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可以简化为弄清事实和提炼理论,而在研究路径上一般分为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为达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首先,必须挖掘和使用新史料,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其次,在于拓宽研究视野,从大时空角度出发考察国际关系的大观念和大问题,从而去发现国际关系史的规律、机理和范式。最后,要把历史研究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实现历史学家与理论家的融合。
关键词: 国际关系史; 史料考辨; 大时空视角; 史学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关于国际关系研究，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偏好，但大体上主要有政治学和历史学两种态度和两种思路。然而，无论在政治学还是历史学领域，理论方法与案例的结合，是所有杰出研究者或经典作品获得成功的不二法门。理论和方法赋予研究者或作品以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而案例则提供了翔实而坚定的甚至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据。就国际关系史而言，现代时期的那些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及其经典作品，几乎全部以历史与理论之融合而见长，少有的几项 “纯历史研究”著作，也无不蕴含了精湛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以一种挂一漏万式的举例方式，说明这些作家和著作是何以展现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的，从而对于当前以及今后的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些入门者和探索者有所启示。
一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或目的，一如历史学科的其他分支。正如一位瑞典历史学者所概括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包括以下六项: 一是弄清各种事实; 二是寻找一件件事实或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研究作为文化建构的历史现象和过程; 三是探究原因、机理和规律，包括历史的长期线索; 四是描述过往的事件并展现其个性和本质，以及表现出独具特色的历史叙事方式和风格; 五是以 “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解释并建构历史现象; 六是提炼理论。这位历史学家的概括，拓展了法国大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提出的关于历史研究的三大任务: 搜集和弄清事实，研究其相互关系; 发现社会的生命、结构和规律; 重现过去的事件并展现其个性和本质。然而，国际关系史研究又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所以，在此明确而具体地伸张 ( 重申)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仍是必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实际的研究工作及过程中，人们往往把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国际关系史研究，混同于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或国际政治研究。
一般地说，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三大任务，分别是: 1) 寻找经常性因素和宏大范式 ( 或理论框架) ; 2) 确立规律性和预测未来; 3) 研究事态的具体原因。相对地，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则是发现特殊性、描述特殊性、解释事态进程及其内在原因和相互关系，所以，对于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来说，理论是不言自明的，预测更是各项研究的题中之义。杰出的国际关系史研究者，均将理论与历史的融合作为发现、描述、解释、归纳的最高境界并以此达成不言而喻的预测使命。当然，历史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着其固有的局限性，如更强调经验而非普遍性和必然性，更关注描述而非理论概括，更在意解释而非预测。
如果进一步地加以归并，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史研究的任务归纳为两大根本目标: 一是弄清事实，二是提炼理论。为实现这两大根本目标，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国际关系史研究大致采取两种路径，即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两大路径并非简单地对应于两大根本任务，而是取决于具体的研究对象、已有的研究条件以及历史学家个体的偏好。如同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核心，亦在于追求真相 ( 以及真理) 。相应地，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生命力，则在于形成或创新理论。前者为基本任务 ( basic) ，也是所有历史学家的使命和责任; 后者为根本任务 ( fundamental) ，是最终目标或归宿。在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中，前者以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现象、个体、国家或地区、时段等历史碎片为研究对象，以弄清事实和细节，在这里，历史学家是作为 “分割者”而进行考察，呈现所谓的微观历史; 而整体研究大多从体系、秩序、世界、整体、周期、范式的视角出发，揭示总体或大历史时空维度的原因、线索和规律，以及这些原因、线索和规律背后的微言大义，这时，历史学家是作为“聚合者”而进行探究，展现或勾勒人们所说的大历史。