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大国竞争和大国实力的变化是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它们影响着族群冲突。大国实力下降造成国内统治力减弱，届时国内各族群为争取权力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同时大国实力下降会收缩其在国际控制范围，进而出现权力真空，由此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和冲突。大国间竞争也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竞争会引起族群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引发或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尤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夺会引发族群冲突；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为族群竞争提供思想支持。数据显示，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也相对减少；当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的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1961-1991伊拉克库尔德人族群运动与苏美间的竞争息息相关，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以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为了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并利用伊朗和伊拉克边界争端，通过支持伊朗来制衡伊拉克，进而削弱伊拉克，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是美苏对该地区石油、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阵地的争夺，让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成为它们全球争霸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关 键 词：族群冲突 国际秩序 权力转移 大国竞争
族性安全涉及一个族群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安全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族群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自18世纪以来世界上各族群对族性安全的追求从未间断，仅在20世纪，族裔族群主义运动就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去殖民化运动，殖民地国家独立后的内部族群运动以及苏联解体后的族群运动”的三次浪潮。①然而直到今天，族性安全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这突出表现为族群冲突的不断滋生。族群因素成为二战后诱发冲突的主要因素，如克雷格·詹金斯(J.Craig Jenkins)和奥古斯汀·普奥斯厄(Augustine J.Kposowa)所说“族群因素是1957-1984年非洲政变的主要因素”②；克劳福德·杨(Crawford Young)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暴力冲突的主要原因③；唐纳德·霍罗维茨(Donald Horowitz)认为族群因素处于影响国家统一和国际局势的核心位置④；安德烈·克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强调族群和宗教运动是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⑤据联合国统计，2014年武装冲突和暴行共造成十多万人死亡；在2014-2015两年时间里，中非共和国、伊拉克、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平民遭到暴力侵害，仅叙利亚一国就有25万人被杀，1 100多万人流离失所。⑥研究预测，这些族群的暴力性行为在将来仍会继续普遍存在。⑦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惨剧的发生?
为解释族群冲突不断的现象，国内外学者们从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和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给予了解释，从个人、族群、国家和国际四个层次挖掘冲突的根源。然而分析这些文献可知，目前学界对于族群冲突的国际秩序原因的解释较少，而从国际秩序转型的角度来研究族群冲突的更是鲜有。因此本文选择这一角度来分析族群冲突，希冀对族群冲突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族群冲突的文献分析，第二部分是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的基本假设，第三部分是简单数据和案例分析，第四部分为全文的结论。
一、族群冲突的文献分析
族群冲突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族群之间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等问题而产生的争端。⑧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寻求其发生之源，不同学科的学者有诸多的论述与解释，概括起来如下。
(一)个人层面的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
