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批词汇，用以表达世间冷暖、悲欢离合。很多时候，从这些词汇中都可以窥见时代风尚、文化趣味的变迁。譬如，人们熟知的“同志”、“小姐”含义的嬗变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启。2012年借助网络风靡大江南北的“屌丝”也可作如是观。网络时代不断以加速度繁衍出新的语汇或刷新既有语汇的义项，据《凤凰网自由谈》栏目的报道，“屌丝”最早用于“百度贴吧”中“雷霆三巨头吧”针对“李毅吧”粉丝的恶搞，其后则裂变、增生出另外的含义。所谓“屌丝”，有些地区又称“屌毛”，原本是民间的习语，相比于“屌”的辱骂，用以表达对某人或某事的极度不屑。毋庸讳言，“屌丝”一语带有强烈的性暗示、性意味，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不雅的词汇竟然受到青年群体的大力热捧。关键在于，这种追捧不再用来对人，而是用来对己。何以他们乐于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呢？其中显示了怎样的青年亚文化心理？又凸显了怎样的时代症候抑或病象？

按照索绪尔的说法，每一语言符号都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构成。两者的结合是任意的，但这种任意性不能突破语言社会的约定俗成。就“屌丝”而言，它弱化了对自我之外事物的贬低趋向，而被青年群体作为描述自身的恰切词汇。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视为“屌”旁边的“丝”，“屌”与“丝”成了互相定义的他者。在“屌丝”们眼中，“屌”当然指的是那些“高富帅”，是那些“官二代”与“富二代”。当“屌”们与“黑木耳”尽享肉体之欢时，“屌丝”们则只有一旁干瞪眼的份儿。这既鲜明地勾画出“屌丝”在与“高富帅”争夺女性时的尴尬处境，也暗示了“屌丝”们根深蒂固的男权情结。“屌丝”出身卑微，因为“矮挫穷”而没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恋爱史可以炫耀，有女朋友的则经常难以满足她们物质攀比的虚荣心，说不定哪天就会饮下对方移情别恋的苦酒。传统剧本中富家闺秀与落魄书生私定终身的浪漫陈套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当“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渐渐成为众多女性的择偶观，落魄书生根本不会再有什么与富家千金亲密接触的机会。“屌丝”与“高富帅”的PK当然不仅仅是恋爱与婚姻，不仅仅是对女性的争夺，还有在升学、工作、晋升、地位、权力、金钱、荣誉等等方面，败北的结局同样没有一点儿悬念。因此，“屌丝”全方位涵盖了“苦逼青年”的致命弱项，被赋予普遍性意义的它有效标识了一大批在当今激烈竞争中处于先天性弱势的男青年，紧接着也把处于类似处境中的女青年包括进来。

我们生活在社会关系纵横交错的网格中，扮演着多面的角色：儿子、兄弟、学生、同学、同事、父母、领导、下属、朋友、敌人、陌生人、顾客、公民，如此等等。每一种角色都已形成隐蔽的成规，引导个体的认同，而一旦这种成规遭到挑战，必然会引发形态多样的焦虑。近现代历史跌宕起伏，无论是满清皇帝的下台，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大学的兴起，男女同校，男女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制的实行等等，都持续地引发了整个社会周期性的认同焦虑。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些焦虑最终都取得了好的收成。“屌丝”在短时内迅速赢得广大青年的认同，俨然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屌丝”的称谓是自我嘲讽，是自我的觉醒，是情感的宣泄，昭然显示出一批青年已经深切意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大致方位。“屌丝”是一种自我叙述，它和那些宏大叙述迥然不同，譬如“80后”、“90后”、 “初升的太阳”、“革命的后备力量”、“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等。作为小叙事，它使得大叙事显得大而不当，过于抽象、笼统；它提醒世人关注更为真实的世界，更加具体的生命存在，它以粗俗的风格张扬混合着焦虑及叛逆的反抗。美国哲学家理查德圠艿曾言，再描述可以使任何事情变得更好或者更坏，这个断言看似会引发相对主义危险，然而，主体维度的进入顿时可以将其消除。换言之，这是再描述对谁更好、对谁更坏的问题。毫无疑问，“屌丝”也是再描述，它对这一批终于能够认清自我的青年而言当然是好事，而对于一直力图把“屌丝”纳入主流叙述者及“屌丝”的他者“高富帅”来说则不免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一组二元对立明显将权贵阶层与非权贵阶层的继承性及对立性摆上桌面，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时钟的滴答声中悄然聚积着无名的能量。没有人可以预料其最大限度究竟在哪里，但必须明白的是，这种仇视的局面对于构建安定而和谐的社会始终是一个应予消除的隐患。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屌丝”与“高富帅”确实有过甜蜜的记忆，无论是“易水送别”还是“桃园三结义”都传为一时佳话。刺客荆轲甘愿为燕太子丹慷慨赴难，而卖酒屠猪的张飞、在逃杀人犯关羽跟汉室宗亲刘备三人发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虽然其情动人，但这依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仆—主子关系。鲁迅先生就此愤慨地指出，中国只有“坐稳奴才的”和“没坐稳奴才的”两种人，甚至痛斥写满仁义道德的历史每一页的字缝里都藏着“吃人”两个大字。不言而喻，这两种人与被吃者的主要成员是年轻的与年老的“屌丝”。换句话说，历史是“高富帅”们争权夺利的历史，而“屌丝”们不过是权力更迭中的道具、棋子和工具，既有高级的，也有低级的。这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暴力的过程，难怪瓦尔特本雅明要说没有一部文明史不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了。如果暴力的使用能够建立新的秩序，达到真正的人民共和，这才是汉娜阿伦特心目中革命的要义。唯有人民共和，才会尽可能减少权力的腐败，才不会或者尽可能少地滋生出“屌丝”与“高帅富”的体制性对抗。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认为“腐败堕落在一个平等的共和国比在其他任何政府形式都更为致命，同时也更有可能发生”。更为致命是因为腐败与堕落蚕食了号称平等的制度，而更有可能发生则应归咎于“现代和社会领域兴起之前，共和政府固有的这种危险，常常从公共领域中产生，从公共权力向私人领域扩张并践踏私人利益的趋势中产生”。从这里不难看出，“高富帅”实际上是凭借暗地或公然侵占“屌丝”们的利益而成就自身的。因此，为了扭转这种具有惯性的不良势头，唯一的办法“就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于照亮公共领域范围内每一个行为的光明，在于那种使进入公共领域的一切都暴露无遗的可见性”。[1]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绝对而缺乏节制的权力自然易于滑入绝对的腐败。

