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打算专门就一本书开一门细读的讨论课，课名叫“第一百零一遍”。什么书会让我如此有兴趣，都读过“一百遍”了，还打算低首下心从头读一过？当然就只有孔子的《论语》了。在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还从未有过另一本书，能够有这样的阅读效果，以至于每过一段时间，就忍不住要取来重读一过，并且每次总能找到新鲜感。
尽管后来因为工作突然调动，并没在清华园开成这门课，可这个计划还是带到了杭州，于是趁着周遭的疫情还是时紧时松，而大量藏书尚未能装箱运来，就先用电脑里预装的电子书，重启了这次新的阅读过程。
只是，一开始完全没有意料到，自己竟又会情不自禁地想就这次家常便饭式的温习再写本书。事实上，受到了各种出土文献的刺激，原本也只想借机整理一下，到底有哪些“子曰”才真正算是可靠的，从而对孔子的领会如何才不是可疑的？
这方面的紧迫问题意识，我在前几年也曾经表露过：“为什么在车载斗量的传世文献中，诸子百家都有他们基本的立言资格， 可以对自己的著作施行冠名权，而享有《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孙子》之类，乃至《韩非子》《鬼谷子》《鹖冠子》《公孙龙子》等等，却偏偏在后世被人‘独尊’的孔丘先生，反而没有一本自己名下的《孔子》呢？”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还愿意承认，正是孔子生前的那些言论，构成了最为重要的中国经典，在我看来，这种经典其实正处于潜在的危机之中。具体而言，如果一味这么去鼓励“创新”，乃至于每次偶然挖出几根竹简来，不管其中的字迹多么模糊、意思多么含混，马上就能引发新一轮的突发奇想，赶制出一批望文生义、只图发表的“论文”来，那么，在这种毫无“聚敛”的、想入非非的诠释活动中，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内核，也就快要跟着“发散”完毕了。
既然如此，我在前几年也曾提出过，为了不让孔子本人的言论，被“发表”的压力彻底消解，我们或不妨模仿《庄子》一书的体例，在“内篇”“外篇”“杂篇”的框架下，也编出一部题为《孔子》的书来。当然我也知道，任何从事这种编选的眼光，其本身都脱不开编者自家的“心证”，因而也难免会有自身的过程性;可即使如此，就算总要去经历“经典化”和“再经典化”，也总还可以在一定的阶段，相对正常地保持“稳定性”吧？
不待言，这又是个需要反复沉吟的任务，就像我爱打的那个比方，要把案板上夹着生面的面团，既用力又耐心地揉开和醒好。而在最终交出这部《孔子》之前，也只能姑且先在自家的电脑中，建立起一个作为初稿的文件夹。对我而言，这也是姑且先向自己交代一下，至少根据现阶段的私下理解，到底有哪些“子曰”应是孔子讲过，或者至少也应是他能说出的。当然由此也不言而喻，又肯定有些“语录”会被我排除掉，既然它有违于孔子的总体思想。
什么是孔子的“总体思想”呢？至少在我自己的这间书房里，也就只好先指望本人的“心证”了。而这种“心证”说到底，还遇到了麻烦的“解释学循环”，因为我也只能依据对于“树木”的理解，再去判断那片驳杂不一的“森林”。话说回来，既然这种不断的解释活动，又属于循环往复的智力活动，将来也不排除又能反转过来，再基于这片“森林”的总体状貌，去判定某个“树木”的具体年轮。
不管怎么说，这作为研读出发点的“树木”，只能是这本《论语》本身。也就是说，对于心存上述任务的我来讲，也只有先读透《论语》中的“子曰”，才能再基于贯穿此间的整体逻辑，去判断其他材料中的相关记载，究竟是不是孔子说得出口或者做得出来的。
这本《论语》， 我之所以能读过那么多遍，不过是因为《论语》也可读得很快，只要你一旦碰到了某些难解之处，就马上大致浏览一下什么“集注”，从中选出一个姑且“可从”的解释。说白了，那也不过是基于现有的通行理解，再通过“文字游戏”般的训诂手段，来加强一下这类的固有理解，不可能加添任何新颖的思想内容。
然而，那些以往勉强“可从”的解释，是否当真属于孔子的原意呢？一旦把这个疑团揣到心里，而凡是再碰到“讲不通”的地方，就不再强令自己去姑且跟从了，在这种较真的“轴劲儿”下，也就难免会像棋手那样，陷入苦思冥想的“封盘长考”了。当然一旦到了这个时候，再读起《论语》来也就不觉得顺溜了，只怕即使花上一辈子精力，也不敢夸口能读过它“一百遍”了。
不过这样去做，竟也出现了出乎意料的好处，那就是在把眼看酸看膨了之后，经由意识的磕绊与羁留，突然又不无惊喜地发现了：还真有一些以往并未“读懂”，而只是马虎跟从过的句子，于今看来好像还是真能“读懂”的;而且，即使这样的句子为数并不很多，可一旦觉得自家确实“读懂”了以后，也就显出了它们长期被埋没的精义，而豁然生出“别有洞天”的感觉。当然，由此又可释然地想到，即使“经典化”本就有“固定化”的意思，“经典”本身也仍不会僵化，因为它总要活跃在人们的意识中，而这种意识只有在迁移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蓬勃的生命力。
