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21日，七国集团峰会（G7峰会）在日本广岛举行。时至今日，峰会虽已闭幕，但引发的争议仍在继续。国际媒体及学界人士普遍认为，现有国际体系之下的G7本质上是后殖民主义时期保护少数西方大国霸权利益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蓬勃发展的今天，以美国为首的G7集团尽管囊括西方最主要发达经济体，但正处于不断衰落的颓势之中，所代表的旧国际秩序已无法适应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进程。与此相对照，中国主张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新型国际秩序，是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历史必然。那么，此次G7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对外宣称的对华立场有何变化？峰会强调的“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背后有着何种意图？应如何正确解读G7声称的“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G20等新兴国际组织的兴起对G7的国际地位构成了怎样的挑战？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梳理了国外媒体观点并采访了国际关系学界的相关外国学者。
外交话术暴露对华姿态矛盾
在此次G7广岛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多处内容提及中国。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公报强调了对华“去风险”的原则。与以往以美国为首的G7国家对华“脱钩”的经济政策相比，对华“去风险”的措辞变化引起了学界不少讨论。
一方面，不少学者分析称，以“去风险”的表述代替“脱钩”只是话术方式的变化，实则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意味着拜登政府对中美关系进行策略性的根本调整，也未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意欲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本质意图。若将“去风险”落实到极致，就等同于“脱钩”。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子学院院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Luís Antonio Paulino）表示，此次G7广岛峰会通过的联合公报通过强调对中国“去风险”的原则，旨在降低中国在全球贸易结构中的不可替代性，减少西方大国在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许多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并阻止某些芯片制造设备向中国出口，意在削弱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公报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存在，但前提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属地位，服从西方制定的规则。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系教授马科斯·科尔德罗·皮雷斯（Marcos Cordeiro Pires）向记者表示，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重返亚洲”及“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再到如今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战略调整措施，试图将中国从亚太及全球核心价值链中孤立出来。近年来，美国牵头成立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等排他性小圈子，并通过抵制中国芯片及半导体销售、反对华为推广5G技术等一系列措施缓解其对华“战略焦虑”。然而，长期而言，这些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将换来美国的“自讨苦吃”，它只会激发中国通过鼓励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维护技术主权，同时让美国彻底失去那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受益于中国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
另一方面，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从“脱钩”到“去风险”的外交话术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西方对华姿态的矛盾性。事实上，峰会期间，几个成员国都不同意采用“脱钩”的字眼来赤裸裸地对抗中国，他们普遍认为中国正在崛起且国力蒸蒸日上，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鉴于不同的经济利益考量，美国及其G7盟友在如何应对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的主导地位，以及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一直存在矛盾。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G7成员国并没有完全接受美国的立场和态度。
谈及这个问题，保利诺对记者表示，这种模棱两可的对华立场是G7内部分歧的结果，这一分歧充分体现在此次G7峰会联合公报内容的模糊性上。如今，大部分G7成员国已经意识到其与中国的利益往来不同于美国。一直以来，美国的对华“脱钩”战略是充满“冒险”和“战斗”元素的，然而，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对华态度更为平衡和审慎。今年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时表示，法国和欧盟不应在经济上与中国进行“脱钩”。德国总理舒尔茨此前也表示，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其他国家对华合作的借口。然而，遗憾的是，由于美国长期操纵并主导着G7这一“富国俱乐部”，即使一些成员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不一致，也无法摆脱听从美国“发号施令”的现实。最终，G7成员国对外宣称的对华“去风险”原则，可谓是二者经综合考量与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
“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实为拉拢政治支持
此次G7广岛峰会将所谓“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列为一大优先议题，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其宣称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联系的口号被认为是“虚情假意”。所谓集结了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国家的峰会，更被批评为除了象征性的领导人合影和措辞含糊的合作承诺之外，缺乏真正的实质性产出和具体的全球行动能力。
路透社刊文称，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迅速、潜力巨大，在经济领域对G7国家至关重要。例如，巴西是维持G7国家绿色工业革命所需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国。尼日利亚有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资源，能够满足俄乌冲突之后欧洲天然气进口激增的需要。与此同时，越南等国可以帮助G7国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
英国《金融时报》则评论道，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十分频繁，G7将其视作有待清除的巨大障碍。例如，印度一直从俄罗斯进口相对廉价的石油，巴西和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也在激增，而中国在拉美、非洲和东南亚建设了大量港口，并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资金。鉴于此，获得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将是G7长期面临的重大挑战，为实现这一点，G7需要兑现其许下的气候承诺，为较贫穷国家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和气候融资支持。
