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流经济学以高度抽象的形式理性为基础，以高度数学化的形式逻辑作推理，乃至得出了与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相差甚远的结论，从而也被嘲讽为“黑板经济学”。为此，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那些所谓现代经济学大师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的学术贡献，西方经济学人以及青年经济学子发动了一系列运动来摆脱主流规范的束缚。事实上，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根本上要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因果机理，而这根本无法通过数理的推导和数据的处理而获得，相反必须依赖于思辨性的人类思维。为此，劳森的超验唯实论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深入批判，并提出了探究本质的批判实在伦斯为。这里的几篇文章就此作一阐述。
【一】
“道”“理”之辨与经济理论的“发现”：经验实在主义与超验实在主义的比较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经济学中因果分析的认识论思考：超验实在主义与经济理论的“发现”》，《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
本章导读：经济理论研究的本质在于揭示“理”而非“道”。其中，“理”揭示了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而这种作用机理集中体现了某种因果联系上；相反，“道”主要体现了事物的外在形态以及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而这种功能联系主要体现在某种数据相关性上。显然，无论是内在本质的揭示还是因果关系的解释，都难以依靠经验实在主义加以归纳的。究其原因，归纳法有两个致命缺陷：一是运用经验范畴来去界定整个世界的“认识的谬误”，二是把人们经历或者基于人们可能的体验视为最核心的特征。相反，超验实在主义强调，要关注的不仅是事件本身，更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并且，它借助于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来从“表面现象”来探究“更深层的”因果联系。正因如此，超验实证主义更适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理论研究。
一、引言
一般地，理论就体现了对事物的系统认知，这种认知必须深入到事物的内在本质，要能够洞察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也即，理论探究就是要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探究显示这种机理的因果关系。然而，时下流行的计量分析往往只是得出一些统计上的规律，而无法真正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理。而且，计量分析本质上也不可能得出一般性理论，因而统计规律在应用上也就存在非常强的局限性。这一点哈耶克早就提出了忠告。事实上，经济学说发展史表明，人们对经济理论的反思和发展往往不是基于一次性的计量检验或孤立的少量反例，而是基于普遍的社会环境之变化。这也意味着，经济学的理论探索不能局限于具体数据的计量分析，而是要对那些长期熟视无睹的大量社会现象进行反省，思考其背后的基本规律或本质。既然如此，如何才能揭示隐藏在经济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和运行机理，如何才能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健康发展和完善？本文对此作一认识论的思考。
二、“道”和“理”的差异以及理论研究的本质
一般来说，任何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挖掘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运行之“理”，而不是解释事物的外在表现及其功能之“道”。例如，金岳霖在《知识论》中就指出，一切科学都是在探讨事物的内在机理，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的“理”。这种“理”也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而不是仅仅体现为表象间的功能联系。波兰尼则指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发现自然事实背后潜藏着的实在，……我目的要恢复实在这一概念，并且把它放到科学探究理论的中心位置。”[1]另外，何梦笔也强调，“任何理论都必须从基本的本体论假定开始，它为更具体的理论命题确定了框架。”[2]
为了更好地理解“理”的内涵，理解因果之“理”的探索对深化社会认知的意义，这里借鉴国学大师钱穆有关“道”和“理”两大概念的界定所以说明。
钱穆认为，“道”本身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庄子所谓“道行之而成”（《庄子. 齐物论》）。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计量和统计而发现了事物变化的规律仅仅是中国古代所谓的“道”，它反映的是社会事物的外在表象，是人基于经验对事实的感知，告诉人们是什么。而且，道可以有许多种，《中庸.三十章》说，“道并行而不相悖”。由此就可以得出两点认识，（1）基于统计发现的就是这样一个个孤立的“道”，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理”；（2）由于这种“道”是因不同人之行为所致的，从而就不能随意地把特定环境下发现的某个孤立“道”搬用到其他不同的场合，否则就会为反映特定表象的“道”所驱使。也就是说，实然的“道”是人类所创造的，它并非就是普遍不变的，也不尽然就是合理的。孔子说，“人能宏道，非道宏人”（《论语.卫灵公》）。正因如此，人不能墨守成规于一个“道”上，不能为一个个具体的“道”所羁绊，而是要借助知性思维去揭示多种多样“道”之后的“理”。
一般地，“道”关注的是事物的现实形态，致力于描述外在所表现出来的常然，进而揭示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及其反映的功能联系，集中探究“是什么”问题；相反，“理”关注的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要揭示不受外界影响的本然，进而揭示了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及其反映的因果联系，集中探究“为什么”问题。例如，朱熹就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3]显然，只有弄明白事物之“理”，才可能对了解事物的本质以及现象产生的因果关系。譬如，有翅膀的鸟会飞，这是体现当然一个“道”。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没有翅膀的飞机也会飞，而一些有翅膀的家禽却难以飞起来，这就需要探究产生飞的内在之“理”。同样，我们可以观察到苹果落地这个“道”，但同样可以发现气球会反飞向天空；因此，我们就需要揭示不同“道”中潜含的共同的“理”，通过探究人类形形色色的行为来发现经济学中相对于物理学中万有引力的“理”。
譬如，就农业的收成而言，早期社会往往将之与舞蹈等宗教仪式联系在一起，杰文斯将之与太阳黑子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且，两者都有历史资料记录的证据。那么，究竟哪个更合理呢？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太阳黑子群将释放出巨大能量，它被地球吸收而影响地表温度，而地表温度又会产生地震、旱灾、洪灾、虫灾、疾病等，从而会影响农业收成。在资本主义早期，农业收成和粮食价格是影响工业成本的主要因素，因而杰文斯又进一步将太阳黑子于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舞蹈等宗教仪式与农业丰欠之间却一直没有很好的逻辑支持。正因如此，太阳黑子说而非宗教仪式说更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进一步地，现代经济学又引入了预期而构建了现代太阳黑子理论，它强调了社会不确定性所造成了混沌效应。为此，米塞斯强调，“在我们科学的思考中，如果没有因果关系的范畴，我们所能做的就不会比日常的思考更多。”[4]
问题是，我们又如何发现事物之“理”、进而揭示事物的内在本质呢？一般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具有很不同的特点，因而两者探究内在本质的方式也存在差异。事实上，自伽利略以降，流行的观点就认为自然世界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从而通过纯粹逻辑推理就可以在自然现象中发现自然规律；但是，社会经济现象却具有完全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点，它不是外在于人类活动的。本质上，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识就具有双重特点：（1）它不能离开经验事实，（2）它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材料上。相应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就要通过超验思维使经验认知上升到理论性陈述层次，而这需要运用人类的知性思维。
一般地，正是借助于知性思维，人们就可以透过事物的表象而深入其本质，从而将经验和先验沟通起来，这也是方法论上的超验实在主义；而且，只有借助知性思维，人类才能将经验事实和超验本质、实然验证和应然规范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揭示事物内在的结构或趋势，从而促使经济理论的真正进步。相应地，社会经济理论也呈现出这样的双重特点：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任何理论都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从而不存在布劳格等人所坚持的那种以“进步”为标志的波普尔主义式的“科学”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经验材料的逐渐积累以及人类认知的不断深化，事物的内在本质就会逐渐显现出来，从而与本质相接近的程度就成为衡量经济学理论“进步”性的重要标尺。
进一步地，我们又如何识别本体论的合理性以及对既有理论进行检验呢？波普尔强调，理论必须通过对现实直截了当的描述来提出本体论的主张，这种认知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这需要后面的经验进行检验，但不能简化为是有用的还是无用的。[5]一般地，理论和检验的统一应该根植于关于实在的本体论的基本假设中，对理论的检验所针对的应该是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当有关实在结构的假定被证伪时，就不能再在同一本体论界定在构建出另一替代理论。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将理论的本体论思维转化为工具论思维，将经验事实的证伪转化为对辅助假设的否定，从而依然保留其基本理论。为此，何梦笔写道：“新古典理论的工具主义理解是为了让它的命题回避任何基于不同本体论基础的反对意见。”[6]这也意味着，在经济理论的发现和检验中必须清楚地区别实在本体论和逻辑工具论。
三、“理”的忽视与经济理论研究的肤浅性
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科学理论完善程度的一个显著标志就在于是否存在一个严格的逻辑，理论研究的关键就在于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如果不能了解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那么，我们所知道的就仅仅是一些就事论事的感官性知识：不仅对既存现象的解释往往是牵强附会的，而且对现象变动的预测更是难以成功。显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也是如此。然而，在当前经济学界，众多的经济研究往往只是停留在现象解释和功能分析这一“标”的层次上，而忽视了那些因具体的初始敏感性条件之微小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正因如此，这些经济学人所开出的政策往往反而误导了社会实践，以至经济学家在社会大众中的形象也似乎已蜕变成了某种夸夸其谈的江湖术士。这里举两例加以说明。
