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命运有的是喜剧、有的是悲剧，而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江西围剿、享有“抗战名将”之誉、逃台后被蒋介石处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李玉堂将军，忽起忽落、有功有过的戎马一生则是极富戏剧性的悲喜剧。
李玉堂的青少年时代
李玉堂（1899年—1951年），字瑶阶， 1899年3月16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五）出生于山东省广饶县一个温饱有余的农家。父秦名启绪，母亲延氏。李玉堂在家中排行第四，上有两兄一姐，下有两弟一妹。李家世代以农为主，兼营商业，到了李启绪这一代已有六十余亩田产；虽然谈不上多么富有，但在当时的农村来讲，应该说全家是不愁温饱、生活比较宽裕的了。
李玉堂于1906年7岁时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入广饶二区（刘家集）振华高等小学、河西国民学校就读。
1915年袁世凯在北京称帝后，16岁的李玉堂受民主进步思潮影响，踊跃地投入到阎抚尘组织的学生营参加讨袁之战。1916年袁世凯病逝，学生营也随之解散，李玉堂返回家乡。1917年他考入济南公立工业学校，就读于金工科甲等班。
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加外交后援会，作为山东后援会的代表在家乡发动青年，组织集会，带头销毁日货，并当众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良心救国”四字标语，以表示自己不怕流血牺牲的爱国热诚。
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
经过四年苦读，一心想走实业救国道路的李玉堂，深感国家内忧外患，政治黑暗，战乱不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为了寻求拯救国家、民族的道路，他于1921年由亲朋介绍投身山西军士教育团受训，结业后充任晋军炮兵队上士班长、准尉司书等职。
李玉堂在阎锡山部队期间，亲眼目睹了军阀部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等腐败现象，无法容忍，于是在阎锡山部只当了半年兵就离开兵营回了老家。
1923年冬，李玉堂获知领导南方革命政府的孙中山正在筹备军校培养革命军官的消息，便决定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4月，李玉堂一行十五人在上海参加初试，李玉堂由于从小受到的良好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而且在山西军士教育团受过训，当过晋军炮兵队上士班长、准尉司书等职，所以，李玉堂顺利地通过了黄埔军校初试，到广州又顺利通过复试后成为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军校教导第1团（团长何应钦）第2营（营长陈继承）担任少尉见习官，接着升任中尉排长。
李玉堂前期的戎马生涯
1925年2月，李玉堂随教导第1团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征之役。4月28日，杨希闵、刘震寰两部叛变，并占领广州，情况十分危急，于是参加东征的军校教导团又回师平叛。一周后，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被平息。5月，李玉堂提升为上尉连长。10月，李玉堂随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在第1师收复惠州的战斗时，李玉堂自告奋勇，身先士卒，主动担任攻城敢死队队长。他冒着炮火和弹雨勇敢地将军旗插上惠州城头，为收复惠州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他被提升为少校营长。
1926年6月，李玉堂营作为第1师的预备队随军北伐。在攻打南昌时， 李玉堂负伤被送往后方医治。
1927年6月，在继续北伐中，李玉堂伤愈归队。
同年8月，孙传芳以刘士林为总指挥对国民革命军实施反攻，双方在龙潭展开激烈战斗。是役，李玉堂率部奋勇作战，一举突破敌军阵地，直插刘士林的司令部，刘得知后仅带几名卫士仓皇出逃。战后，第1师副师长胡宗南辞去了第2团团长的兼职，并以李玉堂作战有功，推荐其接任团长。11月，李玉堂又随部击溃了直鲁联军的铁甲车队，并率先进驻津浦线重镇——蚌埠。
1928年1月，宁汉合流。4月，国民革命军开始第三期北伐。李玉堂随部攻入鲁南，并策应友军攻占济南，协助主力部队驱逐直鲁联军，取得了北伐的决定性胜利。8月，李玉堂被任命为第50团上校团长，旋又升任上校副旅长。
1929年1月，蒋介石暗访苏州驻军第3师时，发现多名主官擅离职守，盛怒之下将该师团以上正职军官全部撤职，其他涉及人员也都受到严厉的处罚。李玉堂因当时是副职，出事时又正巧在办公室值勤，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反而接替了第8旅少将旅长一职。3月18日，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代表大会，李玉堂被选举为监察委员。
1929年12月，第8旅开赴苏州休整。当时石友三的第13路军在南京浦口兵变，李玉堂的第8旅闻知此事，立即投入战斗，迫使石友三叛军北上，解除了南京之危。
1930年3月21日，李玉堂的第8旅猛烈进攻孙殿英部据守的马牧集阵地，经三日激战击溃孙部，占领归德（商丘）。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玉堂又率领第8旅由砀山向西进攻，在陇海路与反蒋军作战。10月战事结束， 李玉堂获得四等宝鼎勋章。
