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孔子开创了与道统、学统相辅相成的“教统”，形成了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尊师重道、尊师重教、师道尊严密切关系在一起。传道、授业、解惑是教师的基本职责。教育的根本在尊师重道。师道重建已成为全社会紧迫的议题。立师道就要强调师弟关系，可以把师弟作为人伦之一。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甚至全民的尊师节，通过对孔子的认识和体悟，以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尊师重道的普世价值。
[关键词] 孔子；教统；尊师重道；师道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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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法制办已经公布征求意见稿，拟定于每年9月28日为教师节。对此绝大多数人表示赞同，也有些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近代遗失了由孔子开创的教统和尊师重道的优秀传统，所以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国家这一调整举措的意义。本文即挖掘这一优秀传统，以推动师道重建。
一、孔子开创“教统”
孔子在我们今天狭义教师方面的贡献就是创办私学。孔子以前政教不分，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够受教育。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危险。孔子创办私学，向民间普及文化，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在办学中他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招收学生，不论他们地位贵贱，都一律平等地进行教育，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特权，促成了“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的转化。在教学中孔子主张“因材施教”，针对不同学生的个性、气质和水平，进行不同的教育，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才。
其实孔子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也注视社会教化，主要是道德教化和礼乐教化。孔子认为应在“富之”的基础上“教之”使安,其内容就是价值理性的“仁义道德”，而其教的手段则是灌注入“仁义道德”的精神的诗书礼乐。孔子重视“礼乐”，强调礼乐所具有的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安上治民、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而儒士就是承担社会教化的主体，孔子希望这些儒士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推己及人，教化天下，使天下归仁。也就是通过教化挽救世道，救正人心。正如梁漱溟所说：“教化所以必要，则在启发理性，培植礼俗，而引生自力。这就是士人之事了。士人居四民之首,特见敬重于社会者,正因他‘读书明理’主持风教,给众人作表率。有了他,社会秩序才是活的而生效。”[1]《论语·宪问》载:“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这段话体现的正是孔子通过教育培养士人使其担当起教化民众的责任并进而改造社会的思路。
孔子还重视礼乐文化中的宗教传统——祭祀传统。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孔子谈到祭祀，都能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自己的观点。孔子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观作出理性回应，即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论语·述而》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雍也》说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葬与祭祀作为一种礼仪体现的是孝道，目的是使“民德归厚”，使人人具有仁爱之心。孝悌谓仁之本也。
孔子就是这样开启了儒家的“教统”。教统是古圣以道化人、化世的“教化、教育、宗教之传统”，这些在历史上是不分的，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西方分析的思维习惯，故不得不分而言之，可以包括礼教、乐教、诗教、书教、易教、春秋教等。皮锡瑞高度赞扬孔子的功绩：“读孔子所作之经，当知孔子作‘六经’之旨。孔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晚年知道之不行，退而删定‘六经’，以教万世。其微言大义实可为万世之准则。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所谓‘循之则治，违之则乱'。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孔子之教何在?即在所作‘六经’之内。故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即万世教科书。”[2]汉代以后孔子逐渐被认为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这是符合孔子对教育、社会和政治贡献的，当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在历史上也确实起到了独特的历史作用，形成了中华民族尊师重道、尊师重教、师道尊严等传统。
二、尊师重道传统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往今来，代代相传。“尊师重道”语出《后汉书·孔僖传》：“臣闻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圣明的王者君主，没有不尊师重道的。传统上把学问知识可为“道”、“经”、“术”三个层面。“道”是至高的追求，也是最高的学问；“经”是“道”的载体，经学是对道的发明和阐述；“术”是实践“道”的手段和方法，对学者来说主要是学术。古代所有学派都把“道”作为终极目标，最大的学问。儒家也是这样，《汉书·艺文志》在论述了儒家一系列特点后，还特别强调儒家“于道最为高”，即是说儒家把道看成是其最高的追求。
