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学术通讯〗小站 按语：陈乐民先生的名文“《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重点解读国际关系、外交史的经典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陈乐民先生由此书来把握欧洲争霸历史当中的一个精彩段落，即俄国的崛起，以及英国如何通过“合纵连横”的手段，分化欧洲、控制欧洲，以便获取其霸权利益。陈乐民先生特别指出：“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篇幅不大，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通篇闪耀着理论思维的光芒，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文最初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其后收入他的随笔集《文心文事》（陈乐民著，三联书店，1992年，“读书文丛”）。现载于《欧洲与中国》（精装本，三联书店，2014年，“陈乐民作品”）
●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分量最大、着墨最多的，是马克思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的俄国的发展道路。他在最后两章里集中写透了这个问题，堪称“通古今之变”的精彩文字。
● 马克思敏锐地提示给人们一把观察18世纪外交史的钥匙：“……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继续实行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它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同它们争夺外殖民地，但对俄国则取拉拢政策。那时，西欧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互相排斥，几乎都把俄国看做可以利用来牵制自己的直接敌人的力量，这当然为俄国提供了插足欧洲事务的机会。
●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全书的方法论，对一般治学(起码对我涉足的国际政治)也有指导意义。他说：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
● 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篇幅不大，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通篇闪耀着理论思维的光芒，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所以故，恰恰就在于马克思不作脱离事实的纯抽象思维，每一分析、每一推论、每一论断都有大量而全面的事实作为依据。
● 我则由于特别喜欢这本书，也经常以很大的热情向学生们(包括我们研究生院西欧系的研究生)推荐。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真正认真去读的人似乎不多，甚至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有看。这是很可惜的。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笔记
□ 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1期
□ 现载于陈乐民著《欧洲与中国》（精装本，三联书店，2014年，“陈乐民作品”）
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是一本研究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学术著作。书中大量引用了几份有关这个时期外交史的文件，许多是全文照录，书的主要部分则是马克思对这些文件所作的脚注、评论和发挥。乍一看，似乎不像一本有头有尾的书；深入下去就会发现，这是一本别具特色的国际问题著作，贯穿着引人入胜的理论思维。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18世纪俄国和英国的关系和它们各自的政策、行为特点，也旁及有关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要了解俄国和英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渊源，这确实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马克思对于欧洲问题分析之精辟自不待言，在国际问题的研究方法方面也给我们以极重要的启发。
一
这本书引用的主要文件，是直接反映1700年开始的北方战争的三本小册子：《北方危机》、《防御条约》和《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
