宗死后无嗣，由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即位，史称朝鲜高宗。因高宗李熙年少，李昰应便以“大院君” （朝鲜人称国王之父为“大院君”）名义摄政，实行改革，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势力，对外闭关锁国，期间朝军还多次击退美国军舰的进攻。清同治十二年、朝鲜高宗十年（公元1873年），成年后的高宗亲政，“大院君”停止摄政，实际是外戚闵妃集团掌权。先是日本搞明治维新，加之和欧美通商，朝鲜对此颇为疑忌，于是两国关系中断。待到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叩开了朝鲜国门。而清廷对此态度暧昧，对外宣言不干涉朝鲜的内政外交。于是朝鲜又不得不和日本往来，两国来往礼节平等，日本派公使驻朝鲜。且日本了解到清廷对朝鲜的态度，于是逐渐插手朝鲜内务。同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了朝鲜上层失意的开明人士，这些人颇想仿效日本，变法自强，于是在日本的帮助下组织了“开化党”（又称独立党），反对把持国政的“事大党”（即以闵妃为首的外戚等掌权集团），主张朝鲜脱离清朝的藩属地位。清光绪八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公元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变乱士兵宣布支持“大院君” 李昰应掌权，并袭击日本公使馆。闵妃化装成宫女逃走，“大院君”重新掌政。逃走的闵妃教高宗李熙请求清廷派兵援助平叛。时光绪皇帝年少，清廷的最高权力掌握在慈禧太后之手。她信任李鸿章，委以重权，派淮军系（李鸿章以淮军起家，为淮军首领）吴长庆等率三千兵入朝鲜镇压兵变，囚禁“大院君”，闵妃集团再掌权。日本也出兵朝鲜，还借机获得在朝鲜京城驻军之权。清光绪十年、朝鲜高宗二十一年（公元1884年）十二月，“开化党”和日本公使策划，依靠日军发动政变，攻入王宫，闵妃被害，入据王宫的“开化党”首领宣布和清廷断绝关系，是为朝鲜“甲申政变”。应朝鲜王廷之请，吴长庆派袁世凯率清军开进王宫，击败日军，杀死一些“开化党”首领，其余逃往日本，“事大党”重新掌权。次年，清廷派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和日本谈判朝鲜问题，日方的谈判代表是伊藤博文。李鸿章要求中日双方同时从朝鲜撤兵，谈判结果是双方约定同时撤军，以后如要派兵，双方照会，等于承认两国有同等的派兵权，对朝鲜都负有保护责任（可以说，为挑起后来的甲午之战，日本处心积虑，多年来采取了充分的外围动作和精心的准备：先是侵占琉球，又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并以武力辅以外交手段，取得在朝鲜的派兵权和驻军权，得到与中国在朝鲜共同行动的权利）。先是沙俄通过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这三个条约分别签订于1858年、1860年、1864年），割占中国东北北面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而觊觎整个东北包括朝鲜半岛，因而对朝鲜问题颇有参与之欲。日本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受清廷委托全权处理朝鲜事务的李鸿章也欲“引俄制日”，而美、英、德也要插手朝鲜事务。 “开化党”政变失败，导致日本和朝鲜关系恶化。而清廷因击败日军，平息政变，救护了朝鲜王廷，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大涨。日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吴长庆率清军撤离朝鲜后，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以“总理”名义留朝监督。袁世凯积极干涉朝鲜事务，甚至建议李鸿章改朝鲜为郡县，且态度傲慢，引起朝鲜王廷反感。于是日本乘机挑动俄国：“中国近有废朝鲜为郡县之意，俄国何不先发制人？”转而又挑动清廷：“俄国有侵占朝鲜之意，中国宜先下手”。唆使中俄相争，好于中取利。处在多国争夺之中的朝鲜，先受沙俄引诱，后受美国煽惑，又对清廷生厌恶之意，以为“清素畏洋，我派使结洋，清必畏我。”也想寻求新保护伞，先是“引俄拒华”，后又“亲美疏俄”，总之想“结洋独立”，和中国平起平坐。而美、日、德又勾结，并力图离间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李鸿章虽急欲“引俄制日”，但俄国却回以虚声援助，以致在朝鲜问题上中国日益陷于孤立。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十九岁的光绪皇帝亲政，但实际权力还在慈禧太后手中。光绪皇帝能接受新思想，颇想自强振兴，有所作为，他和其师傅翁同龢在对外事务上主强硬主自立，翁同龢反对李鸿章对外 “让”“ 和”当先及依靠外力调停，但翁同龢缺乏实力，是清议派领袖，关键时刻拿不出实际办法，而李鸿章实力很大，自成北洋系统，政治上又接近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对他也颇为倚重。而慈禧太后又以政治上把持权力和享受上遂其所欲为准则，将六十大寿（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的“万寿盛典”看得很重，为此不惜动用海军经费大修颐和园，且广收各地官员的贡献。她在朝鲜事务上支持李鸿章的主张，但求从速和解，以免耽误做寿。但事情要靠李鸿章去做，而李鸿章做的路径就是将外国调停或干涉放在第一位，为此他做足了功夫，英、俄、法、德、美无国不求，也使尽了诱导、说服、离间的韬略，当然最为倚重的还是俄国，其次是力图显示公允的美国。及至后来朝鲜东学党起义、朝鲜王廷向中国求救，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先后开进朝鲜并处于对峙之际、临战前夕，日本且在军事部署上已占先机，而中国海陆军将领提议“早立脚步”，以免受制于人，李鸿章却仍寄希望于外国特别是俄国的调停，并坚信俄国会出兵干涉（日本），直到俄国公使告知他 “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勒日人”，李鸿章方大惊，但仍执迷于俄人的“力劝”，在军事上一再拖延布置，直到日本显现挑动战争的姿态，叶志超等连电求援，他回电总说“已付各国公论”，严令叶志超“坚贞勿怯”、“ 静守勿动”，以至完全陷入被动而不可收拾。叶志超临战持不抵抗逃跑主义，个人之咎固不能免，但和李鸿章此种指令也大有关系。日本不仅为中日之战采取了充分的外围动作，且为和中国决一雄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备战：日本除以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来发展海陆军，从清光绪十九年、明治天皇二十六年（公元1893年）起，天皇还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国富豪也纷纷捐款，举国上下集中财力大力发展海陆军，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自1885年起），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包括六个野战师和一个近卫师。日本海军拥有军舰三十二艘、鱼雷艇二十四艘，总排水量七万二千吨，大大超过了北洋海军。日本还派出大批间谍在战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线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的详图。日本在战前专门设立战争大本营，制定了海陆军统筹兼顾的“作战大方针”，确定了战略目标、预测了关键的海上之战及胜负情况的处置办法、制定了制海权预案等基本战争方略。反观中国清廷，虽然在洋务自强运动中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并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但国内政治腐败，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加上以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放松了军备意识。北洋水师自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建立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以后，北洋水师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因慈禧太后为了准备她的六十寿诞，竟将海军费用修建颐和园了。