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战后日本形成的社会体系在平成时期出现重大变化,从瓦解走向重构。少子老龄化导致人口结构失衡,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口负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日本开始重新定义"老年人"。同时,结婚率下降、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单身家庭增多等因素带来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使战后日本家庭模式发生改变,面临加强维护或更加多样化发展的选择;雇佣的流动化使非正式员工增多,调转工作员工比例上升,日本型雇佣体系难以为继,劳动就业体系向灵活多样方向转变。日本长期忽视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的收入差距问题,导致差距扩大、贫富分化,中流社会演变为"格差社会"。工作方式改革或将在缓解社会不平等方面有所作为。

关键词：平成时期; 个体化; 多样化; 流动化; 少子老龄化; 贫富分化

作者简介： 王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随着明仁天皇的退位，日本持续30年的“平成”时代落下帷幕，新年号为“令和”。二战后日本的天皇成为一种象征，天皇的退位或即位以及年号的更改都不会给日本内政外交及民众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年号不过是划分一个时期的符号，“平成”的落幕为我们回顾和总结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契机。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世界发生了冷战结束、经济国际化及全球化、金融危机、反全球化等重大事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泡沫经济崩溃、“1955年体制”终结、阪神大地震、东日本大地震等大事件。这些发生在平成时期的标志性事件，给“平成”打上时代的烙印。在此大背景下，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在很多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研究分析平成时代的日本社会有多种角度，社会变迁视角不过是其中之一。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1，指社会结构诸要素的运动、变化和发展2。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在社会结构诸要素中选取人口、家庭、劳动就业及阶层收入等几个有代表性的社会领域，分别用“少子老龄化”“个体化和多样化”“雇佣的流动化”“贫富分化”等关键词，对平成时期的日本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探讨。“社会变迁是社会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因素变化而进行结构重建，在新的社会结构下实现更高层次的功能。”3标题中的“瓦解”和“重构”正是指二战后日本在上述几个领域形成的社会体系已发生重大改变，正在向新的体系转换。

一、人口少子老龄化——重新定义“老年人”

人口是社会结构中的核心要素，人口及其变迁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结构的基本问题。4平成时期日本社会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人口变化，具体说就是少子化带来的少儿人口(0～14岁)减少，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剧增，总人口规模缩小。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进入平成时期以后进一步加剧，成为日本社会的重大课题。

(一)少子老龄化进展

1. 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

1970年日本的老龄化率达到7.1%，日本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老龄化率达到14.1%，日本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07年老龄化率达到21.5%，日本进入了超老龄社会。日本不仅是最早迈入老龄化社会的亚洲国家，也是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超老龄社会的国家。截至2019年1月，日本老龄化率达28.2%,5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为严重的国家。另外，从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来看，1979年超过1000万人，1998年超过2000万人，2012年超过3000万人，6截至2019年1月达3562万人7，日本进入未曾有的超老龄时代。

日本人口平均年龄8在二战后逐渐增长，进入平成时期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1947～1989年的42年里由26.6岁上升到37.2岁，平均每年上升0.25岁，而在1989～2016年的27年里由37.2岁上升到46.7岁，平均每年上升0.35岁。年龄中位数9在1947～1989年由22.1岁上升到37.0岁，年均上升0.35岁，在1989～2016年由37.0岁上升到47.1岁，年均上升0.37岁。老年抚养比在1947～1989年从8.0%上升到16.7%，上升8.7个百分点，在1989～2016年从16.7%上升到45.2%，上升28.5个百分点。老化指数(老少比)在1947～1989年由13.6%上升到61.7%，在1989～2016年由61.7%骤升到219.2%。10从这几个反映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来看，平成时期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

2. 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减少

考察少子化情况有两项指标非常重要，一是总和生育率，二是少儿人口占比。总和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综合指标，它着眼于一定时期内(一年)的生育状况，是一年内妇女(15～49岁)生育率的总和。如果总和生育率长期且持续低于人口更替水平，那么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少子化阶段。日本总和生育率在二战后初期高达4.54,20世纪50年代后大幅下跌，1960年跌至2.0，“丙午之年”的1966年下降到1.58。此后10年左右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人口更替水平附近，在石油危机之后的1974年则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从此日本总和生育率一蹶不振，1995年跌破1.5关口，落入“低生育率陷阱”;2003年下降到1.3以下的极低生育率水平，陷入超少子化困境;2005年低至1.26，成为日本战后最低水平;2006年后有所回升，2017年为1.43，仍处于超少子化水平。11生育率长期处于低位，导致另一少子化的指标，即少儿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下降。二战后初期的1947年，该指标为35.3%,1997年降低至15.3%，与老年人口比例(15.7%)发生逆转，至2018年12月已降至12.2%。12

进入平成时期的少子老龄化的进展使日本人口发展由增加转为减少。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口进入快速发展通道。从明治元年的1868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在近80年时间里，日本总人口从3400万人增长到7200余万人，13增长了1倍多。战后日本人口持续增长，1967年突破1亿大关。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日本人口进入缓慢增长阶段，在平成20年即2008年达到峰值12808.4万人。2009年后日本进入人口减少时代，到2018年末日本人口为12632万人。14至此，日本总人口已连续10年减少，较人口高峰期减少了176万余人。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日本人口势头(population momentum)已由增长转为减少15，而且这种趋势难以在短期内扭转。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日本总人口今后将进入长期缩减过程，2053年将减少到1亿人以下，为9924万人，2065年将进一步减少到8800余万人。16

3. 人口结构失衡

在少儿人口减少和老年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开始减少，日本人口结构进入长期失衡状态。首先，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在2015年人口结构基础上进行的推算，日本少儿人口在50年后的2065年将减少到898万人左右，100年后的2115年将减少到520万人，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12.5%下降到2065年的10.2%,2115年维持在10.3%水平。17其次，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在二战后持续增长，1995年达到峰值的8726万人，此后转为减少，在2015年国势调查时为7728万人。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推算，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40年和2056年分别跌破6000万人和5000万人，2065年将减少到4529万人，2115年将减少到2592万人。相应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的60.8%持续下跌，2065年降至51.4%,2115年后维持在51.3%。18相比之下，老年人口将在2015年3387万人的基础上继续增加，2030年达3716万人，2042年达到高峰的3935万人，此后进入减少阶段，2065年降到3381万人，2115年进一步降到1943万人。但由于同期少儿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老年人口比例仍将持续上升。老年人口比例2015年为26.6%，平均不到4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到2036年将上升到33.3%，即每3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6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进一步上升到38.4%,2115年仍然保持高比例。19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将长期困扰日本。

(二)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

日本面临的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问题，不仅是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本质上是涉及人口发展模式和人口发展规律的长期人口变动问题。经典人口转变理论(classic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是人口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是对人口长期变动中死亡率、出生率由高水平向低水平转变的过程、特点、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进行的概括与总结。人口转变理论基于法国学者兰德里(Landry)对欧洲人口转变过程的描述，经美国学者汤普森(Warren Thompson)、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等人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发展从前现代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过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现代社会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过程，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标志着人口转变过程的结束。20