案例研究与整体研究、微观历史与大历史，对于追求真相、创造理论、推动历史研究向前发展来说，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优秀的国际关系史学家身上，这两者往往是合而为一的，如亨利·基辛格。然而，历史学家竭尽所能，也只能做到尽可能地接近事实真相。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或一个历史学家群体，都不可能收获绝对的历史真相。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马克·特赖希腾贝格曾不无揶揄地引用荷兰历史学家彼特·盖尔 ( Pieter Geyl) 的话说，历史女神掌握了所有历史真相，她最多在不经意之间瞥了某位历史学家一眼，从而使他掌握了部分真相而有所成就。即使如此，在理解、解释和叙述时，他也不可避免地会带着自身的主观性，因而导致他偏离哲学意义上的绝对而不变的真相。
盖尔和特赖希腾贝格所说的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导致部分真相或偏离真相，是无可避免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不乏因为先入之见的主观性和选择性，而导致严重的历史错误或片面事实; 或者有意无意地接受某一理论或范式或框架的束缚，而导致系统而客观的历史事实的遮蔽或滥用。这两种现象都是十分有害的，也是十分危险的。国际关系研究界经常会出现一些简单的历史类比，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西方世界屡屡出现的 “慕尼黑综合征”之说，世纪之交 “民主和平论”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以及近期甚嚣尘上的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分析。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的 “修昔底德陷阱” 论说，尽管在严肃而认真的历史学家那里遭到冷遇，但却获得了太平洋两岸的国际政治学界的追捧，以致大有左右当前中美关系之势。实际上，艾利森的案选分析具有选择性和随意性，其归纳与类比亦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因而是一项庸俗的历史类比研究。他以一个个孤立的阶段性树木来代替整个的历史森林，主要以古代希腊世界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近代时期欧洲大陆的英法霸权战争以及现代时期的英德对抗和美苏争霸，来比附当前的中美关系，并预测未来的大国关系。
二 引 言
史料钩沉是一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国际关系史研究亦概莫能外。近代以来的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深受德国大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所创立的学派及其传统的影响。这个学派的著名论断正如兰克本人所说: “让档案自己说话”。兰克及其学术门徒强调第一手的、可靠的史料，主要包括官方文件和档案、历史当事人尤其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回忆录、日记及信件。但另一方面，兰克及其弟子并非简单地坚持人们所说的 “让档案自己说话”或 “如实直书”，而是极其注重史料的考证与辨别。
在兰克学派的影响下，进入现代时期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代研究者的前后承继，并从传统外交史研究发展到当前的国际史研究。前三代人的传统外交史研究分别对应于一战起源、二战起源、冷战起源的外交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一战起源的外交史研究，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如英语世界的最杰出、影响最卓著的两位历史学家，美国外交史巨擘威廉·兰格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兰·约翰·泰勒分别对一战起源作出开拓性的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确立起范例。传统外交史研究曾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学界及基本方法，其根本特征，一是注重挖掘和使用外交档案，二是突出政治史框架下的外交事件及其起源、过程和结果。冷战结束前后，传统外交史研究演变成全球史框架下的国际史研究，从而将国际关系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如保罗·肯尼迪和保罗·施罗德等人，摆脱了传统外交史研究的一些窠臼，从聚焦外交史事件到关注内政与外交之间的互动，从考察若干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到分析国际体系内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从专注于纯历史研究到实现历史与理论的结合以及自觉的理论贯穿，等等。
国际史研究开拓出全新的研究领域，展现了多样性的研究视角。其中，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可能是当代国际史研究领域的最具代表性的方面，无论在英语世界还是中文世界。从英语世界的冷战史研究的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再到中文世界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多国语言和多国档案已成为众多研究人员的当然手段和必要条件，同时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丰富的多领域和多视角，愈益成为一种 “全球同此凉热”的现象。