中日甲午开战时，清朝陆军总兵力达八九十万人，而日军陆军兵力二十九万多（包括预备兵），清军与日军的兵力之比为三比一，但清军陆军一线战场实际参战部队主要以淮军为主，只有十余万人(有说法是最多20万人)。且编制落后，管理混乱，训练废弛，战斗力低下。而且战前既未组成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也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清廷内部主战、主和意见分歧，相互掣肘，用人严重失误（如委叶志超、龚照玙重任）。战前两国备战情况就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命运。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七年、朝鲜高宗三十一年（公元1894年）三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镇压起义的朝鲜王朝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廷乞援，清廷对是否出兵朝鲜颇为犹疑。日本为制造战争借口，向清廷表示“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 ，诱使清廷出兵朝鲜。李鸿章以为拒绝朝鲜请求有失“上国体面”，现又得日本“必无他意”的保证，便主张出兵朝鲜平乱。于是清廷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二千人于是年六月上旬分两批在朝鲜牙山登陆，准备镇压起义，同时根据以前达成的条约通知日本。是年六月十日，朝鲜王廷和起义军达成了全州和议，清军未经战斗就平息了起义。在朝鲜向清廷乞援的同时，日本通过其驻朝公使馆探知清廷将要出兵朝鲜的消息后，当时的伊藤博文内阁决议趁机出兵朝鲜，并很快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六月九日，日本派先遣队四百多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阳（即汉城，今韩国首尔，下同），也知照中方，其后在六月十二日继续派兵八百人进入汉阳。全州和议以后，朝鲜王廷要求中日两国撤兵，日本政府一方面电令驻朝公使拒绝达成共同撤兵协议，另一方面又抛出“中日两国共同协助朝鲜改革内政”的方案。其目的是一方面使自己的军队以“协助朝鲜改革内政”为名赖在朝鲜不走，另一方面又拖住驻朝清军。清廷拒绝了“共同改革朝鲜案”，强调日本必须撤兵。于是日本在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四日两次向清政府发出“绝交书”，拒不撤兵，反诬中国“有意滋事”，扬言“将来如果发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负其责”。期间日方不断增兵，到六月底，入朝日军已达到八千余人，比起驻朝清军占绝对优势；而李鸿章则一直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迟滞向朝鲜增援军队，又没有接受袁世凯、聂士成等人的建议由清军先行撤兵，幻想和解，又幻想外国调停、俄国对日本施压，举棋不定，进退失据，最终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和战事主导权。日本向清廷发出“第一次绝交书”以后，便着手单独实施改革朝鲜内政的策略，提出五项二十七条改革方案，强迫朝鲜王廷接受。但朝鲜王廷反感日本的蛮横，敷衍日本的要求，并一再督促日本撤军。日朝谈判宣告破裂，列强调停均告失败，日本终于可以放手大干。是年七月十七日，日本大本营作出开战决定；七月二十日，日本编成了以伊东祐亨为司令的联合舰队，随时准备寻衅；同日，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王廷发出最后通牒，要其“废华约、逐华兵”，要求四十八小时内答复，朝鲜继续敷衍日本，于是日本决定出兵控制朝鲜王廷。是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入朝日军突袭汉阳王宫，击溃朝鲜守军，挟持朝鲜高宗李熙，解散朝鲜亲华王廷，扶植“大院君”李昰应再上台摄政。唆使其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由此控制了汉阳和朝鲜王庭。是年七月二十五日（农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对清廷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了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济远”、“广乙”号，海战中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浪速”舰击沉李鸿章高价雇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该船七百多官兵遇难。是为“丰岛海战”。同一天，日本偷袭牙山清军，时驻牙山的清军有叶志超、聂士成两部，叶志超部已先撤逃，一路向平壤狂奔，聂士成部与日军在成欢驿相遇战斗，初胜后败，也撤向平壤。至此日本终于引爆了甲午中日战争。是年八月一日（农历七月初一），中日双方正式宣战。先是在牙山战前数日，李鸿章在光绪皇帝备战的严令下，命卫汝贵率盛军、马玉崑率毅军、左宝贵率奉军、豊绅阿率奉天练军盛字营和吉林练军共二十九营从辽东先后入朝，驻扎在平壤，与从牙山退下的叶志超、聂士成部汇合，各部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五千人（一说二万人），拥有野炮四门、山炮二十八门、速射炮六门。叶志超本从牙山未抵抗而逃，却慌报获牙山大捷，李鸿章据此上报清廷，清廷竟命叶志超为驻平壤各军总统，各将心怀不服。清军按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指令，在平壤赶修工事，择险分屯，并在平壤后路布置兵力。叶志超本就畏战怯战，既然李鸿章有“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指令，便电李鸿章主张“俟兵齐秋收后合力前进” ，李鸿章以为是“老成之见”。及至李鸿章知悉日军向平壤扑来，才急电叶志超“预备进占”，光绪帝也下旨要平壤清军积极应敌。在这种情下，叶志超只得命各军加强哨探敌军行踪。是年九月六日，叶志超获悉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召集卫汝贵、马玉崑、左宝贵、豊绅阿四将（聂士成于前已因事回国，后参加了“辽东半岛陆战”）会议，定各军抽调部分兵力合计七千余人，酌带行粮，于次日晨渡江至中和郡，相机迎击。但清军到达中和郡后因夜黑或其他原因，竟发生自相残杀，叶志超便飞函前敌调各军回防，从此各军匿平壤不出，遂使日军顺利完成对平壤城的包围。时包围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防守清军一万五千余人，中日双方兵力相当，而平壤城的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城内积存军火粮饷很多，足以坚守。清军还得到朝鲜民众支持，甚至日方扶植的朝鲜傀儡王廷都暗中给清军传递情报。朝鲜的平安道观察使闵丙奭积极协助清军作战。可惜当时清军的情况决定了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是年九月十五日，日军和清军围绕攻守平壤的战事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船桥里）战场，其二为平壤玄武门战场，其三为城西南战场。在大同江南岸战场，九月十五日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向由马玉崑（也称马玉昆，下同）指挥的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马玉崑指挥守垒清军立即还击，大同江北岸的清军大炮也隔江遥击，炮火极为猛烈。进攻日军暴露在清军垒前开阔地面，毫无掩蔽，颇多伤亡。在日军督战官严令下，日军士兵冒死向大同江渡口左、右翼清军堡垒发起冲锋，守卫清军及江北各垒清军相互配合，猛烈夹击日军，清军还从垒内冲出发起反击，两军展开白刃格斗。双方炮兵也展开激烈对射。在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岛助义中佐拼命督战下，日军攻陷了大同江渡口左右两翼堡垒，但随即遭到清军的步炮协同夹击，再遭重创。清军增援部队到达，士气愈振，而日军已饥疲不堪，弹药亦将用尽，大岛义昌少将只得下令退却，日军在午后二时撤离战场。据《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公布的数字，这一仗日军“将校以下死者约一百四十名，伤者约二百九十名”。平壤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清军方面由奉军将领左宝贵负责玄武门一线防守指挥。