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学术热”与丛书编委会
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团体的雏形，主要以丛书编委会的形式出现。这首先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读书人乃至老百姓对于书籍的渴望，是现在的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尤其是，“走向未来”丛书的销量，简直跟文革时代卖新版《毛选》似的，读者从半夜就开始排队，等到新华书店早上一开门，玻璃柜台马上就被挤烂了，很多书几乎当场就决定再版，而我自己翻译的《马克斯·韦伯》，第一版的印数就过了10万册。
在这种民间热情的推动下，就逐渐形成了一种“编委会文化”，一时间各种编委会满天飞，这显然是在特殊体制的夹缝中，适逢其时地产生出来的。如果不是横遭外力的阻断，这一初具雏形的制度也许可以顺势在民间逐渐成长起来。算起来，在林林种种的编委会中间，最有力量也最成气候的，还要数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和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我碰巧同时参与了这两者，所以，从那时起就不得不两相比较，因为虽说两边都属于读书人，但文化氛围、操作模式和价值认同却大为不同。
后起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由一批公认的“后起之秀”组成的，所以书卷气相对要更浓一些，也更跟我本人的追求更投合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所看到的学界的一时之选，有很多是在当时就已经被“选”出来的，并从此就在学界活跃了几十年。甘阳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外边还把我们当年的这批人，戏称为所谓“学界的太子党”，因为这些人都属于老先生的嫡传，比如甘阳是张世英的弟子，陈嘉映、王炜是熊伟的弟子，陈来是张岱年的弟子，陈平原、钱理群是王瑶的弟子，而我则是李泽厚的弟子，等等。
当然说到根子上，这种丛书编委会的制度文化，还要溯源于“走向未来”丛书的创办。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制度变通，也相当贴合于当时的扭曲国情，所以一经发明就被广泛地效仿开来。我也从这个编委会里，学到了进行出版操作的能力，直接影响了我后来选择长期介入出版的事业。在当时，出版社具有微妙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事业单位，要执行上峰发下的红头文件，不能偏离官方的明文规定；另一方面，它又要把眼睛盯紧图书市场，以迎合广大读者的消费需求。正是这后一个方面，导致它必然急切地要寻找好书。由此一拍即合的是，这帮刚开始有点想法的学子，要么具有强烈的文化追求，要么具有强烈的用世之志，就正好结成一个松散的团体，来弥补自己有限的名气和影响力，加强自己跟出版社的谈判地位。正因为这样，编委会也就成了集结新兴知识人的一种灵活方式。
在没有这种丛书编委会之前，我们如果想要发表点什么，都是盲人瞎马地向外邮寄，出版部门如果不愿采用，就会给寄回来。那时候总的情况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既然是应当时的机运而生，那么处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相形之下就更难于安分，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如果自己能结成一个团队，依靠这个团队的叠加优势，也就有了跟出版社谈判的筹码。而最终达成的谈判结果则是，先由编委会负责选题与组稿，再由出版社负责终审和印行。由于这种足以造成“双赢”的形式，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很好，所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之后，几乎所有的出版社也都“何乐而不为”，很快共同造成了图书市场的繁荣。
到《西方的丑学》被编委会接受时，刚好赶上“走向未来”丛书的第三批，尽管那个版本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但当时第一版印数却是4万册，第二版的印数加到了9万册。不过，尽管现在说起来都难以置信，可是在第一版印刷的时候，我只收到了两千多块钱的稿费，而第二版的大规模加印，也只额外再付给我八十多块钱。那时候出版社的付酬标准，是基本稿酬加上印数稿酬，而后者几乎就等于零。最少的时候，我甚至拿到过五毛多钱的印数稿酬。
现在想想，会觉得历史给我们开了玩笑——这辈子就当了一回“畅销书作家”，还没有拿到畅销书的稿酬！试想那时候的图书，选题的视野多么狭窄，翻译得多么急就，制作得多么粗糙，而结果却卖掉了这么多。可我现在主编的各种丛书，不要说选题和翻译都精心多了，还都花了很多心思来做设计，书里书外的纸张也好多了，却往往只有几千册的销量。反正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物质性报酬总是很少，好像冥冥中只能忍受“命穷”。