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繁荣局面同史料的挖掘和使用密切相关，其中多源头、多语言的档案解密及各类文件开放为研究者提供了最重要最直接的事实和数据。但是，档案资料并不是唯一的，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比如关于古代时期主要国家对外关系以及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研究，研究人员甚至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档案，而只能依靠第二手甚至第三四手的材料。正如一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家所分类和归纳的那样，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史料大致可分为六大类未刊档案史料，包括官方文件和私人文件，前者如美国国家档案馆外交文件和军事文件( ＲG) 、英国伦敦公共档案馆内阁文件 ( CAB) 和外交部文件 ( FO) ; 2) 已刊档案史料，主要有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的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FＲUS) 》《苏联历史档案( 解密文件) 》《英国对外政策文件 ( 1919—1939) 》《德国对外政策文件 ( 1918—1945) 》等;3) 官方史，代表性的案例包括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史、美国和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官方史、中国官方编撰出版的年谱等; 4) 公开文件，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 《美国总统公开文件》 《国会纪录》 《重要讲话》 《美国国务院公报》，以及其他各国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文件集; 5) 回忆录、书信集、日记、当代报刊报道或评论，主要以国务家、外交家、军事家为主; 但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应特别注意辨别和考证;第二手资料，包括专题著作和论文，一些杰出的研究性著作。
新史料的挖掘和运用，尤其是每一批政府文件和档案的解密或出版，都会推动形成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框架、新学派。如冷战史、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传统派、修正派、新修正派的推陈出新，均是基于史料尤其是档案的不断挖掘和运用。当然，其他史料的出现，也同样会推动形成新理论和新观点，或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与方法。
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的若干案例和最新成果，充分说明了新史料对于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的推动作用。首先是新史料推动形成一系列新领域和新观念，如苏联历史档案的开放对于冷战国际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在朝鲜战争和亚洲冷战起源、中苏关系的互动等方面，均有明显可见的学术进步。而这方面的贡献和进步，对于推动若干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修正和完善，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如关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基于共同意识形态的联盟或阵营的分化与分裂、均势与势力范围，等等。
其次是基于档案的案例研究对于新理论的贡献。上文提到的格雷厄姆·艾利森，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决策过程的分析，尤其是美国方面的决策过程，提出了外交决策的三个模型，即理性行为体模型、组织程序模型、政府政治模型。随着美苏两国新档案的解密，以及多名当事人( 包括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 回忆录的出版，艾利森与苏联学者菲利普·泽利科进行合作，运用新史料重新分析古巴导弹危机过程中的美苏决策过程，并借助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主义、危机与战略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补充了原来的危机决策理论要素，进一步完善了每一个模型下的若干假设，最终将三大模型修正为理性行为体模型、组织行为模型、政府政治模型。这个案例充分展现了新史料、案例研究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最后是档案研究对于外交决策要素 ( 和理论) 的丰富和发展，如关于冷战时期苏联的外交决策要素，学者们愈益明确地指出，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都是同等重要的关键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新近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和美国外交档案进行综合研究而得出的。沈志华等人的长期、详尽而系统的研究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其中两大信条，即世界革命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理论，对苏联的外交决策影响甚大。而此前的一般看法是，苏联对外政策主要受国家利益 ( 尤其是国家安全关切) 的驱动，意识形态不过是对外政策的外衣和口号。实际上，这个结论，即意识形态对外交决策施加重要影响，同样适用于当代美国外交及其决策研究。战后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决策人，以及美国国内各界精英，几乎一致认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度及生活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因此，美国外交的一大使命，就是向外输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美国式的政治社会制度。