1931年2月，李玉堂随部入赣，曾在广昌、兴国一线与红军交战，大多失利。同年9月，第8旅移防洛阳。
1932年5月18日，李玉堂升任第3师中将师长。7月，李玉堂率部参加对红军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进剿。8月中旬，红军在黄安地区对第10师、第89师等部反击，李玉堂的第3师奉命增援，在七里坪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激战七天，红军后撤。随后第3师经宣化店北上，配合北线军队会攻红军， 9月9日攻占鄂豫皖根据地政治中心——新集。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南下后，李玉堂率领第3师留在鄂豫皖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
1933年11月，驻防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闽变”成立政府，第3师奉命由赣东入闽平变。 “闽变”平息后，李玉堂又奉调入赣参加对红军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9月10日，李玉堂以所属第8旅向温坊方向推进，遭到朱德指挥的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主力围攻，李玉堂闻讯后自觉解围力量不足，便紧急向上级发出求援电，第8旅残部终于在友军的增援下突出重围。第3师失利，第8旅旅长许永相被判死刑，李玉堂受到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并且降为上校薪给。
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第3师调往闽西地区担负地方绥靖任务。
1935年4月13日，李玉堂被叙任为陆军少将。此后第3师奉命入粤监视陈济棠第1集团军的动向。
1936年10月5日，李玉堂被晋升为陆军中将。
抗战烽火中的李玉堂将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玉堂被任命为国民党陆军第8军军长，驻守江西。
1938年8月南浔会战开始后，日军第27师团沿瑞武线南进。为了保卫武汉，李玉堂的第8军坚守在在江西武宁县境内的棺材山阻击日军经此入鄂。战争极为激烈，当时有一个团被日军包围，敌人先是用钢炮轰，再用机枪扫，中国军队誓死抵抗，最后展开肉搏，全团官兵壮烈殉国，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的气焰。
1939年3月，日军第6师团由箬溪进攻武宁。驻守在棺材山、罗盘山一带的守军主要是李玉堂第8军和彭位仁第73军。日军第6师团和冈村宁次第11军直辖炮兵、战车、骑兵各一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棺材山中国守军阵地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守军官兵冒死拚杀，誓与阵地共存亡。激战九昼夜，双方死伤惨重，日军第6师团之47联队被全歼。守军第89团生还者仅5人，余皆壮烈牺牲。四个团的兵员，剩下不到一个团。
李玉堂率领的第8军在棺材山阻击日军，死守阵地，全军立战功，民国政府抗战总部授予该军“泰山军”称号，李玉堂成为抗日名将。
不久，该部改为第10军，李仍任军长，奉命驻守长沙，并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三次长沙会战（又称长沙保卫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初，日本集中10万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了进攻。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至10月9日，中国军队第195师恢复到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此战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第一次长沙会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的第一次攻势，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挫败日军的战役企图，予敌以沉重打击，军队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第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8月26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538号命令批准长沙作战计划。日军第11军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总兵力达12万余人，向中国军队展开攻势。此次会战从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结束，历时一个月，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中国军队伤亡69917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使日军的国际威望一落千丈，英泰晤士报讥称“日本抄袭华军的钳形战术，结果为华军的钳形战术所击破”；加深了日本内政外交危机，导致近卫内阁垮台，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心士气，增强了抗战胜利信心，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2月10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12月10日的“大陆命”第57号命令，向侵华日军下达了“总作命”甲第320号命令。