在古代中国，尊师重道、尊师重教、师道尊严是密切关系在一起的，历史上有关尊师重道的名言与故事也很多，如《尚书·咸有一德》云：“德无常师,主善为师。”《周礼·地官·大司徒》：“四曰联师儒。”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师儒是在民间进行道德和礼乐教化的儒者。因为师儒是以道教人，所以就有尊师重道，在尊师重道的基础上才有尊师重教。《荀子·大略》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吕氏春秋·劝学》云：“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就是说，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尊重老师就不会计较他们的贵贱贫富了。像这样，名号就显达了，德行就彰明了。那么，怎么养的师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呢？《吕氏春秋·劝学》继续说：“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当教师的一定要按照道义行事，然后才会得到人们的尊敬。
《礼记•学记》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大凡求学时存在的问题，尊敬老师是难能可贵的。尊师才能重道。重道才能使人敬重学业。所以君王不以对待臣子的态度对待臣子的有两种情况：当他在祭祀中作为祭尸（神的替身）时，则不以臣子相待；当他作为君主老师时，则不以臣子相待。根据大学礼制，给天子授课，授课的臣下无需北面而居臣位，这就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的缘故。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云:“王者有暂不臣者五:谓祭尸、授受之师、将师用兵、三老、五更。”帝王不能让五种人称臣，其中第二种就是授业的老师，这也是为了表示尊师重道。《白虎通·辟雍》云：“虽有自然之性，必立师傅焉。《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傅。’传曰：黄帝师力牧，帝颛顼师绿图，帝喾师赤松子，帝尧师务成子，帝舜师尹寿，禹师国先生，汤师伊尹，文王师吕望，武王师尚父，周公师虢叔，孔子师老聃。天子太子，诸侯世子，皆就师于外，尊师重先生之道也。”这段话举了古代许多帝王有师的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帝王怎么秉承天命，也都有老师学习为政之道。尊师就是尊重先王之道，即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
晋人潘岳《归田赋》：“教无常师，道在则是。”受教育不必有固定的老师，谁有道谁就是老师。
隋末王通《中论·问易》曰：“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在。”即使是皇帝也一定要有老师。然而，哪里有“常师”呢？谁掌握道就向谁学习。
唐太宗曾下诏说：“朕比寻讨经史，明王圣帝，曷尝无师傅哉！前所进令，遂不睹三师之位，意将未可，何以然？……前代圣王，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著乎天下，名誉不传乎载籍。况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圣人，其无师傅，安可以临兆民者哉？……夫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敬师傅》）唐太宗经过研读经典，知道古代英明的帝王，圣贤的君子都不能没有师傅。古代圣明的君王，如果没有遇到名师的点化，他们的功绩就不能广布天下，自己的声名也不能名垂史册。他在百王之后统领天下，才智与圣人有所差别，要是没有师傅，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不学习，就不能明白古时治国的道理。像现在这样没有名师的教导就能统领天下，获得太平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啊。应鉴于本朝没有设立太师、太傅、太保“三师”之位，于是就马上发布命令，设立三师，可见对师道的重视。
韩愈《师说》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职责做了全面概括，至今看来仍是十分准确。一是传道，即传授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是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顺序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其中以传道为主，以授业、解惑辅佐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做教师。他继续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为师求学的标准，这是对《尚书》“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思想的发挥。他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当时确有人以所谓“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为借口，以拜师求学为耻，不知尊师。韩愈强调拜师求学也应以闻道先后，师即道，道即师，以道为师，以师为道。
柳宗元也非常赞同韩愈的思想，在《师友箴》他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就是说，当时社会耻笑愿意为师的人。全社会都不敬重老师了，所以才使社会愈加背离大道了，人们就会迷失人生的大方向。可见尊师重道的重要性。
宋初胡瑗《松滋县学记》云：“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使国家能治理好在于人材，使国家的人材能培养好在于教化，掌管教化的在于儒者和经师。“师儒”本来是指教官或学官，这里是指儒家学者和经师。
