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国力的上升，中国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理应更上一层楼。虽然学界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目前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不仅与国际学术界有所脱节， 尚有相当一段差距， 而且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发展甚不相称。如果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讲好中国作为人类共同体之一员的故事， 中国学者有责任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推向深入， 特别是在方法论和课题细化等方面要多加突破。在目前国力全面提升之际， 如何提高中国学术研究特别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水平， 是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迫在眉睫的挑战。
一、方法论问题：应该重视 “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 视野
坦率地说， 尽管外交史在目前的中国还是显学， 但 “ 外交史” 这一学科在西方早已名存实亡， 并被 “国际史” “ 跨国史” 等研究方向所代替。检视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 可以看到目前似乎过于局限在国家、 政府、 外交、经济、 军事及政治诸层面。这些方面的研究固然重要， 但从提高整体学术研究水平来说还远远不够， 拓宽学术视野无疑是当务之急。就是在传统课题方面， 可能因为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目前研究似乎也存在一些缺失， 如边疆问题、民族问题、 与周边邻国特别是周边小国的关系以及宗教问题等课题的研究成果尚不多。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若欲在学术上取得重大突破，研究者就一定要把研究方向和领域向 “跨国史”与 “共有的历史” 等方面延伸， 除此似乎没有其他出路。
当代中国外交史就其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说， 顾名思义， 当然属 “跨国史” （transnational history）及 “ 共有的历史” （shared history）范畴。因为这部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参与和创造 （ 无论正面抑或负面）的历史， 深受国际国内各种综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理应从 “ 跨国史” 和 “ 共有的历史” 的视野去研究。遗憾的是， 似乎国内很少有人真正从科学角度通过 “ 跨国史” 及 “ 共有的历史” 视野来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史。笔者最近几年先后就此发表过一些论文①， 呼吁国内史学界重视两个方法的重要性， 此处拟就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再作进一步阐述。）
① 参见徐国琦：《试论 “ 共享的历史” 与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范式》，《文史哲》2014年第6期；《中美“共有历史”中的蒲安臣》，《读书》2017年第3期；《作为方法的 “ 跨国史” 及 “ 共有的历史”》，《史学月刊》 2017年第6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西线华工与中美 “ 共有的历史”》，《美国研究》2017年第6期；《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与 亚 洲 “ 共 有 的 历史”》，《文史哲》2018年第4期；等等。
必须指出，正如笔者一直强调的那样，“ 跨国史”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世界史或外交史甚至“全球史” （global history）研究，因为传统意义上的 “世界史” “外交史” “全球史” 偏重研究的地理范围而并非方法，本文所说的 “跨国史”主要是一种方法和视野。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彻底打破现今历史研究中的 “ 民族—国家” （nation—state）约束，以整个国际体系甚至文化 背 景 为 参 照 系；其 二，强 调 非 政 治、非“民族—国家” 因素之作用和影响，如非政府机构（NGO）、竞技体育、瘟疫等在人类进步及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或影响；其三，强调多国档案研究，全球视野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多国档案及多种资料的应用；其四，强调“ 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法，而非如传统的外交史、政治史侧重重要人物、政府层面的决策， 诸如文化因素、弱势群体、人类的共同追求等经常成为 “跨国史” 研究的突破口。准此而论，“ 跨国史” 的追求和旨趣就是要跨学科、跨国别，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有所突破，“ 跨国史” 研究方法应该成为重要法宝。
举例来说，移民和人口流动，留学生出国，跨国经商，国际学术合作，跨国婚恋，“ 一带一路” 地区的外交、法律和文化关系，国际领养中国儿童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是当代中国外交史中非常重要且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更是在今天中国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但这些题目似乎很难进入传统外交史学的法眼，要想拓宽研究视野，研究者就必须借用 “跨国史” 方法。
当然，要真正理解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的外交史，仅仅靠 “ 跨国史” 的方法仍然是不够的，研究者还需要 “ 共有的历史” （ share history）理念。作为研究方法的 “ 共有的历史”是在 “跨国史” 方法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二者相得益彰，具有极强的互补性。“ 共有的历史” 主要有以下特点：其一，该范式的核心是 “分享” 和 “ 共有”，着眼于中外人民共同的历程及追求；其二，侧重文化范畴；其三，强调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的作用。因为这是笔者目前身体力行和大声疾呼的一孔之见，此处仅以中美关系史为例稍微讨论一下，揭示 “ 共有的历史” 视野的不同解读。①