从人口长期变动来看，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人口增长较为缓慢，江户时代后期出生率高，死亡率也高，人口曾一度停止增长。进入明治时代，出生率上升，死亡率平稳，平均寿命延长，人口发展进入增长通道。大正时代中后期，出生率、死亡率进一步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较快发展趋势。二战后，日本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经历了快速下降的过程，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初期激增后，进入平稳增长期，总和生育率总体上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或更替水平附近。这种局面大致维持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此，日本完成了人口转变。

人口转变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口长期的大致平衡。也就是说，在死亡率下降打破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的平衡以后，生育率会下降到另一个平衡点。维持人口平衡的生育率底线就是总和生育率约为2.1(人口更替水平)。但人口生育率在实现人口转变以后并没有停止在更替水平，而是继续下降。这种趋势继续保持下去，人口的数量和结构都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人口数量会由增长转为负增长，人口结构将进一步老化。欧美等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的十几年内几乎都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而进入低生育率时代。莱瑟吉(Lesthaeghe)和凡德卡(Van de kaa)把这种状况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21。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人口死亡率缓慢上升，2007年后一直高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在1974年开始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之后一路下滑。人口自然增长率则从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进入平成时期后下滑趋势进一步加剧，2007年陷入负增长。日本总人口在2008年达到峰值，2009年起转入长期性减少趋势。可见，日本已经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阶段，支撑日本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结构已完全改变，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口负债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三)重新定义“老年人”

第二次人口转变给日本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带来影响，日本已是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生少死多”的人口减少社会。德国学者考夫曼(Kaufmann)认为，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必将给社会各个领域带来影响，导致社会经济处于收缩状态。22日本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建立于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期，如今人口规模缩小，人口结构失衡，日本需要做出制度调整和重建，以应对人口变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其中之一就是重新探讨定义“老年人”的起算年龄。

由于少子化对策难以立竿见影，日本开始在相对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上动脑筋。近年来，日本出现了对“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的迹象。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意见，65岁及以上人口为老年人口，目前世界上包括日本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人口统计都按此标准进行。最近日本学者提出，虽然大多数情况下65岁及以上人口被称为老年人口，但不过是方便划分年龄的一种说法，并不是统一的标准。23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于2013年成立了重新探讨老年人定义工作小组，从多个角度探讨如何定义“老年人”。最后依据老年人身心健康各种数据，认为现在的老年人与10～20年前的老年人相比，身体机能的老化要晚5～10年，“年轻化”显著，特别是被当作老年人的65～74岁的人群中大多数人身心健康，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因此，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于2017年1月提出重新对老年人进行划分，建议65～74岁为准老年人(pre-old),75～89岁为老年人(old),90岁及以上为超老年人(oldest-old、super-old)。24

还有学者尝试用“平均余寿等价年龄”(age at which the life expectancy is equivalent)指标来衡量老龄化水平，建议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定义老年人，以应对今后的人口变动。25“平均余寿等价年龄”指与某特定基准年的特定年龄平均预期剩余寿命相同的另一年份的年龄，并可以认为这两个年龄群体的健康程度相同。如果将与基准年老年期起始年龄平均剩余寿命相同的其他年份的年龄定义为老年期起始年龄，就可以捕捉与基准年老年人健康程度相同的其他年份的老年人口。根据这一概念，如果将1960年日本65岁人群的平均剩余寿命作为基准，那么2010年日本老年期的起始年龄在75岁左右，2060年与1960年65岁人群平均剩余寿命相同的年龄在80岁左右。如果用这种新的定义方法计算的话，那么目前及今后日本的老龄化率、老人赡养指数等老龄化指标都会降低一半以上。

日本不仅在学术上加强对老龄化、老年人进行重新定义，在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上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二是推迟退休的年龄。日本公共养老金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自营业者、农民、学生等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另一种是以企业员工等为对象的厚生年金。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主要是针对后者。厚生年金由定额部分和薪酬比例部分组成，1994年日本改革养老金制度，并从2001年分阶段将领取定额部分养老金的年龄提高到65周岁，后根据2000年的改革方案，从2013年起分阶段提高领取薪酬比例部分养老金的年龄，计划到2030年将领取养老金年龄都提高到65周岁。在此基础上，日本还在酝酿进一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2018年4月日本财务省内设财政制度审议会财政制度分科会举行会议，讨论社会保障相关问题，认为从促进老年人就业、保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出发，需要探讨进一步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并在会议资料中展示了从65周岁提高到68周岁领取养老金的变化情况。262018年2月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老龄化社会对策大纲》，提出要研究提高养老金制度的灵活性，把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由目前的66～70周岁扩大到70岁以后，让老年人有更多的选择。27厚生劳动省决定在2019年进行的养老金财政检验中测算70岁后领取养老金的支付水平。28

日本于2006年及2013年两度修改实施《老龄者就业安定法》，督促企业保证老年人就业。日本现行关于老年人就业的法律规定，禁止企业让不满60周岁的员工退休，同时要求企业采取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5周岁，或建立员工可以继续工作到65周岁的雇佣制度，或取消退休制等措施，保障员工可以工作到65周岁。截至2017年，日本60～64周岁男性就业率为79%。29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有关部门又提出实现“终生工作”(日语为“生涯現役”)社会的口号。厚生劳动省先后于2013年6月和2015年6月发表研究报告，提出为在人口减少的社会条件下保持社会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老年人的愿望能够实现、过上富足的生活，要完善劳动就业环境，让65岁及以上有工作意愿的老年人无论年龄多大都能继续活跃在工作岗位，永不退休。302018年10月经济产业省向以安倍晋三首相为议长的“面向未来投资会议”提交报告，建议进一步改革雇佣制度，完善老年人发挥作用的环境，建立65～70岁老年人可选择多种就业形式的机制，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实现终生工作的“永不退休”社会。31

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与延迟退休相辅相成，提高领取养老金年龄有助于促进老年人就业，养老金保费也会增加，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养老金支付水平，保证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讲，今后日本老年人标准很有可能由固定年龄转为动态年龄，不仅老龄化率等相关指标会随之发生改变，而且有利于有关老年人制度的制定和执行。

二、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二战后家庭模式的改变

家庭变迁是家庭形态(构成、规模)、家庭结构(分工、权势、情绪)、家庭功能、家庭意识等各方面变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结果，可以从这些方面进行综合探讨，也可以从其中某个方面加以分析。32本文从形态、结构等方面探讨日本家庭在平成时期发生的变化。