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在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有三个主要的山头：“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这中间的最后一个，我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名义上加入了的。1985年，“走向未来”丛书接受了我的《西方的丑学》，刘青峰又给我看了金观涛所写的一段话，大意是必须把我纳入编委会。可我当时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仍然在外地教书，而编委会的其他成员都在北京，但我已为丛书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过，我很快也就负笈京城了，而且凭着山东人的爽快热情，承担了很多后期的工作，因为那时“走向未来”编委会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进入机要部门工作了。
几乎就在同时，我又参加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它的主要成员是甘阳、刘小枫、苏国勋、陈嘉映等人。我们最早是想把它交给工人出版社出版，而且已经在那边推出了一本《爱的艺术》。后来，正赶上有位沈昌文，从人民出版社领出来一个“三联书店”的副牌子，其实什么资产都还没有，好像还分得了几十万的负资产（债务），他就把这套书的出版计划给拿走了。而正是这套书，以及我们这批人的加入，奠定了三联书店后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至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动议，构思于我在社科院读博士期间。当时南京大学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率先合作，办了一个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这在全国范围内都算是领先的，而南大正好又是我的母校，所以我自然就会在那边，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研究的著作。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相当闭塞，很多人都根本不知道，海外竟然有那么多汉学家，其研究水准竟然又那么高，所以第一次向出版社介绍时，有人的反映竟是“外国人哪能懂得中国？”除了坐落在南京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还有坐落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它还叫北京图书馆，里面有个西文新书陈列室，那里也有不少最新的汉学著作。正是这些著作逐渐说服了我，让我想到应当把它们介绍给国人，于是就试着做起这套译丛。
当时，无论在甘阳的还是在我的口头上，都把“文化：中国与世界”称为“大丛书”，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则是“小丛书”，是我本人的小小的“自留地”。当时还根本不能想象，在突然遭到天翻地覆之后，这套汉学丛书反而熬成了“大丛书”，甚至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在熬到这一步的过程中，江苏人民出版社大概换了五、六任老总，而按照一般的常规，新的老总在走马上任之后，总会倾向于地把旧的项目关掉。可无论如何，我自己总算还有足够的耐力，把这个丛书给硬挺下来了。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忧虑了，就像一滴墨水滴到吸水纸上，它逐渐地往外扩散浸染，已经由点到面地扩及整个纸面，使得整个出版社都成了我的好友。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已变成了国内最大的丛书，它的规模到底多大呢？如果没有同样由我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即使把这套汉学丛书的总数除以2，它大概也还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学术丛书。它现在已有170种左右，而后续筹划出版的书目，早已经超过200种，并且每年都会有一批书面世。
正因为这样，它也帮助改变了丛书的概念。过去人们所理解的丛书，往往是有一批既定的书，想到要把它们打包推出。比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它积攒了多少代知识分子的成果啊！或者像钟叔河的“走向世界”丛书，他发现了一批方向相似的好书，便将它们集结起来出版。正因为这样，以往省里负责出版的领导，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便说“那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得差不多了吧？”但到了去年，江苏人民社成立60周年，在纪念会上大家转而认识到，“‘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不停地出版，这让我们改变了丛书的观念。”而我对此的回答就更加干脆：“为什么要中止这样的丛书呢？它已经是展示国际汉学成果的主要窗口了。要知道，全世界五分之四的汉学家，其实都集中在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而他们总在不停地发表研究成果，所以如果让我每年只挑几本，那么永远也不会做完这项工作。”
时间来到1990年之后，我还侥幸留下的一张合同，让我还能沿着八十年代的余脉，编出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总算还在艰难地延续着前边的故事。
