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血缘亲情，有深厚的家族观念，出于同一祖先的一姓往往聚族而居，组成自然村落，在村落的核心部位建立自己的家庙来祭祀祖先，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一般家族不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称“总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堂是随着宗亲观念的发展和祭祀活动的民间化形成的，后世的祠堂与先秦的宗庙一脉相承。上古时期我们的人们祭祀祖先并没有固定的场所，到了夏商周三代，随着礼乐制度的逐渐完善，开始出现了专供帝王祭祀的祖庙。要了解祠堂得从宗庙制度说起。宗庙制度，简称庙制，是指为已故祖先建立灵魂依归之所设立的次序和祭祀制度。庙制规定，天子立七庙，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士立一庙，庶人无庙，以此区分亲疏贵贱。“庶人无庙”就是说以礼制平民不能建庙祭祖，只能在家中祭拜祖先亡灵。战国之后到汉代，民间祭祖大都在墓前，祠堂当时均建于墓所，称为墓祠。魏晋到北宋虽然朝廷允许民间修建宗庙，但实际上主要是世家大族建造家族祠堂。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已经到了唐五代时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于唐末。涵江黄巷村黄氏宗祠，建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南宋朱熹根据当时社会习俗，参考古今家礼编写成《朱子家礼》，内容分为通礼、冠、昏、丧、祭五部分，其中立祠堂之制：每个家族均需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改祠堂位于正屋左边，从此家庙才被称为祠堂。各地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明嘉靖十五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明世宗同意了夏言的提议，允许民间建宗立庙，于是兴建祠堂之风在民间迅速发展，到了清代此风有增无减，名门望族以兴建祠堂为荣。
祠堂以宗族血缘为基础，同一宗族一般都有祠堂，首要的功能是祭祀先祖。祠堂供奉祖先的神主牌位。所谓神主就是一种嵌在木座上的长方形小木牌，有的白底黑字，有的红底黄(金)字，上面写着某某祖先的名讳、生卒年月、原配继配姓氏、子、孙、曾孙名字，每一对祖先一块，它被认为是始终活着的祖先。族人定期集会祭祖，祭祖一般在一年中的某几个时节举行，其中以清明与岁节（过年）为重。每逢祭祀，全族聚会，齐集桐堂，由族长或宗子主持，作礼设祭。清明扫墓，先到祠堂，祭神主，然后分别至各房各家的墓地祭扫。古人认为祭祀乃“国之大事”，列为五礼之首，祖先的灵魂经过祭祀仪式后可以附于神主牌位之上，祭祀祖先就是祭祀祖先的神灵。祠堂是祖先的神灵所聚之地，所以祠堂里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大殿正中设正龛，左右各设配龛。它像附着在墙上的小殿阁．神主摆在阁中，前面用帷幕掩饰，后来有的用大长方形术桌，将神主摆设在桌上。一般的家里正龛往往是供从现在的长辈算起的考(父)、祖、曾祖、高祖四世的神主，五世后则将神主迁到配龛上去。始祖是百世不迁的，永远摆在正龛上。通过祠堂祭祀，使族人常瞻仰先祖仪容，唤起家族团结，依靠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和维系宗族制度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维护和巩固族权地位，即通过敬宗以收族。
所谓“收族”就是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顺序团结族人，使不离散，增强本宗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以求宗族的兴旺发达。《仪礼·丧服》：“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疎，序昭穆。”《礼记·大传》：“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具体讲“收族”就是通过完备、经常性的祠堂祭祀活动增强宗族成员之间的团聚，起到凝聚族众，万流归宗的向心作用。《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称,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在祭祀过程中排列好上代祖称的顺序，是为了尊其所当尊；排列好下代子孙的顺序，是为了亲其所当亲；排列好兄弟等旁系亲属的关系，集合同族的人在祖庙中聚餐，以父昭子穆的次序排列座次；以礼义区别男女。人之为人的道理在这里得到了充分体现。祭祀结束以后，还要举行“族燕”。“族燕”就是族人的聚餐，“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周礼·大宗伯》）。《白虎通•宗族》曰：“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想流凑也。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一族群人通常会进行聚会与联欢，众人按照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顺序坐在一起饮酒联欢，在吃喝之间，交流族人间的情感，促进宗族团结。“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礼，所以收族也。”（《李觏集•卷十三》）。总之，通过祠堂之筑、堂号堂联、仪式活动、配以宗谱家谱的修订和族规民约的制定严格地梳理了本宗族的血脉源流关系，达到明彝伦、序昭穆、正名份、辩尊卑的目的。
祠堂的教育功能。有的祠堂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在科举制度的背景下，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一族之隆替在于人才，人才的盛衰在于教育。清雍正时，朝廷颁布“设家塾以课子弟”的法令，家族办学风靡一时，于是出现了县有学，族有馆，家有塾的教育格局。县学系官方开办，族学和家塾则是直接由宗祠开设，供本族子弟读书启蒙的场所。宗祠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本族子弟的文化素质，并希冀能够培养出人才光宗耀祖，提升本族的声望与地位，所以往往不惜重金聘请学问好、水平高的人来任教。为了支持办学，宗祠往往还有族人所捐赠的学田，其田租收入用于添置学产、对本族子弟助学、奖学或开设义学、义塾之用，以鼓励族中后代通过读书走上仕途，光耀门庭、荣宗耀祖，提高整个家族声望和社会影响。