(一)二战后日本家庭模式变化

二战以后，日本制定了新宪法，1947年又颁布了经过大幅度修改的民法(新民法)，废除了专制的家长权和长子优先继承权，强调夫妻双方在婚姻、继承等问题上的权利平等。由此，日本传统“家”制度崩溃，日本家庭由直系家庭制走向夫妻家庭制。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成为夫妻家庭制的主要家庭形态，典型的核心家庭指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33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日本核心家庭比例迅速上升。丈夫在外工作打拼、挣钱养家，妻子作为“专职主妇”操持家务、抚养子女，“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父母与两个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成为战后日本的“标准家庭”和理想家庭。34这种日本家庭被称为“家庭的战后体制”35或“战后家庭模式”36。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进入平成时期后，这种变化进一步加剧。

1. 夫妻双职工家庭增多，专职主妇家庭减少

1980年，日本夫妻中丈夫一人工作是主流，专职主妇家庭(丈夫工作妻子无业)为1114万户，夫妻双职工家庭仅为614万户。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夫妻双职工家庭日益增多，进入平成时期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两种家庭的数量互有高低，可视为角力期，1997年夫妻双职工家庭数完全超过了专职主妇家庭数，此后更持续增加，两者差距进一步扩大。2017年夫妻一方工作的家庭为641万户，夫妻双方工作的家庭上升到了1188万户(见图1)。夫妻双职工家庭的增多源于以下几点。首先，日本女性的价值观发生变化，她们不再安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角色分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的女性越来越多。其次，进入平成时期后日本少子老龄化加剧，劳动力人口减少，日本不断完善引导女性走向社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女性的就业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了女性就业。再次，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劳动就业体制发生改变，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开始动摇，丈夫的工资收入上升幅度有限，妻子参加工作可以贴补家计。另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赞成“丈夫工作妻子持家”这一夫妻角色分工的男性从1992年的61.7%减少到2015年的30.7%，表示赞成的女性从49.7%减少到28.6%。37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和日本促进女性就业政策的推进，今后夫妻双职工家庭会进一步增多，战后形成的夫妻分工模式将进一步改变。

图1 日本夫妻双方参加工作情况变化

资料来源:内閣府『男女共同参画白書平成30年版』、http://www.gender.go.jp/about＿danjo/whitepaper/h30/zentai/html/honpen/b1＿s03＿01.html[2019-01-15]。

2. 家庭规模缩小，单身家庭户增多

战后以来，随着夫妻家庭规范的确立和产业人口的流动，日本家庭规模缩小趋势明显。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初期，平均每个日本家庭的成员为5人，1960年减少到4.13人，1970年减少到3.45人，1980年又减少为3.32人。进入平成时期后，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家庭规模进一步缩小，1992年平均家庭成员下降到3人(2.99人)以下，2017年已减少到2.47人。38

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进入平成时期以来，日本的三代同堂家庭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近30年来降低了8.4个百分点，而单身家庭数量不断上升，占比由20%上升到27%，增加了7个百分点。将核心家庭户数与单身户数做比较可发现，两者在平成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单身家庭数由以前的基本平稳转为上升，核心家庭数由上升转为基本平稳。但从构成核心家庭的类型看，由夫妻和未婚子女构成的典型核心家庭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由1989年的39.3%下降到2017年的29.5%，减少约10个百分点;而夫妻家庭的比例上升，由16%上升到24%，上升8个百分点(见表1)。可见，战后形成的典型家庭模式发生了动摇。

表1 日本家庭结构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450061&kikan=00450&tstat=000001114903&second=1&second2=[2019-01-15]。

3. 结婚率下降，晚婚化、不婚化进展比例上升

平成时期，一方面，日本的结婚率进一步下降，由1989年的5.8‰下降到2017年的4.9‰;晚婚化进展，2017年与1989年比较，平均初婚年龄男性由28.5岁提高到31.1岁，女性由25.8岁提高到29.4岁。39更为人们关注的是，不结婚的人增多，终身未婚比例40上升。根据日本“国势调查”结果，进入平成时期后，日本终身未婚率持续上升。1990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为5.6%,2000年为12.6%,2010年上升到20.1%,2015年又上升到23.4%,25年间上升了17.8个百分点;同时期日本女性的终身未婚率较男性而言，前期上升幅度缓慢，但2005年后上升较快，2010年达10.6%,2015年上升到14.1%。41同时，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日本终身未婚率今后还将进一步升高，到2040年日本男女终身未婚率将分别达到29.5%和18.7%。42届时每3.4个男性和5.3个女性中就分别有1人到50岁时还没有结婚，有可能度过终身不婚的人生。日本做出这一预测，是因为进入平成时期以来日本30～39岁人群的未婚率越来越高，成为终身不婚的“后备军”。根据“国势调查”数据，30～34岁男性未婚率在1990年为32.8%,2000年上升到42.9%,2015年又上升到47.1%;35～39岁男性未婚率在1990年为19.1%,2000年上升到26.2%,2015年又上升到35.0%。30～34岁女性未婚率在1990年为13.9%,2000年上升到26.6%,2015年又上升到34.6%;35～39岁女性未婚率在1990年为7.5%,2000年上升到13.9%,2015年又上升到23.9%。43同时，人们的观念意识也在变化，终身不婚成为一些人的选择。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有32.8%的单身男性和40.1%的单身女性反对“终身独身不是理想生活”的说法。44非婚人群的增多不仅是日本少子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对日本战后人人要结婚的家庭观念和家庭模式带来很大冲击。

(二)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

平成时期以来，除日本家庭发生了上述显著变化外，日本还出现了晚婚晚育、离婚率上升、丁克族等社会现象。对于这些家庭变化，可用家庭研究中的个体化与多样化概念加以概括和总结。

所谓“个体化”，就是在谋划生活过程中倾向于实现个人价值，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突出个人。45早在即将进入平成时期的1987年，就有日本学者在分析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家庭变动的基础上，谈到日本将出现“个体化家庭”。46进入平成时期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和个人主义、自我实现需求的增强等社会变化，日本家庭变化进一步加剧，“家庭的个体化”成为日本家庭研究的关键词，对于这一概念的解释更加全面和深入。家庭的个体化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在保持家庭关系前提下选择家庭形态、家庭规范及家庭行为的自由度提高;二是选择或解除家庭关系的自由度提高。两者虽然都是家庭的个体化，却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在家庭关系既无法选择又难以解除的前提下的个体化，称为“家庭框架内的个体化”;后者则是根据个人的意志选择建立家庭或解除家庭，甚至“家庭范围由主观决定”，无论有没有血缘关系，无论法律是否认可，只要个人认为是自己主观选择的结果就是“家庭”，因此，这一层次的个体化是“家庭本质性个体化”。这两个层次的家庭个体化，欧美国家分别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而日本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同时发生。47

所谓家庭“多样化”，泛指多样的家庭形态和多样的家庭观念。家庭的多样化与个体化密切相关，互为表里，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必然形成多样化的“家庭”。家庭多样化是家庭规范相对化的结果，其背景是个人主义的进展及个人选择意识的增强，通过个人的不同选择形成了不同的家庭形态，也就是家庭生活方式的多样化。48虽然在学术研究上有对家庭个体化、多样化观点的质疑，认为个体化、多样化的观点否定了家庭的本质，49但现实生活中日本婚姻家庭确实出现了多样性倾向。在婚姻方面，晚婚化、不婚化倾向明显，同时存在同性婚姻、奉子成婚、非婚生子等情况;在家庭结构方面，夫妻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增多。这些都说明战后日本家庭规范、家庭理念发生了动摇，对日本战后家庭模式构成了挑战。

(三)加强维护还是进一步多样化?