“G7国家总是善于作出承诺，更善于从不兑现承诺。在2021年6月于英国康沃尔举行的G7峰会上，拜登总统和其他成员国领导人作出了向全球南方国家投资基础设施的承诺——但这远远没有成为现实。同样，G7国家也曾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森林砍伐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样，峰会之后什么也未发生。”皮雷斯对记者称。
保利诺表示，全球南方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7试图加强与其联系的声明并非真正出于帮助这些国家的意愿，某种程度上是G7在意识到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中选择与西方立场对立后作出的战略调整。G7宣称的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联系，实为拉拢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多的政治支持者并提高其国际政治影响力的举措。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代表美国优先
G7广岛峰会强调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现今国际秩序的破坏者，G7“口中的规则”被学界谴责为“现实中的霸权”。不少国际媒体刊文称，历届G7峰会早已演变为西方国家干涉全球事务的议事厅。如今的西方不仅抱持冷战思维，还依旧存在殖民思维。
对此，保利诺谈道，当G7成员国表示意欲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时，他们应当进一步补充说，这一“规则”实为美国制定的“美国优先”规则——这才是所谓G7框架下“规则”的真相。基辛格在他1994年出版的著作《大外交》（Diplomacy）中谈及国际秩序时如此写道，在20世纪，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对国际关系产生如此强烈的负面影响。基辛格认为，二战后的许多大型国际协定和条约可以视为美国一国价值观的具体化。如今，美国及其G7盟友正在破坏自己曾经制定的一些规则。在他们看来，某些规则诸如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多边主义不再有利于自身霸权规则，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强权政治的发挥。例如，如果美国及其G7盟友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就无法对俄罗斯实施贸易制裁，也无法禁止向中国出售先进的微处理器或芯片制造设备。这清晰地表明，为何过去多年来，美国及其G7盟友总是不断地根据其主导的“小圈子”规则肆意改写国际体系的“游戏规则”。
皮雷斯向记者分析道，1992年，苏联解体不久后，以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首的美国鹰派势力为巩固冷战之后美国获得的世界主导地位，向全世界宣告：为维持美国霸权，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理应是“防止任何一个不服管教的地区大国主导一个地区”以及“防止任何工业化大国威胁华盛顿的利益”，这形成了深受美国政府推崇的“沃尔福威茨理论”。该理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执政时期加以强调和延续，即倡导通过军事武力保持美国长期主导的单极世界，遏制其他强国崛起的可能性并防止任何全球性大国的出现。当前，美国的国家安全决策仍深受“沃尔福威茨理论”的影响。
保利诺进一步表示，G7代表着一个摇摇欲坠的旧世界中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大国的利益，富裕国家却顽固地坚持让这一苟延残喘的旧世界继续存活。这一霸权体系反映了随着二战结束以及苏联解体等重大事件发生而不断演变的国际权力关系，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分量和政治影响力。伴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以及G20、金砖国家等新兴国际组织的出现，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美国等G7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已经成为一种束缚，其目的是阻止发展中国家成为把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世界格局日趋多极化的今天，构建包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作为主要参与者的新型国际秩序，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历史大势。
亟待加强国际治理机制改革
保利诺分析说，G7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曾占全球GDP总和的44%，但这一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如今G7国家GDP占比已降低至30%，且这一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可以说，以西方国家为首的G7自身无论是在引领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方面，都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与业已过时的G7相比，G20无疑是一个能够更好反映当前国际力量相互关系、更广泛凝聚发展中国家利益共识的国际组织。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与国际形势不确定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G20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视。因此，由G20取代G7，成为了众望所盼的必然趋势。不过即使在G20中，非洲国家的代表性也有必要加强。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形势下，G20极大地提升了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决策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然而，皮雷斯表示，G20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却无法深刻改变国际秩序，它仍然面临着如何兑现峰会承诺等核心难题。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金砖国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等地区组织在重塑并优化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更高效率。当前，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运作不佳的“危机时刻”，世界范围内主要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普遍不尽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二战之后成立的一系列主要国际决策机构的功能正逐步弱化，与其创建之时的目标初衷渐行渐远。例如，自2019年以来，美国多次行使一票否决权致使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持续受到阻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于长期处于美国和西欧的实际控制之下而表现欠佳；世界银行也未能履行其支持最贫困国家应对严峻发展挑战的最初使命。
保利诺也表达了相似看法，他遗憾地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全球性治理机构中的代表性，尤其是在金融和安全领域，与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崛起的良好势头及其庞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总数，都是不相符的。因此，各国应携手对现有全球性治理机构等国际组织进行广泛改革。
“尽管到目前为止，联合国为近80年来大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作出了卓越贡献，但它无法阻止美国这个二战后崛起的霸权国家随心所欲地支配国际体系规则，也无法阻止美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纵观世界历史，相比国际合作协议，帝国主义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留下了更深的印记，鉴于此，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均有义务致力于为国际体系还原其本应有的面貌。”保利诺如此总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