左宝贵，字冠廷，回族，山东费县地方镇（今属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人。左宝贵为人忠直，敢于任事，急公敬义，治军颇严，善晓兵机，英勇慷慨。他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成人后因生活所迫，多从事卑微职业。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因打伤缝马靴不给钱的官兵，被迫携两弟投效清江南军营，先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后从李鸿章讨伐捻军起义，皆有功劳。历任千总、游击、副将，并以提督记名。其治军严肃，重文爱勇。后以客军驻防奉天，几年后奉命统领奉军，并总理营务翼张。后授广东高州镇总兵，仍留驻奉天。左宝贵驻军奉天凡二十年，不仅“晓畅兵事，谋勇兼优”，且热心地方公益事业，设义学数处，设立赈灾粥厂、同善堂、栖流所等慈善机构，受民众爱戴。朝鲜事急，清廷令左宝贵率奉军入朝，和诸军会合，进驻平壤。左宝贵对日主张取主动攻势，先发制人。但李鸿章举棋不定，平壤诸军总统叶志超怯懦畏敌，诸将又不相配合，于进守之间反复，以至战机一再失去。待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合围，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曾欲退守瑷州，当时诸将依违参半，左宝贵慷慨直陈，力持异议，反对弃城而走，诸将会议终定守策。左宝贵密令亲兵监视叶志超以防其逃遁。日集重兵攻玄武门方向，进攻日军是防守清军的两倍多。左宝贵亲登玄武门指挥。为示死守决心，左宝贵遵回族礼仪，先期沐浴，誓临阵死节，临战左宝贵翎顶辉煌，人劝其脱去翎顶，免为敌矢之的，左宝贵答曰：吾穿朝服，正欲士卒知吾身先，敌注我何惧之有？终未脱去翎顶。日军先攻玄武门外的外围制高点牡丹台。牡丹台制高点据平壤形胜，失守全城将立遭威胁。九月十五日凌晨四时许，立见尚文少将指挥朔宁支队向牡丹台外侧清军的两处堡垒发起进攻，佐藤正大佐指挥元山支队于同时向牡丹台外侧西北方清军两处堡垒发起攻击。守垒清军进行顽强抵抗：“彼我之枪炮声最为炽盛，硝烟与朝雾相混，几乎咫尺莫辨”。在左宝贵指挥下，“我军力御之，倭人死伤无数，仍猛进”。后元山支队经集中炮火猛轰，先于是日七时十五分占领牡丹台西北方外二垒和箕子陵阵地，直趋牡丹台下。随后朔宁支队也占领牡丹台东北方二堡垒。到是日八时许，从外侧掩护牡丹台、玄武门的清军四处堡垒和箕子陵阵地全部落入日军之手。于是日军元山、朔宁两支队合兵一处，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包抄合击牡丹台清军。日军立炮于外围垒上，用排炮集中向牡丹台守军轰发。左宝贵指挥守军用速射炮向敌步兵射击，日步兵伤亡颇重。为援助步兵冲锋，日集中元山、朔宁两个支队的全部炮火于牡丹台垒排轰。牡丹台外城连中数发榴霰弹，堡垒胸墙被毁，速射炮也被击坏，守兵伤亡甚重。日军乘势发起冲锋，蚁附而上，牡丹台垒陷落。左宝贵见牡丹台失守，“知势已瓦解，志必死”，于是登陴督战，往来指挥。并亲燃大炮向敌军轰击，先后“手发榴弹巨炮三十六颗”，部下感奋，拼死抗御。正酣战间，忽一炮飞来，将清军火炮击碎，弹片击穿左宝贵肋下。宝贵负伤不退，裹创再战，又一弹飞至，宝贵中弹扑地，将士赶去看时，其身已被炮弹击穿。时尚能言，抬下城后陨殁。左宝贵死后，光绪皇帝命入祀昭忠祠，赠太子少保衔，赐谥号“忠壮”。左宝贵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是日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向城内推进，遭到内城清军的奋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门。在城西南战场，野津道贯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进攻，清军守卫统率是卫汝贵。野津道贯率部于晨七时到达平壤西南山川洞，即立炮于丘陵上向清军射击，掩护步兵向清军堡垒冲锋，但没有攻下，卫汝贵两度派出马队进行反击，也被占据有利地形的日军击退。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到是日午后二时，平壤三个战场的基本态势是：大同江南岸战场，马玉崑在北岸炮火的配合下，指挥清军击溃了日军进攻，日军撤退；卫汝贵守卫的西南战场胜负未分，两军处于相持状态；城北牡丹台、玄武门失守，守将左宝贵殉国，但日军在清军抵抗下未能进入内城。清军战事尚有可为。且清军弹药、粮食足以坚守一月，而日军弹药、粮食即将告罄。清军决心坚守，战局必有转机。但清军主帅叶志超以为：平壤“北门咽喉既失，弹药不齐，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若敌兵连夜攻击，何以御之？不若暂弃平壤，令彼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一气成功也”（说得冠冕堂皇，实为逃跑托词）。马玉崑提出异议，但叶志超不听。是日下午四时许，叶志超以朝鲜平安道监司闵丙奭的名义，派一朝鲜人冒雨送书于日军元山支队，表示愿意弃城撤退。随后平壤各门皆悬挂白旗。是日晚八时，平壤清军开始弃城撤逃，日军既已知悉，便预先在清兵的退路上设下伏军邀击。当夜大雨，仓惶撤退的清军中日军埋伏，加上混乱相杀，自相践踏，死亡二千余人（一说1500余人），被俘五百余人。于是“平壤之战”竟在双方战局胶着的情况下以清军主动逃亡而告大败。以后六天中，叶志超率清军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鸭绿江边，于九月二十一日渡鸭绿江回国，退驻境内九连城。后清廷下令褫夺叶志超之职，李鸿章奏请留营效力，清廷不许，两年后械送京师，下刑部审讯，定斩监候，后赦归家乡病死。日军此后在朝鲜则如入无人之境，一路高歌，很快控制朝鲜全境。平壤陷落第三天，即是年九月十七日爆发“黄海海战”。这是甲午战争中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这场战事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位于今辽宁省东港市附近，大东沟本是受海潮冲刷形成的大潮沟；大东沟当时也为行政域名，即今辽宁省东港市，下同）附近黄海海面。因北洋水师（亦称北洋海军）护送四千余名入朝援军在大东沟和日军遭遇，战斗由此爆发。其具体过程是：是年九月十五日（平壤战事爆发当天），北洋水师主力舰队在水师提督（亦称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下到达大连湾，护送分乘五艘运兵船的入朝增援清军十个营共四千人向鸭绿江口的大东沟进发，次日舰队抵达大东沟。九月十七日上午八时，运兵船卸载完毕。九时，北洋水师“定远”号旗舰挂出龙旗开始返航。时北洋水师的指挥层是：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刘步蟾是水师右翼总兵（又为旗舰“定远”舰管带），还有德国教习汉纳根，英国教习泰来。十时二十三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率先发现了北洋水师，便挂出“东北方向发现三艘以上敌舰”的信号旗。十时三十分，北洋水师“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几簇黑烟，发现日本舰队。丁汝昌随即命令各舰升火、实弹，准备战斗。并命令舰队由返航时的“犄角鱼贯小队阵”改为“犄角雁行小队阵”（或称“夹缝雁行小队阵”）。但因时间紧迫，北洋水师在行进中旗舰“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在其左右依次展开，实际接战时的舰队呈楔形梯队或曰“燕翦阵”（一说水师指挥层预先议定舰队采取“分段纵列”即“雁行小队阵”，水师右翼总兵、旗舰“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临时发出信号变为横列）。十二时零五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先，联合舰队本队在后，呈单纵阵，接近北洋水师。十二时二十分，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须协同行动；始终以舰首向敌；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十二时五十分，双方舰队相距五千三百米，北洋水师旗舰“定远”舰首先开炮。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五千米处即向左转弯，航向北洋水师右翼，遂冒险将舰队暴露于北洋水师阵前。十秒钟后，“镇远”舰也发出炮弹，紧接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发炮轰击。