纵观战后日本家庭变化，大体上可以说走过了现代家庭的形成和动摇两个阶段。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家庭从传统家庭走向现代家庭，夫妻家庭制成为家庭规范和家庭理念，“男主外女主内”、夫妻与两个未婚子女构成的家庭是人们向往的家庭。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这种战后家庭模式逐渐发生改变，出现了家庭个体化、多样化征兆，进入平成时期后这种趋势更加显著，个体化、多样化的家庭形态及家庭生活方式被人们所接受，战后“标准家庭”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从政府角度讲，鉴于少子老龄化的严峻局面，日本政府的政策取向总体上并不鼓励家庭的个体化和多样化。因此，一方面在社会保障、税制等制度措施上依然以战后“标准家庭”为单位，另一方面还出台了鼓励三代同堂的政策措施。例如，日本政府在新颁布的《少子化对策大纲》中明确提出促进三代同堂及三代人邻近居住，以加强代际间的互助、完善育儿环境。50目前日本对面向三代同堂的新建住房及房屋改造给予补贴和税制方面的优惠。日本政府从2007年起将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家庭日”，这一天前后各一个星期为“家庭周”，其间开展各种活动，以增进家庭的凝聚力及人们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加强家庭与社区之间的联系。从社会角度讲，日本还存在制约家庭个体化、多样化的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一方面，日本民法明确规定“夫妻同姓”，结婚后，女性基本要随丈夫的姓，婚外生子、同性恋并不被大多数人接受，“女主外男主内”的家庭也会被“另眼看待”。虽然女性参加工作的时间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从繁重的家庭育儿和家务中解脱出来，社会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虽然在家庭个体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人们想摆脱与家庭的关系，但由于缺少与家庭外部的紧密关系，最终还是要依赖家庭。51

总之，日本家庭仍处在变化当中，还没有进入稳定阶段。今后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变化，是得到强有力的维护，还是进一步向多样化发展，尚有待观察。

三、劳动就业流动化——构建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

(一)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

日本的雇佣体制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经历长期历史过程，在二战后逐渐形成的。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大企业就出现了雇佣体制的雏形，二战时期日本强制企业实行定期加薪和劳资恳谈制度，对后来日本的雇佣体制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战结束后，日本颁布新宪法并推行民主化政策，后又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日本型雇佣体制。52所谓日本型雇佣体制，由三大要素构成，即长期稳定雇佣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工会。具体来说，长期稳定雇佣制是日本型雇佣体制的基本要素，从企业方面讲很少采取解雇员工的措施，从员工方面讲很少有辞职跳槽的情况发生。年功序列工资制以长期稳定雇佣为基础条件，随着员工年龄的增长和就职时间的延长而提高薪金。企业内工会的内涵是劳资协商，协商的内容不仅仅限于工资、福利等直接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包括企业经营等更为宽泛的领域。53日本型雇佣体制通过劳动就业、家庭生活、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制度措施进一步得到强化，渗透于人们实际生活当中，同时要求员工及其家庭对企业忠诚，这成为一种规范或理念。54

日本型雇佣体制的重要特点是企业雇用员工没有特定工种的限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技能培训，可以安排员工在企业内不同岗位工作，提高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可以在经营困难时期通过调整不同岗位的人员配置加以应对。企业所需人才在内部即可培养调剂，不必依靠外部劳动力市场。日本型雇佣体制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和高速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使日本成为科技水平很高的工业化国家。55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得以建立和发展的条件在于持续的经济发展、赶超型发展模式、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劳资价值观的统一。56日本型雇佣体制不仅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对战后日本社会稳定也做出了贡献。日本型雇佣体制在国际上也受到较高评价，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对日劳动报告书》认为，日本的雇佣制度可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企业可以放心地进行提高员工技能的投资，以使员工适应不同工作岗位及掌握新的作业方法。同时，日本的年功序列工资制与人生生活相契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子女的增多，收入也会相应地提高。57日本经过高速发展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论”盛行，具有代表性的论著《日本第一》即认为，以雇佣体制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式经营是战后日本经济成功的秘诀58。

(二)雇佣的流动化，日本型雇佣体制的转型

20世纪80年代日本型雇佣体制发展到鼎盛时期，进入9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和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支撑日本型雇佣体制的背景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日本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大力进行“海外投资”，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建造生产基地，关闭国内工厂，造成日本国内的产业“空心化”，进而影响到日本劳动力市场。从1990年到2000年，代表日本国际竞争力的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从业人员减少了约10%，其他产业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调整，社会就业压力加重。59同时，少子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不足和国内市场缩小影响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企业经营环境发生变化，需要员工有更多的知识和能力，相对僵化的战后日本型雇佣体制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雇佣流动化”趋势。

所谓“雇佣流动化”，就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企业员工等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调换工作，不被某一家企业“终身雇用”，同时，企业有权力根据经营需要裁减人员。雇佣流动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现象，可以用非正式员工的增多、转职率60的上升、雇用期限的缩短等指标来判断。6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雇佣方面最大的变化就是非正式员工的增加。1990年非正式员工为881万人，占员工总数的20.2%,2018年人数达2120万人，占比上升到37.9%，近30年人数增加了1.4倍，占比上升近18个百分点，而正式员工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见图2)。从性别上看，正式员工中男性占多数，非正式员工中女性占多数，但男女正式员工比例都呈下降趋势。从年龄上看，正式员工中20～59岁年龄层比例相对高，非正式员工中15～19岁和60岁及以上年龄层比例相对高，但整体上几乎所有年龄层正式员工比例都呈下降趋势。62从转职率情况看，1990年为4.2%,2005～2007年连续三年上升到最高点的5.4%，此后下降到2010年的4.5%，其后又缓慢上升，2018年为4.9%。女性转职率高于男性，在各年龄层中15～24岁人群的转职率最高。从转职的原因看，由于收入、上下班时间、工作条件、工作内容、职场人际关系等个人原因而转职的人增多63，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

