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阅读金国政先生的长篇新著《水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之初，我先是看了该长篇的三位名家所作的序言。尽管这样有“先入为主”之弊，但我还是马上就发现了三位名家各自言说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王跃文先生的说法：“这个时代，如果有人说你后现代，说你后后现代，说你悲观，颓废，暴力，放纵，冷漠，乖张。或许是最时髦的，至少你很酷。”听这语气，后现代有什么不对了？它跟“你还有激情，有一腔无法抑制的爱，你还相信英雄，相信人对命运的反抗，那你就老土了”之间有矛盾吗？赶时髦固然不好，固步自封就好么？就如同所谓六十年代后、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后的说法和运作一样，急功近利与话语争夺才是文坛浮躁和浅薄的基本症候。更为根本的是，一边是文学的垄断一边却是所谓“市场”的病态，与此同时：真正优秀的作品和作家需要反复辨认和细读，我们又基本缺乏保持独立立场的批评家共同体——一样不是御用的“合谋”便是“市场”的包装，也就是说，缺乏真正健康的文学消费和真正有活力的批评家鉴赏、引领和批评，剩下的大多是情绪化的表达，说到底仍然是一种话语的圈套和策略罢了。真正好的作家和作品，根本无所谓他是“激情”还是“冷漠”抑或“现代”还是“后现代”，更不用说他（她）属于哪个年代生人？而关键在于他（她）的个性以及形式能力。尽管采取怎样的创作方法可能跟作家的知识准备和思想准备有关，但由于强大的个性力量他（她）会自然拒绝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东西，我们阅读一个作家和作品，首先要尊重的便是其个性。当然，这个个性不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而是体现在作品中的，而且一定是体现在文学表现力所竭力张扬所放大了的那种艺术个性。然后依循自己的个性，寻找到他自己的最好表达。至于他的艺术个性和表达的效果究竟如何，则是批评家的事情了。同时，对韩少功先生的另类证词的说法，对白烨先生的“并由个体的渔民在危难中的团结互助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适时成立，写出了当时的渔民走向集体化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并以为“可以见出一些属于著名湘籍作家周立波的文学遗风”等等，在我阅读《水魅》的过程当中就都出现有不同程度的“对话”——当然，这种“对话”我们还是应该围绕金国政先生的文本解读展开。
直白地说，我现在面对的是一部难得遇到的重量级重金属作品，至少也是一部相当恢宏的生命交响曲。那种扑面而来的艺术冲击，确实让人振奋。
但很惭愧，我确实看不出主人公秦天有多少英雄气概。我看到的只是一个以及众多个有限的而且是有局限的个体，从而也是真实的个体活生生的个体。也许是中国人比较喜欢英雄吧——是因为英雄创造历史么？抑或儒家讲成圣成贤，道家讲成真人、成至人，佛家讲成佛、成菩萨，就是没讲我们中国人作为具体的个人怎样？
我们中国人的哲学说，天地法道而行，无有意志，任物而生，所以：道生一，一生神明，神明生太和，太和生天地，天地生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都是自生自化的过程。可就是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天地肆虐洪水泛滥啸天湖人怎么办？虽然也有所谓大禹治水的典故，但如果无论是疏是导都不能解决问题呢，就像啸天湖人这样？而今所谓的“百年不遇”的洪水年复一年，无论是金国政写作《水魅》的1998年还是2000年以来，大致如此。虽然也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说，然而老是这么被动应付终究难说哪天就能天遂人愿。我们当然不能像水炳铜那样出个馊主意让姚竹村的老娘去祭河神，更不能说我们还是应该顺遂自然让其自生自化，假如说而今的洪涝旱灾是跟我们的盲目破坏大自然有关，那么在1950年代那样的自然经济环境里面，天、地、人是如此不和谐究竟是触怒了神明无能生太和呢，还是人就应该顺遂自然放弃抗争，要不然怎么办呢？