冲突有内外两方面原因，它既源于人们所处的外部环境和社会结构，也源于采取单独行动或团体中采取行动的个人心理。⑨围绕着族群中的个体如何跨越集体行动的困境，学界在个体层面形成了诸如生物政治理论、心理理论、族群接触理论和精英理论等的解释。生物政治理论认为族群冲突取决于族群的生物基因，如芬兰坦佩雷大学政治系泰特·万哈宁教授(Tatu Vanhannen)从基因遗产学的角度，研究发现“族群冲突的进化根源与族群裙带关系(ethnic nepotism)有关，这种族群裙带关系由基因决定”。⑩与生物政治理论观点不同，心理理论认为族群冲突与人们的社会心理相关(11)，特别是关于族群冲突的集体记忆会成为族群敌对、仇视和冲突的心理根源。(12)此外族群冲突还来自于人们关于荣誉的分配，据约瑟夫·索特(Joseph L.Soeters)的研究，美国南方人在受到侮辱时会更倾向于采取暴力来应对，这与他们在历史上对荣誉的认同息息相关。(13)与心理理论相比，族群接触理论更加关注现实。一般的族群接触理论认为族群的接触有利于增强族群之间的了解，消除族群间的误解，有利于构建和谐的族群关系。(14)但是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族群的接触不仅不会实现族群关系的和谐，反而会增加族群的冲突，因为文化和语言的不同会扩大对族群同化的张力。(15)族群的冲突是一种集体活动，而解决族群集体行动困境的主要中间人是族群精英，这便是多数学者关注精英理论的原因。精英理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作为族群的精英利用其优势进行族群动员，为自己或其族群争取更多的利益。贝西雷维奇·娜塔莎(Besirevic Natasa)在分析南斯拉夫的族群冲突时，通过比较族群冲突前和冲突后的族群关系，发现族群冲突的根源是政治精英为获取权力进行族群动员的结果。(16)同样什沃里·巴塔雷(Ishwari Bhattarai)认为尼泊尔的族群冲突也是崛起中的族群中产阶级为获取政治权益，进行族群动员的结果。(17)另一方面，族群精英的身份被作为一种族群动员精神和符号工具，如威尔·阿德巴尼(Wale Adebanwi)在分析尼日利亚约鲁巴人的族群政治时，发现约鲁巴人经常会利用奥博费米·沃洛沃(Obafemi Awolowo)这位族群精英来作为他们族群行动的精神来源。(18)
(二)族群层次的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
族群主义是族群层面的主要理论，为族群获得更多权益提供理论依据。按照族群主义在族群冲突中的不同表现，学界将其分为原生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原生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诸如血缘、裙带关系等自然因素决定的，具有情绪化、非理性和排外色彩，往往视其他族群为非诚信的、敌对的乃至仇恨的，因此易引发族群冲突。原生主义者们注重对文化差异和历史仇恨的分析。(19)与原生主义不同，工具主义认为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由政治精英操控的(20)，是一种理性行为，(21)往往成为精英获取政治权益、征收其他族群土地(22)和遣散人口(23)的工具是理性的。而建构主义认为族群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族群的情感和认同是被建构出来的，认为族群冲突是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各种认同引起的。(24)
(三)国家层面的国家建构、国家能力和制度主义
族群的冲突主要包括水平方向上族群间的冲突和垂直维度的族群与国家的冲突，在前者中国家充当治理者的角色，后者中的国家是统治者。围绕着国家在族群冲突中的角色分析，产生了国家建构理论、国家能力理论和制度主义等理论。国家建构理论主要关注国家在多族群的社会中是否客观公正、公平地对待每一个族群，族群之所以出现冲突与国家沦为主体族群统治的工具有关，如巴基斯坦政府成为旁遮普人统治其他佛教族群的工具，斯里兰卡政府是僧伽罗人维护利益的御用工具，在不丹的尼泊尔人受到政府的不公平对待等。(25)国家建构理论认为政府的建构方式和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若沿着族群界线进行建构，易增加族群冲突的概率，因为这种建构方式会让族群间的界线更加突出，往往会造成族群结构的极化。(26)而建构手段的专制化也会增加族群冲突的风险，如德梅·亚尔辛·莫索(Demet Yalcin Mousseau)在分析库尔德人族裔族群主义产生的根源与土耳其国家建构中的专制方式有关。(27)国家建构的类型也会影响族群关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28)、唐纳德·霍罗威茨(Donald L.Horowitz)(29)、罗伯特·格尔(Robert Gurr)(30)等均主张在多元族群的社会里面实行民主制来抑制族群冲突。然而，目前来看，民主体制不但没有实现族群关系的和解，反而加剧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因为民主化一方面让族群的界线制度化，另一方面也会加剧族群结构的极化。斯文贡纳尔·西蒙森(Sven Gunnar Simmonsen)在比较分析了伊拉克、科索沃和阿富汗的政府建构之后，认为单一的总统制与议会制、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都不利于族群的去政治化，不利于冲突族群的和解(31)；艾玛努埃拉·麦科娃(Emanuela Macek-Mackova)在比较分析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族群关系现状后，发现利普哈特所提倡的协和民主并不适合这些国家，因为处于民主化和社会转型时期的这些国家的协和民主，只会加剧政治的游戏沿着族群的界线前行，同样也是不利于和谐族群关系的维护和建构的(32)；保加利亚模式一度被认为是西方民主模式的典范，因为保加利亚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族群冲突，相反它通过建立议会制民主，实现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和谐相处的格局，然而随着2005年极端族群主义政党——艾克党的产生，暴露出保加利亚模式的问题。(33)
国家是否具备调停族群冲突的能力同样是重要的。国家能力备受国家主义学派(34)的推崇，在族群关系中的国家能力主要涉及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分配发展红利的能力和国家在多元社会中的嵌入式能力(35)，如在1969年“5·13”族群冲突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政府推行了新经济政策，通过经济的发展有效地抑制了族群的冲突。(36)达南杰恩·斯里斯卡达拉杰(Dhananjayan Sriskandarjah)在比较分析毛里求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及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与族群稳定关系时，发现经济快速发展和族群间均衡发展是这些国家和谐族群关系的重要原因。(37)族群的冲突多处于以族群为界线的碎片化社会里，国家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实现其国家意志，便是其能力的体现。在多族群的社会里，国家希冀通过族群平等、和平的政策，但由于不相容忍的族群造成社会碎片化，致使国家的政策难以实现，族群关系也越加紧张。(38)近些年发生在非洲国家的族群冲突多是因为弱国家的缘故。(39)
