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公子重耳，是晋献公的庶子，按“立嫡不立长”的礼制，他原本与晋国的大位归属，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可是晋献公身后“骊姬之乱”的爆发，尤其是太子申生的死亡，却给重耳登上晋国的权力之巅提供了天赐良机。尽管这一步异常漫长、异常艰辛，可是，他毕竟还是咬着牙走完了，在外飘泊流浪整整19年之后，他终于在秦国的武力支持下，于公元前636年回到了晋国都城绛城，利剑出鞘，一举翦灭晋怀公及其追随者，踏着血迹，登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文公。
19年在外羁泊流浪的生活，对晋文公而言，并不是虚度光阴，船过无痕。
首先，它帮助晋文公本人完成了从一个纨绔子弟到杰出政治家的转变。使他在困境中磨砺了意志，增强了政治才干，所谓“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其次，这段历练，使得晋文公了解了当时主要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实际情况，初步掌握了诸侯列国的战略动态，这就为他自己登基后制定和实施图霸称雄战略方针，提供了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三，考察、团结和起用了一大批忠心耿耿又才干出众的贤能之士。狐毛、狐偃、赵衰、先轸等人，都是当时晋国一流的贵族大臣，他们始终追随晋文公，在漫长的流亡过程中彼此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从而形成了晋文公最为亲信依赖的贵族圈子。晋文公即位后，他们又纷纷出任文武要职，在经国治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晋文公日后的争霸事业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其四，19年的流亡生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晋文公争霸战略方针的制定与实施。晋文公先后到过多个诸侯国，它们中间，有的对他礼遇有加，恩惠优渥，齐国、宋国、秦国等可归入此类；有的则对他不理不睬、冷若冰霜，甚至戏弄侮辱，如卫国、曹国和郑国。这种个人上的恩怨纠葛，难免要对晋文公制定图霸战略时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城濮之战前夕，晋文公之所以扶宋、抑郑、伐卫、攻曹，亲近齐、秦，这固然是受对楚争战战略大局的基本制约，但同时也不可否认有其当年个人遭遇的因素在无形中起着作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此言信然！
晋文公逐鹿中原、图霸天下的最大敌手，毫无疑义就是楚国。换句话说，晋文公要称霸诸侯，号令中原，就必须抑制并有效击退楚国的北进势头，通过战争这个手段，实现“取威定霸”的战略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晋、楚之间战略决战的上演，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了。但是，齐桓公去世，宋襄公图霸昙花一现之后，楚国的势力已是炙手可热、更为膨胀，并深入北方，睥睨一切。汉水流域的诸多姬姓小国早为楚国所翦灭，陈、蔡两国早已成为楚之铁杆附庸，唯楚国马首是瞻。郑、许、曹、卫、鲁诸国，亦见风使舵，站队到楚国的猎猎战旗之下。在这种情势下，晋文公虽然拥有了晋献公等人打下的偌大基业，但要以这点资本，贸然与楚兵戎相见，一决雌雄，也的确存在着非常大的难度。
对楚决战既然不可避免，但同时又困难重重、胜负难料，这就决定了晋文公即位后要全力以赴从事争霸战争的准备。这种准备，乃是全方位的：
首先，修明政治，任贤使能，稳定局势，巩固统治。
晋文公即位后，得到了晋国大多数臣民的拥戴与支持，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仍然有极少数晋惠公、晋怀公的残渣余孽不甘心失败，企图制造混乱，挑起事端，以期趁火打劫，乱中夺权。晋文公对此毫不姑息，以雷霆万钧之势，断然加以镇压。在即位的同年，他在得到秦穆公密切配合的情况下，一举挫败权贵吕甥、郤芮等人的叛乱，稳定了政局，巩固了权力。
在坚决镇压叛乱、消弭威胁的同时，晋文公对当年曾伤害过自己，但此时愿意归附的政敌宽大容忍，既往不咎。他宽恕寺人披追杀自己之罪，不追究头须盗窃财物之过错，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例证。这样做的结果，是使得晋国上下人心安宁，众人归附。可见晋文公深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为政之道，避免了犯“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错误，有成熟政治家的风度。
对于多年来一直跟随他历经患难、休戚与共的功臣，晋文公慷慨大方，予以优厚的奖赏。大的封邑，小的尊爵，以显示不忘旧恩的诚挚姿态。这一做法，与当年晋惠公过河拆桥、诛杀功臣的行径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很好地收买了人心。
在稳定政局、和谐国内关系的基础上，晋文公进一步改良政治，任贤使能。例如，建立卿制，由公卿处理日常军政事务，举大夫之贤能者担任此职，以杜绝公室兴风作浪、挑起动乱的机会。又如，赋百官以职权而责以事功，拔擢贤才，重用狐偃、先轸、赵衰等有才能、有魄力的功臣。再如，整饬纲纪，树立信守，以定上下之节，明确行止进退之礼。猎于囿陆时，功臣颠颉后至，晋文公即传令施予鞭刑，以示信赏必罚。另外，晋文公还能做到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提倡臣下直言极谏，“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通过上述努力，晋文公有效地巩固了内部的团结，造就了“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的和谐局面，这就为其实施图霸战略方针消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其次，崇俭省用，“通商宽农”，发展经济，保障民生，为争霸中原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晋文公懂得经济为军事之本的道理，相当重视农田开发与水利兴修。