例1.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流行理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实证结果往往迥然不同，因而就需要剖析增发货币何以影响就业的一般机理。事实上，基于不同的思维视角和研究方法，不同的学者用以解释的机理也是不同的：如凯恩斯主义者乐于将利率视为政策作用的中间变量，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以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的传导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根据事物（或现象）之间的这种作用机理，我们才可以对实证结果作更深入的逻辑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数字之间的关系上；同时，不是仅仅停留在计量结论这一层次上，而是要通过计量结论发现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譬如，根据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利率传导机理：增发货币将导致利率的下降，从而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从而扩大就业。但显然，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因而就产生了问题：增发货币一定会导致利率下降吗？利率下降一定会导致企业增加投资吗？企业扩大投资一定会促进就业吗？
我们分析如下：首先，如果增发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那么名义利率反而是上升的，这只会导致整体物价的上升，结果非但不会扩大就业反而可能使得就业市场萎缩；其次，如果利率出现了下降，这也不一定会导致投资的扩大，因为这里存在流动性陷阱或者企业预期以及银行惜贷等问题；最后，即使企业扩大了投资，这也不一定会促进就业，因为这取决于企业扩大投资的类型：是追加机器等资本密集型投资还是劳动密集型投资。事实上，在1997～1998年间，中国央行曾连续8次通过不同方式降息或增加货币供应，但对扩大需求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的；同样，在2007年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央行连续15次通过不同方式加息或减少货币供应，却无法真正缓解中国经济的过热状态。由此可见，同样一项政策，既可以有利于增加就业，也可能加剧失业，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关键在于与其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对政策的影响则要通过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来解释，因而因果关系也就是经济学理论所要揭示的。
例2.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流行理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往往会孕含着其货币贬值的预期。我基本理由是：（1）经济发展需要进口大量的物资、技术，从而对外汇需要的增强；（2）由于中国投资建设的需要而对货币需求的过旺，从而中国社会货币供给也不断增多。问题是，在过去10年里，中国经济学飞速发展，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也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背反现象呢？显然，这就需要重新反思上述引起货币贬值的两方面理由：（1）当前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本主要是内源式的，而不是像刚开放时那样主要依靠外资；（2）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是外贸，正是通过出口的增长获取了大量的外汇资源。此外，迄今为止，中国所采用的仍是人民币结售汇制度，[7]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出口企业外汇留存并抑制了外汇需求，从而造成虚假的外汇“供”大于“求”的现象。
正是由于特定的发展路径和汇率体制，当前中国社会对外汇的需求并不强烈，相反对人民币却有相当旺盛的需求：（1）由于中国经济良好的发展形势，大量外汇以直接投资的形式流入中国；（2）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公司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同时，中国之所以可以通过大量出口获取外汇，也与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1）在信息社会中，生产技术具有高度流动性，因而中国产品的生产技术越来越接近国际市场水平；（2）尽管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远远没有达到刘易斯二元模型的临界点，中国工人的工资几乎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显然，传统的理论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变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可以自由浮动的条件下，但由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这导致中国经济的发展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以前实证分析的结果，相反，要探究经济现象之间发生作用的内在机理。
那么，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何往流于肤浅呢？很大程度上，这就与指导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维有关。事实上，自边际革命以降，功能主义逐渐支配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思维：它从外部关注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致力于分析经济现象的存在表现以及现象之间的功能性联系。正是深受功能主义的影响，现代主流经济学认为，科学仅仅是一种记录和数学化处理观察数据的“经济思维”或“简单”的方式而已，从而努力在观察数据之间建立精确的数字联系。正是在逻辑实证主义的支配下，现代经济学热衷于计量实证，热衷于用数字之间的功能分析来取代对事物内在因果机理的探究，从而就无法促进经济学理论的实质性进步。究其原因，逻辑实证主义支配下的经济理论研究存在如下两大逻辑缺陷。
第一，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注重所谓的计量实证，并由此发现了一些“统计相关”关系，但是，它根本上却无法揭示体现事物之间相互作用机理的“因果联系”。譬如，我们可以发现寒冷和感冒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但寒冷根本却不是感冒的原因；同样，尽管我们可以发现抽烟与肺癌之间的统计关系，却无法揭示吸烟导致肺癌的发病机理。事实上。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具有明显的工具主义方法论立场，从而没有提出任何本体论主张。例如，Kirchgassner就指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建构如“理性个体”等都被看作是组织经验研究的根据，并对之进行检验。[8]
第二，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归纳推理做了在一定程度的严密化处理，但它并没有真正解决“休谟问题”：（1）当检验结果与理论一致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理论被证实了，因为还有更多的事实并没有得到检验；（2）当检验结果与理论发生差错时，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原先的理论错了，因为经济理论所基于的条件根本上是不可重复的。在这里，我们就必须强化两点基本认识：（1）基于归纳法的经验主义根本上无法证实和证伪理论，从经验事实中也无法直接获得一般性理论；（2）通过引入和发展逻辑实证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归纳逻辑更趋严密，但依然无法完全解决归纳问题。
可见，尽管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关键在于能够揭示事物之间联系的内在机理，但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承袭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思维而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相应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现代经济学都呈现出严重缺陷：（1）它只注重事物之间的数字联系，而没有剖析产生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从而也就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2）它基于工具主义思维而导特定场合下的结论不适当地推广到其他场合，从而导致相应政策建议往往是指标不治本乃至荒谬的。当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还将这种方法论工具主义视为是对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继承，但实际上，波普尔明确拒绝方法论工具主义。
四、挖掘因果机理的认识论思考
经济理论需要挖掘现象背后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问题是，如何填补现象(事物外在的呈现表象)与本质(事物内在的本来面目)之间的鸿沟？又如何才能使人类的认知得以从经验的具体层次上升到超验的理论层次呢？在这个问题上，历来有两种主要的思路：唯理派强调基于理性推理，经验派则注重事实总结。但是，无论是基于事实的归纳主义还是基于推理的演绎主义或者两者的联合都无法为现象设计出因果机制：归纳主义存在由单称命题导向普遍命题的归纳问题，而演绎主义则存在假设前提本身无法解释问题。为此，皮尔斯提出了“外展推理”的概念，试图超越这两种方法的各自局限，其基本思路是：把关注点部分地集中在潜藏于一切因果解释观念之中的本体问题上。显然，这就涉及到人类有关事物的认知思维问题，涉及到理性在经验认知中的作用问题。
基于本体论对性质不同的结构和因果关系的类型进行识别是皮尔斯、杜威以及怀特海等发展的，但它可以追溯到洛克。洛克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力图创立一个博大的认识论，自此开创了经验主义流脉，并影响了贝克莱、休谟直到康德。首先，洛克区分了感觉和反省，认为感觉和反省为心灵提供了认识材料，而心灵有对感觉材料加工的机能，正是在这材料上的加工构成了复杂的观念；而知识是关于人类任何观念相符合或不相符合的知觉，知识不能超越我们观念的范围，比我们的观念更加狭隘。其次，休谟试图将经验层次的现象观察上升到概念层次的因果：“因”被定义为其后有另一物件相继出现的物件，“果”则是新兴的第二物件状态。为此，休谟认为，因果关系的本性有这样几个特征：（1）因果之被发现不是凭借于理性，乃是凭借于经验，也即，关于这种关系的知识，不是由先验推理得来的，这种知识源于经验；（2）结果不同于原因，不能从原因中发现出来，也即，结果不能先验地、简单地从原因中推导出来；（3）因果观念得自对象之间的某种关系，这种关系有三个重要特点：时空上接近，时间上有先后，并且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再次，在接受经验主义者的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和终止于经验的观点之基础上，康德通过知识划界的方式回应了休谟对科学和理性的挑战：一方面，他强调了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认为凡是超验世界的事物都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经验不是杂乱无章的感觉和表象，而是可以理解的有序的感觉和表象，这是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
其中，康德对理性思维的思索之深邃是前无古人的。康德认为，无论是极端理性主义还是极端经验主义都无法真正获得社会认知：（1）像极端的理性主义者如莱布尼兹、沃尔夫等那样，通过理性自身，没有经验的数据，注定要失败，因为纯粹逻辑并不能教给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任何东西；（2）像洛克、贝克莱和休谟那样的极端经验主义者也不行，因为外部事实从来没有完全地呈现于“心灵的白板”，它们只能依靠存在于人心的范畴的帮助才能获得知识，而这些范畴是超越于任何经验的。[9]事实上，一方面，康德接受了经验主义者有关人类知识起源于经验并终止于经验的观点，强调只有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由自在之物刺激的感官所引起的感觉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从而认为经验为理性概念提供了内容和形式；另一方面，康德又证明人类头脑中先天拥有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杂乱无章的感觉材料的普遍“形式”，并将头脑中的这种沟通结构称为“先验知觉”，它由直觉和理解形式组成：先验的直觉和外在感官将各种感官材料综合成时间和空间的秩序，然后综合的结果在范畴（理解力形式）的加工整理下就被带入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因果关系之中，因而整个复合体就统一在“先验认识”之中。[10]