刘苏里看出过这一点，他发现1990年以后编书编得好的，都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宿将，用他的话来讲就是“南北二刘”，因为当时刘小枫在中山大学，而我在北京。无论有多少差异，至少在继续编辑丛书的做法上，他和我都是继承了八十年代的传统。而后来的年轻学者，恐怕就不太懂相应的技术细节了，比如怎么去说服一家出版社，怎么跟它去起草和商定合同。而每逢跟出版社商量什么，我却总能让它的老总发生兴趣，因为他们会发现我是真懂出版。
八十年代的年轻学者，当然享有过很多的好处，不过也有个很大的局限，就是往往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突然间什么都懂了。可是，面临八十年代的社会运动，我们却突然痛苦地发现，自己所学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我们的知识结构很有缺陷，而这又跟1949年以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有关。
现代的文科，并不仅仅指涉文、史、哲，不然就会像缺了一条腿。可后来的残缺情况是，我在本科进入的是南京大学政治系，所学的却是哲学专业。这是因为，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政治学，而是官方所说的政治课，所以里边才能有哲学专业，后来甚至又分出一个经济专业。当年的院系调整和关停并转，导致了一个简单化的结果：政治学系、法学系、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等，都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由此就相应地导致了，即使我们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想要从其中挣脱出来，都没有一个工具性的抓手，没有相应的思想装备。比如说，当我们思考各类社会运动时，当然需要具有这样的背景：对于查尔斯·蒂利的社会运动理论，或者查尔斯·泰勒的社会想象理论等，全都在学理上有所了解，否则就很难避免盲人瞎马。
而恰逢这个时候，当时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创办了一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它名义上是香港版，但实际上却是在大陆编的，而我、陈来、林毅夫、梁治平、樊纲、黄平等人，都受邀成为了编委会的成员。当然，这里所用的“社会科学”概念，还是在沿着官方的正统定义，因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人类知识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社会科学”一语在中国，被看作了全部文科的代名词，然而它又仅仅包括文、史、哲，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社会学、人类学，而政治学和法学，也基本是服务于官方政策的。即使我们当初恢复了对于西学的编译，也基本上只是译介了从老先生那里接过的文史哲，而对更广义的文科少有涉猎。
有了上边的这些心结，邓正来有天到我这里喝酒，大家都喝到了兴头上，也顿足捶胸地说到了这种遗憾，我就对他说：“沿着这个《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咱们再编个‘中国社会科学文库’吧，把另一半视野恢复起来。”他像考试似的问我：“那你先开个书单？”而我也借着酒兴答道：“开就开！”但是照我们在饭桌上的约定，这个书单是应当由我来开，由他来落实。
我当时已经背着“海外汉学研究丛书”的包袱了，不再想增加自己的负担，总不能在背上了迻译海外的“中学”以后，又背上迻译海外的“西学”吧？可惜，在此后的几年里，不管是邓正来还是别人，都没有把这个事推动起来，所以我最后还是看不下去，咬咬牙还是这摊事接了过来。正因为诸如此类的事情，后来我才感慨地说，别看表面上分为这派、那派，可实际上，中国只有“动手派”和“袖手派”。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其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在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对理论有一种渴望，而到了九十年代，则对理论显示出一种眩晕。这是因为，在1990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较为一致。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出了国，而等到他们纷纷回来以后，就分别推销自己学到的理论，可一旦每一个回国的人，几乎都带着一个新的理论，就会让人目不暇接了，所以难免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
对于由此而产生的理论眩晕，我不赞成完全沿着西方的意识形态走，那只是对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但我也不赞成完全排斥西方的理论，因为这只会让我们的头脑更加简陋。最拒斥理论思维的人，往往就会被最差的理论所俘获，而他还对此懵然不知。比如，现在很多做史学研究的人，都是被从日本传来的实证史学所俘获，却不知那也只是西方理论的一种。因此，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加强对话的基础上，既不迷信理论，也不害怕理论，而要在驾驭理论的基础上，争取迎头赶上。
“时间久了，老实人是不吃亏的”