《北方危机》看来是丹麦宫廷透露出来的，1716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印行了英译本。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缔结了北方联盟，目标是瓜分瑞典帝国，并准备第二年入侵瑞典本土。俄、丹两国是出兵最多的，利害关系也最直接。在同盟国行将向瑞典的马尔默首府肖楠(肖楠是根据1660年哥本哈根条约由丹麦割让给瑞典的)发起进攻的前夕，俄国突然变卦，表示不能如约派出三万俄军，只能派一万五千人，并说要推迟对肖楠的攻击(这并不是说俄国不想进攻瑞典了，只不过是想先造成瑞丹相互消耗的局面，然后再来收拾瑞典帝国)。这就给丹麦造成了很大困难和压力。丹麦宫廷认为有必要把有关情况向各国宫廷作一公开声明，《北方危机》的小册子就是为此而发的。
这里值得注意的并不是肖楠之战，而是英国的立场。英国本于1700年与瑞典签有防御同盟条约，但在北方联盟决定进攻肖楠时，却站在了瑞典的敌人——北方联盟一边。英国国王通过驻丹公使表示支持丹麦，想方设法说服沙皇维持进攻肖楠的原议。英国还通过汉诺威以海军增援丹麦，因而在两军对垒中背弃了自己的盟国——瑞典。马克思指出，英国就这样被抛进了“俄国的势力圈”。俄国也由此很清楚地了解到英国在北方战争中的立场和作用。
《防御条约》是根据英国议会两院部分议员的要求发表的小册子。它把英瑞同盟条约的主要条款公诸于世，并且用批注的方式提出了二十几个“疑问”，比前一本小册子更直接地揭露英国背弃条约、勾结俄国的“亲俄性质”。例如，条约的第二条写道：“盟国中任何一方由自己或任何别人，无论以何种方式或任何地点，无论从陆上或海上，进行损害另一方，使其丧失国土或领地的行动、谈判或尝试，均为非法；一方绝对不得协助另一方的敌人，包括反叛者或敌对者，以损害其盟国。”小册子则针对这一条款揭露，英国正在与俄国联合行动，英国的海军上将参加了俄国的针对瑞典的军事会议，并与北方联盟各国一起参与对瑞典的袭击。小册子说，主要是由于英国的缘故，瑞典丧失了它的全部德意志省份。这本小册子无疑出自英国“反俄派”议员之手。
《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于1717年在伦敦出版，写明“全部摘自N.N.在1715年8月从出使莫斯科宫廷回国奉国王陛下之命编写并向国务大臣的报告。谨呈下院”。也反映“反俄派”观点。这本小册子提醒英国内阁警惕俄国将成为危害英国利益的竞争敌手。
此外，还全文收进三封英国驻俄使节写回的信和一份报告。这些函件的国际背景，是北方战争以后直至18世纪晚期以英俄关系为主的欧洲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文件披露了英国为了攫取欧洲霸权与俄国相互利用的情况。这些出使俄国宫廷的英国使节根据他们奉使期间的见闻，担心俄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可能损及英国的利益。
马克思以这些材料为依据，揭开了18世纪欧洲外交史的若干内幕。马克思做这件工作的时候正是克里米亚战争和英法联合侵华战争的前夕。欧洲列强的实力都大大膨胀起来，竞相向着帝国主义阶段迅跑。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大量剖视欧洲局势、揭发列强争夺的文章和通信。结合起来读，对于二百年的欧洲是怎样发展的，便可以有一个连贯的印象，对于了解尔后的国际关系亦大有益处。
二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分量最大、着墨最多的，是马克思回顾几个世纪以来的俄国的发展道路。他在最后两章里集中写透了这个问题，堪称“通古今之变”的精彩文字。马克思和恩格斯论及沙皇俄国的文章很多，这本书可说是最系统的。
马克思在谈到研究俄国发展史的意义时写了下面两段话：
俄国压倒一切的影响曾在不同时期使欧洲感到突然，使西方各国人民感到震惊，并且被当作命中注定的事物一样予以顺从，或者仅仅遇到断断续续的抵制。但是对俄国的魅力总是不断产生着怀疑……一个庞大的帝国甚至在取得了世界规模的成就之后，它的存在本身还始终被人看作一种信念中的东西而不是事实上的东西，俄国提供了历史上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从十八世纪初直到如今，从没有一个作者，不管是想歌颂俄国还是抨击俄国，认为有可能无需首先证明它的存在。
然而，不管我们对俄国是采取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把它的力量看作是明显的事实，还是只看作问心有愧的欧洲人民的幻觉，问题都是一样：“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国家的幽灵，是如何设法达到这样大的版图，竟致一方面激起人们激烈地断言它以排演大一统的君主国威胁着世界，另一方面又激起人们愤怒地否认这种威胁的存在呢?……”
当时，西方对俄国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低估或干脆否认俄国的强大潜力，这当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俄国从来就有广漠的版图，并非后来发展所强大起来的。有些俄国历史学家便硬说“这个使19世纪欧洲害怕的北方幽灵”早在9世纪柳里克王公们统治下就是笼罩欧洲的现实了。这当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照这样说，早已如此，何来扩张之有!