十二时五十三分，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开始发炮还击。刹时间，双方各舰百炮一齐怒放，硝烟弥漫，海水沸腾。开战之初，双方力量对比如下：北洋水师，战列铁甲舰二艘（定远、镇远），巡洋舰十艘（其中有两艘是旧式的），炮舰两艘，另有鱼雷艇三只，火炮一百九十五门，鱼雷发射管五百五十六架，总排水量三万二千吨，兵力二千一百二十六人，平均航速十点零二节；日本联合舰队，巡洋舰九艘，旧式铁甲舰一艘，炮舰一艘，武装商船一艘（代作巡洋舰），火炮二百六十八门，鱼雷发射管五百六十八架，总排水量四万一千吨，总兵力三千九百一十六人，平均航速十四点五节。其中，日本第一游击队船舰平均航速达十九点四节。另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的发射速度是原后装炮的六倍，日本海军配备了许多门速射炮。由此计算，日本舰队的火力实际上相当于北洋舰队的三倍。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旗舰战列铁甲“定远”舰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烧伤，信旗被毁，刘步蟾即代行舰队指挥之职，丁汝昌拒绝随从把自己抬入内舱，还坚持坐在甲板上督战。丁汝昌，安徽庐江县石头镇人，原名先达，也作禹亭，号次章。祖先明初从凤阳迁居庐江，晚清迁居巢县汪郎中村。其父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丁汝昌早年参加太平军，受陈玉成部下程学启指挥，后随程学启所部先投湘军，又归淮军，以作战英勇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三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捻军被清廷剿灭，丁汝昌因功授为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后清廷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三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而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里，免杀身之祸。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筹办海军，丁汝昌前去投奔。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时李筹办北洋水师，不久便安排其从学水师。先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后又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如前所述，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朝鲜王廷发生兵变，变乱士兵扶持“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日本欲借机出兵朝鲜。清廷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率舰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亦到达。丁汝昌遂乘“威远”号回天津请增兵。清廷命丁汝昌率舰队载运淮军吴长庆部二千余人增兵朝鲜。到朝鲜后，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大院君李昰应，押回中国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事后经李鸿章上奏，清廷赏丁汝昌穿黄马褂。之后丁汝昌又受命于天津海关验收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号战列铁甲舰，举行升旗仪式。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察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中朝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当“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拟下令向日本动武，被丁汝昌制止。最终中日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五万余元。丁汝昌升任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九月九日，北洋水师正式建军。是年九月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不久赏加尚书衔。清廷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但丁汝昌对李鸿章言听计从，且治军不严，为后来遭部下胁迫留下伏笔。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看到日本海军的发展，回国后陈请清廷再购新舰，增强海军实力，未被采纳。此次北洋舰队和日本联合舰队遭遇，丁汝昌应对有方，但实力未逮，灵活欠缺，人虽受伤，但颇能镇定自持，然毕竟在关键时刻影响了统一指挥。日第一游击队四舰利用航速优势绕攻北洋舰队右翼“超勇”、“扬威”（ “超勇”、“扬威”都是旧式巡洋舰：其“舰中隔壁，俱为木造，施以油漆，粉饰外观”），二舰相继被击中起火。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很快被扑灭。十三时三十分左右，“超勇”沉没，管带黄建勋落水，“左一”鱼雷艇驶近相救，抛长绳援之，黄建勋不就，从容死难，舰上官兵也大部壮烈牺牲。 “扬威”受伤后搁浅。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日本联合舰队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日本军舰“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截击。“定远”、“ 镇远” “来远”、“经远”重创日舰“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太郎阵亡，“西京丸”也受重创。十四时十五分左右，联合舰队本队绕至北洋舰队背后，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转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舰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船身倾斜。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号冲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着火的“致远”舰。舰长邓世昌见“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横行无忌，愤而曰：“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毅然率“致远”舰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舰“吉野”号右舷，日本官兵见状大惊失色，集中炮火向“致远”射击，“致远”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击中，引起大爆炸。十五时三十分，以右舷倾斜，在东经一百二十三度三十四分，北纬三十九度三十二分的黄海海面上沉没。全舰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余自邓世昌以下全部壮烈殉国。邓世昌，汉族，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县龙导尾乡（今广州市海珠区）。其父邓焕庄，专营茶叶生意，尝于广州及津、沪、汉、香港、秦皇岛等地开设祥发源茶庄，并始建邓氏家祠。邓世昌从小资质聪颖，勤奋好学，在家乡以优异成绩学完小学学业。后邓焕庄携世昌到了上海之后，先让他进了教会学校，师从欧人学习英语、算术。世昌很快就能与洋师对话，并能看阅英美原版书籍。时沈葆桢（林则徐女婿）出任福州马尾船政大臣，同时开办前学堂制造班和后学堂驾驶管轮班。邓世昌告准父亲报考。考试成绩优秀，考取驾驶专业。驾驶专业学生除学习英语、数学外，还学航海天文学、航行理论和地理。邓世昌在船政学堂攻读五年，奋发学习，各门功课考核皆列优等。“凡风涛、沙线、天文、地理、测量、电算、行阵诸法，暨中外交涉例文，靡不研究精通”。尤其是随“建威”练船到南洋实习，表现出实际驾驶、管理舰船颇高的素质和技能。