(四)国际层面的帝国主义论、国际规则、国际干预和全球化
族群冲突看似多为国内事务，实则也受国际因素的影响。第一，殖民者们“分而治之”的统治之术，对现在一些国家的族群冲突影响较大。如凯文·真希(Kevin Maki)在分析伊拉克的族群政治时，发现英国在伊拉克扶植逊尼派执政，对于伊拉克现在教派间的斗争影响较大(40)；帕德·巴德鲁(Pade Badru)认为刚果、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的族群冲突与欧洲殖民者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密切相关。(41)第二，国际规则有时会成为族群冲突的理论依据，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全民公投的法宝；人权原则亦是强国干预或诱发其他国家族群冲突的借口。第三，国际社会对军火交易的管控程度也会影响族群冲突，如约翰·西林(John Silin)和弗雷德里克·皮尔森(Frederic Pearson)在探讨武器与族群冲突强度的关系时，发现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猛虎组织间存在着军备竞赛，即外部武器的获得会加剧族群冲突的强度。(42)第四，族群冲突的外溢效应会引发其他地区的族群效仿，如奥莱丽亚·坎帕(Aurelie Campa)和让-弗朗·拉特尔(Jean-Francois Ratelle)在研究车臣的族群冲突是如何传播到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和印古什共和国时，发现境外车臣的族群冲突只是一个诱因，而更多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族群对于车臣族群冲突的学习和效仿。(43)
当然，关于族群冲突的解释并非止于以上分析，此外还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于族群竞争的影响(44)，生态社会学中关于族群对于稀缺生态环境资源的竞争(45)，文化主义中关于多元文化冲突的解释(46)，世界体系论的“中心-次/半边缘-边缘”在族群结构中的应用(47)以及族群边界学说(48)，等等。
通过对以上族群冲突的梳理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国际秩序与族群冲突的关注不多，虽然也有学者在“全球化与族群冲突”(49)、“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与族群冲突治理”(50)和“族群冲突与国际社会”(51)等方面有所建树，但对于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关系的研究仍不多见。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变革往往充满暴力，那么这种转型对于族群冲突有无影响、如何影响呢?
二、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
有无国际秩序?美国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国际社会的实质是无政府状态。这也是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社会确实不存在像国家内部秩序这样的国际秩序。然而，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备受质疑的，如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认为国际社会是一种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混合状态(52)，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则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人们建构的状态。(53)故虽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并不代表国际社会无秩序。
那么何谓国际秩序呢?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以及世界秩序是否等同?对此国内学界尚无共识，在通常情况下，国际政治学界有一种混用，至少是不严格区分“秩序”和“体系”概念的倾向(54)，常常将“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混用。(55)英国学派对国际秩序的认识较为一致，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认为国际秩序是一种约束暴力冲突，保证成员国独立自主的符合道义的规则(56)；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普遍存在认同的制度，它规范国家间的活动，能使成员国意识到共存与合作是符合长久利益的，共同安全是可能的(57)；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国际秩序是追求国际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目标的国际行为格局(58)；文森特(R.J.Vincent)认为国际秩序是在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交往所呈现出的一种和谐、有序的格局。(59)在美国学派那里，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视为国际秩序的内核，现实主义认为国家间的实力结构和均势是国际秩序的核心，制度主义倡导以国际制度、规范来塑造国际秩序，建构主义重视国家价值观念、身份、文化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60)如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认为“一套被各国接受的规则”和“规则受到破坏时强制各方自我克制的一种均势”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内容(61)；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导国家间互动的稳定的规则和安排”。(62)