“公共领域”是一个外来词，无论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阿伦特还是其后对之进行详尽阐释的尤尔根哈贝马斯，他们谈论这一话题都有“资产阶级”的前提限定。但这并不妨碍人们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拿它来审视、解释遭受全球化影响的中国经验与中国问题。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2]照此标准，现如今“屌丝”们热衷的网络社区就可以算作网络公共领域，他们在这个虚拟空间中乐此不疲地针对权力的傲慢与偏见进行公开批判。“屌丝”们热衷于围观，热衷于向与自己同龄的“高富帅”们及其父辈们“找茬”，从而在惨杂着幸灾乐祸心理的正义立场上激昂陈词。而无处不在的网络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可以使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而在瞬间把一件事情变成一场网络事件。于是，“我爸是李刚”成了“官二代”横行霸道的代名词，杭州飙车案则催生出代表公权失范的“欺实马”，而“郭美美炫富”则直接导致中国红十字会的信誉狂跌。经过“屌丝”齐心合力的“人肉搜索”，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当事人在网络大众面前有如一丝不挂。太多假、丑、恶的事情经由“屌丝”们一步步网络的匿名追问而最终露出冰山一角或浮出水面。应该说，“屌丝”们对社会不良风气的批判经常能够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唤起日常现实中男男女女的驻足关注，起到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效果。不容否认，也有不少“屌丝”缺乏最基本的对话素养，出言不逊，谩骂撒泼，甚至网络约架，饱以老拳。“屌丝”们惯于对公共事件质疑，无止境的质疑。更为可怕的是，没有对生命的起码尊重：当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在他乡异国被犯罪分子杀害后，“屌丝”们一片惋惜与愤怒，然而，当媒体曝出该女生的家长身份为某党校教授时，“屌丝”们却转身拍手叫好。他们沉迷于正义的假象中，而对自己的集体性暴力不加反思。这些固然透露出政府公信力的危机，但同时也说明媒介理性与公共理性的重建刻不容缓。其实，哈贝马斯对公开批判的要求为既依赖理性又吹毛求疵，“屌丝”们往往专注于吹毛求疵，稀里糊涂地投入一腔热情，失去理性地以语言肆意狂欢，而这种热情通常持续不了多久，喜新厌旧的他们很快就会把精力投向下一个网络热点。一轮又一轮循环往复过后，一切又渐渐复归平静。

“屌丝”的称呼带有自贬，也不乏阿Q心态——这并非破罐子破摔，不思进取，而是“我是屌丝我怕谁”的一股“戾气”。尽管“屌丝”对“高富帅”满腹怨恨，但这种恨又夹杂着羡慕与嫉妒。矛盾而讽刺的是，“屌丝”们正在默默地朝着自己批判的方向奋力进发，看看每年的考公务员大军即可明白这一点。“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先贤孟子的教导一直带给后世“屌丝”足以逆袭的无尽动力。需要考查衡量的是，在一个庞大的政府装置日益被官僚主义侵蚀的现在，在一个各式各样“潜规则”盘踞的今日，在一个“拼爹时代”引起“屌丝”共鸣的今天，留给他们的人才流动空间是愈来愈宽抑或愈加逼仄。不难想见，绝大多数“屌丝”都是“陪太子读书”，少数“入闱”者在下一个关头迟早将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向往的逆袭不啻为一个美丽的肥皂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几许无奈，几许悲壮。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某些激烈竞争的当口，冒充“屌丝”竟然沦为一种时髦的伎俩。也许，这样的乔装打扮更能换取多数人的同情，这样的成功更能凸显成功者的坚忍不拔。真相的暴露只会换来更强的愤慨与更大规模的失信，此时，“屌丝”宛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注释：

[1][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第235-236页，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32页，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