祠堂的教化功能。儒家伦理的中心就是孝，对于孝道的培植，当然是教化上的重点，为此，儒家使孝德与祭祖二者发生联系，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理念与力量。孔子答门人问孝，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即父母活着时，要以礼相待，父母去世后，要按照规矩为他们安葬和进行祭祀活动。从生到死，再到葬、祭，皆以礼一以贯之，表示祭祀祖先是孝道的延伸与扩大。《礼记·祭统》更阐发到：“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在儒家看来，人在生前都应该孝敬父母，即使由于不得已的原因，生前不能尽孝，死后也要通过丧葬和祭祀来表达对父母的恩情。在这个意义上说，祭祀可以说是孝的延伸——由生延伸到死。通过宗祠祭祀对族人教以孝道被儒家看成是道德教化的根本，“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欤？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礼记·祭统》）“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通过这种教化手段，就能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如果对于去世者的丧礼能慎重地处理举行，日久之后亦能定期举行祭礼不断追思的话，社会之风俗道德也一定可以渐渐笃厚起来的。这样，通过丧祭之礼，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地进行道德教化，使人们不仅要记住自己之所从来的“根源”，更意味着永远不忘先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这样民德民风就会归于纯厚朴素。
正因为这样，祠堂建筑一般都比民宅规模大、质量好，越有权势和财势的家族，他们的祠堂往往越讲究，上等的用材、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对联。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神圣殿堂。
祠堂是族人的议事场所和道德法庭，是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树优立榜、赏勤罚懒、化解纠纷、处理矛盾的地方。祠堂作为本族的大型公共空间，族内的大型活动及其他族内重大事务的商议都在祠堂内进行。主持祭祀的族长、宗子拥有绝对的权威，以行使族权处理家族事务。为了维护礼堂的神圣和尊严，体现纲常伦理，宗族都制定有管理规则，称为“族规”，与祠堂礼仪相关的又称为“祠规”。有些家族把族规、祠规合二为一，犯了族规的人就在祠堂接受家法。祠规则主要包含了本族祭祀的规矩，还有对族人行为的规定和奖惩办法，内容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对神灵祖宗的态度、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为人处事、职业道德等。一般来说，族人之间相互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族人损坏祠堂公物必须赔偿；族人之间要和睦相处；对于一些有损于家族道德的行为，如行窃、赌博、吸毒等皆是祠堂严厉规定的禁条；还有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族人盖房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根据族规、祠规所定，本姓族人的日常行为不得违反，一旦触犯，或发生纠纷、治安等案件，先由族长等人召集全族人于祠堂进行审议，教导其及时悔改并给予相应的惩罚，若犯事严重，则可能驱除出族，甚至在祠堂中被剥夺生命,让全族人引以为鉴。因此，祠堂具有道德法庭的功能，族长便是法官。
祠堂作为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儒家文化最具有宗教性的场所。儒家的祭祀礼仪可以分为祭祀天地、祭祀祖先、祭祀圣贤三部分，在祠堂中主要举行的就是祭祖礼仪。儒家对于礼乐文化中的祭祀传统是在继承中有所损益更新。孔子并不反对祭祀，相反却倡言祭祀，但与传统不同的是，对传统宗教意义上的鬼神观作出理性回应，对鬼神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论语》中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即对鬼神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可见一种鲜明的理性精神。但是，孔子并没有否定神，只是“敬鬼神而远之”（《雍也》），敬就必然有所敬的对象，这句话间接承认了鬼神的存在。《先进》篇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可知孔于鬼神在态度上是存疑的，但他觉得丧葬和祭祀之礼还是有必要的，认为礼仪是维持伦理道德的一种教化方法。孔子在其他地方也有许多关于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言论，《礼记·祭义》载孔子学生宰我问孔子：“吾闻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谓”时，孔子回答得就更加精彩了，他说：“气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与神，教之至也。”在这里孔子把鬼神直接解释为气魄了。孔子相信有鬼神等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但不要去过分追究。所以，他主张必须虔诚地祭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这里对祭祀所持态度直指祭祀者的本心，强调的是对祭祀对象的尊崇以及自身的崇敬之心，至于被祭祀之鬼神是否存在倒是次要的。祭祀之礼还表达后代怀念亲人的真挚情感。《礼记·祭统》还强调“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礼记·祭义》更有形象生动的启诱：“斋之日，思其居处，思其笑语，思其志意，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见乎其位；周还出户，肃然必有闻乎其容声；出户而听，忾然必有闻乎其叹息之声。”祖宗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祖宗的音容笑貌还是好象活着一样。这里体现的感情何等真切！儒者“把别的宗教之拜神变成祭祖，这样郑重地去做，使轻浮虚飘的人生，凭空添了千均的重量，意味绵绵，维系得十分牢韧！凡宗教效用，他无不具有，而一般宗教荒谬不通种种毛病，他都没有，此其高明过人远矣。”(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7页。)