《水魅》以滔天洪水始以新的一年洪水汹汹将至终，所谓“一周年，一轮回。人力与天力孰高孰低？人性与天性孰是孰非？”那种天、地、人的复合交响、多声部合奏的繁弦急管以及不时出现的舒缓的慢板，不可思议的是在一部长篇小说中居然获得了如此张扬的音乐表现力——因此我以为，该部长篇中的所有小标题应该统统取消，说得难听一点，它们不仅没能锦上添花，反而是画蛇添足了。与此同时改为三部曲，那就是一部绝佳的浑然天成的类似交响乐作品的长篇小说，甚至，不仅可以无标题而且可以无调性……当然，它仍然是叙事的。真如此一来，就不存在白烨先生所指出的“人物出场太晚”的问题了。在我看来，这个原因完全出在于形式上了，由此可见金先生对小说形式的娴熟程度还是赶不上他的老乡韩少功先生[1]，但在小说的细胞意义上的鲜活、“刻毒”和生活场景的浓郁与质感等诸方面，却也不让韩先生的。尤其是湖上的渔民生活和水中的捕鱼场面的详尽而生动描写，现当代小说中还很难找到有如此出色的，即便有，也像当年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多少有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痕迹。如果我们要说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是有贡献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已有的创作中找出可比性。创作当然不可能凭空发生，它肯定会发布出既有文本世界的信息，而同时又必须发布出自身独特的文本信息。窃以为，便是在这一点上，金国政取得了重要成功。
小说的情节应该说比较简单，可具体的生活细部刻画之精确和生活场景之繁复、生动，比如由铁牛跟他的小伙伴组成的掏雀追董鸡婆捞鱼等生活场面，比如由菊香、牛丽珍、爱华等组成的女性姐妹伴们的挖薯根车水以及穷作乐的放肆等等生活气息，当然最为色彩纷呈的当是啸天湖的老少爷们：诸如水炳铜、姚竹村、骆雨生、骆飞亮、姚先喜、姚后喜、谢大成、肖海涛、肖仲秋以及菊机匠、青山爷……等等等等，各有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段子和侧面，却又是在那样可怕的自然灾害面前，国人的乐天以及吃苦耐劳均得到了多层次的呈现。意味深长的是，其原始、野性、本能自然而然地流露，却并不因为穷困、饥馑而有所萎顿，反而是一逮着机会就蠢蠢欲动起来。先后就有姚先喜、水炳铜在避难地界“沾腥”，而且是沾了个有怪异生理特征的女人，民兵队长谢大成仅仅用了烤熟的地瓜，就轻而易举地占有了饥肠辘辘的牛丽珍，而且是牛丽珍上面嘴巴一边大嚼烤红薯下面就一边随谢大成怎么弄，而且无论是那个有怪异特征的女人还是牛丽珍均为有夫之妇，而且其丈夫还都在她们身边不远。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世界，我拿不准这对人类学的课题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当把人还原为自然的人而不是社会的人，所有道德的、文化的、政治的色彩都会退到远远的幕后。人尽管高级，却毕竟仍是动物。问题在于，这些或者龌龊或者原欲或者迷狂或者饥饿的活动，竟然都会在秦天和女干部郑爱英的一场狂风暴雨式的爱情和性欲铺展中，成为一种陪衬一种生活土壤，甚至不仅仅如此，而且相形之下更加衬托出了无论是他们的爱情还是他们的性欲的深邃与健康。对照之下，肖海涛、肖仲秋等人物就显得相对平淡，也许是太过正面了吧，出彩的机会很少。即便是菊机匠的一步三摇的娘娘腔还是青山爷出于某种自豪而对郑爱英劝酒（尽管时时担心着酒瓶见底），也让人印象鲜明。从人物刻画的角度讲，《四面八方的粗野目光》一节，通过女干部郑爱英的目光的观察与描写，甚至可以说确实“眼光很毒”，如：