思考这类问题的另一层动因，要回溯到我在三十几年前，初次去拜見李泽厚老师的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都曾回忆过，就在那个“初次见面”的客套场合，应属这辈子相当罕见的一次，只因为提及了孔子的一句话，便遭到了李老师的当头断喝。而那句话正是《论语》中的首章，也即“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自己那个时候，才刚刚完成了处女之作—收进“走向未来丛书”的《西方的丑学》，所以满脑子都还是西方美学的问题，自然也更习惯西学的论述方式。正因为这样，当我头一次打开《论语》的时候，劈头便看到了一句简单的人生格言，遂觉得它实在没什么“哲学”味道。没曾想到，李老师却大喝一声打断了我：“不对，那里边有深刻的哲学！”回想起来，我本人的知识范围或领域，所以能从单一的西方学术，拓展到兼顾中国学术，如果不是从他这声“断喝”起始的，也是从进入李老师的门墙开始的。而当时所以能有这种机缘，则又是因为他立下的奇特规则：入学前只需考试“西方美学史”，入学后却要专攻“中国美学史”。据说这样的规定，是源于他的一番独特考虑：越是研究古老传统的问题，就越需要新颖前卫的方法。不无侥幸的是，不管他这种思路能不能成立，总归都成就了我本人的治学，因为如果当时要测试“中国美学史”，就以我对于《论语》的那种理解，肯定是要“不得其门而入”的了。至于说，他当时所讲的“深刻的哲学”，具体指什么样的深奥内容，由于当时还未免有些“生分”，也就只有付诸默默猜想了。很有可能，《论语》中的那句“不亦乐乎”，对得上他所讲的“乐感文化”？果不其然，等李老师后来移居美国，为了应付那边的教学任务，又编写出一本《论语今读》来，也就坐实了我当时的猜想。一方面，他把《论语》第一章译成了通俗简易的现代白话：“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有朋友从远方来相聚，不是很快乐吗？没有人了解自己，并不烦恼怨怒，这不才是君子吗？”另一方面，却又在有关这段话的札记中，进行了很有哲学意蕴的发挥：
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但由于首章突出的“悦”“乐”二字，似可借此简略谈论《今读》的一个基本看法：与西方“罪感文化”、日本“耻感文化”（从Ryth Benedict 及某些日本学者说）相比较，以儒学为骨干的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精神是“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的“一个世界”（即此世间）的设定，即不谈论、不构想超越此世间的形上世界（哲学）或天堂地狱（宗教）。它具体呈现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或理论习惯）和“情感本体”（以此为生活真谛或人生归宿，或曰天地境界，即道德之上的准宗教体验）。“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乃华夏传统的精神核心……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作个体独存也。
无可讳言，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后来也对“学而时习之”一语，得出了不大一样的见解。比如在新近杀青的《德教释疑》中，我就基于此前提出的观点，指出了“正由于儒学原本就是‘认识本位’的，而并不是‘伦理本位’的，它才会如此地凸显出这个‘学’字;也就是说，从先秦儒学的角度来看，无论‘道德’或‘仁心’有多么要紧，其本身都并不足以构成‘本体’或‘本源’”。而“一旦缺乏这第一步的理解，我们也就无法充分地领会，为什么《论语》在开头第一句，就要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而以‘好学’和‘悦学’之心，为整个这本书都定下了调子。所以，就像孔子自述的那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我们基于他本人的立场，会发现唯有这种殷勤‘劝学’的精神，才是须臾不可少离、必须终身持守的，否则也就谈不上‘朝闻道，夕死可矣’了”。
虽则说，相对于李老师那种“情感主义”的解释，我这种更趋“理性主义”的解释，并没有构成什么正面的对撞，可终究还是会在相形之下，自然暴露出他那种处理的“虚化”。但即便如此，也顶多只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毕竟李老师主要还是一位美学家。所以，真正让我尚觉得不够满足，或应当有所改进的地方，还在于李老师的上述行文，似乎在孔子的原初文本与他本人“天马行空”的发挥之间，缺乏一种生发于固有文本的、字斟句酌的过渡。而由此也就启示了我，最好还是能既全力以赴又扎实沉稳地，以不惜“封盘长考”的耐心和定力，一次只去盯紧《论语》中的某一章，把其间“深刻的哲学”自然地接引出来。唯其如此，才不致让如此简约的“解释”和复杂的“发挥”，好像是脱节成了“两张皮”;才更足以让读者信服：这里所讲的还属于孔子的思想，而非只是解释者自己的思想。
