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对外部世界和国际关系的关注大体上是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的。19 世纪晚期的寓华传教士曾翻译和撰写一些关于欧洲历史的著作，其中涉及欧洲的国际关系。1926 年北京京城印书局出版戴鑫修的《最近世界外交史》，192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周鲠生的《近代欧洲外交史》，这两部著作可能是中国知识界撰写的最早的关于外交史的书籍。1948 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了曹未风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纲》，这大概是大陆出版的以国际关系史命名的首部著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列为大学的课程，当时的教材以翻译苏联的著作为主，国际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受到政治权力的干预和“左”的思想的影响，以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为重点，独立的学术研究成果极为有限。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大门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1983 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资深国际关系史家王绳祖和何春超主编的《国际关系史》( 上、下两册) ，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流行的国际关系史教材。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史方面的教材已不下 10 种，国际关系史领域( 包括国别外交史) 的专著和论文更是数不胜数，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已经成为我国史学研究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主要成就与影响

第一，研究题材的增多和领域的扩大。改革开放初期，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集中在中外关系、美国外交政策、苏联外交政策、绥靖政策、二战史、雅尔塔体系和冷战的起源等有限的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主权国家的重大政策和行动，包括外交政策与战略、军事活动与战争、外交谈判与国际条约、国际权力格局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化等，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实际上都集中在“高端外交”领域，属于传统的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到今天，国际关系史研究的题材范围大大扩大了，涉及的领域既包括可以从内阁会议记录和外交官报告中看到的那种政府间的关系，也包括大学、基金会和教会团体档案中所反映出来的跨国事务和跨文化交往; 既关注与战争、和平相关的重大国际问题，也关注对外宣传、文化外交、国际教育交流等“低端外交”事务; 研究的对象从长期主导国际关系的欧美日等大国扩展到小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以及非国家行为体;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对外宣传、心理战和文化外交近年来成为热点研究领域，优秀论著迭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史不再被等同于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而扩大到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交往，成为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国际史。

第二，多国档案材料的大量使用。在 20 世纪 80 年代，除了中外关系史外，其他领域的档案资料严重匮乏，导致当时国际关系史著作研究的问题通常都较为宏大，叙事流于浮泛，严重制约了这一学科的发展，也损害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研究经费的增多，这一局面已经大为改观，制约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资料瓶颈基本被突破。北京大学收藏的美国外交史料、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欧洲国家外交史料、华东师范大学收藏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档案文献都非常丰富，甚至不亚于一些欧美知名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大体上可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档案文献的丰富不仅使研究者可以直接使用充足的一手史料，还可以借助于多国档案进行史料的甄别和考证，从事更加专深的研究，从而提高历史叙事的准确性和历史解释的丰富性。多边档案的使用还使国际关系史研究从描述一国对外政策的外交史发展成平衡叙述多重角色及其互动的国际史。正是受益于多国档案的开放和使用，早期专注于美苏关系和冷战起源的传统冷战史逐渐演变成冷战国际史，成为国际关系史研究最活跃的领域。

第三，视角和方法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国际关系史研究深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经验的影响，把对利益和权力的追求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推动国际关系演变的最重要因素，将主权国家视为理性的单一行为体，注重揭露国际关系的残酷本质; 在研究方法上局限于实证研究基础上的传统历史叙事，满足于描述政策制定和事件演变的过程。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视角更加丰富了，特别是社会和文化的视角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去，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被视为塑造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外交行为不仅是对外部威胁和国际环境的反应，还是国内各种力量博弈和驱动的结果; 外交决策者并非是纯粹的理性人，而是受到信仰、刻板印象和情感的影响; 国家既追求利益和权力，也追求理想和荣耀; 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既要关注国家间的直接交往，也要关注相互的认知和形象，同时还必须与国别史研究相结合。在这方面，以王晓德教授为代表的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方法上，一些学者开始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和理论对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如运用国际关系研究中危机管理和联盟理论研究冷战时期的国际危机和同盟关系，运用信誉概念研究美国的对外干涉，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认同、形象等概念以及话语分析的方法也被引入到国际关系史研究中。

第四，解释的深化与创新。随着材料的丰富、题材的增多、视角的更新以及跨学科方法的运用，国际关系史家对历史的解释也更加富有新意和充满洞见。改革开放初期以道德谴责代替历史评价、以民族立场代替学理分析，以理论推演代替史实论证、以单一因果关系代替复杂历史解释、以常识判断等同于专业研究的局面大为改观。对历史的评价更加客观，对因果关系的阐释更加平衡，对战争根源和历史动力的探究也更加深刻，国际关系史学者既能够运用翔实的档案材料细致考察具体的人物、事件和政策，又关注长时段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宏大的历史变迁。 在朝鲜战争的起源、中美对抗的形成、中苏关系的破裂、中朝关系的演变等问题上提出了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新解释和新观点。 在国际关系史教科书的编撰上，吉林大学刘德斌教授领导的团队借鉴英国学派，特别是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的理论，把国际关系史的起源追溯到古代城邦，将前现代的帝国和区域性国际体系纳入国际关系史，将国际关系史的演进划分为前现代国际关系、现代欧洲国际体系、欧洲殖民体系的扩张、全球性国际体系的形成与分化四个时期，从而改变了以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作为国际关系史起点的传统国际关系史叙事模式。该书还以较大篇幅叙述亚洲帝国对欧洲挑战的回应以及第三世界在国际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并将全球问题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纳入叙事范围。 这一新的国际关系史编撰体系摆脱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改变了过去仅仅关注国家行为体和大国活动的国家中心主义和欧洲( 西方) 中心主义叙事模式，是重构国际关系史学科体系的有益尝试。