中国第九战区薛岳将军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天炉战法”，具体实施步骤是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此次会战，第九战区第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顽强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取得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
根据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战斗详报》，中国伤亡失踪共计29849人，毙伤日军56944人，俘139人，缴获步骑枪1138枝、轻重机枪115挺、山炮11门等战果。
据统计，长沙会战参战双方兵力：日本军队40万人次以上。 中国军民 120万人次以上。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达93944人 ，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
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 。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
长沙三次会战，李玉堂先后以第8军长、第10军军长的身份参战，为长沙三次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2月，李玉堂调回第27集团军任总司令。同年5月，率部在广西投入反攻，并于7月28日收复广西重镇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玉堂部留驻广西。李玉堂以在抗战中的贡献，战后分别获得了忠勤勋章和胜利勋章。
被俘逃脱——避居上海——粤省参议
1946年5月，第27集团军整编为第24军，李玉堂改任整编第24军军长。国共和谈破裂后，李玉堂的整24军加入了对中原新四军第5师的围攻。
1947年3月，李玉堂升任徐（州）兖（州）绥靖区司令官兼整24军军长。12月，徐兖绥靖区司令部和整24军军部正式并编为第10绥靖区，李玉堂改任第10绥靖区司令官。
1948年4月，济南、青岛两个重点防御城市之间的联系被切断。
6月11日曲阜被解放军攻占。至20日，兖州已被解放军全部包围，李玉堂只能困守以待援军。
7月1日，解放军开始攻击兖州外围。李玉堂将守备重点放在西关，在经过反复争夺之后，西关守军于7月7日被歼灭殆尽。至此，兖州外围尽失。12日下午17时，解放军发动总攻，三小时后城防被突破。李玉堂指挥残部进行巷战，坚持至13日下午三时许，李玉堂率领保安旅残部向徐州突围中被解放军俘虏。他冒充士兵没被发现，乘机逃脱，又化装成农民，潜入微山湖中一个村庄内躲藏，随后又在当地一名渔夫的帮助下到了临城，继而坐火车抵达徐州。国防部对他颁布了“永不叙用”的撤查令。李玉堂穷途末路，只好到上海避居。
1949年2月蒋介石宣布下野，李玉堂到老上司、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的部下充当高级参议。
起义未成——败逃台湾——惨遭处决
据李玉堂旧部、原第32军第255师警卫营副营长胡林亭回忆资料（李振仑整理）披露：
1949年9、10月间，人民解放军第二野和四野各一部，自江西南部进入广东，并于10月初解放了粤北门户曲江，继续向南进军。此时，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三个军的兵力负责防守海南岛。他命令二十一兵团司令官刘安琪派部队渡海增援广州，刘安琪随即命令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带领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渡海援粤。赵琳对刘安琪的命令阳奉阴违，采取敷衍应付的态度，只派了一个团(二0六师六一六团)渡海增援广州，而且行动迟缓。该团渡海后未及全部登陆，广州即于10月14日被人民解放军攻克。
蒋军三十二军向广州增援无功撤回海南后，薛岳大怒，即以”不服从调度，图谋不轨”为由向台湾统帅部要求惩处赵琳，于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从台北飞至海口，要赵琳到海口机场和他有急事相商。赵琳到海口机场后，顾祝同未下飞机，令赵登机面谈，并把赵琳带回台湾给予赵琳撤职处分。刘安琪也因对广州增援不力而被调整了职务。在这种情况下，蒋军统帅部于1950年初调李玉堂到海南岛，委任他为海南防卫司令部副总司令，并接替刘安琪兼任二十一兵团司令官，还兼任三十二军军长。
李玉堂到海南一身兼任三个重要军职后，他的夫人陈伯兰和内兄陈石清(中共地下党员)从香港来到海南。兄妹二人策动李玉堂率海南守卫部队起义，以达到和平解放海南的目的。李玉堂从兖州失败后亲眼看到国民党集团已众叛亲离，败局已定，于是接受了率部起义的意见，但要求和共产党的高级负责人协商起义的条件。陈石清等根据李玉堂的要求，请李写了亲笔密信，派人渡海送交广州人民解放军司令部。
1950年4月上旬，第四野战军首先从该岛东线的琼山县海港塔市登陆，配合在临高县登陆的西线登陆部队，围歼防守海南北部的国民党守军主力。防守海南的蒋军主力三个军，在解放军东西两线登陆成功后，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未与解放军接触即仓惶向海南南部撤退。这本是李玉堂率部起义的大好时机，但因当时战事紧急，交通受阻，李玉堂未能接到解放军驻广州最高统帅叶剑英亲笔批示“李玉堂火速起义”的密文，加之其它方面的顾虑，故一直未下决心发动部队起义。国民党三个多军的守岛部队犹如惊弓之鸟，于4月下旬分别从万宁、三亚两地海港，登上军舰仓惶逃往台湾。