虽然国内外学界对于国际秩序概念的认知各有偏重，基于其共同观念，本文认为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中的各个国际行为体在一段时间内，依照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权力位置，按照普遍原则、规范来处理彼此间关系的格局。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要行为体的实力格局、政治经济结构、管理机制；二是行为体的目标、行为规则、保障机制；三是主要大国的核心观念、利益分配；四是原则、规范、目标、手段、运行机制、整体态势。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63)，因为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几乎总是为大国服务，是特定强权国家间政治游戏的规则。(64)
大国间权力分配的稳定是国际秩序稳定的前提。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决定着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增长的差异性，因此国际权势的转移便成为国际秩序变动的起点。在整个国际社会发展史中，人类共经历了从古典城邦秩序→帝国秩序→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秩序→雅尔塔秩序这样一种发展历程。其中每一次国际秩序的转变都与大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相关。
古典城邦秩序主张“人神分治”，帝国秩序以“人神共治”为标志，但它们两者只是古代历史某一地区的秩序，也从未达到国际的范围。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后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主权平等的国际秩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颠覆了威斯特伐利亚秩序，随着拿破仑战败，英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主宰形成了维也纳秩序。维也纳秩序确立了以大国协调来避免战争的机制。随后德国通过统一实现崛起，打破了欧洲大陆均势，最终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现了权力结构的重组，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以国际联盟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然而由于权力划分的不均衡，为日后埋下隐患，随着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三大轴心同盟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最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各大国以各自实力原则，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确立了雅尔塔秩序。政治上，以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为原则；经济上，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机构。然而好景不长，由于美、苏之间关于国际秩序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形成长达四十多年的冷战格局，这期间随着美、苏两大国之间实力的起伏，国际秩序在因果信念上的认识也随之摇摆左右。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掀起了“历史终结”的言论，美国以“胡萝卜、大棒和话语”等手段，宣扬其普世价值，企图塑造霸权秩序。然而随着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经济的崛起和西方经济危机后的整体衰弱，国际秩序迎来了变革的关键期。
从历史上看，国际秩序的每一次变革都与战争相伴，正如权力转移理论学者们所述“‘新来者’挑战‘现有领导者’从而导致‘权力从一群国家向另一群国家的转移’，进而引起国际秩序变革”，权力的转移总是难逃“修昔底德陷阱”。(65)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曾指出霸权衰落与战争之间的关系，认为一场霸权战争的结束是另一次的成长、扩张、直至最终衰落周期的开端。不平衡发展规律继续重新分配权力，从而破坏了一次霸权争斗建立起来的现状。不平衡代替平衡，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66)不过随着“战争恐怖平衡”“复合相互依赖”和“科技创新制胜”机制的作用(67)，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大大降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的冲突不会发生，而这些小的冲突多是沿着族群方向进行的。据统计，2015年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全世界有118 788人，而在族群冲突中丧生的人数为97 766人。(68)
国际秩序变革始于国际社会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意味着大国间竞争的加剧。大国权力在一个地区/国家的减弱，会导致该地区或国家内族群竞争的加剧；大国之间在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促进族群间的竞争，影响族群冲突，导致族群冲突增多，具体分析如下：
(一)大国实力下降导致族群冲突
首先，大国实力下降会加剧国内族群竞争。当今世界只有为数不多的20个国家由单一族群构成，多数是多族群国家，族群问题仍是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政府基于国家能力通过认同管理、政策治理等手段，保持着多族群国家的统一。大国实力的下降，同时也标志其国家能力的减弱，而缺乏必要能力治辖下的族群问题便会浮出水面。换句话说，失去了国家这个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者，各族群会重回丛林法则，族群精英为获得更多的利益，会对族群进行政治动员，而族群中的个人通过理性分析，也会发现在冲突中有利可图，两者一拍即合，精英们出钱，普通民众出人，这便是密尔顿·伊斯曼(Milton J.Esman)在《族群政治》中对族群动员理论的阐释。(69)在这一点上，苏联解体便是极好的佐证。随着20世纪80年代苏联因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致使其国家能力下降，其辖内的各族群国便纷纷寻求族群自决，这成为肢解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大国实力的下降会引起其势力控制范围内国家的族群冲突。虽然我们都倡导，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各个国家都是主权平等的独立行为体，但在国际社会中确实存在着等级，即一些国家会让渡主权，成为大国一定意义上的附属国，以图获得大国的保护。(70)因此当大国实力下降，在其国家内的影响力减弱，那么其国内便会出现一定的权力真空，会给争夺权力的各个族群提供契机。如在二战之前很多欧洲国家在殖民地国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一旦其力量撤出，其他族群往往会反对由殖民国家扶植的族群。