在这里，所谓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不仅对美国而且对苏联，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干涉中小国家内外政策、争取和拉拢盟国的重要借口，如美国大规模干涉越南，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通过多种史料的综合研究，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多米诺骨牌”理论夹杂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关切，即大国的可信性，其中包含战略决策者担忧帝国、大国或联盟领导国家的威望和信誉受损乃至崩塌，这在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决定对越南进行干涉和扩大战争的外交决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
案例研究和整体研究，都必须以史料的考辨和运用为基础。正如上文所及,案例研究主要聚焦一个个具体的事件、现象、个体、国家或地区、时段等历史碎片，而整体研究则探究体系、秩序、世界、整体、周期、范式。案例研究重在还原或重现历史，理论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项副产品; 而整体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规律、探究机理、归纳理论、创建范式。国际关系是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基于各种利益考虑和压力关切的复杂互动，其历史演变不仅基于这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围绕那个整体的、不以各国或国家集团意志为转移的国际体系的自身逻辑而展开。因此，案例研究与整体研究必须相结合，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埋首于史料钩沉，还必须面向哲学意义上的星辰大海，关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宽广的地理空间，更多地思考和研究大问题、大观念、大框架。这就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特殊性之一。
大历史时空视角，或整体 ( holistic) 的视角，是从总体的、综合的、长时段的、广阔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和分析国际关系及其历史，其宗旨不仅在于发现真相和规律，更在于认识历史的基础上把握现实和预测未来。这就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大问题指向、时代关切聚焦及其不言自明的预测性含义。在中外研究界,杰出的历史学家莫不重视和运用整体视角，由此推动国际关系史研究的若干方面和整体水平的进步。试以如下几个例证予以说明。
( 一) 关于帝国及其历史、性质和内涵
一般认为，帝国的历史演变遵循了从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路径。近代晚期以来的研究表明，帝国的历史、性质和内涵，都是极其丰富的。帝国可区分为大陆的与海洋的，有形的与无形的，直接的与间接的武力征服的与 “慈善”的，等等。大陆帝国和海洋帝国也各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如大陆帝国先后有斯巴达、波斯帝国、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俄罗斯帝国等，海洋帝国则出现过古代的雅典帝国、航海革命时代的传统海洋帝国 ( 英国与荷兰) ，以及工业革命时代的现代海洋帝国 ( 英国与美国) 。在空间上，人们还目睹了航空时代的帝国、太空时代的帝国，以及当前和未来的信息技术时代的、以网络空间为重要基础的帝国。如此众多的历史学家，包括修昔底德、爱德华·吉本、保罗·肯尼迪、乔治·莫德尔斯基、爱德华·勒特韦克等人，孜孜以求地研究帝国的性质和形式、帝国之间的争战及其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在探寻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哪一个 ( 种) 帝国在总体上略胜一筹、更加稳定安全、更加经久不衰? 其二，帝国兴衰的规律何在，未来趋势又会如何?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国际关系史学家不约而同地开始探讨帝国的性质和内涵、帝国的战略与兴衰，而且均指向当下和未来的大国关系。所以，整体视野的帝国研究对于当前国际体系的结构与稳定、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和内涵，无疑有着极强的理论含义和现实价值。
( 二) 与帝国兴衰密切相关的霸权更迭
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动，都会引起历史学家对相关因素和现象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霸权国家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未来趋势等。自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权势地位和国际体系结构出现重大变化以后，历史学界开始了关于霸权更迭的新一轮讨论和研究，逐渐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理论解释模式。一是保罗·肯尼迪及其 《大国的兴衰》所代表的地缘政治经济模式，认为近代以来五百年间的霸权兴衰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是经济技术优势及其在军事领域的表现，二是不同国家根据其经济和地理因素所作出的外交和战略选择。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兼具宏观性和整体性的杰出研究。二是乔治·莫德尔斯基所代表的海洋国家模式，提出了关于全球领导国家的世界政治长周期理论，认为海洋国家及其联盟战略是各个历史周期的霸权国家的成败关键。三是国际制度模式，这个学派在霸权稳定论的基础上，主要基于国际经济领域的规则和制度及其演变史而展开论说，他们无视或轻视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相应的改革必需，也不问这些规则和制度的时代性、公正性和适切性，而只是着重于为西方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形和无形的规则和制度而伸张。以上三种分析模式，均以大历史时空或整体的视角看待和分析霸权及其更迭，对于观察当前国际体系和展望未来国际秩序，有着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三) 东方问题及相关的大国关系与地区均势
