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若弼（544-607年）字辅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将帅世家，祖父贺若统，西魏时任右卫将军、刺史等职。父贺若敦，官至西魏骠骑大将军，北周时任总管、刺史等职。后为宰相宇文护所忌而治罪，临刑前嘱贺若弼“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贺若弼将父亲的临终嘱托牢记于心，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刻苦练武学文，很早就“有重名于当世”。
史载“及帝受禅，阴有平江南志，访可任者。高颎荐弼有文武才干，于是拜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事，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北史·贺若弼传》）可见，在平陈战争前，贺若弼本人提出的策略，一共有十项，此十项史不见载。平陈战争胜利结束后，贺若弼为美化隋文帝，说是隋文帝御授之策。故将之作为皇帝的“御策”作了追述，记为七策，可能其它三策没有起实际作用。而追记的这“七策”因经过平陈战争的检验，所以就更现价值。
同时，关于隋朝平陈统一全国的战前谋划，据《隋书》和《北史》记载，当时向隋文帝献策者有多人。前文所及高颎《取陈策》，重在大战略即政治战略的谋划，而军事家贺若弼的《平陈七策》，则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的对策。结合隋朝后来的平陈战争分析，可以认为，贺若弼的这份《平陈七策》不仅有完整和详细周密的战略谋划，而且列出了许多应急的对策。从平陈战争的战略实施来说，应该算是诸臣的献策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战略对策。
其一，将伐陈统一中国的战争定位为一次宽大正面的战略突袭。隋军要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的宽大正面上实施战略突袭，使陈朝猝不及防，必须出其不意地发动突击猛打，才能达到迅雷不及掩耳之效。战争开始后隋朝动用了五十一万八千人的大军，部署八路进兵：秦王俊率水陆军由襄阳（今湖北襄樊）进屯汉口，清河公杨素率舟师出四川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率部出江陵，与杨素合兵东下。晋王杨广率师自寿春出六合（今属江苏），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部出庐江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吴州总管贺若弼率师出广陵攻京口（今江苏镇江），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今属湖北）。从总体战略部署看，灭陈战争是在长江上、中、下游三个战略方向展开。四川的杨素只是起牵制作用，杨俊、刘仁恩所部重在控制长江中游，这三路大军以秦王杨俊为总指挥，在长江上、中游活动，从战略全局看，是次要攻击方向，其战略目标是切断上游陈军入援建康（今南京）之路。而由杨广节制、集中于长江下游的其他五路大军，则是隋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承担了集中兵力灭陈的重任。在这一战略主攻方向中，又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直指陈朝政治中心建康。
所以，战略主攻方向上的突袭就更具有决定意义，是平灭陈朝统一全国的关键和重中之重。如果在战略主攻方向上达不成突袭的效果，则平陈统一全国的战争势必久拖不决。贺若弼在战前已对平陈战略的关键洞若观火，他提出的“七策”中，有五项都是解决战略主攻方向上欺敌误敌的对策，而且非常具体，比如他建议和实施欺敌误敌的地点如广陵、扬子津又均是主要战略方向中的主攻方向。
其二，为达成突袭，实现战略目的，要“多方误敌，困敝陈朝”，即事先就制造种种假象，尽量迷惑敌军，麻痹敌人，做好欺敌误敌工作。“七策”中的前五策均是这方面的具体对策：一是在广陵驻军万人“番代往来”，专门从事军事换防和佯动，迷惑陈军，使陈朝“初见设备，后以为常，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结果措手不及；二是在长江北岸经常组织军队演习，故意人马喧噪，以致日后隋军真的展开渡江作战行动时，陈军却习以为常，产生迷惑，造成“及兵临江，陈人以为猎也”的效果；三是用隋军老弱不堪征战的马匹去换陈国的民间船只，然后藏置起来，再从陈国买五六十艘破敝无用的船，布置在港口，让陈军以为北方的隋军缺乏渡江船只；四、五两策都是尽量不暴露隋军水军实力，比如在扬子江的港汊中多积苇荻，遮蔽住隋朝水军的舰只，等到大军渡江时，万船齐发；将战船涂以黄色，远处看来如同枯荻，使陈军不能发现。通过这些欺敌误敌、示假隐真的措施，掩盖隋军北站进攻的企图，使陈军丧失对隋军的警惕，轻敌麻痹，这样，隋军在主攻方向上，就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突然袭击之效，从而在战略重点的主攻方向上一举突破。
贺若弼在战略进攻的准备中也具体落实了自己的设想，并为日后的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史载：“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弼为行军总管。……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待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既知防人交待，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及此，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觉。袭南徐州，拔之，执其刺史黄恪。”（《北史·贺若弼传》）这表明，在日后的灭陈之役中，贺若弼“欺敌误敌、示假隐真”之举，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三，重视战略要地，先取京口（今江苏镇江），“先取京口仓集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剋”。京口为建康的门户和屏障，是陈军重兵防守的江防要害和战略重点，夺得京口，建康就直接暴露于隋军的威胁之下。而夺得京口后，首先夺取此处的陈国仓储，不仅可以削弱陈朝的战略后备，而且可“因粮于敌”，为隋军渡江后的后勤供应提供保证。同时，夺取京口的关键是渡江后速据白土冈，这样，既可巩固对京口的占领，又可在南京外围消灭陈朝军队主力。
