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本质是王权主义。随着中西遭遇之后中国全面危机的来临，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并随着帝制的终结而最终瓦解。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核心概念、主要观念或明或暗地仍然在影响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之所以要重温传统，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的需要、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需要。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在重温传统时需要做到整体判断与个别分析的结合、面向未来与回顾历史的平衡、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会通。
关 键 词：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 王权主义 创造性转化 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在强大的拥有异质文明的列强冲击之下，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存在着保守还是趋新的争论①。在保守抑或趋新的争论中，最核心的正是关于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以及作为其支撑的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争论。所谓政治学话语体系，指的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具有意识形态特征和功能的，运用政治学的术语、概念、理论、命题、观念，既能够有效解释现实又能够批判现实和引导现实发展的，含有特定思维方式且拥有核心特质的相对稳定的一套阐释系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稳定的，但是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当然也有可能表面上看似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却没有变化。就政治学话语体系而言，近代以来的中国长期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支撑的制度和观念被认为是糟粕，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和挨打局面，就需要改造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就需要推动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根本改造和全盘更新，就需要向西方学习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在文化迥异的列强面前，备受欺侮的中国对列强充满着愤懑和疏离，又要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保持自己的某种“本来面目”，因而在改造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以及向西方学习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时，就不会“全盘西化”②。如何既向西方学习，又保持自主性，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晚清时期，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算是一次重要的尝试。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是对这一重大问题的回应。
如果说以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作为构成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瓦解，是由于现实政治社会遭遇重大危机而引入新思想资源造成的[1]，那么在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背景下，结合新旧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以提出一种综合性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紧要和突出。中国最终要实现的政治状态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支撑这种政治状态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西方的，只能是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优秀成分且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正如张星久所说：“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足于真实而丰富的本土经验，立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当下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大社会变革，提出属于中国人独特体验的真问题，进行具有独创性的真研究，产出有独特价值的学术真品和精品，才能真正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话语’。”[2]早在1934年，陈寅恪就明确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3]他虽然是就一般的思想学术问题而言的，但所谓的“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却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也是适用的。本文旨在阐释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时重温传统的相关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传统基础和背景是什么、为什么要重温传统、怎么重温传统。
二、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及其瓦解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轴心时代”降临，在此时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形成了许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治学概念，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格局[4]。经过秦汉时期的融合以及魏晋至隋唐时期的演变，到宋代理学创建并被官方化之后，在帝制中国晚期，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完全定型。大致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以治道为核心的包含圣王、王道、仁义、礼乐教化、天人合一、圣君贤相、明德慎罚、为政以德、保民而王、为民父母、无为而治、立公灭私、尊君卑臣、忠君报国、用夏变夷、崇本抑末、强干弱枝、重内轻外等话语在内的，以巩固尊卑秩序、实现官民和谐、维持民众安居乐业为宗旨的王权主义话语体系③。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王权主义和民本主义是一体两面的，将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称为王权主义话语体系，并未排斥其中丰富的民本主义内容，实际上民本主义之所以发达、民本之所以成立，即在于王权主义的盛行、王权的崇高。
具体而言，王权主义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灵魂，在商周时期就有明显体现；经过诸子百家争鸣，在秦统一前夕，已经成为各派的共同归宿。在君主制的普遍危机和社会的长期动荡中，政治思想家们所描绘的理想蓝图以及实现蓝图的道路是不同的，但是呼吁建立稳定的新秩序、呼唤建立君主集权体制却是共同的[5]。正如刘泽华所言：“几个主要派别热烈的争论不涉及要不要君主制，以及用什么制度取代君主制，相反，他们争论的是如何巩固、强化、完善君主制。结果，越争就越促进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6]秦统一六国之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一方面法家思想成为秦朝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另一方面秦始皇也明白单纯依靠武力征伐并不能建立一个万世一系的王朝，因而采取现实主义立场，汲取了儒家、阴阳家等思想中有益于自己统治的因素。“事实上，始皇为巩固新统一的天下，颇兼采各家主张。换一个角度看，是他无法自外于当时各家合流、共缔一统的大思想环境。”[7]