在八十年代，中国出版界还不必考虑翻译版权，很多译著在翻译完了以后，直接就送去出版了，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购买版权。到了1992年，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情况就突然发生了变化，要译书就要先购买版权，这让我们这批八十年代的丛书编委们，有些猝不及防。本来，我们跟一些出版社已经商量好了，准备合作出版一批译著，这时候却突然发现，版权的问题还都无法解决。而当时的情况是，出版社尚未普遍养成购买版权的习惯，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任何一家出版社率先去购买，都意味着它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也许并非出自其本意，但美国政府为保护知识产权所施加的压力，其实比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本身，更直接有效地帮助促成了西学图书市场的萎缩。80年代的“学术出版热”，曾得益于一个很有利的“后发性优势”，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时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在译介西学时不必向原出版社联系购买翻译版权。
但90年代以来，恰恰是那个被大陆政府批判为从事“文化渗透”的西方，由于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为了经济上的蝇头小利，反而主动出手帮助抑制了大陆民间的翻译工程。中国的西学研究，即使在“南巡”后的普遍复苏气氛中，也未能遏止下滑的势头，很大的原因要归咎于此。就目前图书市场发育和联系购买版权的情况而言，最让人头痛之处，还不在于增加了那一丁点儿出版成本，而在于西方的版权持有者们，也许还嫌政府替它们争得的收益太小，干脆就懒得回信洽谈这笔生意，遂使许多好不容易说服出版社接受下来的选题，终于只能胎死腹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好多西学原著都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只能靠二手引述来略知大概。
而及早地重视这方面的问题，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主动性。那些跟我合作得比较久的出版社，也正是那些最早重视版权问题的出版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版权科就是为我们建的。一般的流程是，选题和书目先由我们决定，再由版权科负责联系版权，而一旦成功再共同物色译者，最后再由责编去进行编辑，可以说是形成了良好的分工。如果我现在看上了一本外文书，准备把它列入“人文与社会译丛”的计划里，就只需要用手机拍个封面，把它传给出版社的相关编辑，这个雪球就会自动滚下去了。
在选书的时候，我自己当然也会看走眼，不过绝对不会故意选错书，只不过有的时候，用原版读来觉得很深奥，译成中文后又有点后悔，觉得它也不过如此。曾经有位朋友翻译了一本汉学著作，想把它挂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名下，还允诺说等书出版了，对方可以请我到德国访问半年。我还是要依例先看书再说，还提醒他不要把两件事弄混了，干扰了我的客观阅读心态。审读完稿件以后，我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大意是书的选题不错，但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仔细地修订加工。结果，那位汉学家虽然同意我的看法，却一个字也不想改，转头就把书交给别家出版社了。后来自然也就听说，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因为“学术水平如何高”，而被德国人请去访问了。这对出版社本身当然只有坏处，所以算是“穷庙富方丈”。
其实只要时间拖得足够长，老实人就终究是不吃亏的。一些明显投机的同辈人，虽然在“死了都值”的心态下，也曾经蒙混到一些浮名，可眼下 ，市面却越来越小，甚至上网一搜竟全是骂名。而出版社跟我的关系，却是越来越如鱼得水，一直都愿意接受我选择的书，这就是因为几十年来的实践，让他们感到放心。
刚刚从芝加哥大学回来，那里有一家全美最好的书店，而在访问芝大的这一个月里，我至少去了那家书店十次，几乎整天坐在那儿看书，可到最后也只选中一本书，准备把它引介到国内。这才是我的工作常态，由此才保证了丛书的水准。当然话也说回来，这样做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却又导致了美国的汉学研究，在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声誉，年轻学子们大概以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全是高水平的，而实际上，在“不出版，就灭亡”的压力下，那边的垃圾书也很多，只不过未入我的法眼罢了。
“中国需要一场大规模的阅读运动”
如果说在九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曾经出现过一种理论的眩晕，那么到了眼下的阶段，则是普遍表现出了理论的疲惫乃至厌恶。