于是，马克思从9世纪柳里克王公帝国时谈起，讲到它怎样不断分裂，以至诺曼式的俄罗斯迅速地从舞台上消失，一个与柳里克王公帝国的延续性微乎其微的莫斯科公国在“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中代之而起。马克思很详细地追述了莫斯科公国怎样“从默默无闻中显露头角”，叙述了伊万一世·卡利塔怎样把其他王公一个一个地打下去，终于成为莫斯科公国权力的缔造者，是为莫斯科大公(1328年)。但当时的莫斯科公国还处于东方鞑靼人的统治之下。
当公位传到伊万三世(1440—1505)时，莫斯科公国才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伊万三世其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个“公认的懦夫”，他绝不是靠自己出众的智慧和韬略完成这个业绩的。然而，时代使他在位时进行了几场使欧洲震惊的斗争，由此巩固了莫斯科公国。这几场斗争是：与东方鞑靼人的斗争，与北方诺夫哥罗德人的斗争，与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的斗争，与西方的立陶宛、波兰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伊万三世做了伊万一世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马克思说：
只要改换一下姓名和日期，就可以明显看出伊万三世的政策和现代俄国的政策并不是什么相似，而是一模一样。而伊万三世则不过是把伊万一世·卡利塔遗留下的莫斯科公国的传统政策加以完善化而已。
伊万三世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使莫斯科公国摆脱了东方蒙古贵族的统治，巩固了伊万一世缔造的业绩。但继承传统政策，并且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使欧洲感到威胁的，则是一百多年以后的彼得一世(彼得大帝)(1672—1725)。彼得一世把伊万的传统政策“提炼成一个抽象的公式”、“把它的目的加以普遍化”，并且进而“把它的目标从推翻某个既定范围的权力提高到追求无限的权力”。莫斯科公国于是变成了“现代俄国”，彼得一世则因此成为“现代俄国政策的创立者”。
彼得一世是伊万三世以后又一个俄国历史上的权力人物，他把俄罗斯的历史推到现代；他的新业绩，就是把僻居内陆地区的斯拉夫人世世代代要“探海”的梦想实现了。他宣布：“俄国需要的是水域。”
为了实现这句写在自己传记扉页上的誓言，彼得一世在阿速夫海、黑海、里海、波罗的海与土耳其、波斯、瑞典迎头相撞，把俄罗斯的地缘政治一步一步地向四周延伸出去，东抵顿河、德涅伯河、布格河、刻赤海峡，北抵涅瓦河口，并通过与瑞典的战争在波罗的海占据要津，建立了一个“俄国的利物浦”，然后从北向西扩展。马克思分析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于是，“彼得用出色本领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他的特有的胆略把新都建在他征服的第一块波罗的海海岸上，距离边境几乎在步枪射程之内，就这样有意给他的领土制造一个外偏中心。”
马克思特别重视彼得一世的迁都(迁至圣彼得堡)，这是俄国发展史上有决定意义的一举。从此，俄国就由原来的内陆国家转向了海洋，使原来只借助东方的政策发展为同时向西开放和扩展的政策。这对于俄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其一，马克思犀利地指出，既然彼得堡是彼得一世“有意”制造出来的“外偏中心”，那么以此为中心的圆周怎样画和画到哪里，就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彼得堡这个帝国的外偏中心从一开始就表明：一个圆周尚有待划定。”这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明确地说，这是一个“为进行世界性阴谋而精心选中的巢穴”。
其二，彼得一世因此使俄国接触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明。“通过迁都，彼得宣告了他打算反过来借助于西方来影响东方和各紧邻国家。如果对东方的借助由于亚洲各国人民的停滞特性和有限交往而大受限制的话，那么对西方的借助则由于西欧的活动特征和频繁交往而顿时变得毫无限制和无所不包了。”
彼得一世的俄国从北向西，从波罗的海接触了英国、荷兰等“海上强国”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商业，从而加速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步伐。从俄罗斯的发展看，这第二种意义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种意义。甚或可以说，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定会遇到困难，甚至难免落空。
有彼得一世的政策确定了俄国向外大力扩展的姿态，俄国才得以借着这一强劲的推动向前奔跑起来，才会有叶卡特林娜二世乃至保罗一世的进一步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俄国作为一个庞然大物才因而能够野心勃勃地迈进19世纪，逼使欧洲接受它，同它认真地打交道。
三
一般史书写到北方战争时，都不太注意英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马克思则注意到了这个后台的演员，把它在这个时期的政策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着眼于这一政策的延续性。
北方战争时期(“光荣革命”以后)的英国，作为欧洲大陆的“外来户”，除了忙于同荷兰、西班牙、法国等争夺海上和海外霸权外，还要想方设法取得除与汉诺威的姻亲关系以外的更多的利益；能否涉足波罗的海地区当然是十分重要的。在短短十多年当中，它先与瑞典帝国缔结防御同盟，旋即背弃了同盟者，使俄皇得以趁瑞王年幼、丹麦和波兰孱弱，放手向爱沙尼亚、芬兰伸手，并伺机把丹麦、波兰、瑞典“一个一个吞噬掉”。马克思几乎全文引证的这份文件说，如果沙皇的计划得逞，他就将成为这些国家的敌人，那时的俄国将不仅“独揽全部北方贸易”，而且可以把里海或黑海与彼得堡连结起来，土耳其和波斯地区就都在俄国的影响之下了。同时，俄国势将西向开进德意志帝国，深入欧洲腹地。