(二)大国间的竞争导致族群冲突
二战之后，大国之间由于毁灭性核武器、相互依赖和科技制胜等原因，大规模的直接武装冲突减少，但相互之间的较量从未间断，具体呈现为以第三世界军事结盟、意识形态和物质援助以及直接干预或代理人战争等方式进行。(71)第三世界国家的族群关系往往成为超级大国或地区大国的兴趣点。它们通过鼓动第三世界国家内的族群间冲突，已达到争取盟友，打击对手的目的。
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是国际秩序转型的起点，权力的转移是在大国间的竞争中产生的。大国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军事上的竞争会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引发族群冲突。
首先，在经济上的竞争加剧了族群间的冲突。经济上的竞争主要表现在资源、市场、资金，大国在某一地区或国家内的竞争，会引起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加剧族群间的竞争和冲突。(72)国际经济竞争影响族群冲突的历史可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殖民者通过与殖民地的族群联盟来达到攫取资源，输出商品的目的，如欧洲殖民者在18世纪与北美印第安人的联盟、19世纪在非洲与班图人的合作、20世纪与亚美尼亚人和亚述人的合作等，无不是欧洲列强与当地族群进行合作的例子。然而这种联合促进了族群之间的分化，一方面，与欧洲列强合作的族群可通过接触欧洲先进技术和商品，获得一种类似于买办性质的经济优势，造成族群间收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欧洲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也促使它们找寻不同的合作者，同样也会造成族群间的冲突，例如，发生于18世纪北美印第安人中的易洛魁族和乔克托族间的冲突。二战结束后，独立后的国家的去殖民化运动，也导致了族群冲突，大国国际经济的竞争依然影响着族群关系，如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支持东巴基斯坦的孟加拉人的族群分离运动。国际的军火贸易是国际经济和军事竞争的结合，二战后，苏联和美国围绕着争夺盟友展开斗争，通过武装反对国家的族群来破坏敌对国家的稳定和主权。这样既可以促进它们军火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军事平衡。如1975-1987年的玻利萨里奥阵线与摩洛哥的战争和1974-1991年的厄立特里亚反抗埃塞俄比亚的冲突，均有美苏的军事贸易。(73)
其次，大国在政治上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的竞争会引发族群冲突。在历史上此种例子比比皆是。苏联在二战后支持伊朗北部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的独立运动，以获得其在伊朗和波斯湾石油通道的战略利益；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对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普什图人的族群运动的支持，无不体现其与苏联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争夺；近期围绕着克里米亚的西欧和俄罗斯之间的争夺，引发了乌克兰东部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间的冲突。
再次，大国在意识形态、文化上的竞争也会诱发族群冲突。冷战时期，东西方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加剧了美苏及其盟友在国际市场、资源和地缘上的争夺，这种争夺在客观上促使它们支持各种持不同意识形态的族群运动，以达到巩固阵营的目的。(74)
三、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的实证分析
时至今日，历史上国际秩序实现了三次变革，前两次都有大规模的战争相伴，因此这里便不再赘述。本文将重点放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变革与族群冲突的关系上。决定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力量是美国和苏联，因此文章就以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来分析国际秩序变革是如何影响族群冲突的。
(一)二战后族群冲突的总趋势
本文虽将族群冲突界定为两个或以上的族群之间由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边界问题而导致的争端，但为了数据分析的可行性，在以下的分析中将族群冲突的定义范围缩小为军事冲突。只要这种军事冲突有族群诉求(消除歧视、族群平等)、追求族群目标(族群自决、独立或分离)，或者以族群之名进行的叛乱，都将其视为族群冲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PRIO)的军事冲突数据库(PRIO Armed Conflict Database)将标准降低为25人。不过在这些数据库里面，并没有明确族群冲突，为了进一步收集到准确的数据，本文通过以下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了筛选：(1)根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中关于每个冲突的简单描述；(2)根据危险中的少数族裔(Minorities at Risk)中关于世界上二百多个族群进行的深度描述；(3)根据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中关于每个族群的描述。根据筛选后的数据，二战结束至2015年总的族群冲突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族群冲突：1945-2015年