其四，重视进行心理战，制造舆论，争取民心。开皇八年（588年）三月，杨坚颁布伐陈诏令，宣称陈后主二十余条罪状，表示大军伐陈是为了吊民伐罪，“显行天诛”，从而揭露陈朝的政治黑暗，以争取江南士民的同情和支持，又下令将诏书“散写三十万纸，遍谕江外”。同时，对已经捕获的陈朝间谍，一律放归江南，利用他们传播隋军声威，打击陈朝士气。而贺若弼在率军夺得京口后，也遣散在京口的敌军俘虏，使他们扩大隋文帝敕书的影响，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瓦解敌军军心，使其丧失继续战斗抵抗的斗志。
日后的战争实践，正因为隋军坚决贯彻了这一战略，所以灭陈统一全国的战争才进行得十分顺利，势如破竹。当隋军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动攻击时，陈军沿江诸军才如大梦初醒。贺若弼率军由广陵顺利渡江，一举攻克京口，活捉陈朝南徐州刺史黄恪，俘获陈军五千余人，而且十分注意军纪，对战俘不但不杀，反而全部予以释放，“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资治通鉴》卷177，《隋纪一》），将隋文帝的伐陈诏书交由这些俘虏广为宣传。贺军所到之处，陈军望风而降，贺若弼乘胜率军溯江而上，向建康进逼。待逼近钟山，即屯兵于白土冈。陈叔宝为挽回败局，孤注一掷，令陈朝主力集中于白土冈以北十公里的正面依次列成长蛇阵，企图阻止贺若弼部，贺率军与陈军决战，击败了陈军主力萧摩诃部，并生俘陈朝名将萧摩诃，经此一役，陈朝主力和精锐一败涂地，失去了继续抵抗的资本。激战之际，隋朝另一主将韩擒虎率军进攻建康，生擒陈朝皇帝陈叔宝，灭陈统一全国的战略顺利实现。
当然，这里有一个历史公案，对我们如何评价贺若弼《平陈七策》及其在平陈战争中的作用不无联系。历史上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论辩相当著名，《资治通鉴》曾记：“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振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阵，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杀伤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比邪！’”（《资治通鉴》卷177）其实，早在隋军攻下健康不久，关于贺若弼的战功问题就有了异议。
当时，贺若弼因于京口与陈军的主力苦战，而使韩擒虎得以先入建康，亲擒陈后主，赢得万世功名，对此贺若弼颇不高兴，故与韩擒虎即有所争论。隋军总指挥兼东路战场主帅晋王杨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于是以弼属吏”，即交由军法处置。结果隋文帝杨坚还算客观，在贺若弼回到长安后，安慰说“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后来还因念贺若弼平陈之功，免其死罪。所以，贺若弼对自己平陈之功也一直颇为自信：“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这种“倜傥英略”的自信，自然招致物议，尤其为喜人奉承的炀帝所忌恨。史载隋炀帝未继位时，曾问贺若弼道：“杨素、韩禽、史万岁三人，俱良将也，优劣如何？”贺若弼则回答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禽（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炀帝又问：“然则大将谁也？”贺若弼不正面回答，而是说“唯殿下所择”，言下之意就是非我贺若弼莫属。这种态度，尤为隋炀帝所不喜，所以隋炀帝即位后，对贺若弼更加疏远，在巡幸北方到榆林时，借口贺若弼与高颎等“私议得失”，将其诛杀。
我们认为，评价平陈战争中的功劳，一个关键标准在于谁消灭了陈朝的有生力量。平陈战争发起总攻前，隋文帝虽有让贺与韩“同时合势，以取伪都”的命令，但隋军渡江三面包围建康之后，陈军主力被陈后主全部集中于建康城东，在这种情况下，贺若弼率军与陈军主力苦战于白土冈，将陈军主力绝大部分消灭于此。而韩擒虎在平陈战争发起后渡江的兵力十分有限，史载他仅帅五百人，未经一次大战，趁机入建康。白土冈之战是隋、陈两军的主力会战，贺若弼经苦战消灭了陈军精锐。任蛮奴所帅部队是陈军主力，但却是被贺若弼在白土冈打败后逃归降于韩擒虎的。
同时，就对整个平陈战争的贡献论，韩擒虎确如贺若弼所言，只是一员“斗将”，未见他在战略谋划上有什么建树。而贺若弼在战前奉献了高明、有远见的《平陈十策》，这份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制定的战略对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作用也为日后平陈战争的实践所证明。难怪在朝廷讨论平陈之功时，宰相高颎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又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所以，我们觉得《北史·贺若弼传》的“传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传论”说：“自南北分隔，将三百年。隋文帝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禽（擒虎）奋发，贾余勇以争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功。其俶傥英略，贺弼居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