沈葆桢赞他是船政学堂中“最伶俐的青年”之一。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二月，船政大臣沈葆桢以五品军功，任命为邓世昌“琛航”运输船大副，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巡守海口，获升千总。后又代理“扬武”巡洋舰大副。之后又任“振威”炮舰管带，并代理“扬武”快船管驾，奉命扼守澎湖、基隆等要塞。后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他在执行守备任务时坚决果断，用兵有方，对日军颇有遏制。世昌为人不仅聪慧好学，眼界开阔，精于西识，而且壮志奋发，忠勇报国，大节过人，临难不苟。后得考察福建船政的马建忠赏识，谓其 “熟悉管驾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荐之李鸿章，将邓世昌调至北洋水师，任“镇南”蚊炮船管带。后与林泰曾随丁汝昌赴英国接舰，游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参观各种巨型战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研究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练兵之法及英国海军发展史，认真考察借鉴西方海军经验。之后邓世昌和林泰曾驾驶“扬威” 、“超勇”号从英国纽卡斯尔港起航，开始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也是中国海军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他们沿途经历了一系列惊险曲折，两舰历时六十一天终于到达香港。邓世昌因驾舰有功被清廷授予“勃勇巴图鲁”勇名，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并被任命为“扬威”舰管带。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夏，朝鲜兵变内乱，清廷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邓世昌驾“扬威”舰鼓轮疾驶，径赴朝鲜仁川海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径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即擒获“大院君”李昰应）。邓世昌因功补升游击，赏给“勃勇巴图鲁”勇号。清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春，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率队赴英、德两国接收清廷向英、德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四艘巡洋舰。邓世昌接舰回国途中，还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 “终日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 。邓世昌以身激励，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八月，北洋舰队正式成军，分左、右、中、后四军，邓世昌授中军中营副将，获加总兵衔，兼任“致远”舰管带。从此邓世昌与此舰相始终。是年台湾后山生番时出滋扰，官军往剿失利。李鸿章电命邓世昌随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前往台湾助剿。世昌驾“致远”舰赴台湾埤（音pí）南一带至于附海之处，发炮轰攻，乃得水陆并进，折毁碉寨，将吕家望、大庄等番社老巢攻克，由是生番悉平。奉旨著以总兵记名简放，并加提督衔。清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李鸿章来威海检阅北洋海军，此为《北洋海军章程》制定后的首次大检阅。以邓世昌训练得力，奏准赏获“葛尔萨巴图鲁”勇号，并赐给三代一品封典。此次黄海大战，邓世昌指挥“致远”舰奋勇作战，后在日舰围攻下，“致远”多处受伤，全舰燃起大火，船身倾斜。邓世昌对舰上官兵曰：“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于是率舰全速撞向日主力舰“吉野”，不幸舰右侧鱼雷发射管被敌击中致爆炸下沉，邓世昌坠落海中，其随从以救生圈相救，被他拒绝。所养爱犬“太阳”亦游至其旁，口衔其臂以救，邓世昌按犬首入水，自己亦同沉没于波涛之中，与该舰官兵二百五十余人一同壮烈殉国。光绪皇帝闻讯，垂泪书“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挽联！赐予邓世昌“壮节公”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又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清廷还赐给邓母用黄金制成的“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白银十万两以示抚恤。邓家用此款在原籍广东番禺为邓世昌修了衣冠冢，建邓氏宗祠。威海卫百姓感其忠烈，后于成山上为邓世昌塑像建祠。时离“致远”舰不远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见“致远”沉没后，竟临阵脱逃（对方伯谦临阵脱逃，也有不同看法），途中却误撞受伤的“扬威”舰，“扬威”受伤后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水渐汩汩而入”，于是在东经一百二十三度四十分九秒、北纬三十九度三十九分三秒的黄海海面上沉没，管带林履中愤而蹈海死，舰上官兵除被左一鱼雷艇救出六十五人外，均壮烈殉国。与“济远”舰编为一队的“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见“济远”脱逃，随后也逃走。 “广甲”舰先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率众弃舰再逃，“广甲”舰被日方炸沉。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伏罪被斩。“致远”舰沉没，“济远”、 “广甲”舰逃走后，“经远”舰遭“吉野”、“ 浪速” 、“ 秋津洲”“ 高千秋”四舰围攻，中丛弹起火，全舰奋勇抗御，将士“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以一敌四，拒战良久。激战中，管带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弹，脑裂阵亡”，帮带大副陈荣和二副陈京莹也先后中炮牺牲。最后在“浪速” 、“吉野” 、“秋津洲” 、“高千秋”的围攻下“经远”舰中弹累累，不久“经远” “左舷舰首向水中沉下”，在东经一百二三度四十分七秒，北纬三十九度五十一分海面上，舰首向东，左舷倾覆而沉没。全舰官兵二百余人，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全部殉国（一说“ 经远”舰受伤后，管带林永升也鼓轮撞日舰，中鱼雷沉没）。而“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撤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靖远”、“来远”撤出战斗后，“定远”、“ 镇远”两战列铁甲舰被五艘日舰包围，但“誓死抵御，不稍退避”。“ 定远” 舰管带刘步蟾指挥果敢灵活，行船时刻变换，使敌炮难以命准；“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大副杨用霖指挥该舰“奋击突进，操纵自在”，与“定远”舰依恃犄角，浴血奋战，中弹甚多，几次起火，又几次扑灭。是日十五时三十分，“定远”舰的三十点五公分大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号（一说“松岛”号为“镇远”舰炮弹击中），“松岛”后甲板四号炮塔中弹后，火焰引发炸药，发生了大爆炸。“松岛”船轴倾斜五度，冒起白烟，火势大作，舰内日本官兵死伤一百余人，“松岛” 丧失作战能力，“吉野”、“赤城”、“ 比睿”、“ 西京丸” 也受重伤。我“靖远”、“ 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见北洋舰队重新集结，日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便于十七时四十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也收队返回旅顺口港。历时近五个小时的“黄海海战”到此结束。“黄海海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战史远东战区所罕见。