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考“社会思想丛书”涉及的范围时，一直牵动我相关思绪的，是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
第一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围绕着“我思”与“他思”的关系。照我看来，夫子所讲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人类思想的进取过程中喻指这种相互支撑的关系。一副头脑之“学而时习”的过程正是它不断汲取“他思”的过程，因为在那些语言文字中结晶的正是别人先前进行过的思考；而正是在这种反复汲取中，这副头脑才能谋取相应的装备，以期获得最起码的“我思”能力。可反过来讲，一旦具备了这样的思考力，并且通过卓有成效的运思，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颖结论，就同样也要付诸语言文字，再把这样的“我思”给传达出来，又转而对他人构成了“他思”。——事实上，在人类的知识与思想成长中，这种不断自反的、反复回馈的旋转，表征着一种最基本的“主体间性”，而且，也正是这种跨越“代际”的“主体间性”，才支撑了我们所属的文明进程。
正因为这个缘故，思想者虽则总是需要独处，怕被外来的干扰打断，可他们默默进行的思考却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事情，从来都不属于个人的事业。恰恰相反，所有的“我思”都无一例外地，要在交互的思考中谋求发展，经由对“他思”的潜心阅读，借助周而复始的“对话性”，来挑战、扩充和突破心智的边界。正因此，虽然有位朋友好意地劝我 “五十岁之后，就要做减法”，我却很难领受这类告诫。毕竟，我心里还有句更要紧的话，正是夫子就此又说过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这种杜鹃啼血的心劲儿，就不要说五十岁了，纵是活到六十岁、七十岁，也照样会不稍松懈地“做加法”，以拓展“我思”与“他思”的继续交融。
这意味着，越是活到治学的后半段，就越是需要更为广博的阅读和更为周备的思虑，来把境界提升得更为高远。事实上，正是这种内在的企求，才支撑了我多少年来的夜读，以便向知识的边界不断探险。因此，与朋友对自己的告诫不同，我倒是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为什么文科要分为文学、史学、哲学和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还有社会学、人类学，乃至语言学、心理学、人文地理学？人类的事务原是整体，而人类的知识只能分工前进。这样一来，到最后你们才能明白，在所有那些学科中间，你只要少懂得一个，就势必缺乏一个必要的视角，而且很可能就是那种缺乏，让你不可能产生大智慧。”
第二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围绕着“个人阅读”与“公共阅读”的关系。自从参与了“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乃至创办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和“人文与社会译丛”，我就一直热衷于这种公共的推介。这或许与天性有关，天生就热衷于“野人献曝”，从本性上就看不惯“藏着掖着”：“以前在信口闲聊的时候，曾经参照着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也对照着长年来目睹之怪现状，讲过自己所看到的治学三境界……而我所戏言的三种情况，作为一种不太精确的借用，却在喻指每下愈况的三境界，而分别属于‘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自求解脱’的小乘佛教和‘秘不示人’的密宗佛教。”（刘东：《长达三十年的学术助跑》）
不過，这个比喻也有跛足之处， 因为我在价值的选择方面，从来都没有倾向过佛老。因此，又要把这第二主轴转述一下，让它表达为纯正的儒家话语。一方面， 如果从脑化学的角度来看，完全可以把我们从事的教育，看成在“催化”着乐感元素的“合成”：“先要在自由研讨的氛围中，通过飞翔的联想、激情的抗辩、同情的理解和道义的关怀，逐渐培训出心理学上的变化，使学生在高度紧张的研讨中，自然从自己的大脑皮层，获得一种乐不可支的奖励。只有这样的心理机制，才会变化他们的气质，让他们终其一生都乐学、悦学，从而不光把自己做学问看成报效祖国的严肃责任，更把它看成安身立命的所在。”（刘东：《这里应是治学的乐土》）可另一方面，一旦拿到孟子的思想天平上，就此又马上逼出了这样的问答：“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孟子·梁惠王下》）——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前面所讲的“个人”与“公共”的阅读，又正好对应着“独乐”与“众乐”的层次关系。