关于雇用时间问题，可以通过某一家企业的平均工作年数变化加以考察。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平成元年即1989年日本全国正式员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为10.8年，2017年上升到12.1年，非正式员工的平均工作年数从2001年的4.7年上升到2017年的5.8年，整体上都有提高。但从年龄角度看，不同年龄层有很大区别。在男性各年龄层的平均工作年数变化方面，49岁以下各年龄层持续下降，1989～2017年，45～49岁、40～44岁、35～39岁、30～34岁分别由19.2年、16.0年、12.8年和8.8年下降到17.4年、13.8年、10.3年、7.4年;50～54岁变化不大，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分别由18.4年、11.2年、12.1年上升到22.6年、19.2年和15.3年。女性各年龄层的平均工作年数大体上表现出与男性相同的趋势，只是变化幅度没有男性大。64可见，总体平均工作年数的增多主要来自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贡献。低年龄层工作年数的减少虽然可能包括因个人情况辞职等情况，但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雇用期限的缩短。

图2 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官方数据制图，参见総務省「労働力特別調査」、「労働力調査」。

在雇佣流动化的情况下，年功工资制发生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大企业，员工年龄与工资、工作年数与工资的关联减弱，工资评定已从偏重年龄、工作年数转向偏重工作业绩，最后定位在偏重职责和工作角色上。企业培训的重点也从培训全体员工转移到选拔和培训经营管理人员方面。随着派遣员工、临时员工等非正式员工的增多，员工构成向多样性方面发展，新老员工之间的交流减少，企业集团内部的凝聚力减弱。65

(三)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

日本型雇佣体制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完全坍塌、失去所有功能。有研究表明，日本制造业等大型企业还坚持长期雇佣制度和劳资协调关系;66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人员流动情况并不相同，流动较大的集中在中小企业，而大企业则较为稳定67。日本型雇佣体制虽然是在二战后最终形成，但此前经历了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适应日本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的产物，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时，日本型雇佣体制奉行经济至上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可以保障企业有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此，目前有些日本企业仍然保持以往雇佣体制的一些特点不足为奇。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经济发展乏力，少子老龄化进展导致日本人口规模缩小，劳动力减少，日本企业经营环境和员工的就业观念发生变化，日本型雇佣体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要按经济规律来运作，必定要随着经济环境和市场条件而发生改变。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日本正在向构建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方向发展。

201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关于完善推动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律的法案”(简称“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对有关劳动就业的八部法律进行修改68，并从2019年4月起陆续实行。该法案的目的就是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实现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保障各种就业形式的公正待遇，使劳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各种就业形式。69从雇佣体制角度讲，该法案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规定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同工同酬”，保证不管是何种就业形式员工都能受到公正待遇。这意味着企业需要对从事相同工作的员工给予相同的工资待遇，并且在公司福利、资历积累、能力培训等方面不能出现差距。2016年12月，日本政府就曾发表“同工同酬指针”，此次用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如前所述，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非正式员工持续增多，是日本雇佣流动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但同时也出现了非正式员工工资低、待遇差、企业经营发生困难时首先遭到裁减等不公正对待，并因此引发了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此次日本通过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将有助于改善非正式员工的工资、待遇等问题，减少人们在选择就业方式时的各种顾虑，促进就业方式朝多样化方向发展。第二，进一步完善弹性工作制70，实行多样灵活的工作方式。具体措施之一是将“清算期间”71由最长一个月延长到最长三个月，员工可在更长的期间根据个人情况安排每天的工作量和上下班时间，更合理地安排时间，顾及家庭育儿、老人护理等问题，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协调。

近年来，日本一直着力推动建立灵活多样的劳动就业体制。2013年6月日本内阁通过《日本振兴战略》，提出进行雇佣制度改革，支持劳动力流动，实现多样化工作方式，并提出完善女性和老年人的就业再就业环境，发挥女性和老年人的工作潜力，还提出促进外国劳动力在日本就业。72此后，日本在内阁之下设立“构建所有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推动女性尽快发挥更大作用。日本还在2013年实行新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鼓励企业聘用老年人，扩大雇用老年人的企业范围，让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的老年人工作到65岁。还提出了“人生100年”，要实现“终生工作”社会的口号。732018年11月日本修改《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决定扩大引进外国劳动力。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女性、老年人及外国人将更多地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和日本企业，这需要日本用更加灵活多样的雇佣体制进行应对。

四、贫富分化——社会阶层差距扩大

二战后日本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避免了“两极分化”，造就了大量中间阶层，实现了稳定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战后日本曾被认为是均质平等社会，甚至“一亿人皆为中流”。但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社会发生较大变化，人们开始关注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20世纪末21世纪初相关论著不断问世，具有代表性的两本书是《日本的贫富差距》74和《不平等的日本》75。前者从经济学收入分配的角度，通过数据分析，指出日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后者从社会阶层论的观点指出当代日本社会已出现严重的阶层分化，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此后大众媒体相关报道连篇累牍，引起日本民众的关注，关于“格差社会”的讨论热度不减，延续至今。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出版《21世纪资本论》，进一步引发人们对日本收入差距的讨论，其中也不乏对日本不平等的程度表示质疑的论述，但并没有否认日本出现不平等现象的基本事实。

(一)收入差距扩大呈现M形趋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日本收入差距逐渐扩大，进入90年代后进一步呈现贫富分化趋势，收入分配曲线呈M形趋势，贫困率上升。这里可以通过日本政府公布的几个指标进行考察分析。

1. 家庭年收入水平下降

家庭年收入平均值的变化反映家庭随时间推移收入增减的状况。进入平成时期后，日本家庭年均收入有较大幅度下降。1994年的家庭年均收入为664.2万日元，达平成时期最高水平，此后一路下滑，2000年为616.9万日元，2005年为563.8万日元，2010年为538万日元，2016年回升到560.2万日元，20多年的时间里减少100余万日元。收入中间值76同样是反映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与收入平均值相比，它不受极端数值的影响，更能说明收入的实际状况。收入中间值上升，说明收入水平提高，收入中间值下降，说明收入水平降低。平成时期日本家庭年收入中位值1995年为550万日元，2000年为500万日元，2005年为458万日元，2010年为427万日元，2016年回升至442万日元，20多年间减少约110万日元。77平均值之所以比中间值高出很多是因为高收入家庭抬高了整体平均水平。以2016年为例，有61.5%的家庭的年均收入处于平均值以下。78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日本收入平均值和中间值都呈下降趋势，家庭收入水平整体向下移动。

2. 中低收入人群增多

收入五等分是分析家庭收入变化常用的方法之一。其原理是把全部家庭按收入水平由低到高顺序排列，然后依次按相同人数分为五个等分收入组，79通过计算和比较各收入组收入的份额，可以得到不同收入组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通过收入五等分对日本低收入组与高收入组进行比较发现，进入平成时期后两者的差距逐渐扩大。首先，低收入组的收入上升幅度不大，进入平成时期前的1985年为134.3万日元，平成元年的1989年上升到143.4万日元，1993年达到高点的165.9万日元，2013年下降到最低点的122.2万日元，2016年虽回升到133.4万日元，但比30余年前还少0.9万日元。而高收入组的收入却从1985年的1048.1万日元上升到2016年的1260万日元，增加了约212万日元。其次，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差距拉大。1985年两者的差距为913.8万日元，进入平成时期后两者差距一直在1000万日元以上，最高点是1997年的1322.9万日元，最低点是2012年的1067.5万日元，2016年的差距为1126.6万日元。80