李玉堂的三十二军分批乘舰逃往台湾后，即集中在新竹地区进行整编。当时，胡林亭在二五五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岗位上，作为编余人员到新竹三十二军军官队任该队第三排九班班长，一个叫魏天民的人也编在这个班，此人高大魁伟，英俊潇洒，能讲善写，给胡留下了极深印象。不久，胡林亭被调到台北瑞坊整编战斗第一团报到时，正好遇上过去在黄埔军校时的同队同学、在上海战役中被歼的六十七军的一名连长毕荣甫。他被俘释放后又被介绍到海南三十二军任职，这次编余后也到战斗第一团来报到。两人在报到处门外谈话时，毕荣甫忽然发现比他晚一步来战斗团报到的李刚，他便打招呼说：“你不是李刚吗? ”此人惊慌地回答说：“我叫魏天民，你认错人了吧? ”当李刚进入报到室报到时，毕荣甫低声对胡林亭说：“在上海战役中，我和李刚同在六十七军的一个连队，当时我是连长他是文书，我是不会认错的。在激战中，是他在我连里组织了一部分人，和进攻我连的共军里应外合，突破了我连的防线。他对大家说‘大家赶快缴枪吧，共产党的政策是缴枪不杀’。这样，我连官兵都放下了武器，上海的防线就首先从我连正面打开了缺口，我也成了共产党的俘虏。”胡林亭说:：“此人在十二军军官队和我一起编在第九班，叫魏天民。”毕荣甫对胡林亭说：“他的真名叫李刚，魏天民是他钻到二十二军后的化名，你回队吧，我马上到大门口向宪兵报告，请他们赶快把李刚这个共产党抓起来。”毕荣甫走迸了宪兵警卫室检举，警卫室立即派宪兵把李刚抓起来送交第一团团部处理。
胡林亭说：“我在事后了解到，李刚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在上海战役中立功以后，化名魏天民到海南岛找到了李玉堂的内兄陈石清(在蒋军中是上校军衔)，经陈推荐，在三十二军军部当上了李玉堂的中尉随从副官。李刚被逮捕后，招认了李玉堂的夫人陈伯兰及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岛去的任务是策动李玉堂率部起义，他本人也参与了这项工作。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抓的消息后，立即秘密给刚调到高雄要塞工作的内兄陈石清写信，要他赶快逃跑保命。”
当李玉堂派人投送此信时，被布置在李公馆周围的便衣特务把信截获。根据李刚的口供和李玉堂的信件，李的内兄陈石清和夫人陈伯兰同时被捕，交军法审判。负责审理此案的钱大钧是李玉堂的老上司，他认为，李玉堂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即使李玉堂心里有投靠共产党的想法，但他毕竟在行动上没有背叛党国的行为，不然也不可能坚持到底来到台湾。于是依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法令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后因有人不服，刑期又增加到十五年。
然而，蒋介石看到此案的卷宗时，认定李玉堂已属背叛，勃然大怒，不再顾及“黄埔门生”的情义，提笔批示了一个“耻”字。就这样，李玉堂被改判为死刑。1951年2月5日，李玉堂、李刚和陈石清、陈伯兰4人同时在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枪决。
李玉堂在临刑前的遗书中写道：“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据有关资料披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到金门巡视时，不知出于什么心理，曾痛哭失声，大呼：“玉堂啊，玉堂，你在哪里？……”似有悔杀之意。然而，悔之晚矣。
三十二年后人民政府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报经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是:“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同意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使李玉堂成为了革命烈士。
李玉堂从黄埔一期毕业，投身军伍后，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摧毁北洋政府的北伐、在江西对红军的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玉堂率部第8军在江西武宁棺材山阻击日军，死守阵地，全军立战功，李玉堂为军长的第8军被民国政府抗战总部授予“泰山军”称号。不久，该部改为第10军，李仍任军长，奉命驻守长沙，并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三次长沙会战，享有“抗战名将”之誉。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破裂，李玉堂在海南岛本欲起义，但因联系中断而没有付诸实施，败逃台湾后被蒋介石处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又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一生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大起大落、大荣大辱、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和结局堪称传奇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