此外，祠堂还具有其他功能，如每当风俗年节或族内重大的喜庆活动，祠堂就是全族欢庆或娱乐的场所。大一些的祠堂，通常有戏台建筑，好戏连台，既是唱给先祖们听的，更是演给宗族内男女老少们看的。农忙收获季节，大大小小的祠堂，都成了丰收的库房或临时堆栈。还有在战乱或应急突然事件时，祠堂里也就成了本族应急指挥的中心。
历史上的祠堂具有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直接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宗族观念、祖先崇拜、神灵崇拜、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堪舆风水、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内涵，是中华文化悠久历史的象征与儒教文化的标志。
祠堂对于营造良好家风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建祠堂，修家谱，传承祖宗的美德，教育后代子孙，营造良好家风。谱牒文化里保存和传承着优秀的家训、家乘、家规、家礼等文献中，有关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训诫和爱家、爱族、爱国的思想。如有的祠堂以勤劳致富、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教育后人，并要求他们牢记：传家二字耕与读，防家二字盗与奸，倾家二字淫与赌，守家二字勤与俭。在长辈的教育下，后代就能恪守遗训，耕读传家，代代传承，通过科举或踏上了仕途或走向社会成为儒商。
在中国历史上，祠堂的发展很不平衡，南方很多地方都有祠堂，如安徽、福建、广东、江西、浙江，几乎村村有祠堂，上面写着XX世家之类的，然后就是祖宗的荣誉之类的，北方除了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省有世家大族的地方有祠堂，一般很少有。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宋代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有关，与晚近北方内乱外战有关。直接的原因大概与宋代理学形成后重视儒学的社会教化，儒家文化世俗化或者说平民化，特别是朱熹《朱子家礼》对南方的祠堂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家礼》中朱熹首辟《祠堂》。《祠堂》原属于《祭礼》的一部分，朱子将它抽出，专门置于开篇，类似于在《近思录》中置《道体》一章为开篇的根本用意。朱子曰：“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凡后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可见，朱子肯定了以家庭为中国社会基本单位的传统，试图使儒家礼仪重新主导中国家庭的伦理生活，希望在家庭的伦理生活中首要的是培植或贯彻一种精神意识，即“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 祠堂所象征的，就是这一个“心”和这一个“意”，两者是相通于子孙后代生生不息的生命血脉延续，文化精神传承。后代子孙通过对祖先世系的追溯来探求自身肉体、精神和文化的根脉，这是报本反始 ；不仅在肃穆的仪式中祭神如神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将祖先的遗训和祖先的恩德当作无声的至高命令，时刻感觉到祖先神灵的呼唤，诚心诚意地尊崇着祖先的教诲，这是尊祖敬宗。前者体现的是宗族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者体现的是宗族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由此构成了宗族整个意识形态的支柱，这样就以祠堂为基础推动民间宗族的发展和凝聚力。宋明以降，北方大多为辽、金、元控制，分裂战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传统文化的异化太厉害。这就不难理解南方南迁的世家大族聚居，深受理学影响，因而祠堂自然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南方地区家族式村落很多，很多一村就一个姓，在北方很多村落都是杂姓，有的人家族谱都没有。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运动的开展，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祠堂作为“四旧”彻底被破坏了，其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大都被改作学校、仓库、工厂等。古代的一些祠堂更是由于战乱，抗日，文革等原因，变成残垣断壁，蒿草丛生。直至上世纪8 0年代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文化热”、“寻根热”的兴起，祠堂又得以复兴，修复旧祠堂，新建新祠堂。