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贫富两极分化。从家庭年收入分布看，1989年以年收入400万～550万日元为中心的中间阶层家庭占比较高，而2016年占人口多数的中间阶层向收入较低方向偏移，年收入600万～700万日元家庭减少，年收入1200万日元以上家庭增多。从收入曲线看，平成时期收入阶层向上下两级移动，中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增多，形成两边偏大，中间偏小的M形曲线(见图3)。

图3 收入差距呈两边高中间低的M形曲线资料来源: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の概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17/dl/10.pdf[2019-03-06]。

3. 贫困人口比例上升

在贫富分化过程中，低收入家庭占比的增长更为显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的低收入家庭比例下降，由1985年的17.6%下降到1993年的12.3%，但此后持续上升，2013年升至20.5%。这几年虽有所降低，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2016年为17.9%，即在平成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日本低收入人口处于扩大趋势。81低收入人口的增多导致相对贫困人口占比的升高。

所谓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在早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日本几乎不存在绝对贫困，成为问题的主要是相对贫困。相对贫困率指相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表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贫困程度，相对贫困线的划分标准不尽相同。根据OECD的划分标准，日本将可支配收入中间值的50%作为贫困线，低于这一贫困线的即为贫困人口。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表明，日本相对贫困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开始走高，进入平成时期继续保持上升趋势，2012年达到16.1%，比1985年高4.1个百分点，2015年略有下降，为15.7%。82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相对贫困率也处于较高水平。OECD发表的报告认为，在2012年34个成员国中，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排第六位。而且，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是唯一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减少的国家，也是唯一税收和社会保障再分配之后贫困率升高的国家。83

在日本，还有一个反映贫困状况的指标是最低生活保障标准84。虽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因居住地不同而不同，不能简单与相对贫困线进行比较，但有研究表明两者涵盖的范围基本一致。85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日本领取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的户数和占比均呈下降趋势，1995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由1995年的60万户上升到2005年的104万户，2015年进一步上升到163万户，20年里增加了100余万户。最低生活保障率由14.8‰上升到32.4‰(见图4)。这也说明低收入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增加。

(二)从量的差距到质的差距

当今日本社会的差距不仅是收入多少、资产多少这种量的差距，而且存在不可逾越的质的差距。86比如，低收入阶层的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年收入金额上，还隐含着社会身份地位的差距。正式员工在公司里有社会保险、进修培训等有形无形的福利，不用担心短期内合同到期，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对将来抱有希望。而非正式员工很难成为正式员工，不仅收入不稳定，而且对未来的希望也很渺茫。这种差距成为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之间对工作、人生是否充满热情的心理性差距，也就是说一部分人对未来抱有希望，而另一部分人对未来不抱希望，即“希望格差”。87换言之，日本社会中的差距既有看得见的差距，也有看不见或难看见的差距88。低收入人群往往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自身在工作岗位、社会保障、家庭婚姻等方面处于劣势，而且其子女没有经济条件上好的学校，也就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将来可能继续停留在低收入阶层或者“传承”贫困，难以抵御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风险。比较而言，高收入人群则相反。

图4 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户数(年平均)及保障率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生活保護」に関する公的統計データ』。

有研究表明劳动就业的不稳定性使低收入家庭增多，将助长贫富分化出现代际间固化的恶性循环。89从结果公平和机会公平角度说，日本在两方面都出现了不公平，体现为“结果的差距”和“机会的差距”。“结果的差距”是人们最后得到财富的数量和种类的差距，所谓财富不仅是收入和资产，还包括社会地位、权力、名誉等其他社会资源;“机会的差距”是人们获得社会资源的差距。90“结果的差距”和“机会的差距”密切相连，父母的收入差距会影响到子女的未来，影响到子女接受怎样的教育，在怎样的环境下成长，继承多少财产，父母一代“结果的差距”会造成子女一代“机会的差距”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收入差距和机会差距都在扩大。91

日本的社会差距波及收入以外的更多领域，有更多人感受到社会差距的存在。根据日本“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调查”(SSM调查，The National Surve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与2005年相比较，在2015年有更多人认同社会差距的存在。在2005年的调查中，中等收入阶层不认为日本社会存在差距;而2015年的调查显示，中等收入阶层和其他阶层一样认为社会存在不公平现象。92数据表明，认为在性别、年龄和家世、学历、职业和就业、种族几个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比例，分别由2005年的59%、61%、75%、69%、64%上升到2015年的74%、69%、81%、89%、76%,2005年至2015年的10年间人们认为社会存在不公平现象的水平在上升。93

(三)“格差社会”前景展望

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社会差距扩大，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从国际环境看，随着面向海外投资等全球化的进展和信息技术(IT)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日本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另一方面对具有专业知识的高学历劳动力的需求扩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缩小，因此产生失业和工资收入等方面的差距。从国内情况讲，泡沫经济崩溃导致的经济长期不景气对日本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直接原因是日本进行劳动力市场方面的规制改革，扩大劳务派遣范围，在扩大了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之间收入差距的问题。但日本没有重视并及时采取措施纠正这一问题，甚至出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导向。1999年日本政府经济战略会议在《日本经济振兴战略》中指出:“过于重视结果平等”使努力得不到回报，要构建“改变日本型社会体系，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创意和挑战精神的‘健全而有创造性的竞争社会’”。94同年，接收派遣临时员工的行业基本放开，2003年解禁向制造业派遣临时员工，非正式员工大量增多，其收入下降95。但这种状态被长期搁置，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由量的差距发展到质的差距。

贫富差距的扩大会带来贫困、不公平等社会问题，进而削弱经济发展的活力。2018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工作方式改革相关法案表明日本开始在解决相关问题上采取措施。日本进行工作方式改革有两个目的:一是在少子老龄化条件下提高生产率，以维持日本经济发展;二是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这两者密切相关。工作方式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通过修改法律法规确定“同工同酬”。修改后的法律规定，在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禁止不合理的待遇差距”，比单纯的“同工同酬”范围更为广泛。根据这一规定，企业要切实纠正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包括在各种津贴和厚生福利方面实行同等待遇，向非正式员工发放相同水平的奖金和退职金，以及将非正式员工编入正式员工基本工资制度当中，发放同等水平的基本工资。96

工作方式改革是日本解决“格差社会”的一个契机。如果工作方式改革能够切实、顺利进行，就可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甚至消除工资收入差距，提高各种人才的劳动参与率，增加个人和家庭收入，解除就业和生活上的不安全感，激发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情，进而提高生产率，促进社会的创新发展，降低社会的不平等程度，逐渐消除“格差社会”。但是，如果由于企业原因及日本国内外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环境变化，工作方式改革不能切实而顺利进行的话，那么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各种差距就难以消除，与之相关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领域的不公平问题也无法解决。