在康德看来，综合的过程对所有有理智的人来说都是预先存在的和共同具有的，这种先验的综合能力给予人们提供经验和阐述自我经验存在的连续性；也即，先验的认识将所有的经验联系于思维的自我，而思维的自我则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连续的、存在的和运动的本质。显然，康德既不满足于理论理性的应用，也不满足于先验理性的思辨，而是试图用理性批判经验，用经验批判理性。为了克服极端理性主义和极端经验主义的困境，康德开始了他的批判三部曲。首先，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考察了理论的理性，集中探讨了理性认识问题，它通过对理性的纯粹推论的考察提出了将知性范畴运用于理性推论必然导致的二律背反，对那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抽象、先验理性提出了批判。其次，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考察了实践的理性，集中探讨了实践主体的道德意志问题，它通过对那些规定道德行为的“意志”的本质以及它们遵循的原则之考察而把人的主体性问题突出出来，从而对那种基于纯粹经验的实践理性进行了批判。最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考察了美学和目的论的批判，它努力寻求理性认识和实践意志这两个分割的世界的沟通，认为自由的道德律令要在感性的现实世界实现出来，其中介是反思判断力。
因此，康德的认知既带知性性质，又带理性性质，从特殊去寻求普遍的反思判断力按照“自然合目的性”来沟通认识与道德这两大领域，实现自然界的必然王国与道德界的自由王国之间的和谐。一方面，康德强调，先验逻辑必须立足于知识与对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思维形式，也即，人的思考必须以每一个经验为基础；另一方面，康德又认为，人类最高综合的先验认识就是意识到“我思考”，感性必须和知性结合起来，直观必须和思维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关于对象的知识。其实，康德提出的基本思维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立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此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正因如此，康德的认知思维往往又可以被称为超验主观主义，胡塞尔认为，“康德体系堪称是本着一种崇高的科学的严肃态度建立一种真正普遍的超验哲学的第一次尝试。这种超验哲学是在现在第一次被发现、唯一真正严格的科学性的意义上的严格的科学。”[11]
然而，后来的谢林等却依据康德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面，提出了“实证主义脱离形而上学而独立是否就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并公然宣称，“如果我们在经验主义和与其对立的绝对理性主义的先验论之间只有一种选择的话，自由的精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经验主义”。[12]这样，谢林就尝试将哲学改造成“经验科学的”实证体系。当然，谢林强调的“经验”并不局限于内在感觉和外在感觉的事实，而是强调不能停留在事物的概念和纯粹本质的探讨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真正的实际和存在。谢林的观点得到了黑格尔的认可和发扬。黑格尔区分了基于纯粹思维的理性和基于常识的知性，其中，知性设定了一个有限统一体的世界，这个统一体世界被对立统一的原则所主宰；但是，黑格尔认为，孤立和对立并不是事物联系的最后状态，而引入理性来“重建统一整体”。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认识自然和整个经验世界，研究和理解其中的理性，这种理性不是肤浅、暂时和偶然的形式，而是永恒的本质、和谐和规律。
在黑格尔看来，常识往往将偶然的事物现象当做事物的本质，从而主要满足于现实的规定的状态，满足于接受它们之间联系的和稳定的关系，而使得人们对仍未实现的潜在不感兴趣。但实际上，未实现的潜在并不像规定的感官客体那样同样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这需要依靠“纯粹思维”来理解，它从事物存在的偶然状态中区分出事物的本质。同时，纯粹思维不仅将理智的和物质的世界规定为联系的稳定的关系，而且假定为一个变化的整体，这种变化需要超越机械论来加以认识；相应地，黑格尔把实在视为一活生生的发展历程，并把一切实在和理性视为同一的。进一步地，黑格尔还强调，理性不仅表现在自然和个人中，而且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历史、权利、法律、习惯、道德以及伦理的义务中，每一个民族在演化中都有特定的使命，而当它完成了自己存在的目的后就会让位于更强大的民族。这样，黑格尔就得出了“强权即公理”论和“战争正义”说，这些学说引发了同时代的叔本华、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随后的尼采、柏格森、萨特等人的批判，他们否定理性主义崇拜而转向对认识重大问题的关切和思考，从而形成了19世纪后半叶风起云涌的唯意志论、权力意志、生命哲学、超人哲学、本能哲学、存在主义等所谓的后黑格尔哲学。事实上，黑格尔的“逻辑学”、“精神现象学”不仅是对康德“先验哲学”的回应，而且所走的道路依然是“先验哲学”，其绝对精神体系正是由逻辑推演而来的。为此，在一些学者激烈排斥一切形而上学的同时，另一些学者如赫尔巴特则重新从康德的经验主义思想中寻求哲学根据。这样，一股强盛的实证主义思潮就兴起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马赫的感觉论。
孔德确立了关于实证科学的哲学体系。孔德认为，人类精神或者哲理思考方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这三大阶段是历史演化的结果，而实证阶段正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最高阶段。一般地，神学和形而上学都相信，要取得绝对的知识和解释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可能的；实证主义却认为，要发现事物内在的本质是徒劳无益的。为此，孔德的实证主义主张，要致力于发现存在于现象之间的一致关系，用观察的方法来确定实质之间的不变关系就是研究的目的，如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就通过实证科学发现了光的普遍规律。正是受物理学和统治所有存在的必然规律的影响，孔德强调，科学以及一切合乎实证精神的认识论都只是叙述事实而不说明事实，只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只知其实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实证就是观察事实上的问题，而要获得实证知识，主要应该采用观察法、实验法、比较法和历史法。显然，孔德的论述将社会科学的研究引入了基于经验的实证主义时代，从而为早期实证主义奠定了基础，它视经验为科学的唯一可靠来源，归纳法则是获取知识的唯一可靠方法，而用不可知的实在论拒斥经验以外的事物，从而为科学划界。正是在早期实证主义的现象论基础上，马赫创制了一种认识论——马赫主义，它认为作为世界第一性的东西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而仅仅是由人的感觉组成的；因此，构成人类认识论基础的，不是公理和先验的真理，而是直接的纯粹经验。
马赫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对事实（也即人的意识内容）作完全的描述，而科学的惟一任务就是发现不能再进一步加以分析的感觉要素的联系，而不是用形而上学的预先设置的假设予以解释。当然，科学往往是从假设开始的，但马赫认为，这种假设仅仅是人们理解事实的临时的权益手段，是一种简洁描述，而会逐渐为直接观察所代替，即为经验或感觉现象所证实。同时，马赫又提出了思维经济原则：每一科学都包括或扼要地陈述了许多观察：概念和判断是各组感觉的简写的思想符号，是表述事实的速记法，规律不过是对事实的广泛而又精炼的陈述。进一步地，马赫将思维经济原则作为其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从而扩展了假设主义，而通过对假设主义的约定化又导向了约定主义；即，科学理论是科学家根据简单性质原则共同约定出来的一种假设，科学发展实质是约定或假说推翻的过程。马赫主义在奥地利、德国产生以后迅速在西方各国流行，为不少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接受，很快取代了早期实证主义哲学的地位。例如，阿芬那留斯就认为，科学理论记述经验之间相似和先后的关系，这种记述应遵循“费力最小原则”，即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记述经验的关系；而因果联系、实体原则则是费力的记述形式，从而应予取消。事实上，马赫主义彻底否定了经验以外还有其它本质的东西存在。受这些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根本否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根本否认自然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根本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以至于根本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把这一切都看做人的主观感觉、意见和符号。
然而，尽管实证主义的方法在历史上确实摧毁了许多神学和形而上学的幻想，并促进了自由思维的发展，但正如证伪主义指出的，基于经验的归纳实证分析永远无法得出一般性的命题，更不要说理论了。究其原因，实证主义舍弃了理性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放弃了依据对特定本质的批判去解释“事实材料”的途径。因此，随着对实证内含的逻辑缺陷的认知之加深，一大批学者开始对实证的分析思路重新进行了反思。例如，韦伯就强调自然科学的道路永远不能获得对人之行动的主观性的理解，从而试图在分析中凸显文化现象之意义。对实证主义更有力的批判来自实在论，其中心观点是，有一种外在和独立于意识、精神或经验的实在存在。实在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对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对，但它又与经验主义不可分割，如休谟的心理原子主义就对实在论产生重大影响。在大多数实在论者看来，抽象、概念和科学实质都可以追溯到感官知觉，而一个概念只有可以分析成源于经验的感觉材料时才去的有意义的资格。正因如此，实在论又与现象学联系在一起，它从康德关注现象世界的分析以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得到许多启示，德国的现象学将现象学的分析和对经验的描述同关注逻辑本质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学说方面充实现实了由柏拉图派生出来的实在论倾向。
现代现象学可以追溯到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心理学和梅农的客体论，但真正的创始人是胡塞尔，胡塞尔所开创的现象学对实证主义提出了最有力的批判。胡塞尔认为，科学应以全部存有者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范围不仅包括客观领域中的东西，也包括主观领域的东西，有关意义、价值和理性的问题都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实证主义却强调，科学无非是事实的科学，而把一切有关主体性的问题都排除在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由此科学观念也被实证地抽象为纯粹事实的科学。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不但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关系，也看不到客体的意义是由主体赋予的，更看不到客观的事实是依赖于由主体所建立的理论的。譬如，“这朵玫瑰花是红的”这论断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按照物理学理论，玫瑰花本身不是红的，只不过是折射了一定波长的光，这种光作用于人类特殊的眼球组织使我们感觉到它是红的。正因如此，胡塞尔强调，实证主义主张科学只应研究客观事实的观点是对科学之任务的限制，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实证科学的危机就表现为科学丧失了生活意义。因此，胡塞尔极力反对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批评它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虑的问题”。[13]同时，在胡塞尔看来，理论本身是通过人的理性建立起来的，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确定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是人的理性确定存在者的意义。正如他所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作为‘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最终的意义”。[14]为此，胡塞尔强调，与其把科学定义为“事实的研究”，不如把科学定义为“理性的启示”，关于最根本的和最终的问题的科学是决定一切其他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