祠堂对现代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落后文化”，在中国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祠堂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化、民俗、社会、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今天，祠堂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生活和行为方式，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教养，传承家风，以至协调社会稳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祠堂里追忆那些让本族荣耀、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先贤们，他们的事迹感召着本族后人，并激励着人们去努力创造新的生活。宗祠还承担着本族人寻根的职能，外出族人回乡谒祖寻根时，到祠堂祭拜，带一些祠堂的香灰和家乡泥土，以示不忘根本。
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都根据各地的情况，把祠堂文化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心，引领农村先进文化的发展，给祠堂也被赋予了新的文化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内容，现代的宗族祠堂基本都已经剔除宗族传统中的糟粕，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和睦族人的积极意义。
宗祠与名人祠堂即圣贤与英烈祠堂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后者是超越了血缘关系，成为家族、宗族之外全社会的祭拜之处，是从祖庙的演进和延伸而来。《礼记·祭法》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由此可以看出，古代圣王制定祭祀礼仪所祀的人是为人民建立了功劳，对历史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代表性如孔庙，是为至圣先师孔子立的祭祀庙宇，从汉唐以迄民国，经多次遴选共有孔子及其以后的173名儒家代表人物被供奉其中，受到国家和士大夫的礼敬。关帝庙就是为了供奉三国时期蜀国的大将关羽而兴建的。关羽东汉末年著名将领，自刘备于乡里聚众起兵开始追随刘备，是刘备最为信任的将领之一。在关羽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一直是历来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时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过去许多地方都有“乡贤祠”，乡贤，就是在本乡本土为国为民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他们立德、立功、立业，理应在历史长河中永垂不朽。乡贤祠就是为了表彰乡贤人物，教育后代，使地方民德归厚。从明清时对有品学为地方所推重的人死后由大吏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春秋致祭。现代著名学者冯友兰进一步就此问题分析说：“根于崇德报功之意，以人为祭祀之对象，……中国旧社会中，每行之人，皆供奉其行之人神，如木匠供鲁班，酒家奉葛仙。其意即谓，各种手艺，皆有其发明者。后来以此手艺为生者，饮水思源，崇德报功，故奉原来发明者为神明，而祀之焉。至于天地星辰，鸟兽草木，亦以崇德报功之义而崇拜之。”在世界其他国家大都有类似的礼仪性建筑，比如法国的先贤祠就是一座国家级的先贤祠，它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于1791年建成，是永久纪念法国历史名人的圣殿。
祠堂保护在中国社会城市化，农村日益破败的情况下首先考虑家族自己出资、出人、出力修复、保护，如果家族力量不够，可以考虑当地政府文物管理部门、民间社会资金的保护，同时与利用也可以结合起来，如祠堂延续和深化传统的功能，用于族群祭祀、团拜活动，可作为地方族群文化的展示场所；祠堂可辟为老年活动中心，老年人可在祠堂里延续历史的记忆，借以丰富老年生活；祠堂可作为各种乡村记忆主题展览馆、陈列馆，作为书画馆、地方特色藏品馆、土特产展示馆、地方名人纪念馆、农村图书馆、农民学校等；祠堂可以成为乡村旅游的景点，为人们开辟为探访乡村民风民俗的窗口。随着人们物质生活基本满足以后对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祠堂的保护和利用应该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保护的同时在现代社会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需要，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祠堂是一个家族祭祀先人,团结族人的精神圣地，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梁漱溟先生曾经援引民国学者王鸿一先生的观点，宗教即解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世问题，中国人则以家族之三世，行宗教解决之道：过去的信仰依于祖先，现在的安慰寄于家室和合，而将来的希望则寄托于儿孙。祠堂里的祭祀对象虽为逝去的先祖，然而人们祭祀的作用、影响却在于生者和看不见的未来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很多地方重新修建祠堂自有其积极的一面，可看作是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内心生活秩序重建的努力，其间也包含了传统信仰的重建，是是重建国人敬畏之心的重要途径。祠堂祭祀可以培养人们的敬畏之心。祭祀不只是一套礼仪形式，而是致诚敬于鬼神以通死生之界限，使幽明不隔，古今同在。儒家对于鬼神问题采取存而不论、敬而远之的态度。但鬼神之情，则感而遂通；诚则相感，思则相通。临祭之时，致诚敬以感格神灵，则神灵下降，宛如活现于我之前。通过祭祀礼仪教人要有所敬畏,有所敬畏则不敢胡作非为。我们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无神论的影响，很多人没有了敬畏之心，也就没有了道德底线，所以通过礼教培养敬畏之心是挽救国人道德沦丧的关键。
作者：韩星，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等。
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邮编：100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