在八十年代，西学译著的销量经常能有数万册，而到了现在，则一般只有几千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西方理论在中国学界的“去魅”。对此，我还有一个切身体会，在“东方学”的著作被引入中国之前，有人开口闭口总在援引萨义德的理论，而形成了鲜明反差的是，等到这本书的汉译本真的出版以后，以前那些大肆宣扬“东方学”的人，反而缄口不谈了。究其原因，大概这些人根本没读过萨义德的任何书，充其量也只是看了几篇书评，甚至只是道听途说了萨义德的观点，然后，他们就把它变成几条干巴巴的条文，拿来到处生搬硬套。而等“真经”被翻译出版以后，再胡乱搬弄它就要露怯了，而又没有定力去真正研读它，所以干脆就掉头不顾了。
在当下的国际学术界，新的理论总是层出不穷，这也导致了人们望洋兴叹，干脆懒得再去追踪阅读。比如，“人文与社会译丛”把埃里克·沃格林的《历史与秩序》的前三卷都给翻译出来了，这无疑是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如果这搁在八十年代初，大家得为之疯传多久啊！可现在，人们对于这样的大部头，而且还是研究古典西方的，却明显显得有点疲惫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大声疾呼地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全民重新阅读的过程。比如以赛亚·伯林无疑受到了堪称例外的追捧，然而他毕竟是个承前启后的人，也是个思想漩涡中的人，那么，他的思想先驱到底有哪些，他的学术后劲又究竟有哪些，他的思想对手又到底分几支？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而只有顺藤摸瓜去研读下去，西学的内在脉络才会慢慢向我们展现。
在西方，不同的理论之间存在相互的辩论和制衡，而在中国，则基本上没有这样的解毒剂，所以才导致某些理论的一枝独秀，这样一来，它的某种倾向也就被过分夸大了。比如，为什么伯林的消极自由观念到了中国，反而更明显地暴露出其弱点呢？当然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大家都想龟缩到狭小的天地，用这种“免于……”的自由来保护自己。然而，个人的基本自由若想不被伤害，那是有其前提的，它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规则，和广阔的社会空间。相反，要是大家都不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不去磨合出这样的规则，社会空间就反而会塌缩下来，导致每个个人的自由都难以保障。
此外，光把西学的著作读完还嫌不够，还需要让西方的理论体系与中国的价值观念进行对话，这样才能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有些人天性就不会读书，所以一旦他好不容易摸着了一本，自以为读出了一点味道，那么就干脆决定，自己此生只相信这一本了。这是把读书能够获得的自由，由于自家的偷懒和无知，反而糟蹋成了必然，把读书能够获得的上进，也干脆糟蹋成了下坠。这种人的心智，往往还不如干脆不读书的人，因为他被一个偏颇的理论给永远地捆住了。
所以无论如何，中国急需一个大规模的阅读运动。阅读的范围一定要尽可能广泛，而不能当领导的喜欢哪本书，大家才去抢着读哪一本。实际上，每个人的阅读都有其独特性，而这样的独特经历，也正是每个心智的独特轨迹，绝不能由任何别人来取代。同时我们也要牢牢地铭记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盛行后殖民反思的时代，真理并不会只在哪个文明自身的文本中，而应当产生于各个文化的互动中，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相信，西方思想家绝不会掌握了人类的全部真理。说到底，还得靠我们去开拓自己的头脑，从而在同其它文明的不断对话中，让它想出新的人生解决方案来。
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
从民国时期开始，虽然北大跟清华都有自己的国学研究机构，可二者的学术风格却截然不同。具体来讲，尽管两边都是属于学贯中西的，但清华国学院却更偏于内部取向，而北大国学所则更偏于外部取向，而后来渡海过去的台湾“中研院”，则主要是继承了后者的治学风格。由此，这种西式风格的国学研究，就带来一个根子上的问题，它根据现代西方的学科划分，把中国传统的“四部”学问，强行划归到“七科”的类别里。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学术脉络就被打散了，很难再照原样传承下去。
在当今西方的强势话语规则下，我们在与西方进行学术交流时，往往会被追问这样一类尴尬问题：你们中国有哲学吗，或者你们中国有文学吗？如果照直了回答“没有”，那就会显得太过简陋，好像你的文明根本就没开化。但如果硬着头皮说“有”，拿出来的东西又肯定削足适履，是把中国的思想（或艺文）先强行掰开，再硬性塞入西学的分类科目中，其表现肯定还是不如西方自身，因为我们的先辈，原本就没沿着所谓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伦理学、美学的套路去展开运思和论说；反过来说，西方人又正好借着我们由此表现的逊色，找到了暗中支持其欧洲中心论的理由。
所以，我们就首先需要明确，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分为inside和outside两支。而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伟大文明而言，它可不是太平洋上的哪个小岛，那上边不具备本土的学者，而只有等到外来者闯入之后，才能展开对于当地文化的研究，从而，对它的研究就都属于outside的视角。中国则完全不同，它无论从时间和空间而言，其规模的量级都要大得多，也同样具有自己的知识界，由此，也就和研究中国的外部视角，天然地构成了二水分流。