大体说来，无论是选题、材料，还是视角和方法，国际关系史研究经历了从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史向国际史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推动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影响持续提高。首都师范大学近年来每年都举行国际关系史青年学者论坛，每次都吸引数十名年轻学者参加。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在美国史各分支领域中人数最多，发表的论著数量也最多。中国国际关系史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已经产生国际影响力，其中以沈志华教授为代表的冷战史学者表现最为突出。根据沈志华教授 2012 年的观察，“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海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冷战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中，许多中国学者的观点及其所依据的史料都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冷战史研究已经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具备了与国际一流学者对话的能力。”这一评价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朝鲜战争的著作在一般公众中间拥有广泛的读者，一些著作还被智库和网上知识传播平台列为重点著作进行推荐，表明国际关系史著作的影响已经超越史学界，进入国际关系和公共知识领域。

存在的问题与未来发展的方向

第一是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对国际关系史的宏观思考。罗荣渠先生曾言，有使命感的学者应该关注对国家发展和人类命运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历史上那些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家主要是通过对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和精彩回答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为保罗·肯尼迪带来世界性荣誉的《大国的兴衰》探讨的是最近 500 年来一些国家成功崛起的奥秘和大国衰败的根源，并试图以此来警示美国要避免因过度扩张而走向衰落。入江昭的研究则集中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关注和阐释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信仰、情感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国家间的权力关系。约翰·加迪斯冷战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是探究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稳定因素和美国遏制战略的演变。文安立的代表作则致力于考察冷战如何蔓延到第三世界从而变成全球冷战以及美苏两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如何影响和塑造了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这几位杰出的国际关系史家试图回答的无一不是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史学者从事的工作是微观的史实层面的重建，包括对人物、事件、政策和过程的史实梳理，这些工作无疑非常重要，是进行宏观思考的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学科的绝大部分学者仅仅满足于微观和具体问题的研究，不能提出或不去讨论重大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回答来创新知识、提供洞见和塑造精英的国际思想，则无疑是学科的重大缺陷。实际上，在中国已经崛起为大国和成为国际舞台主要力量的今天，研究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这些问题包括: 战争与国际冲突的根源、大国兴衰的规律、国际权力格局的变迁、主要国家地缘战略的演变、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的构建、软实力建设以及地区和全球共同体的培育，等等。

而宏观思考是指使用比较、概括、联想和抽象等方法对历史过程进行长时段的贯通性思考，从而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不同时期的统一性和各局部之间的内在联系。尽管微观和个案研究是研究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宏观的思考，超越因专注于局部和个案而导致的狭隘历史理解，就不能揭示真正的历史真实，因为真实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与其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以及作为长期过程的一个阶段而存在的。众所周知，历史的细节不会重复，重复出现的是长期起作用的深层结构和内在动力，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描述细节，而在于揭示这些深层结构和动力。宏观思考的意义还在于它以简约形式提供的知识和见解更易于传播和领会，有助于历史教益的汲取，也更能提升精英和决策者的识见、眼光与能力。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价值不仅在于他对战争过程、双方战略的精细描述，更在于他对战争根源的深刻洞察和揭示，即雅典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众所周知，这一解释被概念化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后世观察和理解大国争霸和权力转移的主要透镜。保罗·肯尼迪对历史上各国实力对比为什么会不断发生变化的解释( 技术突破和组织创新会给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收益，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不平衡) 、大国衰落源于“过度扩张”的命题都是经典的宏观思考成果。在当下中国面临着怎样处理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关系、选择和制定何种国家发展战略、如何运用日益增长的国家实力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等重大问题，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对历史的宏观理解、关于国际关系演进整体与长远趋势的把握以及对国际关系史的哲理思考，而主要不是具体、微观和局部的知识。