汉初黄老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儒学的流布、演变及其试图对官方产生影响的努力并未停止，法家思想也并未随着秦的崩溃而销声匿迹。黄老思想之所以被选为官方意识形态，除了强调的无为而治符合汉初凋敝的经济社会形势外，还与其重视“君人南面之术”、强调尊君卑臣有重大关系[8]。在西汉中叶武帝时期，经过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法家的影响依然巨大，帝制国家被形塑为“儒法国家”。所谓“儒法国家”是“奉儒家学说为合法性基础，同时采用工具主义的法家作为御民之术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9]。然而，随着制度的儒家化及其对社会的渗透和改造，汉元帝以后，儒家人士广泛地进入官僚体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成为现实。“随着儒家官僚在政界的活跃与儒家思想的完善，汉王朝进行了对国家祭祀仪式的改革。儒家思想通过与谶纬说这种神秘主义学说相结合，将皇帝观融入其中，最终成功地促成了儒家思想的国教化。”[10]此后，伴随政治秩序的崩溃和重建、统治者对政治思想的筛选和重塑，到东汉前期《白虎通义》产生之时，影响帝制中国政治实践并塑造帝制中国政治文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已大体定型。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几百年间，常被视为儒学发展的没落期。虽然玄学与道教、佛学与佛教极大冲击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社会领域中，儒学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在此时期，经过秩序的崩溃和重建，君权在门阀政治的包围中经过锻造和突围，逐渐得到了恢复。到唐代时，王权主义的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强化，这从初唐贞观君臣有关政治的论述、中唐韩愈和柳宗元的充斥在表奏中的话语以及唐代各位帝王所得的尊号谥号等方面可以窥见一斑[11]。与晚唐五代政治社会秩序的紊乱相伴随的是，政治学话语体系也遭受到了严重冲击，诸如君主职责、君臣关系、夷夏关系、士人操守等都出现问题。欧阳修在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发出如下哀叹：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12]
稍后，陈师锡在给《新五代史》所作的序文中也有类似的表达：
自生民已来一治一乱，旋相消长，未有去仁而兴，积仁而亡者。甚哉，五代不仁之极也!其祸败之复，殄灭剥丧之威，亦其效耳。夫国之所以存者以有民，民之所以生者以有君。方是时，上之人以惨烈自任，刑戮相高，兵革不休，夷灭构祸，置君易吏变国，若传舍，生民膏血涂草野，骸骼暴原隰，君民相视如髦蛮草木，几何其不胥为夷也？[13]
宋代士大夫在宋朝成立初期就有着高度的政治自觉和文化担当，以“回向三代”为己任，试图重建纲常伦理秩序，尝试让民众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宋儒的‘三代之治’其实是秩序重建的象征符号。他们的真正意图不是复古，而是依照儒家的传统理念来彻底改造晚唐以来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失序状态。”[14]理学产生后，由于理学自身的魅力、学问传授的延续、传授者的号召力感染力以及官方的逐渐认可，理学的话语体系逐渐渗透并重塑了政治学话语体系。然而，王权主义的本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趋于强化。“在宋代理学圣人观中，自我像幽灵一样被驱逐、被流放，无我意识、臣民意识和圣王意识构成了王权主义和专制制度的道德基础。”[11]理学化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王权主义演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在帝制中国晚期限定了统治者和士大夫的政治思维方式，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表达，影响了他们的政治实践。
尽管近代以前中国的政治学话语体系有着漫长的演变，但是王权主义始终是其本质。尽管王权主义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但是认为最高权力及其掌握者是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秩序的关键，认为圣王是拨乱反正和恢复秩序的救世主，认为政治改造社会、权力分配经济利益是唯一正确方式，却是始终不变的。直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在反思历史上的治乱循环时仍然提出：“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15]即便到了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崩溃的晚清，洪秀全的教义和康有为的改制理论虽然呈现出激烈反传统的面目，但在精神实质上“仍然没有超出中国圣人革命论的文化内涵”[16]。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文明类型的不同，王权主义的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晚清以来多次遭遇严重冲击并最终随着帝制终结而正式瓦解，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支撑的观念和制度使统治者和士大夫在面对挑战时不能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这种有效性的不足以及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西方政治观念和政治学话语的输入而带来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观念的更新，导致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合法性丧失殆尽[17]。在此过程中，不管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还是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都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了根本否定。孙中山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拒斥自不待言，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外衣下隐藏的也是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否定，1898年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时就敏锐地指出了这点：
聆其谈治术则专主西学，欲将中国数千年相承大经、大法一扫刮绝……如迩来《时务》、《知新》等报所论尊侠力，伸民权，兴党会，改制度，甚则欲去跪拜之礼仪，废除满汉之文字，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直似止须中国一变而为外洋政教风俗，即可立致富强，而不知其势，小则群起斗争，召乱无已，大则各便私利，卖国何难。[18]
此外，在晚清还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体制内的开明人士主张“中体西用”，虽然固守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但实际上已经有所变革。严复更是早在1895年就认为包括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和知识在内的传统学问不切实用，大声疾呼应该将其束之高阁。帝制终结后，共和并未给人们带来和平、繁荣和富强，这促使人们从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的角度思考原因。于是，包括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系统遭遇到了全盘性的彻底抨击[19]。实际上，不用等到新文化运动，1900年前后严复的思想动向已经揭示了，他认识到西方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应该到其思想和价值领域去寻求[20]。
三、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为何要重温传统