① 有关笔者的 “ 共有的历史” 系列研究，可参见Xu Guow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Harvard Unverisity Press, 2014（中文版 《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 尤卫群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Xu Guoqi, Asia and the Great War: A Shared Hist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中文版 《亚洲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共有的历史》，李朝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徐国琦：《难问西东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等。
中美关系是1949年后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因为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朝野一边倒地对中国抱有敌意等因素，国内学界如果要在当代外交史方面有所突破，理应在中美关系史方面独辟蹊径。可惜的是，中外学术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时，一直强调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背景的不同等维度，侧重中美之间的冲突、对抗和分歧。诚然，这些差别和分歧是历史事实。然而，综观当前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两国间不仅经常要在经济、环境、反恐等方面“同舟共济”，即使在面临不可避免的冲突方面，也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游戏”。甚至在实力竞争方面，中美也许异梦，却经常是躺在同一张床上。换句话说，“美国梦”与“中国梦”也许并不兼容，但可能是在同一环境下一起“做梦” “寻梦”。时代呼唤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视野，多年未变的传统方法需要新的思维。
中美两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交往后，两国关系已进入密不可分的时期。不管是“ 同床异梦”也好，“同舟共济”也罢，还是用“水火不相容”来形容两国关系，至少都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两国根本无法“分道扬镳”，而是注定要成为所谓的“利益共同体”，或者至少是各自为了自身利益而必须力求两国关系不致全面崩溃。如果说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保持密切往来的话，那么从地缘政治上来说，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与国力正不断上升的中国，同样要处理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两国无法“分庭抗礼”，因为许多重大国际问题需要两国的密切合作方能解决。难怪长期以来一直密切关注并对中美关系走向发生影响的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中国》一书中写道，中美两国因“彼此都太大而不会被另一方所控制，太有个性而不会对另一方迁就，彼此太需要对方而无法分道扬镳”之特质而只能互相依存②。用“共有的历史”方法来重新检视中美关系史，无疑是学术上的重大突破，可以让研究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另辟蹊径，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与众不同的、见解独到的中美关系史。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法和视野可以帮助研究者重新认识过去，并提供中美两国人民共同谱写和谐未来关系的重要历史借鉴。
②Henry Kissinger, OnChina, New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11, p.487。
二、研究题目的拓宽乃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
如果说“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的视野在方法上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必须突破的方向，那么研究题目和范围的拓宽就是该学科发展的当务之急。外交史研究固然侧重实力和国力，但一个国家的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文化外交和软实力外交，历史学界应该大力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例如，这几年国际竞技体育已上升到国家重大政策层面，但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软实力特别是包括国际体育在内的文化外交史方面的研究还显得非常不够。2008年是中国人百年奥运梦的圆梦年，也是百年中国人追求国际化的巅峰时刻。利用国际史的视野和竞技体育这一角度，无疑可以帮助研究者透视中国近百年来的国际化历程，并尝试回答“什么是中国，何谓中国人”这一重大命题。还有一个案例就是学术界对中美实现大和解的“乒乓外交”的重要意义并无异议，其不仅一举把新中国带回国际中心舞台，而且打开了中国现代外交史的重要篇章。但遗憾的是，这些令人耳熟能详的案例并未让中国学者意识到国际体育在研究外交史方面的重大意义，并进而将作为国际大众文化的体育及其历史纳入研究视野。早在2008年，笔者即用英文出版的《奥林匹克之梦：1895—2008年期间的中国与体育》 一书来探讨国际体育与中国的外交谋略和国际化历程①。但十多年已过，好像还是曲高和寡，国内的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然很少关注体育与外交关系的课题。