东方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若干历史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形成优秀学术成果，如罗伯特·西顿－沃森 ( Ｒobert Seton－Watson) 、马修·安德森 ( Mathew S. Anderson) 等人。另一方面，多萝西·沃恩、朱瀛泉等历史学家，则把东方问题放在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大时空背景下予以考察，不仅研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俄国南下与俄土战争、西欧扩张等现象和因素，还同时分析近东均势与欧洲均势相互纠缠、欧亚大陆帝国 ( 俄国) 与海洋帝国 ( 英国) 在近东、中亚和远东争夺霸权的宏大背景。如沃恩指出，长期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欧和中欧大国为了相互制衡或对抗，争相引入土耳其作为同盟。另一方面，土耳其即使在走向衰落后，也长期在欧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不仅成为欧洲主要大国的外围缓冲地带，以致欧洲列强急欲瓜分土耳其而不能，而且还成功地充当了欧洲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南方侧翼，在相当程度上迟滞和阻断了俄国南下的步伐。土耳其的这种历史作用，不仅对于近东地区的大国关系或大国均势，而且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欧洲均势，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
大时空视角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体系作用，提出了另外两个十分重要而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 一是土耳其与欧洲体系的关系。从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来看，西顿－沃森、安德森、沃恩、朱瀛泉等人的研究表明，土耳其从来就是欧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欧洲人用所谓的 “加入”欧洲体系来指称 1856 年 《巴黎和约》以及此后的欧土关系，突出两者之间文化差异以及所谓的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事实上，上述各项历史研究表明，所谓的文明标准和土耳其 “加入”欧洲体系是一个十足的伪命题，因而需要我们进一步辩驳所谓的文明标准及其双重性、欧洲体系的性质及其结构等重要问题。这个角度对于我们审视当前和未来的欧土关系不无意义。二是俄国南下的长期追求，在近东地区受挫后，俄国不断向东发展，继续谋求获得南方出海口，从波斯 ( 伊朗) 到阿富汗，再到中国和朝鲜; 进入现代时期，苏联继续谋求在中国和越南获得海军基地。继土耳其之后中，中国、日本等又相继阻止了俄国及苏联南下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近现代时期，俄国和苏联突破大陆包围的南下尝试，从未有过停歇。
( 四)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绥靖政策
绥靖政策的顶点是慕尼黑事件，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我们要尽可能地将其置于较为宏大的背景之下予以考察。首先要将绥靖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史和观念史现象，在源头上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战后欧洲社会的政治与心理影响，并由此探讨以下因素的重要影响及其联系，包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公众舆论、和平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重点，如和平运动、裁军与军控、避战诉求、国际组织、国际法及仲裁，所有这些都是战后欧洲社会的普遍的厌战情绪的表现。其次，还必须注意到以下一个现象，即英法等民主国家领导人及其政策不能公然地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是选举政治及代议制政府运行的底线。第三，英法国力衰退的现象提供了另一个背景，使得我们能够比较准确地推断英法领导人及其他精英何以在战略上逐步迷失了方向，如当时英国首屈一指的战略理论家巴兹尔 ·利德尔·哈特，不遗余力地拥抱和伸张绥靖政策。最后，这个时期各主要国家领导人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方向和方式，因而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种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他们迷失了战略方向，曲意逢迎公众; 第二种以德国头目为代表，他们恶意操纵和利用舆论，甚至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第三种以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代表，他们积极塑造和引导公众舆论，扭转国家政策方向，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
四
古今中外历史学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莫不如司马迁撰写 《史记》时立下的宏愿，即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挖掘史料、重现历史之后的理论升华，即提出或形成史学理论。《史记》的各个部分，都是为这个理论升华而服务的。