问题却在于，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压强实在太大了，所以导致在科举被废除之后，只有留洋的读书人才最吃香，而外部的视角也在这样的压力下，被强行塞进了设在内部的机构中。这当然并不是说，外部的研究视角就一定不好，否则的话，我也不会花这么多年时间，去专心地引介西方的学术成果，然而，我决不赞成中国学者也仿效外部视角，否则说起话来就难免要拿腔拿调。所以，较为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中国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西方学者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而更全面的观察和更深刻的学理，则要在两者的对话与共识中产生，由此才能构成更上一层的“中国学”。
中国学者对于母文化的研究，本应更具有天然的优势与创意，由此才会真正受到外部的看重。然而很可惜，现实的状况却刚好相反，很多学者只被西方流行的学术潮流牵着走，这当然会影响中国学界自身的成就。我有篇文章叫《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就是在率先挑明这方面的问题：本来该由具有现实经历的中国学生，来坦率诚实地告诉他的美国老师，他们在哪些问题上完全是想当然的，根本不符合中国人的鲜活生存经验；可现实的情况却是，人们为了产生出获取高分的论文，就强行把中国经验塞进了西方公式，由此他们在迎合了其西方导师的同时，也是恣意地强暴了其同胞的感受。
“空前的‘危’和‘机’是并存的”
我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进退比较迟钝，所以在评职称、申请基金的问题上，反应都比较糊涂。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一直都是副研究员，一做就做了整整十年，尽管我本人也是挺努力的。直到调离之后，我才弄明白规则，原来在提升为研究员之前，先要毛遂自荐地写封申请信，把自己正式地推销出去。而我既然不懂这个，正好高级职称的名额有限，所里也决不会提醒我，乐得把我算作自动弃权。弄到后来，所里甚至院里的上上下下都在议论说：“刘东怎么还是副研究员啊？”我听了也没往心里去，既然大家都觉得这不公平，就说明这不是我的错误，而是所里的领导太过外行，而且，我的努力总还受到了公认，所以也就随他去吧。
这种木讷，当然算我一个个人的短处。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想要摆脱外在的桎梏，要避开外部权力的瞎指挥，那么在职称、基金、杂志等级这类问题上，也许就需要木讷迟钝一些，我这可以算是“难得糊涂”吧？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当权者的那些瞎指挥，既突如其来又无事生非，可以比作不大不小的地震，而在这种不大不小的地震中，致死致残的却都是机灵鬼，本来摇晃几下就过去了，可他们却直接选择跳楼，反而送掉了自己的性命。而我呢，反正也不怎么听会，发下什么表格也顺手一扔，所以，即使主编的丛书不算成果，我也糊里糊涂地就挺过来了，只要内心认准了它们重要，就决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如果认定了什么不好，那么我也会跟从自己的感觉，也马上就会做出行动。比如，在“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引进过程中，我自己判定好坏的标准，也发生过很多次变化。一开始，是以为西方人帮我们澄清了很多难题，可后来却发现，那些汉学家的理论框架也很芜杂，可以同时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泻的，需要保守疗法的和需要马上开刀的，而最后才搞明白，西方的汉学家都各执一套自选的理论，所以我们必须首先弄懂这些理论，然后才能弄懂他们所要解读的中国。由此，在我自己的内心中间，那套“人文与社会译丛”，也就必然要呼之欲出了！
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人欣慰的，那就是当专注于做某件事时，人生会无意间显得略长一些。从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东方杂志》，到现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中国学术》杂志、清华国学院，还有我晚近创办的“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大学之忧丛书”和“艺术社会学译丛”，当自己专注地做这些事时，会觉得事情根本做不完，于是，也就生出了不断劳作下去的动力，没有时间去伤春悲白发。由此，自己出门去讲演的时候，也就经常会闹出一个笑话：初次见面的听众会对我说——“你怎么还这样年轻呀？原以为你早已是老人了呢，从小就是读你的书长大的！”
人们寻常会觉得，做编辑就像竹筒倒豆子，倒完了腹中就空空如也，但我对此却有相反的经验，发现好的编辑到头来并不吃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选题已有200多种了，而我本人作为主编，读过的书则远超过此数，而且读得也要相对认真，这就给自己铺垫了知识储备。另外，在从事编辑的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候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特别是政治上的原因，某些章节并不适合翻译，这就使编辑比一般读者，了解到更多吃紧的细节。