显然，胡塞尔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或马赫主义的“感觉材料”，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有”；而且，意识经验的内容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而是与二者相关的意向性结构﹐从而离开了主张主体内在性的传统唯心主义，返回到原始的“现象”，即各类经验的“本质”。为此，胡塞尔通过对意向结构进行先验还原分析，分别研究不同层次的自我，先验自我的构成作用和诸主体间的关系以及自我的“生活世界”等等；他认为，现象学的根本方法是反思分析，在先验反思过程中存在着意向对象和与其相应的“诸自我”之间盘结交错的反思层次。也就是说，尽管需要注重对现象的研究，但现象学不等同于现象主义，现象主义把知识限制到不可达到的实在的现象的表现，而现象学则将哲学探索的真正课题定位为通过殊相而闪耀的理想的本质。正因如此，胡塞尔强调，研究思维的变革应该“从科学的客观主义，近代的、甚至数千年以来的所有客观主义，向超验的主观主义转变”，这种超验主义与把世界看成自明而必然的客观主义相反，他认为，“现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15]
胡塞尔之后，现象学为舍勒、海德格尔以及萨特等人所发展，但逐渐滑向了非理性的存在主义。不过，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还是为越来越多的学者继承和发扬。例如，海德格尔就强调，实证科学和纯粹思辩科学并非对立的，因为“中世纪的科学和古代的科学也观察事实……，至于近现代科学这一方面，它亦是根据一般原则来进行的”；而且，海德格尔认为，就形而上学的观点而言，它们也是不可比的，我们不能根据流行的进步观点来断言，近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因为“希腊人的科学从来不是精确的科学，这是因为，它实质上不可能是精确的，亦不需要是精确的。”[16]进一步地，海德格尔提出把近现代科学界定为“一种实在的事物的理论”，强调“理论”在这里并非是真理的被动的沉思，而是一种积极的创设或实在的事物付诸成形；为此，海德格尔提出一种沉思的思维，以便研究避开计算思想目光的那种不可计算的东西，在他眼里，这种不可计算的东西是最值得研究的东西，因为它涉及或呼喊到了处在其存在自身之中的人。
20世纪60年代以后，舒茨将现象学应用到社会科学之中，强调现代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不适用性。在舒茨看来，经验主义存在这样的矛盾：一方面它坚持科学中的经验实证原则，另一方面却因无法证实而否认“其他人的心智”之存在。舒茨写道：“难以理解的是，相信不可能之呢购买其他人心智的同一批作家，竟然如此相信可验证性原则，而这一原则只能经由他人的合作才能实现。”[17]为此，舒茨将胡塞尔的现象学、韦伯的行动理论以及互动理论结合起来，强调科学如果要成为“严格的”科学的话，那么，与其说表现为逻辑及数学之形式上的严格性，还不如说阐明科学的起源和科学受到“预先给予的东西”的世界的制约，而科学就是从这一世界产生出来并获得与它之中的。同样，新现象学的创始者施密茨在批评胡塞尔过分偏重先验的心灵形而上学倾向以及建立在先验还原和本质还原之上的明证性概念的同时，也主张将理性与经验进一步联系起来，认为现象学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出联系，开掘角度”，要“将被自然科学上受三次浪潮鼓舞的还原主义所简略了的经验基础，重新扩展到它们本来具有的那种丰富多彩性”。[18]这些思潮都几大地促进实在主义思维的勃兴。
五、探究因果机理的超验实在主义
上面的分析表明，在人类如何保证从现象中获得的知识能够真实反映其本质这一问题上，康德强调，理性思维和经验事实是不可分离的，人类的全部知识就是源于经验的理性化或者理性的经验化。为此，他提出的一整套为人所知的“先验的”知识体系，这种先验既指先于经验又关乎经验，它考察的是经验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显然，这一思想也为胡塞尔所继承，他既不是那种寻求先验自我的神秘主义者，也不是局限于表象的唯实论者。为此，胡塞尔一方面反对基于形而上学的概念体系，另一方面又反对局限于局部数据的实证描述。在胡塞尔看来，要透过现象探究事物的本质，要不带偏见地将“现象还原”，从而获得纯粹的感知；而这种感知不仅来自于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在经济学界，康德、胡塞尔的认知思维也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以及当代科学哲学家巴斯卡(Bhaskar)和劳森等人所继承：米塞斯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发展出了先验的人类行为学，巴斯卡和劳森等则借鉴康德使用的“超越”(transcendental)一词发展了超验实在主义学说(transcendental realism)。这里进一步作一阐述。
米塞斯吸收了康德认识论的三个重要思想渊源：一是先验的公理和人心的逻辑范畴，二是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了解个体，三是通过行为的途径来了解外部世界。并且，米塞斯将这三方面的重要观点应用到经济学中来说明人类行为学是如何可能的，从而试图为其寻找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正因如此，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与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存在重要区别：一方面，他反对一元论的实证主义，批判那种用物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并宣称这是唯一“科学”的思潮；另一方面，他否定多逻辑论的历史主义，批判历史主义强调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而否认人文学科存在规律的思潮。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主要回答这样几个关键问题：（1）为什么行为学公理是先验的？米塞斯认为，人类选择一个目的并求助于某些适合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一作为一切行为学命题之出发点的行为学公理是通过每个人的内省而为每个人所知的，人们并不是通过经验来获得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这一行为学公理，因为人们不可能完全不依靠行为或者不依靠思考而去“经验”。（2）为什么行为学公理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这是因为米塞斯试图使行为学公理能够架起先验理论与现实世界的鸿沟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意选择，因而行为学公理既与经验无关又与现实世界中的人紧密相关，既是先验的又能向我们传达外部世界的知识。（3）为什么先验的行为学公理演绎出来的命题又是对经验实在有效的，而且不需要经验的证实或证伪而宣称普遍有效？米塞斯认为，每个行为都涉及在各种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所有的行为都是有效的利用可用的手段来实现可达成的目标，因而行为的基本规律是经济原则，每个行为都要受它的普遍约束，这既不需要经验来证实也不需要经验来证伪。[19]显然，米塞斯的人类行为学试图将经验和超验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对康德认知作进一步条理化努力的是巴斯卡和劳森，他们发展出了超验实在主义；其中，“先验”表现出了其思想对康德哲学的部分继承，而“实在论”则表明了与康德哲学的不同。同时，这种超验实在主义与“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相结合又形成了“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显然，批判实在论就具有这样两方面的特点：“批判”体现了其哲学的总体特性，而“实在论”则表明批判实在论尚属于实在论阵营；有学者就认为，批判实在论是继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之外的社会科学哲学的“第三条路”。巴斯卡所持的基本立场是本体论和本质主义，它强调，科学的真正目标在于揭示深层的因果机理，唯有它才是可变事件背后的基础并最终产生现象的规则。劳森则进一步将之引入到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并提出了社会本体论；劳森强调，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目标是确认所观察事件背后的深层结果和根本的因果力，而决不限于发现事件表层的“恒常关联性”。
为此，劳森提出了两种实在主义：经验的实在主义（expirical realism）和超验实在主义（transcendental realism）。一方面，劳森把那种关于现实有关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知识的观点称为经验的实在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按照这种经验实在主义，如果特殊性的知识被限制在经验中的原子实践中，那么，一般性知识包括科学知识的惟一可能性就是对按这种形式的事件规律性的阐述：“只要X事件发生，Y事件就发生”，这也正是休谟和实证主义对因果规律的描述。但是，劳森认为，这种逻辑实证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举例说，一个大棒可以用来打击并因此而可以清扫一块不满灰尘的旧垫子，那么，是否我们用这个棒来打击玻璃以清除玻璃上的尘埃呢？显然，如果我们让“大棒清扫窗户”理论接受检验，那么，结果必然是每每获得破碎的玻璃。另一方面，劳森提出了代替经验实在主义的超验实在主义，它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组成的，而且是由（不可减小的）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观察到，但却构成了我们经验中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譬如，世界也不仅是由“表面现象”所组成的，如皮肤病、幼犬长大以及英国相对较低的生产率增长等，而是由这些现象背后并控制着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机制构成，如分别由病毒、基因方式以及应该工业关系体系等构成。显然，仅仅停留在对实际的事件的认知或者由此而来的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现实表达的人类知识是不够的，相反，认知事物和现象必须探悉它所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基本结构、内在机理、相互力量和发展趋势；究其原因，左右事件的动因虽然必然地通过事件或在事件内“起作用”，但却很难直接被看到。
在劳森看来，经验实在主义犯了两个错误：（1）运用经验范畴来去界定整个世界，强用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去完成本体论的任务，这就犯了巴斯卡称之的“认识的谬误”；[20]（2）认为被人们经历或者给予人们可能的体验是现实的一个最核心的特征，从而忽略了将某物归于真实的因果标准，而只承认经历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相反，超验实在主义认为，世界是由有结构的对象组成的，并且是由非传递的对象组成的，有结构的就意味着对象不能缩减成经验的事件，而非传递的意味着对象的存在和行为是独立于关于它们的认识的；因此，它首先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理、力量和趋势。显然，按照超验实证主义的观点，科学的目标在于阐述决定表面现象的结构或作用机制，因而规律或规律陈述表达的必定不是事件的规律性，而是对这样的结果及其作用方式的准确描述；而且，如果在研究中事物表象的内部机理和结构很少得到表露，那么，这种作用就体现为一种趋势而不是现实，它是关于一种结构或一件事情及其运作方式的一个超事实的说明。问题是，如果有关事物结构和机制的知识独立于事件或对事件的认识，那么，这种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劳森认为，知识是（更深一层知识的）产品的一种生产手段，而科学应当被看作是一种持续的有改造作用的社会活动；只是一种社会产品，是运用先前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的——虽然也有一个持续的与其（非传递的）对象相互磨合或相互作用的过程。显然，根据劳森对经验实证主义和超验实证主义的区分，经济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解释这种内部结构和机理，而不仅仅是经验性的实证分析，经济学理论的发现和检验也不可能简单地依靠计量分析；因为当前源于实证主义的那种计量分析大多是基于事件之间的功能联系，它不可能发现病毒、基因以及工业体系这些内部结构。问题在于，如何挖掘这种内部结构和机理？为此，劳森的主要推力模式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回溯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它借鉴了由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提出的溯因推理(abduction)。