……姚后喜。眼睛眉毛和前面这人有些相象，只是脸宽大些，身材也高大，正仰脸看屋顶，又埋头研究自己叉开在地上的脚趾丫，好像有点不太在乎。骆雨生。腹前系条黑麻麻围布，盘坐在一张小方桌上，看不到腿脚，像个半截人。桌子是那天她在这家吃饭的桌子。这人鱼鳔眼，嘴很阔，不时朝她又朝别人挤挤讪笑。她觉得有点滑稽。肖十春。刚才递给她小方凳的人，后臀靠在方桌边，其实是半站着，黑黑瘦瘦，个子不高，眼睛挺活的，看看别人，眼光从她身上溜过。想到他刚才递小凳的迅捷动作，感觉这人很机灵。水炳铜。这人在方桌右边靠坐着木靠背椅。给她感觉特别。他很自在地微仰身体，悠悠摆动二郎腿。长脸，不黑，头发向后背，显然用梳子梳过，很光滑。仿佛是丹凤眼，虽然时眯时睁，睁开时闪闪发亮，显得精神，还有些洋气……
略觉遗憾的是，这种观察与描写过于静态化了。如果在这种种静态之中，观察与描写能够部分地活动起来，那便是大师手笔了。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在诸多的原汁原味的生活细节当中体会到这些活跃的动态因子，比如：水炳铜的地方戏字正腔圆的唱腔，是否演出场合都可能会露一手，但又不免身上“风水师”的邪气；菊机匠除了织布几乎什么都不会，直到女儿爱华出嫁竟然哭得像个泪人，然后在某一天突然就让自己“戳”死在了自家门口没有多少水的烂池塘里……等等。当然，更多的动态因子是活跃在生产自救的方方面面之中。
这就涉及到了韩少功和白烨二位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提到的“妖魔化”与“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问题。通观整部小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多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我们知道那所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完全是人为的结果——不说集体化之后的“大跃进”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如何严重（事实胜于雄辩），就说我们把自己的理想（比如“大同理想”）强加给了农民，又要说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毕竟有点牵强。尽管有随着2005年改革与反改革的争论同时牵引出所谓的“底层问题”一说，或者就像眼下旷新年先生所说的所谓“新左翼文学与当下思想状况”[2]云云，并开始对《创业史》以来的农民问题与文学表现进行重新思考，等等……窃以为，这里起码有两个重要的问题不容忽视，什么叫“底层”？才二三十年的功夫，曾经是“领导阶级”的“上层”转瞬之间就复沦为社会底层？那么曾经的“上层”真的是在上层吗？又是什么魔术能跟变戏法似的重新把他们变成了底层？我们显然应该反思，究竟能不能或者该不该重新煽动“底层情绪”，或者反而以为曾经走过的那条共同贫困的“国家化”的道路就是正确的。一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中国的阶级分野历来不明显，“随着王朝的更替，固然有些特殊势力，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固定的阶级，所以会有‘公侯将相本无种’这种话。中国的社会，基本上是属于士、农、工、商并列的形态，套用梁漱溟先生的话，即是‘职业殊途，伦理本位’。士、农、工、商只是职业不同，不可视为阶级”，“社会上有不平，当然要斗争，然而先得问为什么而斗争，应该是为理想而斗争，不能说是为了形成‘新阶级’而斗争。”