宏观思考的欠缺又与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的第二个问题相关，即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普遍的理论素养不足。早在 2003 年，徐蓝教授就提出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研究内容较窄，深度不够，缺乏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借鉴和重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国际关系史的跨学科研究。 这一问题在15 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理论是通过详细阐述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来寻求解释现象的一套命题和概念”。 理论可以提供超越经验层面的概念和分析工具去描述、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现象，让历史学家从各种不同的视角理解历史，提出深刻的、超越常识智慧的洞见，并揭示国际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这里的国际关系理论既包括试图解释普遍的国际关系现象的大理论，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等，也包括解释有限的国际关系现象和特定行为模式的中层理论，如同盟理论、威慑理论、霸权稳定论和相互依赖论等。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照，对冷战兴起的解释可能会停留在对美苏双方的道德谴责以及对两国意识形态对立的分析上，从而忽视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安全困境的加深在美苏走向对抗过程中的作用，而后者正是约翰·加迪斯作为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领军人物的主要贡献。托马斯·帕特森和梅尔文·莱弗勒等人对国际关系层析分析方法的运用大大加深了对冷战起源的理解。国际关系理论素养的不足导致中国的国际关系史学者只能为国际问题的研究提供“原料”，而不能为理解和解决国际热点问题提供复杂的、有深度的、独特的历史视野。此外，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的不足也限制了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出问题和推陈出新的能力。例如，国际史学界对知识生产、社会科学与冷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兴未艾，而我国却很少有人关注，更缺乏专题的研究，关于冷战与高等教育、冷战与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理论素养与历史技能兼备是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宏观思考的基础，中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特别是年轻学者急需其他学科理论与知识资源的滋养。

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存在的第三个问题是研究领域的不平衡。目前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仍然带有强烈的以国家( state) 为中心的叙事风格，过于关注主权国家的“高端外交”和权力精英的活动。无疑，大国关系、战略与安全、国际体系等问题仍然非常重要，会继续成为很多学者的研究对象，但是一个学科良性发展的前提是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大体平衡。文化外交、对外宣传、教育交流等虽然已经进入国际关系史家的视野，但相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低端外交”的其他方面，如国际人权，环境外交，体育与国际关系，海洋、疾病和卫生领域的全球治理等领域基本上还属于空白，而这些事务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热点国际问题，历史学家有责任探究这些问题的历史根源并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历史的视野。国际非政府组织不仅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活动领域，还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关系，影响了不少国际组织的议程，在促进人权、保护环境、维护和平、实施人道救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民族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之外的第三种国际政治力量，理应得到重视。但是在我国，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历史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此外，国际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等领域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本学科的名称虽然在我国称作“国际关系史”，但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是外交史，恰恰缺乏对国际规范、国际制度以及诸如国际法院、国联、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研究。我们对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如何策划猪湾事件和促进越战升级耳熟能详，却对他担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对世界银行的改造以及力排众议发展世行与中国的关系、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等诸多努力知之甚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既有学术价值，更具现实意义。中国正在积极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并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需要了解有关国际机构建立和国际制度演进的历史经验。

第四是视野的相对狭窄。大多数国际关系史研究还局限于就事论事，把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作为民族国家史的延伸，而不能从更宏大的视野把握和理解研究对象。与其他历史领域一样，国际关系史研究需要引入跨国史和全球史视野，将国际关系史，特别是 20 世纪的国际关系史置于思想、技术、人员和资本的跨国流动，全球化进程和整体世界变迁中加以考察，关注权力之外长时段的经济、社会、环境、技术和文化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冷战史为例，必须把美苏两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及其结果置于 20 世纪的全球史中加以考察，重视各种跨国和全球性力量在冷战兴起、演进和终结过程中的作用，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冷战的特点和进程。这些全球性力量包括资本主义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科学进步和技术的跨国转移、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跨国移民和全球人口变迁、普遍人权观念的传布、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治理的兴起，等等。正是自由资本主义在 19 世纪末和20 世纪 30 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导致各种替代性的乌托邦和威权体制，如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受到欢迎，并赋予冷战以强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而战后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和 70 年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又成为促进苏联和东欧剧变以及冷战终结的重要力量。20 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革命深刻塑造了大国竞争的风格和样式，如通信技术的进步使宣传战和心理战在一战、二战和冷战中大规模实施，甚至最终决定了冷战的结局; 原子弹与核能的发明导致大国间的冲突远比此前的战争更加危险，使美苏对抗更加难以终结，因此延长了冷战的进程; 生物和医药技术的进步则推动美苏之间的竞争转向第三世界的卫生保健和农业生产等领域，导致了冷战向第三世界蔓延。而大众消费主义的全球传播几乎战胜了 20 世纪的所有“主义”，它激发出来的民众对物质丰裕的渴望是促进苏联和东欧剧变的重要力量。全球移民、人口增长和环境变迁也深刻影响了冷战的进程，同时又为这一进程所塑造。在这方面，《剑桥冷战史》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成功的示范。该书第三卷在讨论冷战终结时，除了考察相关国家的战略、政策和事件外，还讨论了科学技术、跨国组织、国际人权、全球移民、消费资本主义与冷战进程特别是冷战终结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修·康纳利认为，“关注国家( state)的国际史与关注人民( people) 的全球史这两种通常被认为是理解世界历史的不同路径实际上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把二者分割开来“不仅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会把历史研究引入歧途，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是解释这些长期以来被孤立对待的不同领域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成为一体的”。

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中国崛起引发的国际秩序失衡和中美俄三国“大争时代”的来临，国际关系史著作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国际关系史学者也会在公共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年青一代学者正逢其时，有责任关注重大问题、增强理论素养、开辟新的领域、扩大研究视野，通过扎实精深的研究，为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国际史知识，推动一“古老”学科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