皮尔斯认为，无论是归纳法还是演绎法，都永远无法创造出任何可能的思想，而溯因推理则是对归纳和演绎这两种传统方法的补充，它试图通过用一种新的概念框架来观察和解释事物，从而对事物作出新的解释。事实上，科学的一切思想都是通过溯因推理的方式获得，溯因推理有助于把握知识的创造和知觉的火花，点燃吸纳事实的火种。皮尔斯写道：“溯因推理的启示闪现于我们目前。它是一种调查活动，尽管是极有可能错误地洞察。确实，我们头脑中以前有过不同的假设，但是，正是那种把我们原来从未想过要放到一起的东西结合起来的想法，在我们的冥想过程中带来新的启示。”[21]进一步地，回溯法则以批判实在论的多层实在论为基础，从可经验观察到的实践出发去发现客观存在的非经验的或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从而直接从现象层次抽象出相关的因果机制；即，从某些有意义的现象的一个概念到导致给定现象的某些完全不相同类型的事物、机制、结构或条件的一个概念的运动，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例如，我们观测到个体行为兼具利己和利他特性并产生程度不一的合作，基于“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行为表现出这种特性，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出理论：人类行为遵循“为己利他”行为机理。正是基于这种溯因推理，我们可以把各种相互联系的东西放在一起，通过思维转换和融合而对事物的内在结构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除了巴斯卡、劳森等关注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外，梅基、汉兹以及博伊兰等人也重视经济的运行方式，关注内在的因果机理等，如梅基的真实本体论就强调成熟的经济科学应当确认关于经济师接运行的方式的近似真理，而博伊兰等提出了整体因果论。其实，按照法夫罗的说法，检验一门学科是否是硬科学有两个标准。（1）内部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即使有可能对功能解释模型进行可接受的再解释，因果解释模式也被赋予优先的地位；也就是说，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首先必须阐明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探明事物之间作用的内在机理。（2）外部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研究对象的可控制性和实验的可重复性在科学发展史上被赋予了优先地位，以致于“硬科学”和“实验科学”往往作为同义词出现。显然，由于经济学在进行实验室检验上面临许多困难，因而经济学要像其所声称的那样具有“硬科学”的特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经济学理论的检验更重要的是依据内部标准，要解释因果机理，并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逻辑体系。[22]但是，这种内部标准绝不等同于形式逻辑，正如劳森指出的，“科学研究的首要目标绝不是阐明/预见事件，而是认识和理解支持并控制事件的力量和趋势等。而这种认识是政策分析和有效活动所要求的全部。比方说，医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不是预测病人皮肤上的病斑的形式，而是辨明引起这一状况的病毒或原因，并开出有效的治愈药方。”[23]
可见，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理”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这是在作一般性的理论构建时必须引起注意的，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在这点上犯了错。事实上，门格尔在经济学界很早就以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方式坚持认为，要理解或者解释真正的经济现象，就必须深入到浮浅的表面背后，并试图去理解其中隐藏的本质；为此，他对历史学派的经验主义立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认为基于事实的描述是非理论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门格尔提出了基于两个公理的特殊方法：（1）隔离方法，将现象的本质方面分离出来，而忽视非本质方面；（2）把基本现实分解成最简单、最典型和最持久的因素。正是基于这两个公理，门格尔认为经济学应该关注人类生活中同经济活动相关的方面，永恒的理论基础是有经济意识的个人，并以个人活动来解释国家和制度现象，这也正是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伦的思想基础。然而，门格尔的上述两个公理也存在缺陷：一方面，我们究竟如何探究本质？经济人假设将一切伦理因素都排除出去了，但人身中的社会性因素是偶然性的吗？另一方面，为什么最简单的元素一定要被看作是最典型的？“为己利他”行为机理难道不比“经济人”行为机理更典型吗？所以，霍奇逊说，门格尔“把代表性的元素是最简单的元素这个有争议的假设和另一个更有问题的假设组合在了一起，这另一个假设就是个人的概念正合需要”。[24]正是由于门格尔强调的本质是原子论式的、个体主义的社会存在，这又为自然主义思维渗入进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但显然，它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体论问题。
五、简短结语
理论根本上要揭示“理”而非阐述“道”，而逻辑实证主义在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方面内在着严重的逻辑缺陷，这导致现代经济学日益形式化和肤浅化。既然如此，我们如何才能推进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呢？第一，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必须来自经验，需要有历史实践和日常生活为依托。布劳格指出，“从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现有的实践，是为了更好地将归纳作为获得知识的一种形式来加以利用。”[25]也即，理论不能脱离历史提供的经验事实，离开经验事实，理论就成为纯粹的先验推理，就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封闭阐释学。第二，理论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是要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要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在因果机理，这也是前面强调的探究事物本质的基本要求。这种内在本质尽管往往是不可直接观察的，但可以通过其他表征而显示出来。例如，万有引力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苹果落地，从而可以认定万有引力实实在在存在于苹果落地这一可观测的现象背后。第三，由于生活现象与自然现象存在本质性的差异，因而两者的研究方法也是不同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存在相对严格的规律，因而可以首先提出一套假设和推论，然后借助物理的实验方法控制参数的变化来研究它的严格规律性，最后依据实验结果来证实或者证伪我们的理论假设。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却不存在自然科学严格意义上的规律，不存在自然世界中严格普遍的因果关系，没有可以重复的实验数据，势必存在有些无法通过外部手段来了解的因素，这就要充分利用人的知性思维。[26]
一般地，从直觉形成到理论阐发之间的“飞跃”必须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这种知性思维有助于将对周围种种特殊事物或现象的知觉认知它上升到一般问题的想象，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斯宾塞就指出，“假如牛顿没有对地球物质的性质进行任何事先的调查，就立刻开始研究太阳系的动力学，花费若干年取观察太阳系，记下它的各个星体的距离、体积、周转时间、轴线倾斜度、轨道形状、摄动，等等，然后对这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结果进行细心思考，引出对星体运动的物理解释，那么他也许思考了一辈子也不能到达真理。”[27]正因如此，存在主义观点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用纯观测性语言描述客观世界里所观测到的现象，二是用正确的理论去发掘引起这些现象的隐藏的本质机制。一般地，经典经验主义只承认前者是真实的，但正确理论中的理论性术语指的正是隐藏的不可观测的存在，正是这些内部机制的存在引起了那些可观察的现象。[28]显然，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不可观测的内部机制的过程就是理论化的过程，也是人们形成一般性的系统认知的过程，从而也是人之知性思维发挥作用的过程。
因此，理论研究来自经验但又不停留在经验。事实上，经验主义仅仅把科学知识局限于可观察的范围之内，而拒绝接受那些不可观察的存在；相反，理论探究应该把经验和先验结合起来，而这就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一般来说，知性是人类区别其他一般动物的一个重要特性，人类行为而不是仅仅限于对经验的模仿。例如，马克思就曾写道：“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9]尤其是，对那些致力于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学者来说，他并不需要亲自去做艰苦的经验材料的收集工作：（1）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种工作，（2）个人的直接经验材料往往是有限而片面的。事实上，正如罗素指出的，“事实的积累是一回事，事实的整理是另一回事。当事实是大量的和复杂的时候，对一个人来说，两者都做到几乎是不可能的。”[30]在很大程度上，对理论经济学研究者而言，他只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对其他专业人士收集和提供的各种经验材料进行梳理、比较，才可以将这些经验材料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这种理论探索路经也是科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如开普勒定律就是建立在第谷.布拉格的观察基础上，马克斯韦尔理论是依据法拉第试验，爱因斯坦学说所根据的观测也不是他自己提供的。
可见，科学理论本身体现为对事物之实在结构的认识，这种认识源于经验直觉，同时又经过人类智性思维的整理。这也意味着，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需要借助于人的知性来沟通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需要将抽象演绎和具体归纳结合起来。正如康德指出的，理性要不可避免地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这种超验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先验的，而是介于经验和先验之间，是沟通经验和先验的中间状态。其实，波普尔所讲的世界1就是基于经验感知的物质世界，而世界3则是先验的精神世界；只有通过超验思维才能形成波普尔所讲的世界2，从而沟通世界1和世界3。同时，由于受时代和个人视野的限制，任何人对实在结构的认知又不是完全的，因而科学理论又是一种对实在结构的本体论假定。何梦笔写道：“我们的理论必须包括人类自身，因此必须包括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对世界的看法——当然，包括本体论的看法。人类的心智必须是经济学的任何本体论所必要的部分，本体论包含着一种与本体论的反思关系。没有办法将科学观察者从世界中排除掉”。[31]为此，何梦笔引入了有关心智和世界“二重实在”的“二重本体论”，它强调，心智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但同时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知道着包括科学观察者在内的人类行为，例如，波普尔的世界3就是一种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从而被赋予了想象、概念和理论等本体论地位。
【二】
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从经济直觉到经济理论及其检验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数理逻辑的缺陷和经济直觉的意义：全球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学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9期。