[3]我们的可怕恰恰在于后者，便是为了形成新阶级新的统治阶级而斗争，而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实在是领教得太多而不是太少了。需要补充的是，我们应该为形成“理想的制度”而斗争，而不是今天成了“上层”就开始压迫明天成了下层就开始反抗，无论是压迫还是反抗说到底无非是为了角色互换罢了。如果不是，无论是左派的表达还是右派的意见，均能在一种合理的程序中进行有序的论争和斗争，而不是动不动就置对方于死地，一个健康的能够自我纠错的政道与治道就能得以良性循环。因此，我们的“理想”更不应该是以掌握真理者自居，动辄让全国人民包括农民应该按我们设计好了的道路上走，否则，那你就走错了道了。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水魅》既不存在韩少功先生所言的“另类证词”的意义，更不存在白烨先生所说的什么“必然性和合理性”。《水魅》文本所发布的信息，非常单纯——惟其单纯，却又正好颠覆了必然性、合理性和另类证词的说法——就是遭遇天灾的啸天湖人如何逃难如何勇敢地面对生存又如何充满信心地生产自救，政府并没有太多干预，同时政府也并没有帮上多少忙，而只是派出了个女干部郑爱英前去蹲点，之后还暂时代替了乡村教师的职位，如果一定要说是帮了什么忙，那就是她替啸天湖渔民们卖出了一些鱼……
完全自生自发，无需太多动员，为了自己的肚子，就差着去讨饭，该干吗干吗。尽管他们也开会——而且开会的目的本来便是为了协调各方的利益，各抒己见，或出让利益，或不能让步而争论，争论到僵持并胶着，就得考虑妥协，诸如此类等等。郑爱英只不过在会上简单地讲了讲形势（如果像当下的情形就是众人坐在台下听台上的人形格势禁地作报告，倒是更像孙中山说过的那样“中国人还没有学会开会。”）。不要说农民的觉悟不高，任何一个人都是利益的动物，如前所述由于儒释道三家全往成圣成佛成真人上说，到了三教合流就干脆鼓吹“存天理、灭人欲”，个体利益就从来被忽略不计了——如果缺失了个体权利，那我们中国人当然就不可能像亚理斯多德所说的那样是“政治的动物”了。会上秦天提出为了大家都有点（洪水先退出的）高田抢种以便下一季度都有饭吃，就有姚先喜想不通，不赞成土改时刚分到手的田地到了别人手上，还想拉拢姚竹村、水炳铜以及菊机匠等帮腔，典型的中国特色：靠得是人多势众，而不是出于权利意识的据理力争，然后讨论。因为孤立，姚先喜也就只有不吭声了。若换成周立波那一茬作家手里，前面这些人中必得树出几个或反面或中间或落后的典型来，然后通过政治斗争、思想动员以及家人觉悟等，慢慢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场面：啸天湖带头人（号称“村长”）秦天，出于公心与道义，在盘算着如何对付下一个洪汛到来，决计在只剩断壁残垣的土地庙建造一个防洪抗灾专用的堤防仓库，岂料在大洪水中在此高处获救的村民们中有三家缺房户均想在此造屋，而且剑拔弩张，谁也不让谁，眼看着一场打斗即将发生。
在这里，我们看到秦晖先生一直强调的血缘（族亲）、地缘（同乡会）、业缘（行会）、教缘（教会）、利缘（企业）、政缘（政党）等等关系，很多时候可能并不存在。因此当年孙中山会有中国人“自由”太多了的高论，一盘散沙的原因，实则便是中国农民太缺组织化，太穷了，根本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利益诉求，有的仅仅是小农意识的自私自利罢了。因此村长秦天仅仅在土地庙的空地上让这些争宅基地的事主互相打一架，让大家参观参观，就作鸟兽散了。
当然我并不是说秦晖说的不对，而是说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建构理想的社会形态时，尤其不能忽略了我们越是落后的农村就越是缺乏自觉组织团体的意识，只有在较高级的社会形态里这种诉求才趋于明显。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我们的专制土壤如何总是如此深厚。