海战的结果：北洋舰队损失“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五艘军舰，死伤官兵千余人；日本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五舰受重创，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此役北洋水师虽损失很大，但并未战败。也可以说中日舰队双方胜负不相上下。考虑到此战双方舰艇数量相当，而北洋舰队军舰整体老旧，吨位、航速和火炮数量均不如日方，且缺少速射炮，取得这样的战果殊为不易，实系北洋舰队官兵浴血奋战所致。而北洋舰队真正的失败却在后面。黄海战后不久，翰林院联名参奏李鸿章，所列罪状中有：“倭（指日本，下同）米船则放之，倭运开平煤则听之，倭（间）谍被获，非明纵则私放。”“倭奸石川氏及军械所刘姓被获，供词牵涉李鸿章及军械局员。而某观察述李鸿章之意，勒令天津县（令）李振鹏改供，为李振鹏驳斥而止。台湾拿获倭船，又为之请旨释放。军械所历年所储枪炮，多被监守盗卖。及东事（指朝鲜战事）已起，犹检出不合用之前膛枪子，卖与日本，得银十四万两，局员朋分，而李鸿章为之补给领字。外间并有传闻，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指李鸿章之子）又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继“黄海海战”不久，规模很大的“辽东半岛陆战”于是年十月二十四日从“鸭绿江江防战”开始。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约二万八千人（一说九连城就驻扎清军七十余营约四万人）。清廷任命四川提督宋庆为节制前线各军的总统。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路清军实不服调度，漫无部署。日军先于九连城（在今辽宁省丹东市东边，是中朝交通孔道，和南岸义洲隔江相望）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十月二十五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顽强抵抗，马金叙指挥所属曾先后打退日军三次冲锋，后日军迂回到虎山高地左右两侧，加上其中路猛攻马金叙和聂士成部，两部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二十六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辽宁省丹东市，下同）。在不到三天内，近三万清军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日军乘胜西进，先后夺取凤凰城、大东沟（今辽宁省东港市，下同）、大孤山、岫岩、宽甸、木城、海城等辽东重镇。沿线清军只有聂士成部在草河口、通远堡附近（现辽宁凤城西北）作了较激烈的抵抗，其他各部清军多不战而走。辽东多城连陷的消息传到朝廷，清廷十分震骇，恐日军乘胜攻占陪都奉天（今沈阳，下同），急忙调兵进行阻击，于辽阳东路，西起摩天岭、东到赛马集长约七十多公里的地方构筑新防线，欲阻止日军向奉天的攻势。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二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庄河花园口登陆。中日“旅顺口之战”开始。当时奉天（这里的奉天是指奉天省，即今辽宁省）旅顺和山东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两大基地，各设海军提督衙门，李鸿章苦心经营十多年。旅顺港设海岸炮台十三座，陆路炮台九座，共有大炮七八十尊，大部分是德国克虏伯炮；旅顺港后路大连湾设炮台六座，有德国最新式克虏伯大炮二十四尊；旅顺地区（包括大连湾）驻有清军七军，其中张光前、黄仕林、卫汝成（卫汝贵之弟，卫汝贵事迹见前）、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六军驻旅顺，另一军由赵怀益（也称赵怀业）率领驻守大连湾。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统率各军，共辖三十三个营，一万三千余人。但由李鸿章所委的七军统率龚照玙是“贪鄙庸劣”之人，又不知军，对七军既无部署，各军也不相统属，自行其事，其结果可想而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只有当地民众自卫军自发骚扰日军。日军到大连貔子窝，旅顺方震动，驻旅顺的拱卫军统领徐邦道提议出兵迎战，保护旅顺后路，被张光前等否决，徐邦道只好率所部拱卫军步队三营往守后路金州城。徐邦道以兵微，派人请求守卫大连湾的赵怀益所部军支援，赵怀益只派营官周鼎臣率步队两哨前往应付。徐邦道集兵于金州东路，分建堡垒于貔子窝至金州大道两旁山顶，于是年十一月五、六日和进攻日军大战，两次打退日军，虽孤军伤亡惨重，但阵地屹立，后日军迂回抄袭徐军后路，徐邦道军腹背受敌，只得放弃东路阵地，率军退入金州城内固守。日军集中兵力猛攻金州城，金州城破，徐邦道率部与敌人巷战后撤出金州，退回旅顺。徐邦道，字见农，四川涪州人，行伍出身。先由武童投效湖北军营，随湘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攻克汉阳有功，升千总。后又先后因功升守备、都司，晋参将，不久还本籍涪州筹备防务。清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攻涪州，徐邦道因解围涪州有功，迁副将，后又以功赐号冠勇巴图鲁。不久因汉中失守而被免职。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徐邦道随杨鼎勋援救江苏，从太平军手中收复常州、湖州。次年跟随郭松林、杨鼎勋从海路援救福建立功，遂在左宗棠保荐下官复原职。后随淮军名将刘铭传镇压东捻军，在山东潍县斩敌两千，又在江苏赣榆大破捻军。遂被李鸿章保举，以总兵记名。东捻军平定，论功以提督记名。之后又随杨鼎勋击溃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于沧州减河桥口，西捻军平定。因功更勇号鉴僧额巴图鲁，赏正一品封典。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补授正定镇总兵。此次甲午战事爆发，徐邦道调守旅顺。日军进占金州后，于十一月七日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大连湾是李鸿章重点经营之地，防务最称坚固，除上述设有炮台六座和德国最新式克虏伯大炮二十四尊外，还有大小炮一百余尊，炮弹二百四十六万颗，德国造新枪六百多支，子弹三千三百八十一万发，其他各式军用物资无数。但守将赵怀益根本无意防守，早就预备出逃，多日前就将军用米粮运到烟台变卖换钱，这次在日军到来前一天，便携带钱财逃往旅顺，而将大量武器和各式不便处理的军用物资留给日军，日军不战而得大连湾及大量储备武器和物资。赵怀益其军溃散。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徐邦道不顾金州新败、军士疲困，又率拱卫军埋伏于通往旅顺要地土城子以候日军。十一月十八日，日军前锋进抵土城子，徐邦道指挥伏军奋勇出击，打退日军。但因粮食辎重在金州失散，士卒饿乏，不得已退回旅顺就食，然后会同姜桂题、程允和所部，再往土城子迎战，于次日痛击日军骑兵搜索队、步兵第三联队第三中队等部，毙伤日军近五十人，日军败逃营城子方向（一说在徐邦道招呼下，卫汝成率所部也参加了这次战斗）。十一月二十一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旅顺六军将领因不相系属，为共同应敌计，临时“共推姜桂题为主，桂题庸材，无能为，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日军分三路攻旅顺口后路各炮台：程允和率所部防守旅顺西北案子山、椅子山堡垒，顽强抗击日军，曾与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但守垒终被攻破；姜桂题率部守卫二龙山垒，日军两个中队由山下蚁附而登，桂题指挥属军凭垒瞰射，和日军战到中午，二龙山垒亦被陷；徐邦道率拱卫军守卫鸡冠山堡垒，和日军激战多时，击毙第十四联队第一大队长陆军少佐花冈正贞及日兵多人，但时日军已攻破鸡冠山西侧的椅子山、松树山、二龙山诸堡垒，徐邦道孤军难守而退。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率所部应战时，旅顺其他清军将领作观望状，众多官员各取府库中贵重财物雇民船逃走，兵弁无人统率，抢掠官银号。是日午后日军攻入旅顺城区，徐邦道、程允和、姜桂题指挥所部与敌巷战后，当夜率残部循西面海岸由南关岭退往金州方向。张光前先是率队“株守西岸炮台不出助”，待日军进入旅顺城区后，又乘夜“杂乱军中大奔”。