问题是，英国在决心把瑞典出卖给俄国的时候，难道不清楚俄国的脚步不可能止于彼得堡么?难道英国内阁不理解俄国的意图么?马克思答曰，不是不理解，而是早就理解了：
它们(《北方危机》等小册子)将足以驳倒大陆和英国著作家们所共有的这样一种偏见，即英国只是到较晚的时候，而且是在过晚的时候，才理解或猜想到俄国的意图，英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不过是两国共同物质利益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若指责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的亲俄，就是倒果为因，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从彼得一世以来俄国开始崛起于欧洲的时期，俄国的意图被理解了，而且英国政治家们对这些意图的默许受到了英国著作家的抨击。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说，英国在北方战争一开始，也就是在它同瑞典缔约的时候，就已“理解”了俄国的意图，对于俄国的扩张是“默许”的。俄国在瓜分瑞典帝国的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在瓜分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中是最大的得利者。英国虽然不是北方战争的直接参加者，但其中时刻有它的影子，终于由于背弃了与瑞典的盟约而在波罗的海地区分得了一杯羹。因此，英国的“亲俄”本有所图，只是“假装天真糊涂”而已。英国要染指波罗的海是定了的，问题是在俄国和瑞典之间选择谁。英国是先选择了瑞典，不久以后选择了俄国。
当时曾有人用“商业利益”来解释为什么英国背弃瑞典，倒向俄国。马克思说这只是“杜撰”出来的“借口”；“商业利益”问题不过是个“外表”，英国内阁做的文章比“商业利益”要大得多。“光荣革命”后英国金融资本的政治地位已经迅速膨胀了起来，它的眼睛远处盯着世界，近处盯着欧洲；它既看中了波罗的海地区，也看中了俄国这个可以容纳巨额投资的场所。彼得一世从荷兰拿到投资的前例，使英国金融资本不禁垂涎三尺，也跃跃欲试。英国决心尽早与俄国缔约，为此需要向俄国送礼，开始衰落的瑞典帝国便充当了牺牲品。俄国也深深理解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绝好机会。因此，马克思说：“霍雷修·沃尔波尔(1678—1757，英国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的儿子，作家)用这样一句话来说明他的时代特征：‘现今时兴的，是互相利用。’”这段故事再恰当不过地为百多年后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一句名言作了注脚，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的和不变的。”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继续实行这种远交近攻的政策。它与西班牙战，与法国战，同它们争夺外殖民地，但对俄国则取拉拢政策。那时，西欧大国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互相排斥，几乎都把俄国看做可以利用来牵制自己的直接敌人的力量，这当然为俄国提供了插足欧洲事务的机会。人们看到：
——英国和俄国相互利用，先是一起针对瑞典，继而是共同遏制法国。
——当英国困于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之中，并面对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的联合进攻的时候，它指望俄国不要参加进反英的行列。俄国宣布了“武装中立”，这对英国既是安抚，也是威胁，但英国为了不增加压力，仍报以米诺尔卡岛。米诺尔卡岛是地中海西部巴利阿里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18世纪曾多次易手。1763—1782年属英，英于1779年曾提出送给俄国，1802年归属西班牙。
——法国和俄国相互利用，以共同针对普鲁士；而法俄接近，特别是北美战争期间法俄的任何亲密表示都足以引起英国的警觉。
——普鲁士与俄国先在北方战争、后在七年战争期间缔约，并三次勾结一起瓜分波兰。
——法国革命爆发后，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都相互勾结起来，结成几次反法联盟，把战争强加给法国。
于是，马克思敏锐地提示给人们一把观察18世纪外交史的钥匙：“……俄国自知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共同利益，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分别认识到它与俄国有排斥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
在这许多相互利用的关系中，无例外地都有一个俄国。英国等在相互利用中都为俄国之西向提供了机会，但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这也算作一条欧洲近代史中的规律。马克思大量摘引的《真理合乎时宜才是真理》中提出警告说，英国内阁希图用扶植一个第三海上大国的巧妙办法来维持波罗的海均势，必定会因失控而养虎贻患。这本匿名小册子大声疾呼英国已不能独立控制均势，“时间必将向我们证实，把俄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现在应该是我们内阁的首要目的。”这是马克思摘录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没有再多加评述，但引文本身足以说明，一个斗争更加复杂激烈的19世纪的欧洲的轮廓已经勾勒出来了。