然而，小说中的主角秦天并非就是威权人物，也不见得就是什么英雄人物，尽管还真有骆飞亮声称要学他“做英雄人物”什么的。啸天湖村民也并非就是自私自利得无可救药，不说他们为了互助自救组织渔船进发洞庭湖捕鱼，历经千辛万苦，以及在大雪纷飞中加固围堤以防洪汛，“石硪向空中抛起时，由一人领唱，石硪砸下来就大家一齐和。那粗犷的歌声其实不是唱而是吼出来的。他们经常闭着眼，一边吼歌，一边有规则地移动步伐。”无尽苍凉沧桑与无比坚韧负重，我们尽可体味。老天不长眼，“一周年，一轮回”，洪水如期而至。姚竹村举家失踪，水炳铜等村民也决计搬离啸天湖，秦天等也只能仰天长叹，然而，当面临洪水再度肆虐秦天等再次组织村民抗洪抢险时，在那些坚硬如雕塑的人群中，仍然活动着已经搬了家的水炳铜的身影。我们的农民虽然像某些人以为的那样“觉悟低”，但我们的农民感情最纯朴，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组织自己？我们这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就真的能替农民们找到更适合他们自己的道路么？
当然，《水魅》无意于上述所谓问题中施展拳脚，其所着力浓墨重彩的一如白烨先生指出的是“水之魅”和“人之魅”。然而，又并未有多少“解魅”之意，毋宁说张扬的反而是魅之力。这显然并非是出于一种理性的需要，而完全是出自艺术的需要。艺术的形而上不像理性的形而上是通过逻各斯来实现，而是通过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生的直觉把握来实现的。越是大气磅礴就越是可能呈现出某种神秘的色彩。秦天与啸天湖上的神秘大鱼的追逐与互博过程堪称传奇，但这传奇却并无多少志怪色彩，在我看来仅仅是个有效而艺术的铺垫罢了。尽管这个铺垫表面上是说：啸天湖祖祖辈辈打鱼人或许听说过却从未遇到过的神物，秦天当然不惜丢下为自家生计打下的百来斤普通的鱼，不能放弃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没有这个多少有点惊心动魄的人、鱼斗智斗勇的生动描写，之后没有那个煮不烂扯不断听着响晃着亮的硕大鱼鳞的道具，又如何引出那个更为让人惊心动魄的尤物郑爱英的真正出场呢？尽管郑爱英第一次到啸天湖在肖仲秋家里就瞬间震惊于似“掷铁饼者”的半裸的秦天的雄性，也尽管有洞庭湖上领导生产自救的秦天在湖底坟墓上再次与神物奇遇和她自己人为遇险的差点灵魂出窍的一幕，可她又怎么可以在简陋的医务所里领略到那疑似天籁却又震天的神奇的轰响——
“她再次回到床前坐下。
‘砰！’接着，‘砰！砰！’
这个女人惊诧地、难以置信地盯住床上的病人，原来，那强劲的震撼声竟来自这里，来自这位昨天还不知是死是活的男人的胸腔里！”
然后更加惊心动魄的时刻终于来临：“水上猎手的包装十分简单，只有半打，而且单薄。/褪去包装的猎手单膝跪下，在她身旁。/她刚刚睁开朦胧的眼，就瞥见那身下触目惊心的挺立。/终于发出一声来自灵魂的呼唤。”“两处地方，表面上不同的存在形式，满载的生命内容却奇特地异曲同工。不仅内容，风格也极其相似。亢奋，亢奋，亢奋，这就是近在咫尺两曲生命凯歌的共同主题。”雄健、有力、明快、优美……更为让人惊心的是，郑爱英在后来加入一场新的抗洪抢险的行列，坐上秦天的渔船——秦天的渔船在漫天的洪水之中进发瞬间似乎就变成了一艘“诺亚方舟”……整个喧嚣的世界转瞬之间似乎停止了一切，他们在水中、在树上甚至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做爱，尽管儿子铁牛可能就在附近，水炳铜的声音也隐约可闻……我们似乎到了无可言说之处，只能无言。
这就似乎意味着，我们的生活和故事面临着重构——而并非像阎连科先生的小说《为人民服务》那样，仅仅是扣到了某种政治的、道德的底线，从而触着了被一直严格规范着的读者阅读的某个兴奋点。