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基于案例分析的微观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还原历史细节，说明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原因，进而发现理论，但一般是微观理论和局部 ( 中观) 理论。而整体研究，则在于通过系统的纵横分析，去发现一般的规律和机理，构建普遍的范式和框架，此即国际关系研究的宏大理论或大理论。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理论，在国际关系史研究大家及其著作当中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同所有科学研究那样，在国际关系史的案例分析和整体研究中，实现从事实重现到理论升华，必须经过历史学家的灵感、直觉和顿悟。史料自身不会言说或再现历史，历史学家在发现和考证史料后，必须运用一定的方式或框架将史料组织起来，进而通过一定的叙事方式展现历史故事。同样的，理论本身不会从千丝万缕而又杂乱无章的历史细节中自动现身，而是需要理论家的发现和顿悟、梳理和建构。现代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所说的 “没有哪一种归纳法会导向物理学基本概念”，或 “没有哪一个理论会自动地产生于实践”，同样适用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升华，历史学家必须经由其思其言和 “精致安排”而展现叙事和理论; 即使见诸于字里行间的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也需要历史学家的合理而精致的史料安排、语言铺陈和叙事建构。
在这里，有必要借助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之说，来强调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理论升华任务( 发现和建构) 。库恩指出，科学发展经由两种方式: 一是常规科学 ( normal science) ，它在一种特定范式的框架内演变发展; 二是革命性科学 ( revolutionary science) ，即新范式取代旧范式，也就是说，在科学演变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科学范式而原先的众多科学家接受并融入新范式。所以，对于高明的历史学家来说，在理论和方法上理解、接受和融合当下的一切有益的事物，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实现发现和创新理论的目标。作为前提，历史学家必须充分掌握国际关系史和理论研究的已有成果，实现历史与理论的有益结合乃至融合。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最高明的历史学家和最高深的理论范式，都在于历史叙事与理论建构的完美结合 ( 融合) 。在一些国际关系史学大师的笔下，理论是存在于字里行间而不留痕迹的。
兰克学派及其欧洲政治史 /外交史研究是近现代时期的历史与理论融合的第一个范例。对于传统外交史研究人员来说，关于国务家和外交家的治国方略，以及相关的战争与外交决策，是相关研究领域里的 “高级议题”。在这方面，许多历史学家往往采用宏观理论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莫过于近代晚期鼎鼎大名的利奥波德·冯·兰克。他凭借对于欧洲各国史料的娴熟掌握和运用，通过单独一篇论文 《列强论》，概述和分析了欧洲列强兴衰的漫长历史、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大国主导欧洲政治体系，同时揭示了欧洲大陆的国际体系的本质、规则和趋势。在兰克的基础上，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德约 ( Ludwig Dehio)以更宏大的全球视野，简约、清晰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长达四百余年的欧洲体系及其全球趋势的一个重大主题: 无政府的国际体系 ( anarchical international system) 之所以保持稳定和秩序，在 18世纪及其以前主要是依赖着一种自在自为的均势，正是凭借这个机制基础上的联盟与阵线，霸权得到了遏制; 在维也纳和会之后，19 世纪的欧洲体系实现了对 18 世纪的一种扬弃，在欧洲列强之间的新的权势结构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际规则、会议外交、大国共治为特征的欧洲协调，“体系理由”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共同体的一大共识。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体系日益走向全球，实现了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欧洲本土与海外力量、中心国家与侧翼力量之间的新的互动与新的平衡。在一定意义上，德约关于欧洲霸权及欧洲体系的论述，聚焦于欧洲列强及其相互关系框架下的德国的历史及未来命运，因而接近于历史哲学。类似的主题和视野，以及卓越的历史与理论的融合，亦见之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 《当代史导论》、保罗·肯尼迪的 《大国的兴衰》、乔治·莫德尔斯基的 《世界政治中的长周期》等。在他们的论述里，人口与国运、中等强国与超级大国、海权与陆权、欧洲与全球等对立统一关系，不仅解释了 20 世纪及其以前的国际关系史，还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 21 世纪的世界大趋势。
第二个范例是英国学派，其主要代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森等人同样实现了历史与理论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社会理论。英国学派强调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体系及国际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与安全利益，他们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关于国际体系的共识和机理，从而指出了国际秩序的一种未来趋势，即多种文化的共存的可能性。同时，他们还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国际体系达成稳定与秩序的重要因素，包括权力、利益与道德，以及国际正义和国际合法性等。