再如，《中国学术》杂志的难度很大，所以每逢召开编辑会议的时候，学术讨论的气氛都很紧张。既然我们要把它办成国际级学刊，而且它也一直由哈佛燕京学社支持，这就促使我们对每篇稿件都严格要求，时刻保持一个严苛的创新标尺，尽量筛选出最优秀的学术文章。于是，如此之高的学术标准，自然也就会使得杂志的编辑们，也自然养成了写作的习惯，即从眼低手低、到眼高手低，终于成长为眼高手高。正因为这样，我们《中国学术》编辑部，也是个最出优秀学者的地方，而它早期的许多年轻成员，也都顺利成长为挑学界大梁的人。
主编丛书的工作，做到后来会越来越顺手。我现在，简直是有了自己的编辑车间，每年总要有二、三十本书的产出，差可算作一个业余的出版家了。屈指算来，除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这两套国内学界最大的丛书之外，我还在主持“西方日本研究丛书”和“艺术社会学译丛”。此外，清华国学院里还有三套丛书，即“清华国学丛书”、“清华国学书系”和“讲学社丛书”，也是实际由我在主持。另外，在清华大学自己的出版社，我又专门为它设计了五套丛书，包括一套“中国艺术史译丛”，一套谈论生态史的“同一颗星球丛书”，一套研究高等教育“大学研究丛书”，一套光荣榜般的“清华文库”，还有一套更具挑战性的英文丛书，叫作Chinese Intellectual in Two Centuries。可惜这件事后来无疾而终，而前边所讲的那几种设想，最终也都花落别家，交给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等等。
进一步说，在编、读、写的过程中，也在挑战自己心智的极限。我希望，至少我本人的研究和讲学水平，能和祖国的国力增长同步起来。其实，如果能更加平心地观察，那么中国大陆有很多学术优势，经常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比如，可以拿大陆和台湾做个对比：在那边，如果没有“国科会”的批准，如今的台湾已很少有人翻译，而“国科会”每年只批十来个翻译计划，还不如我以一己之力所引进的多，这当然是因为，我们相对于台湾学者，享有由一个巨大的汉语共同体所带来的优势。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优势，即使遭遇过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这批学人才终究熬了过来。“中研院”的王汎森曾经问我：“《中国学术》每期大概印多少册？”我说：“大概只能印个几千册，这种杂志实在是太专业了。”没想到，对我显得太少的这几千册，对他来说却是多得难以想象，因为台湾的专业刊物，往往也就印个一、两百册，这跟我们打印博士论文的数量，或者印制论文抽印本的数量，恐怕也没有本质的差距了吧？
无论如何，我的这种信念并不是空穴来风。剑桥的阿兰·麦克法兰教授，刚给《中国学术》写了篇《片段：时间观念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当一种文明处于支配地位并进行扩张时，单线的进步论和目的论色彩的理论，也就会油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当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对抗成为主题，并且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处于相对平等状态时，那样的论调又会随之式微。回想晚清、民国时期，西方文明正处于飞速扩张中，所以老先生很难不误以为，所谓世界潮流无非就是西潮，而所谓的进步也只意味着跟上西方的发展，甚至就连在梁启超、王国维在早年时，也都是在以西方为模板，千方百计地挑中国文化的毛病。而现在，西方文化如果不是处于衰落，至少也并非一枝独秀了，所以整个世界也包括西方人自己，也都在怀疑西化是否真有普世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尽管还是有很多糟心问题，但相对而言还是幸福得多了。我想，自从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从林则徐到恭亲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从张之洞到康有为，再从梁启超到陈寅恪，这几代人到了辞世的时候，心情都必定是很压抑的，而他们也只能在近乎绝望的心境中，离开这片尚未有起色的故国。而相形之下，情况到今天已经大大反转了。事实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国家，曾以如此之大的人口基数，和如此之大的国土面积，并以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持续不断地起飞了这么多年，所以，这对整个世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眼下只怕还很难进行精确计算，要到很久以后的未来才能看清。即使纵观整部世界史，大概也只有英伦的几个小岛，在早期工业革命的那个年代，曾有过如此爆发式的发展，而后来它就成为了日不落帝国，逼得全世界都讲它的英语。
由此看来，尽管也绝对不可否认，我们要克服的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还是相当顽固和致命的，然而空前的“危”和“机”，毕竟是并存在一起的，如果对这一点视而不见，那么不管是无意的还是成心的，总之是不全面和不公正的。
（此文曾以《绘制西方学术界的知识地图》为题发表，重新修改之后，改题目为更合本意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收入2014年11月出版的《近思与远虑》一书。此次在我的《沿着八十年代的心力所向》和《中国学术出版的现状》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整理、审订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