因此，假如一定要说秦天是英雄，只能说是“英雄”气短：他如何可以置啸天湖的带头人的义务与责任于不顾，甚至冒着破坏军婚的危险而肆意跟郑爱英爱得死去活来？在这里，是与非或者善与恶，瞬间变得苍白无力。他放弃了在金钩寺建造堤防仓库的打算，甚至最后应允水炳铜他们可以把自家房屋建到这个原土地庙的地界上，只因有人陆续搬离这块土地而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面对死亡，又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不可以超越？又怎样可以超越？唯有性。就象郑爱英所意识到的那样：小小啸天湖，金钩寺就是一个密箱的锁结，藏匿着人类知识与智慧无法破解的密码。秦天是否也意识到了呢？据郑爱英的感觉，秦天的悟性和诗情比自己一点不差。而这，也才能构成他们两个一拍即响的惊天浪漫故事。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王跃文先生的精彩说法：“《水魅》多视角、多重声音的复调叙述，精彩逼真充满动感的场景描写，激情的带有咏叹调式的语言，展开了一幅洞庭湖渔乡色彩斑斓的浪漫主义风情画卷。”但仍须强调指出的是：只是个人意义上的惊天浪漫。而小说真正着力表现的是对自然、宇宙（水之魅）和生命（人之魅）密码的某种破译，尤其是后者，秦天与郑爱英的生命饱含着密码，那么水炳铜、姚先喜、谢大成乃至肖菊机们的生命就没有密码吗？问题只在于后面的这些人缺乏真正的浪漫气息罢了，否则，倒是要让人怀疑：饿殍遍野是完全可以闲庭信步的，因为我们可以充满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至于对上述种种密码破译的深度与广度究竟如何，我只能建议亲爱的读者最好去直接阅读金国政的《水魅》，见仁见智当然也就在所难免了。
但我仍然必须指出的是，一部如此出色的长篇可能会因为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瑕疵而与“杰作”存在有一些距离（这让我确实有一些遗憾），比如我们可以随手举出像王跃文先生所概括的“叙述”、“描写”、“语言”以及“风情画卷”的成功例子，但我还是愿意单列两段描写与对话作个简单比照：
“姚竹村突然像拔瓶塞似的‘呸’一声，嘴里飞出一泡浓痰，如弹弓射出的石块，飞落房中方桌大小的泥地上，冲起一团滚地尘埃。”极富动感、有力，内涵丰富：既目空一切，又极没教养；既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心理。
“郑爱英指着西岸辽阔的农田说：‘这里可是县城的粮油仓库。你在春天来看吧，油菜花、紫云英在低层铺开金黄紫红的花毯，桃花、李花在上层摇曳浅红洁白的云彩。平缓起伏的农田里，大片大片葱绿的禾苗地毯似的。傍晚时候，鲜红的落日吐露温馨璀璨的晚霞，好像与暮归的人们依依道别……”这像是人在日常中说话么？虽然铺展却仍然没有具体内容。尽管我知道郑爱英颇具有小布尔乔亚情调，也可能颇具有诗人气质（否则她的一系列举动和献身就会变得不可理解），但，这些内容应该体现在情书或者日记中。
因此，假如说前面的叙述感觉是相当精致的，那么后面的对话感觉则不能不说是比较粗糙的。
当然瑕不掩瑜，我完全同意白烨先生对这部长篇所做的中肯结论：立得住，行得远，留得下。也完全同意韩少功先生的“总之，这部作品有出版和讨论的价值”的说法，故不揣浅陋，拉拉杂杂提出了上面的那么多“讨论”，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2006年9月25日完稿于泉州
注释：
[1]尽管我以为韩少功先生的形式能力国内少有作家可比，参见拙作《从词典到“象典”》，载《山花》2005年第1期。
[2]参见《敖天文论》网站：http://www.acsyn.com/ 我无意于在此讨论这个问题，也并非本文的任务——只因跟金国政小说《水魅》的内容有深刻关联，故略作延伸引用。
[3]《政道与治道》，牟宗三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