第三个范例是历史与理论的自觉统一，或历史学家与理论家的高度融合。有一些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理论家，他们或自觉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或通过历史研究创造出国际关系理论、概念、框架。因而，在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多位杰出的作为理论家的历史学家，或作为历史学家的理论家。上文提及的传统外交史和国际史领域，泰勒及其 《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保罗·肯尼迪的 《大国的兴衰》和保罗·施罗德的 《欧洲政治的转折》，都蕴含了无政府国际体系理论，以及均势与霸权、陆权与海权、欧洲与海外等对立统一关系。在战略史研究领域，杰弗里·帕克的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和爱德华·勒特韦克的 《罗马帝国的大战略》 《拜占庭帝国的大战略》，都展现了帝国秩序的内在机理，即帝国提供了何种性质、何种程度的 “公共产品”( 安全和繁荣) ，无论它是基于同质文化还是异质文化。甚至在长期以来不大受学术界待见的军事史研究领域，亦有历史与理论高度融合的范例，如在现代军事史学科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的不朽名篇 《政治史框架内的战争艺术史》 中，战略战术理论贯穿了全书各个篇章。在弗朗西斯·欣斯利 ( Francis H. Hinsley) 、厄内斯特·梅( Ernest Ｒ. May) 、迈克尔·亨德尔 ( Michael I. Handel) 等历史学家及其著作中，历史与理论的高度融合同样一目了然。
以上范例所代表的学术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者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对话，如国际制度学派主动靠近历史学家，又如世纪之交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的现象。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相互融合，是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历史学家的最高追求。在这方面，有两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了前行的方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在《欧洲政治的转折》一书中，通过研究七年战争以来的结构性事态 ( 七年战争、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拿破仑战争、民族主义兴起、1848 年欧洲革命) ，探寻欧洲体系的结构性变化，说明国际关系本身的不断演进的动力和逻辑，进而指出欧洲均势从自在自为到欧洲主要大国及其国务家基于 “体系理由”而 “精心呵护”的欧洲协调体系。欧洲政治在 1813—1815 年期间出现的这个转折点，原因和动力何在? 或者说，18 世纪自在自为的均势，何以演变成 19 世纪的欧洲协调，何以形成了国际政治的原则、规范和习惯? 偶然的事态表象，根植于必然的结构性原因。国际政治以及外交机制的一系列变化，导致了追求国际体系稳定和确保中小国家独立的巨大动力: 首先是欧洲世界的观念、总体精神、世界观发生了变化，其次是战争、联盟、条约、会议、外交语言等因素的变化，最后是国务家自身的追求。一句话，国际关系史或外交史不是政治事件史。实际上，据施罗德本人在前言里所交代，国际关系理论对他影响颇大，既包括传统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尤其是均势理论、联盟理论等，又有霸权理论、决策心理学、博弈论、政治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理论。这是一部将理论与历史融为一体的著作。
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历史学家亚当·沃森及其 《国际社会的演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大时空视角下的历史与理论相互融合的范例。沃森全面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以及各个不同地区的国际体系的形成、运行和衰亡，进而不留痕迹地在理论上归纳出国际体系的构成要素、内在机理和表现形式。他通过历史案例的条分缕析，提出了关于国际体系的若干核心概念和重要推论: 一是帝国体系的同心圆模式，即帝国体系由内向外依次由核心地区、间接统治、宗主国关系、霸权关系、独立国家关系等所构成，随着同心圆不断向外扩展，帝国权力逐渐减弱。二是体系频谱的概念，认为国际体系的外在表现，主要有独立、霸权、间接统治、帝国等四种形式，而霸权似乎是任何一个国际体系的 “自然的”演变趋势。三是钟摆概念及其机理，即国际体系的运行如同一个始终受到重心引力作用的钟摆那样，在独立与帝国这两个摆幅的端点之间来回摆动，钟摆何时以及如何摆向中间区域，即接近霸权的位置，则取决于权力、规则、制度等各个要素的合力的作用。这进一步表明，霸权是国际体系的秩序或稳定的核心。四是合法性与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稳定，即共有的利益、规则和制度等并不足以导致国际社会的形成，只有当合法性与共有的利益、规则和制度等要素两相结合，才能推动国际体系走向国际社会，使其各个成员之间的彼此关系接近或处于一个 “舒适地带”，此即秩序或稳定。由此，沃森通过坚实的历史研究，成功地创新了国际体系理论，为人们考察历史和当今的国际体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施罗德和沃森的上述两项研究，一个是断代史，另一个是通史; 一个是欧洲国际关系史，另一个是全球范围的体系史，两者异曲同工，同样精彩绝伦，成为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相互融合的“当代经典”。
（选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04期，参考文献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