清军统率龚照玙置诸军于不顾，本先已乘鱼雷艇逃往烟台，又转道天津见李鸿章，被李鸿章严令返回旅顺，是日龚照玙率卫汝成再逃（一说龚照玙先逃往天津后并未返回；后龚照玙以“统兵将帅失守要港罪”拟判死刑，经贿赂主事者被开释出狱，后病死）。赵怀益亦已早逃，黄仕林于当日战事进行时潜逃。十一月二十二日，号称“东亚第一要塞”的旅顺陷落。徐邦道、姜桂题、程允和率残部走依宋庆，被清廷处分。后又随宋庆参加反攻海城战役，在牛庄、田庄台继续抗敌。甲午战争结束后徐邦道病逝于军营，清廷诏复原官。甲午之战中徐邦道提孤军绝旅，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在参战陆军中绝无仅有，其情可悯，其志可壮。因日军进攻旅顺地区多次遭到民军攻击，所以在攻陷旅顺后实施报复，制造了旅顺大屠杀惨案，四天之内连续屠杀中国居民估计达二万余人。时英国《泰晤士报》载曰：“日本攻取旅顺时，戕杀百姓四日，非理杀伐，甚为惨伤。中兵数群，被其执缚，先用洋枪击死，然后用刀肢解。”据《中日战争之国际公法》记：“此时（此次）得免杀戮之华人，全市（指旅顺口）内仅三十六人，然此三十六人为供埋葬其同胞之死尸而被救残者留。”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整个战局急转直下。 “辽东半岛陆战”持续到次年三月。“平壤之战”失败，而境内九连城、安东、凤凰城、大东沟、岫岩、宽甸、海城等辽东重镇和辽南旅顺口等地连陷后，清廷朝野震动，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名声扫地，清廷将李鸿章革职留任，于是年底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湘军将领）和宋庆（见前）为帮办，还有湘军旧将魏光涛、李光久等一起援辽，以期挽回颓势。山海关内外驻军以湘军为主，还有皖军、淮军、毅军、豫军、满军等众军共百余营六万余人，但诸军不相统属，其中刘坤一所部湘军号称八十余营。此后于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天皇二十八年（公元1895年）二月间，清军先后五次发动收复海城攻势，皆被日军击退。期间宋庆指挥的第四次攻势中与日军争夺太平山（在今辽宁省大石桥市附近）战斗可称激烈：时宋庆、马玉崑、徐邦道、程允和等和日军酣战，在战斗中，“马玉崑被围垓心，率其亲兵闯出重围，因见我兵尚在围内，重复杀入，冲开一路，护之而出，其亲兵百人两次冲杀，仅剩二十余人，战马三易，均被炮毙”。宋庆也受伤。此役毙伤日军三百余名，时冰雪严寒，日军冻伤冻死亦有千余名。清军伤亡亦多。是年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趁胜从海城展开进攻，意在夺取牛庄和营口。日军先占鞍山，再扑向牛庄。湘军将领魏光焘所部武威军六营在此驻守。是年三月四日，日军攻牛庄外围，魏光焘率所部清军利用民宅土墙为掩体，与日军激战，至中午不支退入牛庄镇内。后李光久率老湘军五营飞赴援战，牛庄镇内中日两军展开激烈巷战，双方逐屋争夺，犬牙交错，清军死伤三千余人，天黑后清军不支，魏光焘、李光久率残部突围，牛庄失守。牛庄军库存毛瑟枪一千五百余支，子弹一百五十一万发，大小炮十九尊，火药一千六百箱，马匹衣服粮食无数，都落入日军手中。时吴大澄率军驻守田庄台，田庄台是营口后路，东征军粮台所在地，吴大澄向宋庆求援，援军未至，吴连夜逃遁，后宋庆放弃营口，率军回守田庄台。是年三月七日，日军不战而取营口，获得大炮四五十尊，兵船一艘，小火轮两艘。三月九日，日军踏冰渡辽河，辽河守军大溃，日军攻田庄台，守田庄台的宋庆军没有料到日军进展如此神速，仓促迎战，被烧杀二千余人，田庄台失陷。前后仅十天时间，清廷调集的百余营六万多东征大军便全线溃退。只有辽阳防线在清守军的顽强固守（聂士成率部坚守正面摩天岭，依克唐阿率部驻守的赛马侧守以及其他一些清军将领共同组成的纵深防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多地民军（时辽阳、海城、新民等县民众组织乡团七八万人支援辽阳守军，还有来自长白山以李樾为首的两千名猎户，韩登举率领夹皮沟的五百农民武装）的支援下未失，奉天城因此也得以保全。最后是“威海卫之战”。这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的最后一战。如前所述，“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退入旅顺口。受伤船舰入旅顺口船坞修复。按德国教习汉纳根所言：“加工修理，三十五日方可再战。”说明损失不是很大。一个月后，各舰修整完毕，北洋舰队出旅顺口回威海卫。当时丁汝昌已被革职留任，处境艰难，但仍力图振作。旅顺口受日军攻击，危急之时，丁汝昌请示李鸿章，欲率舰队全力支援旅顺，李鸿章不允，命令丁汝昌坐守威海卫，确保船舰不损，“余非汝事”（史评李鸿章視北洋水师为私产，保舰队成为他唯一目标，其余遑论）。因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内，不巡海迎敌，坐失黄海制海权。日本乘机夺取了黄海制海权。北洋舰队循李鸿章之意，守港自困，被动待攻，这才是悲剧的开始。丁汝昌无奈之下，召集诸将，筹商威海卫布防事宜。时威海卫港内有各种舰艇二十六艘，其中战舰十五艘。威海卫炮台分南北两帮：南帮炮台三座，设大炮十三尊；北帮炮台七座，设大炮十四尊。各炮全是德国克虏伯品。先是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二万五千人，在山东荣成龙须岛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另以兵船二十五艘封锁威海卫海口。但其时日兵船多是木质船，战舰不到十艘。如果北洋舰队驶出港口和日决战，至少胜负未可知。而按李鸿章命令困港待攻，日水陆并进，我腹背受敌，不亡何待？是年（即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一月三十日，登陆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六营三千人，守将是刘超佩。刘超佩守志不坚，布置不力，遭李鸿章严责。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发射排炮，以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并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为甲午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将领）。守卫南帮炮台摩天岭制高点的营官周家恩率军顽强抵抗，日军三次攻击都被击退，后日军加强攻势，周家恩及所部一营士兵全部战死殉国，摩天岭失守。于是日军向南帮炮台发动总攻，刘超佩负伤后逃走，我守军战死累累，前后死者达两千，南帮炮台终失守。守卫北帮炮台的清军将领是戴宗骞，望见南帮炮台失守，北帮清军也溃散，戴宗骞身边只剩亲随十几人，遂逃往刘公岛。戴宗骞为人贪渎，驻守北帮炮台的守军因被戴宗骞压饷日久，军兵早就不满，是以乘机溃散。戴宗骞逃往刘公岛当夜负罪自杀。日陆军占领南北帮炮台后，日海军堵塞威海卫东西两口。是年二月三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数被日本占据。至此，丁汝昌坐镇的刘公岛成为孤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拒绝。日海陆两军配合，发炮轰击北洋舰队。北洋舰队还击，击退日军几次攻击。二月五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旗舰“定远”遭重创。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该舰移泊刘公岛海面，用作炮台。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舰。二月六日， “来远”、“ 威远”两舰被日炮击沉。二月七日，增加后的日军舰艇四十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二月九日，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但“靖远”也被日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击伤下沉，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死命救上小船。二月十日，被重创用作炮台的“定远”舰弹药告罄，管带刘步蟾命令沉舰，旋即自杀。二月十一日，洋员浩威等人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勾结，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拒绝。丁汝昌召集各将领，商议以港中余舰十余艘，猛冲突围，或能逃出数艘，各将不从，丁汝昌当夜服毒自杀。临死前他将北洋海军提督印截角作废。其家遭清廷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子孙辈流落异乡。