资料来源：美国系统和平中心，http：//www.systemicpeace.org/；危险中的少数族裔，http：//www.mar.umd.edu/；国际危机组织，https：//www.crisisgroup.org/；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http：//ucdp.uu.se/#actor/135。
从图1可知，二战后族群冲突有三个峰值，即1965年的7起、1991年的11起和2011年的7起。亦可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即1963-1967年、1989-1993年和2009-2011年三个时间段。在这三个时间段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实力变化较大，1963-1967年间，美苏之间的实力变化较为明显，苏联实力大增，几乎与美国平衡，致使苏联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权。以国民收入为例，195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只占美国的31%，1965年达到65%；从军事常规力量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与美国相比苏联处于劣势。虽然苏联陆军数量方面与美国大致相当，但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国，海军也落后较多。经过1962-1972年期间的迅速发展，70年代，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大致与美国均衡。从战略力量来看，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国占绝对优势，从1963年到1973年，苏联战略力量发展迅速，双方开始形成均衡，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75)在1989-1993年的时间段里面，苏联解体，国际社会的权力转移到美国。一方面，苏联解体造成加盟共和国内的族群冲突，如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等的族群冲突；另一方面，苏联在其他国家控制力的消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以及美国的介入，诱发或加剧了这些国家的族群冲突。
由此可知，以权力转移为核心变量的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成正相关。下面便以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族群冲突为例分析大国竞争与族群冲突的关系。
(二)大国竞争与族群冲突：以1961-1991年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的冲突为例
库尔德人将伊朗西北部、伊拉克东北部、土耳其的东南部和叙利亚的东北部的地区称之为库尔德斯坦地区，(76)共有409 650平方公里，其中约有194 400平方公里在土耳其，124 950平方公里在伊朗，72 000平方公里在伊拉克，剩下的18 300平方公里在叙利亚。(77)该地区大约有2 200万人，其中约1 100万人在土耳其，600万人在伊朗，400万人在伊拉克，100万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但各国的库尔德语也有所不同，如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而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用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库尔德语。绝大多数的库尔德人是逊尼教派中的沙斐仪派(Shafi'i)，部分在伊朗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信奉什叶派，极少的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
公元16世纪时，库尔德斯坦被奥斯曼帝国占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分裂，库尔德斯坦被英国和法国占领，此后，库尔德人展开了长达2个世纪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78)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成型于1939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希望党(Iraqui-Kurdish party Hiwa)，代表着伊拉克库尔德人中的农民，成立于1945年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 of Kurdistan-Iraq)代表着市民。这两个组织由于领导者的不同在反对伊拉克的战斗中，无法形成合作。然而国际势力支持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统治和库尔德人要求自治的运动，形成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族裔族群主义运动，共可分为1961-1975年的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的冲突、1980-1988年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中的库尔德人运动以及在海湾战争中的运动。
20世纪50年代，库尔德民主党希望在整个库尔德斯坦地区建立库尔德人民共和国，但是很快发现这一目标并不具备基础，于是转而希望区域自治，这一点得到了包括伊拉克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左翼政党的支持。在1958年伊拉克王权政府倒台后，库尔德民主党曾一度得到政府的承认。1960年，库尔德民主党希望伊拉克进行议会自由选举和库尔德斯坦的自治，但要求并没有得到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 al-Karim Qasim)政府的回应，于是便爆发了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政府的武装冲突。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库尔德人得到了伊朗大量的军事和资金支持(79)，伊拉克政府得到了苏联的少量支持。1970年，伊拉克政府与库尔德武装签署了协议，给予库尔德人在语言使用、自治政府、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自治权。(80)