平成日本社会变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篇文章难以全面描述和解析。以上选择人口、家庭、劳动就业、社会阶层等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对战后日本社会体系的变化及发展趋势做了探讨。此外，教育、城乡、区域等领域也同样在平成时期发生了很大改变。其中有些变化并非进入平成时期后才突然发生，而是在此之前变化的延长线上，在平成时期进一步加剧而已。战后日本在这些社会领域中形成的社会体系已开始瓦解，新的体系还在摸索和构建当中。可以说，平成时期是日本社会由战后体系走向新的体系的过渡期或转型期。

注释

1富永健一『社会構造と社会変動-近代化の理論-』、岩波書店、1987年、35頁。

2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页。

3富永健一『行為と社会システムの理論』、東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215頁。

4陆学艺等:《社会结构的变迁》,第1页。

5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年(平成31年)1月報-』、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2019-02-10]。

6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db_zenkoku2017/s_tables/app1.htm[2019-02-10]。

7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年(平成31年)1月報-』、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2019-02-10]。

8平均年龄是反映一定时间总人口年龄水平的指标。平均年龄逐渐提高,表明人口在逐渐老化;平均年龄逐渐降低,表明人口在逐渐年轻化。

9年龄中位数是将全体人口按照年龄大小顺序排列,居于中间位置的那个年龄。年龄中位数越高,人口老化程度越高。

10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1989)』、http://www.ipss.go.jp/syoushika/bunken/data/pdf/J08464.pd;f『人口統計資料集(2018)』、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8.asp?chap=0[2019-01-25]。

11王伟:《日本少子化进程与政策应对评析》,《日本学刊》2019年第1期。

12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年(平成31年)1月報-』、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2019-02-10]。

13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7改訂版)』、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7RE.asp?chap=0[2019-02-10]。

14総務省統計局『人口推計-2019年(平成31年)1月報-』、http://www.stat.go.jp/data/jinsui/pdf/201901.pdf[2019-02-10]。

15石井太「人口モメンタム」、人口学研究会編『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年、168-169頁。

16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 LL.pdf[2019-02-10]。

17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 LL.pdf[2019-02-10]。

18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 LL.pdf[2019-02-10]。

19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29年推計-』、http://www.ipss.go.jp/pp-zenkoku/j/zenkoku2017/pp29_ReportA LL.pdf[2019-02-10]。

20参见杨菊华《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7页。

21参见蔡泳《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载梁在主编《人口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3~107页。

22カウフマン·フランツ-グザファー(Kaufmann and Franz-Xaver)、原俊彦·魚住明代訳『縮減する社会-人口減少とその帰結-』、原書房、2011年、30頁。

23嵯峨座晴夫「高齢者」、人口学研究会編『現代人口辞典』、原書房、2010年、57頁。

24日本老年学会·日本老年医学会「高齢者の定義と区分に関する提言(概要)」、https://jpn-geriat-soc.or.jp/proposal/index.html#definition[2018-12-02]。

25金子隆一「人口高齢化の諸相とケアを要する人々」、『社会保障研究』第1巻第1号、2016年、76-97頁。

26財務省「社会保障について」、2018年4月11日、https://www.mof.go.jp/about_mof/councils/fiscal_system_council/sub-of_fiscal_system/proceedings/material/zaiseia300411/01.pdf[2018-12-02]。

27内閣府『高齢社会対策大綱(平成30年2月16日閣議決定)』、https://www8.cao.go.jp/kourei/measure/taikou/h29/hon-index.html[2018-12-02]。

28「公的年金、70歳超から受給の給付水準試算へ」、『日本経済新聞』2019年3月14日。

29内閣官房日本経済再生総合事務局『高齢者雇用促進及び中途採用拡大·新卒-括採用見直しに関する資料集-』、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miraitoshikaigi/dai20/siryou2.pdf[2018-12-02]。

30厚生労働省『生涯現役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就労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2013年6月、https://www.mhlw.go.jp/stf/houdou/2 r98520000034 ttj-att/2 r98520000034 ty2.pdf[2018-12-02];『生涯現役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雇用·就業環境の整備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2015年6月5日、https://www.mhlw.go.jp/file/04-Houdouhappyou-11603000-Shokugyouanteikyoku-Koyoukaihatsuka/0000088129.pdf[2018-12-02]。

31世耕弘成「生涯現役社会に向けた雇用制度改革と予防·健康インセンティブの強化(政策提言)」、2018年10月22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miraitoshikaigi/dai20/siryou9.pdf[2018-12-02]。

32森岡清美『発展する家族社会学-継承·摂取·創造-』、有斐閣、2005年、262頁。

33在日本家庭户调查统计中,核心家庭包括三种类型:(l)由一对夫妻组成的家庭;(2)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3)由父母中的一方与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34袖井孝子『変わる家族変わらない絆』、ミネルヴァ書房、2003年、15-18頁、24-25頁。

35落合惠美子:《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三版),郑杨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9~80页。

36山田昌弘『迷走する家族-戦後家族モデルの形成と解体-』、有斐閣、2014年、118頁。

37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第15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b_15/db_15reportAPPENDIX.html[2019-01-22]。

38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450061&kikan=00450&tstat=000001114903&second=1&second2=[2019-01-15]。

39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9)』、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9.asp?chap=0[2019-04-24]。

40即到50岁从未结婚的人口所占比例,根据45~49岁和50~54岁人的未婚率平均值计算得出。

41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5)』、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5.asp?chap=0[2019-01-25];『人口統計資料集(2018)』、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8.asp?chap=0[2019-01-25]。

42内閣府『平成30年版少子化社会対策白書(全体版)』、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whitepaper/measures/w-2018/30pdfhonpen/30honpen.html[2019-01-15]。

43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人口統計資料集(2018)』、http://www.ipss.go.jp/syoushika/tohkei/Popular/Popular2018.asp?chap=0[2019-01-25]。

44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第15回出生動向基本調査』、http://www.ipss.go.jp/ps-doukou/j/db_15/db_15reportAPPENDIX.html[2019-01-22]。

45長津美代子「家族の多様化と個別化」、『日本家政学会誌』第47巻第8号、1996年、769-775頁。

46目黒依子『個人化する家族』、勁草書房、1987年。

47山田昌弘「家族の個人化」、『社会学評論』第54巻第4号、2004年、344頁。

48野々山久也「流れゆく日々-研究テーマをめぐって-」、『家族社会学研究』第17巻第2号、2006年、5-6頁。

49望月嵩「『個人化』がかかえる問題」、『家族社会学研究』第12巻第2号、2001年、165-166頁。

50内閣府『少子化社会対策大綱(平成27年3月20日閣議決定)』、https://www8.cao.go.jp/shoushi/shoushika/law/taikou2.html[2019-02-10]。