周敦颐《通书·正文师》说：“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确立师道，形成尊师重道的风气，社会有人教化，具有良好行为的人就多，那当然就是一个文明礼貌的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天下自然大治。周敦颐《通书·师友上》说：“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求人至难得者于身，非师友，则不可得也已！”天地万物中至尊至贵、最有价值的事物就是道德。而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之间最难得者，人之所以是天地间最难得者，是因为其有道德。如果想要每一个人都拥有道德，那除非人人都有良师益友，不然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
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而后道尊。”这分别是对《尚书》和《礼记》尊师重道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王安石《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云：“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王安石陈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神圣性，教师是社会伦理的主导者，如果没有老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将不能维持。
李觏《广潜书》有句名言：“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为善的根本在于教育，教育的根本上在于老师。也就是说，教师肩负培养学生善良品格和社会善良风俗的重任。
明王守仁《严师箴》云：“古之教者，莫难严师，师严道尊，教乃可施。”古代的教育，最难的是严师，教师严格，受到尊敬，他所传授的道理才能得到尊重，对学生的教育才能很好地施行。
明王艮《心斋语录》：“必以修身为本，然后师道立。”正如《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教师当然更是这样了，一定要以修身为根本，然后才能使师道树立起来。
明末清初理学家陆世仪在《思辨录》说：“《尚书》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则师尊与君等，又曰能自得师者王，则师又尊于君。非师之尊，道尊也，道尊故师尊。”
晚清谭嗣同在《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中写到:“为学莫重于尊师。”意思是,学习最根本的是学做人,而做人首先要从尊敬师长开始。
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宣怀对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给予极大的关注，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故西国学堂，必探原于师范；蒙养正则圣功始，故西国学程，必植基于小学。中外古今教学宗旨，本无异同。”（《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五下）
民国时期民间大儒段正元在“师道立则善人多”的基础上更发挥到：“真贞师道立，岂但善人多，并能保和天地之太和，燮理世界之阴阳，保全人民之生命财产，安宁秩序也。”[3]认为教育根本首在尊师重道，他追述中国古代教育，认为“中国教育，原为尊师重道之制度。古学制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不北面。在专制君主时代，犹且如此，可见尊重之至。今虽采用西方教育制度，而国人尊师之习惯未亡，即载道之资根犹存。如能以真正文化之精神，改创教育制度，以大学修身为主，以艺事之学为用。其他一切游移徜恍支离邪诐之说，悉以中道规正之、裁成之，务使真正文化，渗透于各个学子心中身中，学一科得一科之实用，造一人才得一人才之实用，自然一国之内，人无不修之身，家无不齐之人，国无不治之事。”[4]
教育的根本在尊师重道。中国的传统教育本来是非常重视尊师重道的，是尊师重道的教育。但是，自秦汉以降，大道不行于师儒，君主专制，残贼仁义，物极必反，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紧接着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批孔反儒，使孔子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华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而所用来替代他的或者是外来的偶像，或者是生杀战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肤浅的没有多少文化蕴涵的典型，等等，其消极后果直到后来才逐渐显示出来。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师道摧毁。师道的摧毁也就谈不到师道尊严了，1950年代初，“脱裤子”、“割尾巴”、“改造思想”，使教师尊严尽失。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以教师为斗争的主要对象。1958年“教育改革”批判师道尊严，鼓吹“高贵者最愚蠢”，把许多教师赶下了讲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揪斗、羞辱、殴打教师成为普遍性的现象，老师成为“臭老九”，变本加厉从物质待遇上、名誉上、工作上、心理上甚至人格上，全方位地把“师道尊严”连根拔除。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做了很大努力尊师重教，但由于种种原因，师道尊严至今没有恢复到应有的程度。不仅如此，近年来更有针对教师的暴力事件，包括辱骂、殴打、甚至刺杀教师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人在触目惊心之余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正如有网友所说，在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毫无“师道尊严”可言，教师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都已经沦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不少教师已经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教书”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不再是育人的途径，不论教师自己还是学生及家长，大都把教师视为“教书匠”，而不是令人尊敬的导师和楷模。所以，师道的重建已经成为全社会紧迫的议题。
三、师道重建