然而伊拉克政府通过与苏联建立友好条约，巩固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随着石油收入的增加，伊拉克政府并没有实施所签订的协议。因此在1972年库尔德民兵组织和库尔德民主党武装组织，在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的领导下，对伊拉克政府进行了武装斗争。这一时期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得到了伊朗、美国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同时得到伊朗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支持。(81)伊拉克政府军得到苏联的军事支持。(82)1975年，库尔德武装被击垮。1975年3月，伊朗国王和伊拉克副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阿尔及尔签订了《阿尔及尔条约》，条约中有一条规定双方应立即终止一切对对方的破坏行为。因此伊朗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切断了对库尔德武装的一切支持，致使2万多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府军的攻击下丧生。(83)之后库尔德武装组织分裂为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和库尔德民主党，直到1986年两个组织再度走向统一，并于1988年成立了库尔德斯坦阵线组织(Kurdistan Front)。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美国支持下，再次武装反对伊拉克萨达姆政府，但很快便被镇压下去，结果造成约二百万的库尔德难民流入伊朗和土耳其。
从1961-1975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的族群冲突中，我们可以窥测出大国间的较量对于族群冲突的影响。首先，1970年的停火协议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大国角逐的结果。美国唆使库尔德人反对伊拉克，主要是伊拉克与苏联间的两个事件让美国感到不安。第一是苏联和伊拉克签订了15年友好合作条约(fifteen-year Treaty of Friendship)，伊拉克答应苏联，以其海港使用权换取苏联的军事武器。(84)第二个是伊朗于1972年占据了阿拉伯河(Shatt-al-Arab)航道几个有争议岛屿，而其又是伊拉克和伊朗通往波斯湾的必经之地。(85)因此为了减弱伊拉克对伊朗此行为的军事行动，伊朗国王和其盟友美国遂支持库尔德人武装斗争。
在此案例中，苏联通过支持伊拉克，获得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美国除了确保丰富廉价的石油供应外，还努力减少苏联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削弱伊拉克支持其阿拉伯联盟国家的能力，通过伊朗核问题和伊拉克的边界争端来制衡两个海湾地区大国，以确保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其中充斥着大国对于海湾地区地缘战略的争夺，大国对国际资源——石油的争夺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而该地区复杂的族群、宗教矛盾便成为它们利用的工具，加之库尔德人自身的诉求，两者一拍即合，最终酿成长达三十多年的族群冲突。
四、结论
族性安全是每一个族群的基本诉求，然而在族群、国内和国际的三种博弈中，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族群中并没有实现。因为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国家建设和国家能力不足以及国际势力的鼓动和干预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族群间冲突不断。
从构成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变量——权力在大国间的转移入手，文章从大国实力的下降和大国间竞争两个方面阐述了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大国实力的下降可从两个方面给族群冲突带来影响：一是随着大国实力的下降，国内各族群为了争取利益而进行族群动员，引发族群冲突；二是大国在国际范围内收缩其控制范围，由此出现的权力真空，会引发族群对于权力的竞争。大国间的竞争也会给族群冲突带来挑战，文章从大国间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三个方面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其间主要引用了冷战时期美苏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竞争给族性带来的冲突案例。
为了进一步地阐述国际秩序转型与族群冲突间的关系，本文采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数据库、战争相关性数据库、失败国家数据库、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数据库、危险中的少数族群数据库以及国际危机组织的数据库，收集和整理了关于族群冲突的数据，以在族群冲突中的牺牲人数为变量，对1946-2015年间的族群冲突进行了趋势分析。分析发现，族群冲突的死亡人数与苏联和美国的实力变化存在一定的趋势匹配。换言之，当美苏之间实力变化不大、竞争缓和时，族群冲突的死亡人数也相对减少；但两国之间实力起伏较大，竞争加剧时，族群冲突便有增长趋势，特别是苏联解体后，权力由苏联转向美国时的那几年，族群冲突异常激烈。此外，文章还利用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族群运动来阐述了苏联和美国间的大国竞争对于库尔德族群运动的影响。
历史上国际秩序的转型总是与大国间的战争相伴，国际社会权力的转移似乎难逃“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响。不过随着毁灭性核武器产生的核恐怖平衡、世界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深化和科技制胜理念的盛行，大国间的直接战争似不可能。正如文中所述，大国会在其他弱国家寻求斗争场域。而与以前不同的是：大国寻求弱小国家作为代理人的战争将会减少，即国家间的战争会减少，寻求碎片化多族群国家中的族群作为其代理人的可能性会更大。
作者感谢《国际安全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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