无论如何，只有经由一般学理的共享，熔铸出具有公共性的“阅读社群”，才能凝聚起基本的问题意识，奠定起码的认同基础。缘此更应认识到，正因为读书让我们如此欢悦，便不应只把它当成私人享乐。事实上，任何有序发展的文明，乃至任何良性循环的社会，都来源和取决于这种“阅读社群”。缘此，作者和读者之间或者学者和公众的关系，就并不像寻常误以为的那般单向，似乎一切都来自思想的实验室，而是相互支撑、彼此回馈的。正如我曾在以往的论述中讲过的：“一个较为平衡的知识生产体系，似应在空间上表现为层层扩大的同心圆，先由内涵较深的‘学术界’居于核心位置，再依次扩展为外延较广的‘知识界’及‘文化界’，而此三者须靠持续反馈来不断寻求呼应和同构；所以，人文学术界并不生存和活跃于真空之中，它既要把自己的影响逐层向外扩散，也应从总体文化语境中汲取刺激或冲力，以期形成研究和实践间的良性互动。”（刘东：《社科院的自我理由》）
接下来，第三根连续旋转的主轴，则毋宁是更苦痛和更沉重的， 因为它围绕着“书斋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事实上，也正是这根更加沉重的主轴，才赋予了这套丛书更为具体的特点。如果说在“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中已然心怀苦痛地写到了“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那么，又目睹了二十多年的沧桑剧变，这心气便觉得更加“鼓荡难平”了。既然如此，虽说借助于前两根主轴，还是在跟大家分享阅读之乐，可一旦说到了这第三根主轴，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就收紧了。无论如何，“书斋”与“社会”间的这种关联，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冲击着自己书房的深重危机感，都只能用忧虑、愤懑乃至无望来形容；而且，我之所以要再来创办“社会思想丛书”，也正是想要有人能分担这方面的忧思。
歌德在他的《谈话录》中说过：“要想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要想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如果我们拿“学术”来置换他所讲的“艺术”，再拿“社会”来置换他所讲的“世界”，也会得出一个大体相似的句子。也就是说，“做学问”跟“搞艺术”一样，既可以是超然出世、不食人间烟火的，也可以是切身入世、救民于水火的。至于说到我自己，既然这颗心是由热血推动的，而非波澜不起、死气沉沉的古井，那么，即使大部分时间都已躲进了书斋，却还是做不到沉寂冷漠、忘情世事。恰恰相反，越是在外间感受到了纷繁的困扰，回来后就越会煽旺阅读的欲望——而且，这种阅读还越发地获得了定向，它作为一种尖锐而持久的介入，正好在瞄准千疮百孔、沉疴难起的社会，并不是离开人间世更遥远，而是把注视焦点调得日益迫近了。
虽说九十年代以来的学术界，曾被我老师归结为“思想淡出，学术淡入”，但我一直不愿苟同地认为，就算这不失为一种“现象描述”，也绝对不属于什么“理性选择”。不管怎么说，留在我们身后的、曲曲弯弯的历史，都不能被胡乱、僭妄地论证为理性。正好相反， 毕竟是藏在内心中的、刚正不阿的理性，才至少是保守住了修正历史的可能。正因为这样，不管历史中滚出了多少烟尘，我们都不能去浑浑噩噩、和光同尘。——绝处逢生的是，一旦在心底守住了这样的底线，那么，“社会生活”也便从忧思与愤懑的根源，转而变成了“书斋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灵感来源。也就是说，正是鼓荡在内心的、无休无止的忧思，不仅跟当下的时间径直地连接了起来，也把过去与未来在畅想中对接了起来。事实上，这套丛书将稳步迻译的那些著作，正是辉煌地焕发于这两极之间；而读者们也将再次从中领悟到，正如“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总序所说，不管在各种科目的共振与齐鸣中交织着何等丰富而多样的音色，这种“社会思想”在整个的文科学术中，都绝对堪称最为响亮的“第一主题”。
只要中华民族尚有可堪期待的未来，就总要有一批能潜下心来的“读书种子”。——若没有这样嗜书如命的“读书种子”，我们这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指望还能拥有一茬又一茬的、足以遮阳庇荫的“读书大树”，并由此再连接起一片又一片的、足以改良水土的“文化密林”。
正所谓“独立不迁， 岂不可喜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惟愿任何有幸“坐拥书城”的学子，都能坚执“一木犹可参天”的志念。
（“社会思想丛书”，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二〇二三年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