本章导读：良好的经济直觉是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经济直觉不等于数理直觉，它的合理性不是依赖于形式逻辑的证明，而是源于广博的社会科学知识。同时，从经济直觉上升到经济理论，需要经受内在的推理逻辑一致性以及外在的经验事实相容性的检验，这种内在的推理逻辑也主要是指人的行为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日益舍弃了经济直觉的培育而热衷于数理逻辑的推演，并将封闭系统里获得的逻辑结论当作真理而应用到实践中，从而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一、引言
当前，现代经济学界几乎成例如数理经济学家的天下，数学运算和计量工具成为经济学专业训练的核心内容，数理建模和实证分析也成为经济学人的主要工作。问题是，这种研究取向果真增进了人们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以及提高了人们对社会实践的能力了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金融衍生品，而这些金融衍生品则是数理金融学家们按照严格的数学结构和数理逻辑创设的。何宗武写道：“只要财务过程能设定均衡条件且解出相关参数，这个商品就可以被规划一个市场然而上市。政府和国际组织规划许多的金融制度，其中所界定的游戏规则，也是以市场运作的数学条件为基础。”[32]
在一些主流经济学人看来，只有经过数理证明的结论才是正确的，而且，人类社会也必然且应该朝模型所设计的方向发展。否则，这个世界就太糟了。但经济危机的爆发表明，现实世界恰恰与这些数理模型所揭示的状态相差甚远，那么，难道是人类世界错了吗？其实，经济学说发展史也表明，那些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的学者几乎都对经济发展持有乐观主义态度而无法发现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更无法预测经济危机的到来，如杰文斯、费雪、凯恩斯、斯科尔斯、默顿、泽尔腾等在经济危机中都曾损失巨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极力排斥的西斯蒙第、马克思以及凡勃伦等人却都预见到了经济危机，他们凭借的不是严格的数理推导，而是深厚的历史知识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直觉。[33]
一般地，当理论得不到现实经验的验证时，就表明理论本身存在缺陷，它没有真正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当社会现实一再与理论出现背离时，就表明理论思维出了问题，就应该对理论思维作系统性的反思。譬如，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在一系列非现实的前提假设下通过数理逻辑以获得种种结论并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但周期性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却明显“证伪”这些理论，从而也必须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维进行反思和修正。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似乎并不因此而对现代主流经济学稍加质疑，反而依然继续他们的数理崇拜，依然孜孜于数理逻辑的证明，而置明显的经济问题于不顾，甚至刻意地贬低经济直觉的意义。
那么，这些经济学人为何会置明显的社会事实于不顾呢？根本上在于，他们受数理方法的羁绊而丧失了直觉。林毅夫曾指出：“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直觉是本，数学工具是末。在经济学的教育上，不能舍本逐末，在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时，更要强调经济直觉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经济直觉是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把握和体悟而来的，文科的学生在直觉的培养上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数学底子不厚的文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见得就吃亏，更何况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并非得用数学模型才能阐述清楚，因此，即使数学不强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34]为此，本文基于研究目的这一角度来对数理建模和经济直觉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作一比较分析，并进而探寻经济直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途径。
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直觉基础
一般地，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为了发现现实中的问题结症并提出根本性的解决之策，从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事物表象的关注，不能仅仅分析数字之间的功能联系；相反，要深入现象背后的事物本质，要揭示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那么，人们是如何发现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相互作用的因果机理？是基于变量数据的计量结论吗？抑或是基于数理模型的逻辑推理呢？一般地，数理模型往往需要依赖于一系列的先验假设，它只能抽象地表达一些简单的社会现象，而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并不适合用纯粹的数学逻辑来表达；同样，计量模型仅仅显示过去的历史事实，它无法揭示现象或数字背后的“实在”，就像人类无法用肉眼“看见”构成物体的那些原子、分子一样。也就是说，基于逻辑实证主义的数理建模和计量分析尽管有助于认知的系统化、严密化和逻辑化，但它们根本上无法揭示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无法揭示事物之在的因果关系。
那么，人类是如何形成对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因果机理的系统性认知的呢？一个根本性因素就是人的知性思维，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将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经验实在上升到超验实在层次，从而将具有朦胧性的经验知觉提升为清晰的科学理论。事实上，人类与动物之间一个重大差异就是，人类具有思辨逻辑的知性思维。知性思维首先表现为在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会形成对现象背后的直觉，这种直觉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行为或能力；其次，当这种直觉被大量的经验事实进一步证实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之后，人们就会借助于人类发展出来的一整套科学分析工具来对之进行逻辑化、系统化和严密化，从而最终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学理论。正因如此，良好的直觉就成为所有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没有好的直觉根本不可能成为好的理论家、科学家，而最多只能成为应用性的分析师或工程师。
一方面，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阶段都面临着如何提出一个理论或假说问题。爱因斯坦在《物理学的进化》中强调，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方向看旧问题则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那么，这种理论或假说又是如何提出或发现的呢？这往往是基于主体的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推理，研究者内心所释放的某种直觉或者灵感往往会极大地增进我们的知识。例如，波普尔在《科学方法》中写道：“设想或创立一种理论的行动，既不要求逻辑的分析，也不受逻辑分析的影响”，相反，“每一种发现都包含有‘非理性因素’，或柏格森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爱因斯坦也以类似的方式谈到‘探索那些高度普遍性的规律……通过纯粹的演绎，从中就可以获得世界的图画’。他说，‘获得这些规律，并没有逻辑的道路。只有通过直觉才能够达到，而这些直觉都是建立在某种类似于对经验对象的理智之爱一类事物的基础之上的’。”[35]究其原因，我们所面对的毕竟是经验世界，获得的知识也只能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之上，是对经验认识的升华。
另一方面，直觉形成后又要借助人的知性思维而上升到理论层次。一般地，任何科学理论都首先源于对周边种种特殊事物或现象的知觉认知，在借助于知性思维而将这种知觉认知上升到一般问题的想象，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事实上，这体现了洛克指出的有关人类观念的两个渊源：（1）直接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可感觉的性质；（2）反省或内在的感觉，它为心灵提供关于它自己活动（诸如知觉、思维、怀疑、信奉、认识和愿望）的观念。显然，这对研究者提出了这样两大要求：（1）要对周围发生的现象具有高度敏锐性，对社会现象有全面而充分的认识。试想：如果对周围的常识都熟视无睹又如何形成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呢？（2）要能够深入到纷繁芜杂的现象背后进行思考，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局部数字或个案调查之实证。正如费耶阿本德指出的，“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历某事失败的次数和拥有证实某种不可能性的次数远远多于科学家有意识所做的实验次数时，我们完全有理由纠正甚至停止这样的实验，在直觉的帮助下发现原理。”[36]事实上，尽管绝大多数学者所面临的事实都是相似的，但他们得到的结论或者由此产生的认知却极不相同，这也就源于知性思维的差异。所以，米塞斯很早就指出，“重要的不是资料，而是处理资料的大脑。伽利略、牛顿、李嘉图、门格尔和弗洛伊德得出他们伟大发现所用的资料是他们同时代每一个人和许多前几代人都拥有的。伽利略肯定不是第一个观察到比萨大教堂中吊灯摇摆运动的人。”[37]
基于上述的分析可知，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推崇的数理逻辑和计量实证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根本。事实上，任何理论研究都首先需要有一定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根本上依赖于直觉，然而再借助于人的知性思维和一定的逻辑体系将这种直觉上升到理论层次。例如，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实地观察”过大自然进行选择的过程，也不知道遗传的现象及其机制；但是，他却基于其丰富的博物知识，加上不断的思索而悟出了“物竞天择”的演化理论，而这种演化机制的剖析则留给了孟德尔等人提出的基因说以及变异说来完成。而且，直觉和知性思维这两者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更为凸显：（1）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在直觉产生上存在很大差异：它主要不是建立在于天性禀赋的基础之上，相反，更主要是深入思考的结果，而思考又是建立在深厚知识素养的基础之上；（2）目前信息网络的发展已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迅速而广泛地放到我们面前，对现实的了解已不再像以前那样主要依靠直接调查获取的经验，而关键在于从这些大量现象中可以获得什么认识，这显然更需要发挥人类的知性思维。
林毅夫写道：“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是先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了直觉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再用比较严谨的逻辑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惟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而且，靠数学模型是难于提出有用的理论的，因为只要约束条件不同，数学模型是可以推论出任何不同的结论的。”[38]事实上，经济理论的形成根本上不是源自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所崇尚的那种案例的或实证的分析，也不是源自在特定前提假设下的逻辑推理；相反，它需要研究者尽可能地拓宽知识、扩展视野以形成具有敏锐性的直觉，然而在借助分析工具将这种直觉条理化、系统化。不幸的是，当前甚嚣尘上的数理经济学者和计量经济学者的研究取向却完全与之背道而驰：他们往往对周遭的现象熟视无睹，甚至在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基本常识都不甚了了的情况下就开始沉迷于数据处理，试图通过解密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获得对社会事物的真正洞见，但这不亦难乎！