当他从周王室那里取得太行山以南阳樊、温、原、攒茅等四邑沃土肥壤之后，即以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以胥臣为司空，主持平治水土之事，裂地分民，迅速开发南阳，使得晋国农业发达，物产丰富。在个人生活方面，晋文公也能做到节制欲望，崇尚俭朴，节约开支，自己衣不重帛，食不兼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对待民众问题上，他“恤民以德”，致力于减轻剥削，轻徭薄赋，赈济困穷，广施恩惠，以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戾气，调动普通民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普通民众的生活安宁感。同时，他重视发展手工业、商业，努力富国利民。《国语·晋语四》曾对晋文公的经济措施作过扼要的描述：“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这应该说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这些经济政策的实施，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得晋国“政平民阜，财用不匮”，拥有了赖以从事对外争霸战争的雄厚人力、财力与物力。另外，晋文公还十分注意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明确社会各阶层应尽的职责和取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借此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调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扩充军队，拔擢任用各级将帅，加强军事训练，为从事争霸战争，确立天下霸主地位做好军事上的充分准备。
军队是国家专政机器的柱石，也是一个国家对外兼并称霸的最重要筹码。齐桓公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而成就一代霸业，而宋襄公却因军力单薄加上临战指挥无能而未能圆自己的霸主之梦，就是历史上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晋文公对此自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为此，他登基后一直強化军队的建设，在城濮之战前夕更是快马加鞭，提升扩军备战的步伐。
他在晋献公作二军的基础上，将全国兵力增扩为上、中、下三军，大大增加了军队的数量。并任命郤縠、狐毛、栾枝、郤溱、狐偃、先轸等人分别担任三军的将佐。他们都是深富韬略、善于将兵的干才，其中有些人属于当年随从晋文公四处流亡的心腹股肱。由他们出任军中要职，保证了晋军内部的高度团结，官兵上下斗志昂扬。在扩军扩编的基础上，晋文公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蒐于被庐”，举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并作执秩以正其官，明确其指挥节制与各级之职掌。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晋文公终于拥有了一支足以与楚军相周旋、相抗衡的强大军队。
第四，高高地举起“尊王”的大旗，发兵“勤王”，平定周王室内部的政局动乱，在天下诸侯中树立自己的威望，占据政治上、道德上的制高点，赢得从事图霸大业的主动权。
在春秋前中期，诸侯要想成为霸主，就必须打出“尊王”的旗号，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这自齐桓公起，几乎已成为一种定律。晋文公是一位富有政治远见的明主，自然深谙其中的道理，因此，他即位后即注意寻求这样的机会。非常幸运的是，他登基后的第二年，这样的机遇就悄然降临了。
公元前636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因没有能当上周王而一直心怀不满的太叔带（即王子带）联合狄人的军队进攻成周，大败周军，俘获周室卿士和大夫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等人，并乘胜攻占京城洛邑。
周襄王惊慌失措，仓皇出逃到郑国，在那里，惊魂甫定的他要求诸侯国派遣军队勤王。晋大夫狐偃认为：“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极力主张晋国响应周襄王的呼吁，迅速出兵勤王。晋文公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公元前635年出动军队去支援周襄王。
战略方针制定后，晋文公遂积极采取行动，付诸实施。他先是劝退了前来勤王的秦国部队，由晋国独揽勤王之功，其次是以财物贿赂“草中之戎”与丽土之狄，让他们出兵配合策应晋军的行动。然后，晋文公指挥晋军兵分两路，以“左师”从郑国迎回周襄王；以“右师”攻击狄人和围攻王子带所屯驻的温邑(今河南温县西南)。在晋文公对周襄王的全力支持下，狄人终于被击退，王子带也为周襄王所擒杀，周室内部血腥动乱得以平定了。
晋文公的“勤王”，有力挽狂澜、再造王室之功，周襄王对此自然是感激不尽、没齿难忘。投桃报李，人情之常，为此，他摆设盛宴来慰劳、答谢晋文公，给予晋文公以巨大的荣誉，同时还将周王畿内的阳樊、温、原、州、陉、絺、攒、钼矛等八邑赏赐给晋文公。这八座城邑处于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战略地位至为重要，晋人名之为南阳之地。晋文公得到它们之后，等于拥有了南进争霸的重要前哨基地。由此可见，晋文公这次起兵“勤王”，算是名利双收，赚大了。
总之，晋文公在继位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使得晋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军力增强，社会和谐，并拥有了“尊王”的重要政治资本。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把同楚国进行战略决战提到了议事日程，用巨手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帷幕！而晋国在城濮之战的辉煌胜利，则将他推上了无可争辩的“霸主”宝座，春秋历史亦从此进入了由晋国主导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