“师道”是从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中国教育理念和教育地位的神圣象征。按照儒家的传统，要使天下有道，必须以斯道觉斯民，所以必须先立师道，师与道相辅相成，相资为用，上教帝王，下化百姓。人们素质的高低，国家社会的治乱，其根源在于师道，所以应特别强调师道的重要性。
立师道就要强调师弟关系，可以把师弟作为人伦之一。我们知道传统上有所谓的“五伦”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朱熹指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明人伦”，他说: “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己焉。”(《朱文公文集》卷十五)在朱熹看来，要改掉“气质之偏”，革除“物欲之蔽”，以恢复原本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别，冤家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提醒》中，也明白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现代民间大儒段正元在传统“五伦”的基础上提出师弟一伦，这不是增加了一伦，而是发掘其古已失传的本义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出来的，是统摄传统的“五伦”的。师弟一伦实为人伦的主宰。为什么？因为师弟关系，乃统摄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伦而使人明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道，培育人们的伦理意识，造就道德人才。五伦怎么能够落实，有赖于通过师弟一伦的教育。人生后天，性格、气质各异，本真之性多为后天熏染，如果没有师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君仁、臣忠、友信之道就不能倡明，更不用说实行实践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该强调师弟大伦的至尊至贵。
另外，从中国传统的天、地、君、亲、师的信仰体系来说，师就是师儒，虽然放在最末，实际上则是这一信仰体系确立和落实的关键。对天地之道、君臣之道、孝悌之道本源的探索、意义的阐发、价值的贞定、信仰体系的建立，都要依赖师。没有师，天地万物，人伦日用之道就不能确立，人们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够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对此，清儒张履祥《愿学记》说得好：“师也者，有父之亲，有君之尊”。
当今之世，师道隐微已久，天地人伦之道也久已不明。随着西化的日深，国人为外物牵引，欲望的膨胀，权利的争夺，已使一些人人性泯灭，人心大坏，道德沦丧，几乎不可收拾。在人类科技发达，物质丰富到如此的地步，造成的则是对人类自身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的极大破坏。乱极思治，师道当立，师弟一伦亟待调整、规范。如何做？这得从两方面入手，首先当然是明师道，重师德，老师自己先模人之模，范人之范。现在师道不立，师弟关系扭曲、败坏，首先当然得教师自身应该反求诸己，自我反思，自己要修道立德，成为向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曾经讲过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5]教师具有道德修养，人格高尚，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言一动，模人之不模，范人之不笵。其次，通过努力在学生中和社会上形成尊师重教的氛围。这需要全社会个方面的共同努力，但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尊师”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的老师。“圣人无常师”，在我们的生活中，一定有许多影响过我们的人，他们或给我们以德行的模范，或给我们以精神的启迪，这些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而且应当作为老师而受到尊重。以孔子作为师道的代表，并不是只看重儒家，实际上，对于人类一切伟大文明的传统与人生导师，只要提升我们的精神生命，为我们创造人生的意义，就应当受到我们的尊敬和爱戴。第二，“尊师日”的形式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必刻意规定什么敬师模式，完全由个人或群体自由决定。关键是尊师重道的心意，以及师友互相激励的良性循环，达到这种整体的氛围与规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6]
结语
现在除了大陆以外，世界上现代国家和地区都将孔子的生日定为教师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孔子的生日定为世界教师节，目前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都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或庆祝日。我们如果能够立孔子诞辰为教师节甚至全民的尊师节，通过对孔子的认识和体悟，以利于与世界接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发挥尊师重道的普世价值。因为无论何种文化，何种文明，都要有师来教，尊师重道具有普适性。我们相信，孔子及其开创的师道传统会对人类走向大同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123.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6.
[3]段正元.师生永生录[A].师道全书:卷30[C].北京：道德学会总会，1944，44.
[4]段正元.道德和平[A].师道全书:卷11[C].北京：道德学会总会，1944，57.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0.
[6]杜维明.尊师重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关于定9月28日孔子诞辰为“尊师日”的看法[N]，文汇报,2010-09-27.
韩 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问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