三、“卢卡斯的直觉”之认知误区
关于经济学中的经济直觉与数理逻辑的比较，我们从一个有关“卢卡斯的直觉”的故事谈起，这个故事也在当前的青年学子中广泛流传。卢卡斯和普雷斯科特都在卡内基梅隆教书的时候经常一起合作研究，有一次卢卡斯自己想一个问题，模型已经建立起来以及大概的想法也已经有了，可是因为数学上的困难而始终没法把模型解出来，最后他想起了普雷斯科特，准备和他合作把这个研究继续下去，于是跟普雷斯科特讲了自己的想法和模型的设定；但是，后来由于担心数学更好的普雷斯科特将这个直觉思想证明后直接署上他的名字就去发表，于是，后悔的卢卡斯疯了一样在那个周末把论文写了出来，虽然没法解出模型，但还是凭直觉写下了很多定理，不幸的是，卢卡斯在那个周末写下的定理最后被证明全部都是错的！
于是，一群青年学子就开始议论说：这个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他最高产的研究时期，他在一个研究中最初的经济学直觉竟然都被数学证明是错误的，这个事实显然证明，没有数学的帮助，即使有一个极度聪明的脑袋，非常好的直觉以及对经济深刻的观察，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相反，数学能让我们超越人脑天然的局限，用一种抽象和严密的方式，超越我们天然的直觉。进而，有学子由此而大声向世人宣告，不要觉得不用数学你也能看透世界，这只是拒绝使用数学的人的一个借口而已；学会用数学思考，不仅是自然科学家必备的素质，也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必备的素质。问题是，卢卡斯的故事果真能够说明直觉在经济学中的虚幻性吗？
首先，它完全误解了直觉的含义，尤其混淆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领域中直觉的差异。
一般地，自然科学的理论本身是抽象而与经验事实相脱节的，其直觉源于探究者的天才性想象，源于抽象性的逻辑思维；相反，社会科学的理论注重的是与经验事实的一致，仅仅是将经验事实一般化和抽象化，因而其直觉源于对日常生活中的大量经验事实所提供的感性认识，而非源于抽象的想象。也就是说，经济学的直觉往往并非来自专门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而是源于经验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反差所带来的反思，源于对社会所作的长期而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事实上，经济学的绝大多数理论之所以会出现，都是建立在对这种反差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谢林的聚点均衡理论、莱宾斯坦因的X效率理论、麦格雷戈的Y理论、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科斯的中性定理、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理论、塔洛克的寻租理论乃至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如此。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这里可以以寻租理论的提出为例。经济学的一般知识告诉我们，垄断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降低社会总福利以及使收入再分配不利于消费者而利于垄断者等等。因此，在20世纪50－60年代，许多经济学家都将大量的时间用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上，分析众多的垄断实例，估算生产和销售在少数企业的集中程度。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哈伯格，他1954年发表的《垄断和资源配置》一文给出了计量社会成本的方法：哈伯格将垄断引起的福利损失定义为消费者的剩余超过垄断者的收益部分，并用需求曲线和边际成本曲线的估计来计算垄断造成的福利损失。随后，哈伯格利用爱泼斯坦1934年编辑整理的73个制造行业2046家公司在1924-1928年有关资本收益率的统计资料，哈伯格对美国经济的福利损失程度作了测算；结果发现美国由垄断引起的经济福利损失相当小，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一。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哈伯格认为这个数字可能被低估了，正确的福利改善的数字可能略超过千分之一，但这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后来，哈伯格又计算许多其他国家因垄断和关税造成的福利损失后，发现结果同样如此。显然，哈伯格三角形计算出的垄断福利损失与一般人的本能感受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使整个经济学界都感到震惊，也使关心垄断问题的经济学家处于尴尬的境地。正如一个玩笑所说，我们接受哈伯格的研究结论的话，经济学家与其去限制垄断，还不如去消灭白蚁对社会的贡献大。正是基于直觉和观察与理论产生的冲突，最终促使了塔洛克在1967年撰写了关于寻租的论文，从而开创了管制研究的新领域，尽管这篇论文曾多次被《美国经济评论》、《南方经济杂志》等退稿。[39]
其次，它没有区分直觉的层次，而直觉本身存在有层次和优劣之别，就如数理模型一样。
一般地，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之直觉可分为两个基本层次：（1）对事物表象的反射，这种反射很可能产生一种假象；（2）对事物本质的渗透，这种渗透往往可以解释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根据生产成本的要素构成，我们往往会直觉地得出“要素价格的上涨会使边际成本上升”这一结论；但是，这种直觉获得的仅仅是表象，并没有深入剖析影响生产成本的生产力这一因素。事实上，如果考虑要素价格的上升促使人们更好地配置资源、更好地优化分工结构，那么，要素价格的上升就不一定促使边际成本上升，显然，这就是效率工资理论所要说明的。直觉的第二层次实际上也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较强的想象力，也需要具有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否则，如果直觉仅仅停留在第一阶段，那么，它最多只能算是思想的火花，你也许可以凭此发议论、写随笔，却不能够形成系统的理论。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科学逻辑思维的训练，中国一些传统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观点争鸣、热衷于经济学散文写作，但就是形成不了系统的理论专著；同时，出于对这种状况的反动，新兴的海归经济学人（及其追随者）就转而大肆灌输数理逻辑的训练，强化学习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否认，数学训练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精确化和细微化具有很大意义，但我们依然必须明白两点：（1）直觉的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大量的经验材料之基础上，而且，只有形成了初步的直觉，才具有提出经济学问题能力，才有下一步的精致化努力；（2）逻辑思维并非仅仅是依靠数学方程，相反，文字逻辑对经济学来说也许更重要。究其原因，不仅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物或数的逻辑，而且文字能够表达的思想会更为丰富。在某种程度上讲，从数理推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真实直觉的，甚至可以说，从数理逻辑中获得的结论往往反而更容易为被事实所证伪。
为说明这一点，这里以科斯和庇古有关外部性之争的例子作一分析。庇古认为，政府通过征税或内补贴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相等可以实现帕雷托最优，这一理论也可以精美的数理模型得到证明；问题是，现实世界中政府的干预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什么可以为数理模型精确论证的结论与现实却存在反差呢？正是基于这一反差，科斯直觉地发现，政府干预依赖于充分的信息，而私人往往是不愿意披露自身信息的，因而提出通过私人谈判来实现帕雷托的思维。显然，科斯定理的发现就是源于直觉，源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并非数理的证明。事实上，科斯本人对基于数学的形式逻辑非常反感。而且，即使后来一些人努力从数理逻辑上对科斯定理进行证明，但对科斯定理的证明往往依赖于非常严格的条件：它实际上只满足于两个当事者时的逻辑分析，而如果涉及两个以上的当事者，就可能造成科斯定理失效，艾沃齐恩和卡伦1981年的论文就证明了这一点。
最后，“卢卡斯的直觉”本身只是数理直觉而非经济直觉，也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
一些青年学子极力夸大“卢卡斯的直觉”的意义，并从中得出结论：没有数学的帮助，即使有一个极度聪明的脑袋，非常好的直觉以及对经济深刻的观察，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现在的水平。确实，我们难以想象不用一个公式就在脑袋瓜里用文字把相对论想出来，没有数学模型的精确化努力天气预测也不会越来越精确。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这一点：经济直觉不是数理直觉，它主要不是依赖形式逻辑的证明，也决不能直接转化为数的逻辑；相应地，经济直觉并不能被简单的数理模型证明为对错，而至多只有优劣之别。在某种意义上，为广大学子称道的“卢卡斯的直觉”，实质上也不是真正的经济直觉，而只是数理直觉，它被经受了数理逻辑的检验，却难以通过经验事实的检验。
例如，卢卡斯从凯恩斯政策的困境中获得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性思维直觉，那么，这种直觉是通过数理推演形成的吗？而且，卢卡斯基于数理逻辑发展了一系列的理性预期模型，那么，这些模型获得经验事实的验证了吗？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卢卡斯及其追溯者用花哨的数学模型将宏观经济学的世界扰得眼花缭乱，在微观经济学领域做了许多奇异的发明和改造”；但是，“理性预期模型的预测性是出了名的差”。[40]例如，Sheffrin曾对理性预期的文献进行综述，就发现几乎没有实证证据支持“现实预期满足理性预期定义的标准”这一观点；同时，在回顾有关利用专业通货膨胀预测的Livingstione数据集所进行的研究，Sheffrin认为：“对总序列的穆斯（J. Muth）理性判断取决于要检验的时间期间、计量技巧和总程序。有关个体反应的研究明显拒绝理性假设”。[41]试想：连卢卡斯对自己能否以及何时获能贝尔经济学奖的预期都不如自己妻子，[42]那么，我们能够相信其理性预期假说的有效性吗？
当然，正如斯基德尔斯基指出的，发展理性预期这一理论是为了解决一个抽象问题：要达到市场完全有效需要什么样的信息条件？但是，“大多数政策制定者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区分逻辑陈述和现实描述之间的差异，理性预期假说恰恰顺水推舟地接纳了这一模糊性。”[43]正是没有区分这两者，理性预期就得出了政府对市场过程的干预是徒劳无益甚至极具弊端的结论，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学会2003年度会长致辞中就说，“预防萧条这一中心问题已经被解决”；当经济危机爆发后，卢卡斯又辩称衰退只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工人和企业很难将由通胀或通缩导致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化与由各企业自身具体的商业环境变化区分开来；而且，卢卡斯还极力反对拯救经济危机的一切措施，认为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只是“次品经济学”，激进分子的政策只能使一切雪上加霜。[44]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卢卡斯倡导的理性预期学说及其政策主张对现实实践的误导，尤其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及对人类经济健康发展的负效应；在2010年“后-我向思考”杂志为追究经济学家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责任而在设立的“经济学炸药奖”（the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评选中，卢卡斯被推为候选人并在最终投票排名中名列第七位。见下表。
经济学炸药奖的得票排名[45]
注：每个投票者至多可以票选三个人，到2010年2月22日为止，共有7500人参与投票，主要是来自订阅《真实世界经济学评论》杂志的11000位经济学家，有效票一共是18531张。