拿破仑战争的结束宣告了英俄合作的结束，而克里米亚战争则为从18世纪以来的英俄关系作了小结，它们终于转友为敌了。像恩格斯说的，切身利益使英国“成为反对俄国兼并和扩张领土计划的死敌”，“英国是不能同意俄国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俄国如果占据这两个海峡，无论在贸易方面和政治方面，对英国实力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是致命的打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页。）
四
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观。在我看来，它不仅是全书的方法论，对一般治学(起码对我涉足的国际政治)也有指导意义。他说：
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
这段话包含两点意思：
在观察一个限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同其他时期比较，即要超越这个时期的局限；只有经过不同时期的比较，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这个限定的历史时期的特质。换言之，就是要有历史发展、延续和比较的观点。
在对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团体)的行为加以判断或评价时则相反，即不能超越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局限，必须以他所处的历史时期所许可的条件为依据；“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一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的“良知”。换言之，就是要有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观点。
总起来说，就是研究问题必须有“历史感”。国际关系既有历史的连贯性，又有历史的阶段性；没有历史感，便不足以言今天的国际关系。
例如，马克思在他的研究中比较了俄国在三个时期的发展：第一是柳里克王公帝国时期；第二是伊万一世至伊万三世的莫斯科公国时期；第三是彼得一世缔造的、叶卡特林娜二世加以发扬的“现代俄国”。经过比较这三个时期各自的内外部条件，彼得一世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和独创性便都清楚了。“现代俄国”并非一开始就这样庞大、这样富有侵略扩张性，而是经过了被东方蒙古贵族征服、摆脱蒙古的控制、为了生存和发展向北寻找出海口等等历史长过程，才有彼得一世的俄罗斯帝国的。从这个角度看，彼得一世既继续了两个伊万的遗志，又有所创造：伊万一世的统治术是从蒙古贵族那里学来的，伊万三世使莫斯科公国从蒙古汗国的“宠臣”地位挣脱出来，而彼得一世则更进一步使传统政策转向了大步开拓的政策。彼得一世在向外开拓的事业中完成了一件俄国史上的空前创举，即迁都滨海地区，开门迎进西方文明，开始用先进的西方科技装备落后的俄国。
当然，写史终究是为了说明今天、乃至预见明天。马克思更不是为史而史。他所处的时代已是沙皇俄国全面扩张的时代，它不仅要波罗的海，而且也要达达尼尔海峡。这种意图在18世纪已见端倪，即马克思说的“外偏中心”和新的“圆周”。那么，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俄国的“圆周”画到哪里了呢?马克思写道：俄国从瑞典手里获得的领土比这个王国剩下的领土还大；它在波兰获得的领土相当于整个奥地利帝国；在欧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超过了普鲁士的国土面积(不包括莱茵河流域的属地)；在亚洲土耳其获得的领土有全部德国本土那么大；在波斯获得的领土面积不亚于一个英国；在鞑靼获得的领土面积高于欧洲土耳其、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总和。俄国最近六十年来所获得的领土，从面积和重要性来看，等于俄罗斯帝国在此以前的整个欧洲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31页。）这应该说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没有写进的沙俄发展的第四个时期。
沙皇俄国的政策及其意图是很容易理解的，以当时“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英国统治阶级并没有按同一尺度行事。这就涉及到马克思所说的英国内阁在北方战争中的“亲俄性质”问题。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化，而是：第一，把英国统治阶级分成不同的小集团，有的主张英国应继续站在瑞典一边，有的则主张应站在俄国一边。由于有不同的集团，英国内阁的这项或那项政策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第二，即使是站在俄国一边对瑞典落井下石的英国内阁，也是很早就理解了俄国的“意图”。所以，马克思所谓英国内阁的“亲俄性质”不过是极而言之，是从它的政策表象来看的，并不是说英国内阁真的“亲俄”。
既然“理解”了俄国的“意图”，还要同它如此勾结，这岂不费解!但当时的英国正是这样玩弄策略，把宝押在与俄国相互利用上面的。这看来颇有悖于同时代常人的“良知”。马克思说：
任何人只要看到培根本人把魔鬼学列入科学编目，就不会责难一个17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依据迷信行事。另一方面，如果斯坦霍普(1673—1721，英国将领、内务大臣)、沃尔波尔(1676—1745，英国首相)、唐森（1674—1738，英内阁大臣）之流，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被他们的同时代人当作俄国的工具和帮凶怀疑过、反对过和谴责过，那就不再能随意地用当时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无知来掩饰他们的政策。