如上所述，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在面临外部世界挑战时的节节败退，以王权主义为灵魂的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逐渐丧失了合法性，而且遭到严厉的批判。然而，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在民族危亡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对启蒙的重新主张、对传统的彻底批判以及包含在其中的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批判反思，不得不逐渐让位于对传统文化的同情、对传统文化的复兴的支持以及对中国化的宣扬[21]。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提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指出这种新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明确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22]基本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出于革命任务的要求和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因为缺乏人民性、革命性、民主性而被视为封建糟粕，遭到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后，在走向世界、面向未来和立足民族、发扬传统之间，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更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对象。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明显提升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复兴，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
大体而言，重温传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对于古今差异明显的中国而言，重温传统不仅是一个在古代历史变迁中人们会不时处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在经典成为传统、传统更多地隐形化甚至书本化的快速变迁社会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对当下的中国而言，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之所以要重温传统，主要在于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需要、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的需要、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需要等三个方面。
(一)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需要
近代以来，在强大的西方世界面前，中国社会逐渐产生了“以中为旧，以西为新”“废旧立新”的意识，新旧之争虽然不断出现，但旧在新的进攻之下其实显得疲软无力，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界的论争基本上都是新新之争[23]。主义兴起的时代不仅加剧了新新之争，而且最终导致“新主义”的登场。刚性的主义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主义“一步步变成唯一的、排他性的，包办所有一切的真理；而且希望在现有社会外，另外创造一个新的社会”[24]。尽管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中国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危机空前严重，民族主义兴起，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在此后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受到了抑制，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这一需求又被唤起。
一般而言，坚持民族文化本位往往容易被贴上“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当然这里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是相对的，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或群体也并非铁板一块，里面既有以倭仁为代表的极端固守者，也有以张之洞为代表的调和折中者，还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更有以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传承者，也有港台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家。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坚持民族文化本位被视为爱国的表现，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在民族强盛的时候，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更被视为自信的表现，具有天然的正当性。然而，这样又很容易走向极端，变为对外来先进文化的一概排斥和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味辩护。因而理性的态度、完美的状态应该是，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保持开放的心态，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性继承和批判性分析，同时又吸取外来先进文化，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所处历史阶段进行适当改造。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发展及其作为一种文明体的复兴而言，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但是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不仅不是用传统的概念范畴和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问题，而且也反对重拾传统概念以恢复或重建传统的知识体系[25]。
尽管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具有王权主义的本质，但是依然有精彩的论述，呈现了很多政治中永恒的东西，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诸如“大一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得民心者得天下”“保民而王”“无为而治”“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法治国”“不以私害法”等都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前述话语表达了以下一些对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建设依然有效的观念：一统是优先选项能带来全面的秩序，国家和政府应该为民众谋福利而不应该剥削奴役民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为民众谋福利而导致的民众的衷心拥戴，政府有权力有资源调控社会但是不能过多干预社会的发展运行，领导人在权力体系中拥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不能事无巨细凡事都过问，更不能越俎代庖而应该发挥行政官僚体系的积极性自主性，政治的运行虽然要以暴力为后盾但更应该讲究道德、理性、公正。
(二)摆脱传统的路径依赖的需要
现代中国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走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段时间曾走过的曲折道路，也不走跟着西方亦步亦趋的道路，而是要探索一条既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有历史文化积淀又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的适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就需要我们有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学话语体系，能够使我们既能立足优秀传统又能摆脱不良束缚，既能继承传统又能不被传统路径锁定，既能面向世界展现普遍性又能坚持传统彰显特殊性。