不过，就算总还有些“未尽人意”之处，毕竟李老师这句“深刻的哲学”，虽说他本人怕是记不住了，却还是深深印到了我的心底。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后来再去发挥他、更正他，自己也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在起用着“李门”的独有家法。这意味着，尽管孔子所留下的那些话语，的确在形态上呈现为“只言片语”，可一旦从“哲学”的系统视角来省察，以往围绕《论语》的那诸家解说，就都显出过于零散、随意的毛病了。甚至于，即使后世那些很显厚重的“集注”，也不过是“打包”了这些“零碎”，很难从那里读出孔子思想的全貌。
由此也就想起了一个比喻：即使如“狮子搏兔”，毕竟也需用足了全力，方能显出自身的“好看”，显出浑身上下的“精气神”来。那么，再把这个比方挪到这里，也就要求在一旦哪句话上“卡壳”了，就不惜拿出“封盘长考”的毅力来，既不滿足于仅仅从字面上再觉得哪种解释是“可从”的，也不愿让意识油然地往下“溜号”，总想去连缀其他读懂了的句子，捎带着便以为也读懂了这一句，而无论如何，就只咬紧牙关地盯紧了这一句，去琢磨还有可能的余味没有。事实上，这种对于“严守字面”的坚持，也是源于另一种方法的悔悟，因为在自己晚近获得的省觉中，已是越来越清晰地痛感到，正由于孔子只是相对零散地留下了这些个“片言只语”，而后儒则是相对集中地撰写出了一卷卷“长篇大论”，才在后世造成了理解的障碍，使人们往往要在后儒的过滤下，来有所隔膜地领会孔子本身，于是也便很难再原汁原味地领教到“先秦理性主义”的精神了。
就这么“一口咬定”地读下来，另一重不无惊异的发现则是，即使又如此认真地“啃了一过”，竟还是没能从《论语》中发现，孔子本人当年“说错”了什么，只见到后人曾经“理解错”了什么。这种令人折服的情况，或是因为到了弟子们编集时，孔子的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他们也正好就依据这种成熟的思想，再对老师的言论进行了筛选与精编。如果不是这样，考虑到孔子也早已明白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那就总会呈现出“试错”和“追求”的过程，那才会是一部“思想传记”的魅力所在。由此看来，我们在这方面最大的、难以弥补的遗憾，还是因为受到存世材料的限制，而缺乏足够详实的孔子“思想传记”
至于我自己，同他这种几乎“生而知之”的情况相比，正如前述的那声“断喝”所意味的，充其量也不过是“知错便改”“为学日益”罢了。即使不说少年时代的“十有五而失于学”，也不说青年时期的那次心智转折，就只说磕磕绊绊地走到了现在，既然已不可能“起孔子而问之”了，也只能费尽心机去琢磨他的语句。可在另一方面，至少是根据我眼下的理解，尽管只是散见于“片言只语”之中，然而由此所表达的孔子思想，倒是相当绵密地融为了一体，并不允许后人只拿它做“文字游戏”，随便朝什么方向发挥。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只有再换一种办法，从以往不得其解的某些个“枝杈”，去尝试分析整个“树木”的生长方向，乃至摸索巡绎整个“森林”的总体生态。
或许，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总还能有信心再讲一句，不管具体在某一个字句上，自己这一回到底“想对”了没有，可终归也只有这样的解读方式，才足以让我们更完整地回复到孔子，乃至于，又能在带着由此得到的学术成果，把孔子接引到现代的思想世界来。
不言而喻，自己从这次重读中获得的发现，也不可能全都写到这里来，而只能从中选出荦荦大者，特别是选出能撑起整体结构，从而独当一面地专辟出一章的。
在这中间，首先涉及这样一些“子曰”，虽说以往单纯从字面上解释，看上去也没有多少问题，比如孔子所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乃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然而，一旦从李老师的标准来要求，就仍嫌理解得仅仅流于表层了。也就是说，尽管孔子的这几句“寥寥数语”，到后世已属于“脍炙人口”的了，可是在这些隽永的语句背后，究竟潜藏着什么“深刻的哲学”，又足以带来何种“人生的道理”，仍不能仅仅拘于字面的解读，否则就很难还原孔子的风神了。其实以我一直以来的猜想，黑格尔所以会把孔子贬低为“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一点也没有思辨的哲学”，恐怕其中很大的一种造因，还是因为他本身并不懂中文，也就只能从柏应理之流那里，读到这类字面上的肤浅解释。
