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人任贤固然很了不起，而在用人上能够做到“不以无过为贤”，放手使用，则更是不容易。能人有能耐不假，可是能人身上有毛病同样是真，而且越是有能耐，一般毛病就越多，轻的是骄傲自大，桀骜不羁，眼睛长在额头上，脾气就像炮筒子，既不易相处，更不好领导；重的是“寡人有疾”，或好色，或贪财，或凶蛮，或嗜血。总之，给他们拴上缰绳，加上笼套实属不易。

作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王猛忠心耿耿辅弼苻坚，鞠躬尽瘁，为前秦王朝统一北方、巩固统治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史称“（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力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这基本上概括了他一生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大建树。

王猛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他在治军方面的作为，集中体现在拔擢将才、因人任职这一点上。其中在对待猛将邓羌的问题上，王猛“容其所短，收其所长”的做法，尤为后人所称道。

且说东晋废帝太和五年（370年）六月，王猛接受苻坚委派，统率步骑六万征伐前燕国。前燕国主慕容暐闻报前秦大军蜂拥而至，便于八月间下令太傅上庸王慕容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秦”。同年十月，王猛与慕容评各自统领大军相持于潞川（今山西潞城东北）。“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在双方决战前夕，王猛出于掌握战场主动权的考虑，派遣将军徐成前去侦察前燕军的“形要”——虚实情况，所谓“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并事先规定他在日中返回大营报告。但是，这位徐成将军却违背军令，“及昏而返”。王猛十分生气，准备按军法处死徐成。这时，有位名叫邓羌的猛将站出来替徐成求情。说：如今敌众我寡，马上又要开战，徐成是位良将，应当赦免他的性命。王猛断然拒绝，声称“若不杀（徐）成，军法不立”。

邓羌坚持自己的请求：徐成是我邓羌的部将，虽然他违期失律理当处斩，但我愿与他一起效力死战以赎其罪。可王猛坚持原则，仍然不予许可。王猛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军法不是儿戏，岂能出尔反尔，且宽宥了徐成，自己身为主帅，颜面又往哪里搁？

急性子的邓羌被王猛这种冷峻执法的态度激怒了，于是便一不做，二不休，匆匆返回营地，“严鼓勒兵”，准备攻打王猛。王猛知道此事后，便询问邓羌这样胆大妄为做事的原因。邓羌愤怒地答道：“受诏讨远贼，今有近贼，自相杀，欲先除之！”王猛觉得邓羌这人既讲朋友信义，又有一股子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当的勇气，是位可用之才。杀一徐成，再搭上一个邓羌，这买卖可赔大了！于是出于笼络安抚、息事宁人的考虑，派遣使臣前去转告邓羌：请将军息怒，我现在就赦免徐成。

邓羌见徐成从鬼头大刀底下逃脱性命，心里石头平稳落地，同时也觉得自己的做法属于以下犯上，过于放肆，便来到王猛的主帅军帐表示歉意。王猛对此显得毫不在意，他执着邓羌的手说：“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部将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

时隔不久，王猛统率大军与燕军在潞川进行决战。当时，前燕军队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王猛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并战而胜之，便想起用邓羌这位猛将冲阵。于是他便召来邓羌，告诉说：“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

可邓羌这时却奇货可居，同王猛讲起条件来了：“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意思是如果能给司隶校尉的大官给我当，什么都好商量，打败燕军小菜一碟。其潜台词当然是如不满足我的官瘾，那么只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别指望我出工又出力。

王猛听了后很不满邓羌在关键时刻的要挟，对方“漫天要价”，自己便“就地还钱”，回答他说：这不是我所能办到的，我只能答应给你安定万户侯的官职。邓羌见王猛不痛快答应自己的要求，心里很不舒服，便悻悻而退，回自己的军营去了。

不一会儿，大战开始了。王猛急召邓羌，邓羌居然是“寝而弗应”。不得已，王猛只好亲自驰赴邓羌的军帐，当面满足了邓羌的索官要求。邓羌这时才改变消极态度，“乃大饮于帐中”，待到酒足饭饱，来了力气之后，便与部将张蚝、徐成等人一起，“跨马运矛，驰入（慕容）评军，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打得前燕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王猛见初战获胜，遂乘机指挥前秦主力全线出击，“乘胜追击”，大破燕军。前燕军主帅慕容评本人仅以身免，“单骑走还邺”，秦军取得了潞川战略决战的完全胜利。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引述崔鸿的话说：“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这三条，在古人的眼睛里都是非常大的罪过：“罪孰大焉。”然而，作为大政治家的王猛，却均能够“容其所短，收其所长”，终于调动起邓羌的积极性，“以成大功”。这是真正高明的善容其短之用将艺术，也属于政治上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