51水落正明「宮本みち子/大江守之(編著)『人口減少社会の構想』」、『人口学研究』第54号、2018年9月、65-68頁;宮本みち子·大江守之編著『人口減少社会の構想』、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17年。

52独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雇用システムの生成と変貌-政策との関連-』、https://www.jil.go.jp/institute/siryo/2018/documents/199-2.pdf[2019-01-22]。

53仁田道夫·久本憲夫編『日本的雇用システム』、ナカニシヤ出版、2008年、13-18頁。

54嶋﨑尚子「〈日本型システム〉の形成過程とその特性」、『学術の動向』第23巻第9号、2018年、10-15頁。

55独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雇用システムの生成と変貌-政策との関連-』、https://www.jil.go.jp/institute/siryo/2018/documents/199-2.pdf[2019-01-22]。

56経済産業省経済産業政策局「労働に関する参考資料·分析結果」、2006年12月15日、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281883/www.meti.go.jp/committee/materials/downloadfiles/g61218c06j.pdf[2019-01-22];日本的制度雇用研究会「日本的雇用制度の現状と展望」、労働省職業安定局編集『雇用レポート〈‘97〉』、労務行政研究所、1997年。

57濱口桂一郎『日本の雇用と中高年』、ちくま新書、2014年、80-81頁。

58エズラ·F.ヴォ-ゲル『ジャパンアズナンバーワン』、TBSブリタニカ、1979年、160-188頁。

59仁田道夫「労働法改革と雇用システム-解雇法制をめぐって-」、『社会政策学会誌』第17巻、2007年、73-83頁。

60即某个时期内调换职业人员在就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

61武川正吾「雇用の流動化と生活保障システムの危機」、『家族社会学研究』第17巻第2号、2006年、41頁。

62「最近の正規·非正規雇用の特徴」、http://www.stat.go.jp/info/today/097.html#k2[2019-01-15]。

63総務省統計局『労働力調査·長期時系列データ』、http://www.stat.go.jp/data/roudou/longtime/03roudou.html[2019-02-28]。

64厚生労働省『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https://www.jil.go.jp/kokunai/statistics/timeseries/index.html[2019-01-20]。

65独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日本的雇用システムのゆくえ」(JILPT 2017)、https://www.jil.go.jp/researcheye/bn/025_171222.html#honbun[2019-01-22]。

66独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日本的雇用システムのゆくえ」(JILPT 2017)、https://www.jil.go.jp/researcheye/bn/025_171222.html#honbun[2019-01-22]。

67独立行政法人労働政策研究·研修機構「雇用バッファの動向-長期雇用慣行の持続可能性-」、2018年3月、https://www.jil.go.jp/institute/siryo/2018/documents/204.pdf[2019-01-22]。

68雇佣对策法、劳动标准法、改善设定劳动时间法、劳动安全法、肺尘病法、计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者派遣法。

69厚生労働省『働き方改革を推進するための関係法律の整備に関する法律案の概要』、https://www.mhlw.go.jp/topics/bukyoku/soumu/houritu/dl/196-31.pdf[2019-03-01]。

70弹性工作制(flextime system),预定一定期间(清算期间)内的总工作时间,员工在总工作时间的框架内自主决定每天上下班时间,期间结束时计算是否达到预定工作时间。日本实行的弹性工作制一般规定,每天的工作时间由核心时间(必须要上班工作时间)与核心时间两头的弹性时间(员工可自主安排上下班时间)组成,但并非必须设定核心时间,也可以全天都为弹性时间。参见厚生労働省「効率的な働き方に向けてフレックスタイム制の導入」、https://www.mhlw.go.jp/www2/topics/seido/kijunkyoku/flextime/index.htm[2019-03-02]。

71清算期间,即实行弹性工作制时,计算实际工作时间是否达到总预定工作时间的期间。

72『日本再興戦略』、2013年6月14日、http://59.80.44.100/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pdf/saikou_jpn.pdf[2019-03-04]。

73厚生労働省『生涯現役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就労のあり方に関する検討会報告書』、https://www.mhlw.go.jp/stf/houdou/2r98520000034ttj-att/2r98520000034ty2.pdf[2019-03-03]。

74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岩波書店、1998年。

75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中央公論社、2000年。

76中间值(median)的计算方法是,将数据从最小值到最大值按顺序排列,取正好位于中间的数值。如果中间数值是偶数,则取两个数的平均值。

77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450061&tstat=000001114903&second=1[2019-03-06]。

78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の概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17/dl/10.pdf[2019-03-06]。

79五等分收入组各为20%,收入由低到高分为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

80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450061&tstat=000001114903&second=1[2019-03-06]。

81厚生労働省「平成29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の概況」、https://www.mhlw.go.jp/toukei/saikin/hw/k-tyosa/k-tyosa17/dl/10.pdf[2019-03-06]。

82厚生労働省『平成28年国民生活基礎調査』、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toukei=00450061&tstat=000001114975&cycle=7&cycle_facet=cycle&second=1&second2=1[2019-03-06]。

83『OECD対日審査報告書2015年版』、http://www.oecd.org/eco/surveys/Japan-2015-overview-Japanese-version.pdf[2019-03-07]。

84日文为“生活保護基準”。

85橋本健二『新しい階級社会新しい階級闘争-「格差」ですまされない現実-』、光文社、2007年、78頁。

86橋本健二『新しい階級社会新しい階級闘争-「格差」ですまされない現実-』、40頁。

87山田昌弘『希望格差社会』、筑摩書房、2004年、6頁、51-52頁。

88白波瀬佐和子「『みえる格差』と『みえない格差』」、『経済セミナー』第8号、2005年、32-35頁。

89菅原佑香·内野逸勢「所得格差の拡大は高齢化が原因か-若年層における格差拡大·固定化が本質的な課題-」、『大和総研調査季報』第26巻、2017年春季号。

90橋本健二『「格差」社会の戦後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歴書-』、河出ブックス、2009年、20-21頁。

91橋本健二『「格差」社会の戦後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歴書-』、22頁。

92大槻茂実「不公平感と社会階層の再検討-SSM2005、SSM2015データを使用して-」、http://www.l.u-tokyo.ac.jp/2015SSM-PJ/0910-2.pdf[2019-03-10]。

93金澤悠介「不公平感の構造変容-2005年と2015年の時点間比較-」、http://www.l.utokyo.ac.jp/2015SSM-PJ/08_03.pdf[2019-03-10]。

94樋口美雄「経済格差と日本人-再挑戦の機会拡大が急務-」、『日本経済新聞』(経済教室)2005年9月13日。

95橋本健二『「格差」社会の戦後史-階級社会日本の履歴書-』、188-189頁。

96水町勇一郎「日本型『同一労働同一賃金』改革とは何か?-その特徴と課題-」、RIETIDiscussion Paper Series 19-J-011、https://www.rieti.go.jp/jp/publications/dp/19j011.pdf[2019-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