此外，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子曰”，比如“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又如“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再如“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乃至“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确实就如在前文中讲过的，恐怕一开始就连字面都未曾读通，而大体上，只是先由前人去望文生义，又由后人来以讹传讹。可想而知，唯有与此相应的那些章节，才会构成这本新书的主要侧重，否则我也不会特别就此发笔了。于是又不在话下，这也将构成最为吃重的章节，因为我必须为此多费一些笔墨，先从字面的意思着手辨析，然后再去窥测其中的“精义”。
列入了提纲的这些章节，有些是我在社科院攻读博士时，就已经想到并写入了学位论文中的，有些则是我调到北大教书以后，特地为此撰写过专题论文的，还有些是我在清华研究国学时，已在相关著作中顺便发挥过的，而更多的，却是我又在这一轮阅读中集中想到的。由此算来，围绕这些问题的绵延思绪，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也已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孔子的阅读已经伴随了自己大半生。
时至今日，就算我的生命时长已并不比孔子的享年短多少了，而且还在自己的治学生涯中，要不断重启对于《论语》的阅读，这位先师对我仍属于“一个谜”。他不仅远比前此的思想者成熟，竟也远比此后的思想者成熟，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此外，我前面已表达过这种困惑：由于我们读到的《论语》文本，显然已属于孔子成熟思想的精选，所以从中也完全看不到：他的思想有着怎样的蜕变与发展？事实上，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还不兴特意去著书立说，因此，只通过弟子辑录的这些“片言只语”，也就实在让后人很难去企及他。在我看来，所谓“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现象，恰恰反映了这种跟从上的困难。要是连这些有幸簇拥过他的那些高足，由于也只是这么一句一句地听着，都会发出“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的赞叹，只因为各自性分的不同，而有了德行、言語、政事、文学的区别，也就难怪那些并未能亲炙教诲的再传弟子，即使是像孟子和荀子这般杰出的后学，更会沿着他们各自的理解歧义，而分化成“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了。
可不管怎么说，反而正是这个特别的原因，提醒了我们在开读《论语》的时候，就不能只用训诂考据的办法，仅仅满足于对哪句话的“就事论事”，那就肯定要沦为“买椟还珠”了。在我看来，孔子的生命是最为“立体化”的，也就是说，无论碰到什么具体的事情，也不管那境遇是顺是逆，他都能顺口讲出“至理名言”来，足见其同时生活在多个层面上;也正因为这样，即使他在外在事功上失利了，也照样能把它当成道义的参验，以至于就他的内在体悟而言，也照样可以得到辉煌的成功。事实上，即使放到“轴心时代”的广阔语境中，去进行“四大圣哲”之间的平行对比，他所随口讲出的这些人生至理，都不光表现为毫不逊色，而且很可能是更胜一筹的。既然如此，我们对他这种“立体化”的人生，也就更要低首下心地去体会，那中间到底会有多少重的含义，当然也包括李老师所说的哲学含义。
就我个人而言，之所以愿意读“一百零一遍”，当然是因为在全部的文明历史中，如果还有一个人让我终生佩服，那就只有这位伟大的孔子了。正由于他在“立体化”的人生中，只以其短暂的存在和有限的经历，就典范性地思考了人生问题，从而留下一种“人生解决方案”，让后人能循此而安身立命，他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都属于最“无愧人生”的那一位。在这个意义上，简直可以说，这种足以进入“永恒”的人，绝不是单为这“一世”而活的。而我本人作为孔子的思想后裔，无论怎么去有所发明乃至多所发明，总归也都是沿着他的思想路线而行。
附记：我的《孔子十章》一书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本写明了是要“献给李泽厚教授”的。惜乎如今已是人神两隔，再也无缘让他看到此书了。现在先发表此文，作为对于业师的深切怀想。可即便如此，正如我在此文中说明的，这本书仍在沿用着“李门”家法，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那种毕生探求学理的精神，通过一代代薪火相传，就属于不死的、永垂后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