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近代以前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对于大一统观念和体制的塑造、秩序破坏后的恢复与重建、国家整合与政治一体化等有着重大作用。然而，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王权主义的话语体系，随着帝制的终结和观念的变革，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中国近现代的复兴之路颇为曲折，原因确实复杂，就其中的思想文化层面的原因而言，最关键的恐怕就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及其内含的思维方式、观念体系根深蒂固。这种王权主义的传统话语体系，束缚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政治视野，限定了他们思考解决重大问题的进路，影响了他们的政治选择。近代以来，随着时代变迁、社会结构变化、思想文化更替，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中国的思想版图中不仅失去了核心地位，而且变得隐匿不彰；但是其内含的思维方式、观念体系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或者潜藏在观念深处，或者出现在话语表达中，造成诸如对权力的高度依赖、对权力的制度化规范不足、对个体价值和尊严的敬重缺乏、对私的宽容和保护不到位的现实。中国要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就需要在吸收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智慧的同时，对其内含的不适应现代政治发展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进行批判性分析，进而摆脱束缚，走出王权主义的路径依赖。
现代政治的精神是统治要基于人民的同意、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精神却与此迥然有别。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虽然在讲统治者的正统和天命问题时会强调“得民心”的极端重要性，但与“统治要基于人民的同意”的观念有很大区别，而且也不提倡甚至是反对人民的政治参与，认为政治是君主和士大夫关心的事，不需要民众的参与，只需要民众的服从和配合；人民是被统治和被治理的客体，人民的意志在变革“天命”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只是起到配角的作用，人民意志从未发展成为人民主权概念[26]。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塑造的政治文化主要是臣民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所要求的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的公民文化有着本质区别。“这种臣民型政治文化是由一系列具有某种恒久性的臣民文化因素综合而成的，这些文化因素固然因时代不同而有相应的表现形式，但其精神实质却有一贯性。例如：从‘存天理，灭人欲’到‘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从‘用夏变夷’到‘中体西用’；从‘重农抑商’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27]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阐明并推动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继续发展。因此，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构建时就需要深刻反思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精准找出那些与现代政治的精神相悖的内容，并将其从我们的选项中剔除，进而彻底摆脱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王权主义牢笼。
(三)提升政治文明水平的需要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艰辛探索，虽有一些曲折，但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看待这一发展历程，如何能够在未来取得持续发展，中国政治学界从未离场，而是始终参与，对此多有阐述。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要能够很好地解释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而且要能够对中国未来的实践有所引领。不管是解释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是引领中国未来的实践，都绕不开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这一问题。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支撑起来的观念体系、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反映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文明水平。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虽然具有王权主义性质，但仍有较高的政治文明水平，诸如注重统治者的职责、维护政府权威的同时注意维护民众的生活、认为道德伦理礼义在维系秩序中是第一位的而刑罚是第二位的，等等。
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应当是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要求的高水平的政治文明。这种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高水平的政治文明，并不是对传统政治文明的抛弃，而是对传统政治文明的扬弃。对传统政治文明的扬弃，归根到底是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扬弃。通过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扬弃来实现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就是要重温传统：一方面立足传统，传承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符合现代要求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反思传统，批判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阻碍现代化实现的糟粕内容。例如，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讲究“治道”，我们现在讲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际上也是在讲“治道”，但是我们要明白现在讲的“治道”与古代讲的“治道”是有本质区别的。传统的“治道”以圣君贤相为依托，依靠熏染儒学的士大夫，虽然重视对人民福祉的追求，虽然会试图让民众享受和平与发展的好处，但却将人民视为被治理者，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关系是牧与被牧的关系或者类似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人民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作为精英的士大夫“对政治、文化和道义负有责任，拥有发言权，除此以外的人在‘庶’的名义下，服从‘士’的指挥”[28]。“国家治理体系是包括国家政治体系、政党体系、行政管理体系、法律体系、权力体系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及其具体职能，是一种客观的运作体系。”[29]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讲的“治道”不仅致力于让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而且承认主权属于人民、国家为人民所有，认为公务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更允许和鼓励人民的有序参与。重温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发现哪些“治道”的传统可以穿越古今，哪些必须放弃，哪些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我们在立足民族文化本位和反思传统摆脱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提升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文明水平。
四、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如何重温传统