①Xu Guoqi, Olym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4-200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该书中文版将在近期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放眼中国近现代史，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及其国际化的开端与近代中国寻找新的国家认同的历史进程几乎同时发生。就在中国甲午战败、人心思变的同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于1894年在法国问世。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在此前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沦为“东亚病夫”，呼吁救国强种，成为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并因此逐渐对西方体育产生兴趣。所以说，中国的“奥运情结”归根到底是近代中国寻求国际化的产物。目前，“一个中国” “ 两岸统一”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的角度可以为此提供极好的历史视野。海峡两岸从 1949年到1979年间曾利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这一平台，展开针锋相对的较量，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甚至一度因为“两个中国”问题濒临解体。
新中国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际体育活动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性。1952年的赫尔辛基奥运会可谓两岸在国际冷战格局下就“一个中国”问题施展政治角力的首次较量。虽然因为迟到，新中国代表团事实上未能参加这次奥运会的任何重要比赛。但用周恩来的话来说，迟到不是北京的错误，能把五星红旗插到奥林匹克会场就是胜利，向世界展示北京代表中国，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强烈反对台湾在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占用一席之地②。但当国际奥委会拒绝把台湾逐出奥林匹克大家庭后，北京在反对 “两个中国” 的政策下于1958年退出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直到1979年才在“一国两制”构架中重返奥林匹克运动。此后，新中国利用体育向世界重塑和展示开放的国家形象，利用国际体育平台开展外交活动，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②Xu Guoqi,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p.83。
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国际体育与中国的国际化历程无疑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题目。从竞技体育角度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视野，研究者可以分析中国寻求国际化及新的国家认同的另一个全新的历史轨迹。体育属于大众文化范围。国际竞技体育也是人类文明相互交流及展示彼此“和而不同”的重要平台。现代体育特别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因此成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研究国际体育，研究者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几代中国人如何利用西方体育来改善中国命运、重塑国家认同并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总之，国际体育是研究中美关系史的一个新视野。纵观中美关系的历史，正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干事们在20世纪初把国际体育引入中国，1932年中国首次派选手参加奥运会以及1984年取得首枚奥运金牌都是在美国的洛杉矶。1980年中国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也是在美国的倡议下进行的。自2008年以来，在四年一度的奥运比赛盛事上，中美两国之间的较量也最引人注目，两国在奥运金牌榜上的名次常常成为政治和国际关系学者甚或平民百姓解读中美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坐标或参照系。国际体育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历程方面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及时的窗口与视野。
当然，除国际体育外，还有其他可供研究的好题目，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枚举。
三、简短的结论
本文旨在通过笔者的一些研究和一孔之见来说明“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之理念对于当代中国外交史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双重视角无疑可以帮助学界全方位地解读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史。当然，两种方法运用起来显然相当困难，极具挑战性。两个视角都具有下述特质：其一是国际视野；其二是跨越“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其三是侧重民间交流、文化层次及“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其四是要求对中外历史都要有很深造诣；其五，能够熟练掌握外语。所以，除了要具有深厚的学术根底，利用两种研究方法最重要的是多国档案、多种资料的应用。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面临的一大瓶颈， 就是档案和资料问题。早在1985年，在复旦大学举行的首届中美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笔者记得当时就有学者呼吁要开放档案，否则中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研究方面将永远无法突破，所用的资料大多只能根据美方档案。如今3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档案利用方面仍是一个突出问题。但无论挑战多大，笔者还是坚信在中外同仁的共同努力以及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一定会取得重大成绩。笔者也衷心希望“跨国史”和“共有的历史” 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在当代中国外交史领域得到应用和推广，不断拓宽研究范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美建交40周年、巴黎和会100周年，笔者期待在多种不同周年的纪念史学推动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能够脱胎换骨，除旧布新，与时代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