直至清宣统年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终为丁汝昌平反昭雪。萨镇冰等倡议水师全体将士官佐捐出三日饷银，建造丁公祠于刘公岛前北洋水师练兵营内。先是北洋舰队在旅顺修复后撤往威海卫入港时，“镇远”舰不慎擦伤，不堪任战，其管带林泰曾因自责服毒自杀，“镇远”舰遂由大副杨用霖主持（一说杨用霖已升为管带）。丁汝昌死后，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吞弹自杀拒绝。二月十二日，由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舰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二月十四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威海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十一艘、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是年三月十七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陆军又陷山东文登、宁海，其舰队南陷澎湖列岛，进逼台湾。至此，清廷已无勇再战，急欲乞和，不得不以貌似中允、实则一直偏袒和支持日本的美国公使居中调停，派员求和，而日方也因战争耗费及国内反战之声日起，又担心战事延续引起欧俄等列强干涉，也向清廷提出和谈要求。清廷先派张荫桓为全权谈判代表，赴日议和，但被日本政府以资格不够逐回。日本政府声言必须派“素有硕望”的大臣（实指李鸿章）前来充当议和全权代表，并向清廷提出须以割地、赔款为 “议和”条件，否则就无需前往日本。清廷为了求得停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议和。是年三月，清廷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带美国前任国务卿科士达为顾问，前往日本马关（今下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进行谈判。是年三月二十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正式开启和谈。李鸿章提出先停战再议和，遭日本拒绝。但三月二十四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宣布承诺休战。三十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二十一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省各地。因日军已袭占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日方代表以胜利者的姿态，继续进行威胁和讹诈。美国顾问科士达则想方设法怂恿李鸿章赶快接受条件，以便从中渔利。四月一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四月十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后修正案，并对李鸿章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伊回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 李鸿章苦苦哀求减轻勒索，均遭拒绝。四月十四日，清廷电令李鸿章遵旨定约。四月十七日，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共十一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条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两亿两，后增加三千万两“赎辽费”；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条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李鸿章签约完毕从日本回国后，感到条约的后果严重，遂称病不出。派议和顾问科士达到总理衙门，陈述“李相之忠”，催促清廷尽快批准和约。清廷批准和约，给科士达酬金十五万元。因沙俄对东北一直怀有觊觎之心，且正在建设西伯利亚铁路，不愿清廷将辽东半岛割让日本，便联合法、德两国干涉，给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被迫宣布放弃辽东半岛，但要中国以白银三千万两将其“赎回”。甲午战争失败及严重的割地赔款对清廷打击很大，不管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深恶深惧日本，而通过沙俄领头干涉赎回辽东半岛，这样使清廷上下内外产生了一种幻觉，不仅是李鸿章，包括掌握最高权力的西太后，以及素来反对李鸿章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和重臣张之洞等，都主张或倾向于“联俄拒日”，甚至幻想利用俄国以报甲午战争之仇。而沙俄也欲以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有功，向清廷索取想要的报酬。于是，在清光绪二十二年、沙皇尼古拉二世三年（公元1896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时，清廷派李鸿章前往祝贺，双方就在是年六月三日于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据史载，李鸿章在签约前接受了沙俄三百万元卢布的贿赂）。该密约主要内容是：日本侵占俄国远东、中国或朝鲜，两国派水陆各军协力御敌；战时俄国兵舰可进出中国所有口岸，地方官尽力供给所需；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修筑东清铁路，使与西北利亚铁路接轨，该路的修筑和经营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修好后无论战时、平时，俄国都可运兵运粮。三个月后，中俄双方又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给东清铁路修建、经营提供了一系列特权。之后又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将旅顺口辟为军港，供中俄两国兵舰使用，后俄又独占旅顺港。沙俄势力由此又伸入我“内东北”（因沙俄已通过《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割占我外兴安岭以南和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史称“外东北”之地，所以这里用“内东北”以示区别，“内东北”也就是后来的东北三省）和朝鲜半岛。之后日本和沙俄在朝鲜及东北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最终又引发了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

主要参考文献和资料：

1、《中国近代史》，上册，245---272页、283—292页，范文澜著，1947年2月第一版，1955年9月第九版；

2、《中国简史》，411---423页，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简史》编写组，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7月第一版；

3、《吕著中国通史》，427—431页，吕思勉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4、《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9---12页，冯精志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

5、《历史复习参考资料（1979）》,89—90页，北京教育学院教材教研部编，北京出版社；

6、百度百科词条：《中日甲午战争》、《大东沟海战》、《黄海海战》、《平壤之战》、《辽东战役》、《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徐邦道》、《聂士成》、《马玉昆》、《卫汝贵》、《吴大澄》、《宋庆》、《叶志超》、《龚照玙》、《程允和》、《姜桂题》、《黄仕林》、《卫汝成》、《张光前》、《赵怀业》、《魏光焘》、《李光久》、《周家恩》、《杨用霖》、《刘超佩》、《戴宗骞》、《牛昶昞》、《程壁光》、《日本》、《韩国》、《白江口水战》、《大东沟》\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