正如王汎森所说：“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自觉到近代学术发展中曾经经历过一种无所不在的西方建构，自觉到从本土的经验与学术研究中可能提出独特而有意义的理论建构。”[30]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一些曲折。经过全面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的阶段后，人们发现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及其话语体系不能深度解释中国经历的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经验实践，于是开始探索能够解释中国经验、具有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积淀、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过程中，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需要认真对待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如何重温传统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一)整体判断与个别分析的结合
整体判断与个别分析的结合，指的是既要对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进行宏观的整体判断，又要对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话语、命题、概念、观念进行个别分析。尽管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做出了王权主义的整体判断，尽管这种王权主义的话语体系已经不能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也不应直接用来为现代政治服务，但是其内含的话语、命题、概念、观念并不都是只能用来为皇权帝制服务，并不都是在事过境迁之后了无意义，其中不乏一些仍然具有穿透力、解释力、感召力的话语、命题、概念、观念。
对于具体的话语、命题、概念、观念，我们需要个别分析，分析哪些是完全不能用于现代的，哪些虽然不能运用到现代但仍含有积极启示意义的，哪些是经过适当的改造可以适用于现代的，哪些是可以直接运用于现代的。例如，君主专制的观念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有其正当性和积极意义，但在近代以来的政治发展中已遭到彻底否定，也不符合现代政治的精神。“天人合一”在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主要指的是“天王合一”，更多地与带有巫术色彩的“天人感应”理论相关，虽然与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其中内含的政治领导人应该心怀畏惧、谨慎施政、呵护民众的观念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忠”在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主要指的是臣民对君主的忠诚甚至还要臣民对君主“死忠”“愚忠”。在君主制早已被抛弃的今天，在保证公民和党员权利的前提下，“忠”可以自臣民对君主的忠诚转换为公民对国家的忠诚、党员对党组织的忠诚。“民本”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不同于现代政治所讲的民主，但是若脱离开王权主义的传统话语体系，对其进行“抽象继承”，可以发挥其内含的积极意义。
(二)面向未来与回顾历史的平衡
面向未来与回顾历史的平衡，指的是既要面向未来、实现政治现代化、构建能够支撑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又要回顾历史、反思传统，使得所构建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有优秀传统积淀和历史文化基础。如此则既能够看清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也能够熟悉之前走过什么样的路。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就是面向未来，向先进国家学习；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破旧立新，向先进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学习。另一方面，中国悠长的政治传统中既有阻碍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东西，也有能够与现代政治发展相适应的因素；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既有阻滞中国政治现代化、悖逆现代政治精神的内容，也有适应中国政治现代化、符合现代政治精神的要素。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在这两个方面却并不平衡而是畸轻畸重：时或批判传统政治、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偏重向先进国家学习、向先进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学习；时或回归传统政治、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拒绝向先进国家学习、向先进的政治学话语体系学习。
要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处理好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做到面向未来与回顾历史的平衡，既能够与世界对话，向世界解释我们要走的是一条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也能够与先哲对话，向国人揭示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有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道路。在此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和“民族学术地位与权力”问题[31]。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回顾历史并不是对传统的全面回归，而是要全面地分析和反思传统，既要从整体上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做出判断，也要具体问题具体研究进行个别分析，进而摒弃那些不符合现代政治精神、不利于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糟粕内容，继承那些符合现代政治精神、有利于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优秀传统。
(三)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会通
借用钱穆在分析中国制度史时关于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的用法，我们将古人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认识和态度称为历史意见，将今人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认识和态度称为时代意见[31]。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的会通，指的是要在认识到古人和今人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大致而言，古人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高度认同和践行的，今人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不认同的，往往视其为思想资源，或加以批判，或加以借鉴。在构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时要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会通起来，要兼顾到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