马克思在这本书中没有写19世纪的事情，却提出了19世纪仍存在着的一个认识问题，即这篇文章引用过的对俄国的“魅力”一直有人抱怀疑态度的那段话。看来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用意，很大成分是为了点明这个“魅力”的渊源。但是，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内幕》引用的文件已足资说明，只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充分发挥。俄国的扩张同西欧列强的扩张，不可能保证18世纪的英俄关系不起变化，冲突是必然的。终于首先在土耳其地区爆发了欧洲国家间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恩格斯说：……历史和现代的事实同样指明，必须在欧洲伊斯兰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基督教国家。即将到来的革命就极有可能使这样的事不可避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的专制和欧洲的民主之间久已成熟的冲突恐怕非爆发不可。英国势必参加这个冲突，不管到那时是什么政府执政，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同意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0页。）恩格斯是1853年写的这段话，比马克思写的《内幕》早三年，但可作为《内幕》的续篇。
五
这本书如果要归类，应属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像本文开头说的，它有很强的理论思维力量。
在西方，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可以笼统地说有两类研究法。一种姑称之为“务实派”的研究法，认为国际关系无抽象理论可言；国际关系就是各国对外政策的总和，而对外政策只有实践，写出来的便是实践的记录，与理论不搭界。我想这大概是有些偏颇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属于社会科学，总要提到理论的高度，甚至需要探寻它的哲学含蕴，即对事实作理论的抽象，而不只是资料的堆砌、分类或归纳，也不只是就事论事。另一种是“务虚派”的研究法，提出国际关系应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并推到极端，以至发展为从概念到概念，从定义到定义，陷入了新公式主义；空洞的术语层出不穷，却缺少充实的内涵，事物的面目反而被弄得朦胧不清；或者有意把明明简单的道理弄得繁琐而又玄虚。我觉得这种把握理论架空的研究法，也是不足为训的。
人类正常的思维活动应该是从客观实际到头脑加工。及至治学，最最基本的终归还是太史公说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然后才有进行抽象思维的根据。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篇幅不大，却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著，通篇闪耀着理论思维的光芒，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其所以故，恰恰就在于马克思不作脱离事实的纯抽象思维，每一分析、每一推论、每一论断都有大量而全面的事实作为依据。仍以彼得一世的“外偏中心”论为例，马克思起码是在通盘研究了伊万以来的俄国发展史之后，才水到渠成地作出这个结论的。也就是说，他是先有了这些文件，加上他对现实问题的了解，才进入理论思维的；书中不乏警句，都是这样从大量的具体事实中抽象出来的。“论”从“史”出，这里的“史”就是包括过去的和现行的现实运动的材料。国际政治是很具体的学问，各种各样矛盾只能通过具体事物的运动表现出来。
这个问题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实行起来却仍有问题。作一篇文章，总要先有材料，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如果先主观主义地凭空“想”一个题目，然后去找材料，那就颠倒了思维运动的次序，结果或则索性做不出文章，或则把拿到手的材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这绝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学风。
研究国际政治需要上升到理论，这是肯定的，问题是绝不能丝毫忽视理论思维的物质基础。
此外，我还觉得，马克思这本书的文风也属上乘。前面说过一开卷辄不能释手，文字的犀利、透彻、生动是不可小看的原因。
由此我联想到，绝不可把理论文章的文字问题看作不足道的雕虫小技，因为第一，它关系到论点能否充分而准确地表达；第二，它关系到能否使人读下去。即使立意极好，如果文字使人无法卒读，仍然起不到应有的效用，那是非常遗憾的。我国宋代诗人梅尧臣说，凡好文章都要有两个条件，即“意新、语工”。多年来，报刊上常有人批评某些理论文章之诘屈聱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长期以来确实有一种错误的看法，以为凡理论文章必具一定程式，否则即不被接受为理论文章；遣词造句也率多道貌岸然，以致千人一面，毫无特色。读了马克思这篇不拘格调、挥洒自如的著作，我止不住联想了许多。我认为，理论著作也不仅应该文字清通，而且应该提倡有作者的个性和特色。
近一二年来，我在一些大学兼课，发现系里给学生列出的参考书目中都有这本书，且指为必读。我则由于特别喜欢这本书，也经常以很大的热情向学生们(包括我们研究生院西欧系的研究生)推荐。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到，真正认真去读的人似乎不多，甚至多数人可能根本没有看。这是很可惜的。现在把我的粗浅体会写出来，倘能引起一丝阅读这本书的兴趣，我也就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