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传统社会中被认定为是没有根本性缺陷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够促使中国回归秩序和在治理轨道上有序运转的一套话语，在近代以来因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内外危机而被认为是阻碍中国现代化和实现富强的重要障碍，近些年又因为中国国力提升而被认为有助于中国现代化和实现富强。对此，我们要有清晰的认识，既不能因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强大就认为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没有重大问题，认为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也能与现代中国高度契合；也不能因中国在今天的逐渐复兴就认为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认为我们已经学到了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精华；更不能因中国在近代的长期挫折就认为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应该随着帝制的崩溃而走进博物馆，认为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一无是处。一方面，正如钱穆所言：“时代意见并非是全不合真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已往的历史意见。”[32]我们要承认历史意见的合理性，辨析历史意见为何与今人的时代意见不同，分析古人为何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采取认可和信奉态度。另一方面，我们还要“超然”，还要跳脱出具体的历史语境，将历史意见悬置起来，运用现代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进行“外部审视”，分析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长期延续的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阐明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能为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哪些经验教训以及从正反两方面能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哪些智慧[33]。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源自商周时期，经历了“轴心时代”哲学突破之后于汉代基本成型，此后虽有演变甚或创新，但总体上没有脱离汉代所奠定的框架；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之所以是王权主义的，其关键的形成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关键的思想背景正是诸子百家争鸣，关键的政治背景就是君主制危机的频发与君主制趋于集权的重建。这套王权主义的话语体系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君权作出某种规范性要求，试图规训君主，但是成长起来的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就范的，不受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的君主会扩张权力并达致极限。尽管我们现在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性质是王权主义的，尽管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晚清就遭到严厉批判且在新文化运动时遭到彻底否定，尽管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传统社会也会遭到某种程度的批评和修正，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在其形成和演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却是大体适应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思想文化状况的要求的。这意味着总体而言，传统社会中政治思想家们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评价与处于现代社会的有着可资比较的资源和能力的我们对它的评价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一方面，尽管春秋战国诸子争鸣至西汉独尊儒术这一较长时段内，各家之间有激烈的争论甚至相互之间视为仇敌，但却共享了一套王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结构，认为各自的王权主义话语体系构建是有效的。另一方面，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基本定型以后，传统社会中政治思想家们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现实、规划未来的话语资源是相当有限的，尽管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对于他们来说也可能是复合型的，但大体来说他们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借鉴和吸收要远远大于反思和重构，即便是被认为具有重大启蒙意义的黄宗羲，基本上也是囿于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之内，没有提出突破性的现代政治思想[34]。大致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家对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持正面态度和积极立场的。
斗转星移，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已随着传统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崩溃而瓦解，已丧失了原先具有的主导性地位和话语霸权，但相对时代更替、社会变迁的极速变化，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所内含的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却是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变化相对缓慢，一直到现在还在影响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这样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进度及其促进中国现代政治发展的力度。然而，不管怎样，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构建绕不开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如果说中国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是王权主义的，那么我们要构建的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而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不仅在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中可以找到丰富的资源，也与现代政治的发展趋势、执政党的努力追求、人民大众的普遍诉求是契合的。但是，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构建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作为不容忽视的思想文化资源，不管我们有没有正视，它都在那里；处于不同时代的人，都具有能动性，都会做出不一样的解释。“‘传统’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与使用中获得它的活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诠释中改变它的面貌。”[1]只有当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经过我们谨慎对待，得到系统清理，经过分析辨别，哪些应当完全抛弃而哪些经过适当改造可以再利用都明了以后，中国现代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才会推陈出新，才不会落入传统政治学话语体系的牢笼，才能超越古今之争、中西之争，才能为中国现代政治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慧支持。
注释：
①殷海光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保守与趋新的长期争论有过详细而深入的分析，具体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
②参考列文森对晚清民国时期民族主义在传统自我否认中的作用以及人们对传统的维护和攻击的分析，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0-116页。
③有关详情见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第三编“普遍性的政治观念与问题”的“古代史部分”，参见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综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5-6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