可见，尽管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似乎符合形式的数理逻辑，却根本经受不起经验事实的检验。事实上，理性预期模型本身建立在一系列完全不现实的条件之上，而这仅仅方便了数学的使用，或者是一种自我逻辑的公理体系，而根本反映不了经济学的内容。而且，这种研究取向对经济学带来了深远的负效应，Heibroner和Milberg就论证说，自从理性预期革命以来，纯理论经济学家就发生了一个远离真实世界的“内在转变”——转向了纯粹的智力游戏，以致现代经济学“高度理论化”不切实际的程度只有中世纪经院哲学可与之相提并论。[46]从上表还可以看出，被列入上述名单的几乎都是数理经济学的奠基者、发展者、鼓吹者以及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和应用者。例如，自布莱克-斯托尔斯模型被创造出来并用于股票和债券以及其它金融衍生品的定价后，就使得曾经被视为赌博场所的市场合法化，最终酿成了目前这种全球性的经济、金融混乱。事实上，这种理论家正在和他们的或然性模型一道接受社会的审判，如美国一个国会小组就正在调查布莱克-斯托尔斯模型在这种金融风暴中的作用，美国著名的网络电子类杂志《WIRED》也将这种不负责任的或然性模型描述为“谋杀华尔街的公式”。与此同时，那些风险模型的传奇而坚定的批评者却正在获得人们的重新评价，如《黑天鹅》的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以及由数学家转变的金融教育者保罗.威尔莫特（Paul Wilmott）现在就开始被视为先知，塔勒布说，这些模型“增长而不是限制了风险”，而且，“它们已经糟得不能再糟了”。[47]
四、经济直觉与数理直觉的差异
上面的分析表明，直觉在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非常重要，而且经济直觉又不能等同于抽象的逻辑推理。譬如，阿罗、德布鲁等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但现实经济果真会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吗？布劳格就指出：“阿罗-德布鲁的证明更多是关于数学逻辑问题的处理而非经济学。”[48]那么，这些经济直觉又是如何形成的？经济直觉的培育需要什么条件呢？根本上说，经济直觉源于不断积累的经验知识：早期主要是源于个人依靠数据统计、案例分析而获得直接经验材料，但随着人类知识的积累，更主要源于他人所整理的或历史文献所流传的间接性经验材料。因此，要形成好的经济直觉，就要求研究者能够认真而广泛地梳理人类所积累的经典文献，从前人的著作中寻找思想火花。
归结起来，经济直觉的形成和经济理论的构建至少需要包含这样两个方面。（1）要多读书。只有多读书才能为经济直觉提供较为坚实的经验基础，而不是凭空猜测就以为有了“我知道啦”的直觉；（2）要能够静下心来进行认真的思考。高强度的思考是修正、提炼和完善经济直觉的重要过程，不要以为一个周末就可以突然悟出来有价值的直觉，这在社会科学领域根本做不到。事实上，这正是反映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直觉形成和发展及其基本特性上所存在的重大差异。
首先，从直觉的形成和发展来看。
自然科学的定理或理论往往可以通过后来的实验或新材料进行检验，在没有得到证实或证伪之前，任何直觉都仅仅是猜测或假说；同时，这种猜测或假说往往也不需要严格的逻辑推理，只有被证实之后才会作进一步的严谨化努力。正因如此，自然科学中的直觉具有较大的跳跃性和任意性，往往源于个人的想象力。与此不同，经济学的理论本身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可证伪性或可证实性，因而它一开始就需要有较为严谨的逻辑推理；并且，经济直觉不能是凭空脱离实际的，而是要从大量的经验事实中抽象出来。正因如此，经济直觉和理论与日常生活的经验联系更为紧密，是对大量经验现象进行长期思维的结果。哈耶克就指出：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逻辑特征是不同的，“在自然科学中，演绎过程必须从某些假设出发，而这些假设来自归纳；然而，在社会科学中，演绎过程直接从已知的经验要素出发，并利用它们去发现复杂现象的规律性，这些规律性是直接观察所不能直接确定的。”[49]
正因为数理直觉和经济直觉存在这种差异，它们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一般地，数理直觉（也即猜测）被证明错误是非常普遍而正常的，否则，人类社会就会积累太多的直觉性思想，而且一旦被证明错误就会扫进历史。其实，绝大多数数理直觉也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去证明，往往只有在这些直觉被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实或预测证实以后，人们才开始对之进行逻辑证明。与此不同，包括经济学在内社会科学领域的直觉往往很难被证明或证伪，因为社会现象远比物理学、天文学或者气象学等所探究的自然现象复杂的多，相应的直觉形成也需要更为广博的知识素养和更为强烈的人类关怀。其实，尽管那些博学大师或者敏锐的先驱者提出其直觉时往往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但后来却逐渐被证明是有用的；显然，正是这一点促使后人不断重新审视和解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密、穆勒乃至马歇尔等人的著作，以取得其中曾经被忽视的洞见。
其次，从经济直觉的基本特性来看。
社会经济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立发展性，而是与行为主体的预期目标、行为过程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例如，米塞斯就写道：“人类行动总是以达到所选择的目的为目标。一个行动人如果不受到干扰就会一心一意地通过有目的的行为使事物发展的进程偏离事物发展应该遵循的路线。他想用更加适于自己的事态来代替不太适合于自己的事态。”[50]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清楚这样两点：（1）经济直觉是重要的，没有直觉就根本不可能对事物有任何真正的认识；（2）经济直觉又不是想象力的任意驰骋，而是建立在长期的“学”、“思”并举的基础之上，直觉的可信度本身就体现了提出的知识素养和思维能力。也即，经济直觉不仅源于丰富的知识素养，又需要进一步的材料和逻辑来支撑。
同时，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直觉是有层次的，对事物的认知不能停留在直觉的第一层面，而是要透过表象形成对本质的直觉，从而形成对大量经验事实的系统认知。显然，这就必须将经验性直觉进一步抽象和一般化，从而将直觉提炼成理论。熊彼特就写道：“对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的直觉是一种前科学行为。给予我们的头脑以某种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事物——即，指示研究对象——是必不可少的，但这本身并不是科学的。但尽管它是前科学的，却不是前分析的。它不仅仅包含一种或几种我们可感知的事实。这些事实必需被认为具有某种意义或某种相关性，能够说明我们对它们的兴趣的合理性，并且，这些事实相互关联——故而，我们可以把它们和其他事实分离开来——这就包含了我们的想象力或常识的某些分析性工作。这种直觉和前科学分析的混合物被称成为研究者的‘视界’或‘直觉’。”[51]
正是基于经济直觉的特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数学逻辑来验证直觉。事实上，数学逻辑证明的东西都依赖于假设，只要给定一个适宜假设前提，任何命题都可以通过数学逻辑而证明。既然如此，那些经受数学逻辑证明的直觉就一定合理吗？科学发展史本身就已经完全否证了这一点，庇古定理和科斯定理之争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科斯强调通过私人谈判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并且科斯定理获得西方学者的广泛认同；但其中原因，并非源于科斯定理比庇古定理更能获得数理的证明，而是西方学者更崇尚市场机制中体现的个人主义精神。因此，我们不要迷信数理逻辑的证明，在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界更是如此，因为这些领域的认知和理论更具规范性。
再举个例子说明。有“百优”博士论文就基于流行的均衡分析而把集群效率看成是小企业通过联合而实现规模经济的结果，并在层层假设下得出了“规模经济越大，对集聚的支撑力越强”的命题。[52]但试问，这种结论符合任何经济直觉吗？如此，企业集聚或企业集群不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而没有穷尽了吗？尤其是，这种结论如何解释一些企业集群或企业集聚的衰亡以及其他小型企业集群的成长呢？而且，该博士论文还随意地使用“正反馈”机制将企业集聚或集群的出现视为微笑的愕然性事件导致了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历史的一次偶然事件导致了某个地区建立了一个行业，在此之后，累积过程便开始发挥作用。”[53]确实，很多集群的出现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据说，一名士麦那妇女乔治亚不小心弄伤了手，因而不得不学着用另外的办法缝棉被，从而发明了一种更高效的新技术，并把它教给了几个朋友；几十年后，由于她的技术在朋友之间广为流传，士麦那成为了世界制毯中心之一。[54]且不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在说故事而不是讲历史，即使存在这种偶然性因素，我们也应该想到，这种偶然性因素不仅只是出现在士麦那，也出现在其他地区，但只有士麦那最后成了制毯中心。此时，我们就需要分析为何士麦那成功了而其他地区失败了，而这需要对其具体的人文社会环境进行考察。
在某种程度上讲，任何“科学”理论本身都不是绝对真理，社会科学领域固不待说，即使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理论没有好坏、科学没有正误的区分，这是极端的怀疑主义者的观点。不过，理论的好坏、科学的正误的确都是相对的，是基于特定的环境和目的而言。一般地，那些比较适合我们时代的理论和科学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譬如，早期社会的人类往往会举行各种魔法仪式，这种魔法仪式也是有意识地对准目的的行动，并且往往是经验的产物，这就如我们现在的“科学”一样。只不过，早期仪式和现代科学在关于原因与结果间的具体观点上是不一致的：现代的“科学”挖掘了体现因果关系的真正机理，从而对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认知更深；相应地，它更有助于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会被更多经验事实所证实，从而更适合当前社会的需要。这意味着，任何理论根本上必须经受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特别是要能够为时代实践所检验：一般地，那些能够为更为事实所证实的理论，也就会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和传播。显然，尽管就单个反例或一次性检验而言，所有的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本身都不具有证伪性；但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以及大范围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些知识和理论显然可以且应该得到检验。
同时，就现代主流经济学而言。尽管它极力朝数理化的方向发展，将数理证明的定理视为严谨的和客观的；但实际上，它的流行并非源于它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甚至也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理论更为科学和客观，更不是经受了更多事实的检验，相反主要是由意识形态所主导。譬如，郎达内就指出，“一般均衡理论在视察经济体制方面占统治地位，不仅使因为它的现实化程度比所有其他理论更先进，而且还因为它以二元论为标志（即使实证的优势规范的，即使科学的优势意识形态的，不但描述而且还指导一个‘理想化的’市场经济体制。”[55]这种规范性和价值取向也是一般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常态，罗斯写道：“科学的成功，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流行的教科书中，都将通过引用一些社会性因素，一些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论成功取代它的竞争者的社会因素，才能获得解释。”[56]
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增强自己论证的说服力，现代经济学人往往广泛地运用文学修辞、类比以及隐喻等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方式。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在经济学文献当中充斥着未经论证的前提，它们玩弄文字游戏，把自己打扮成合乎理想的，证据的形式并不顾忌读者的关注点，而且，经济学修辞还有缺乏自我意识的症状。这种症状在有关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争论中显得尤为明显”。[57]譬如，科学主义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就热衷于将其学说包装成一种客观的科学；科学主义将数学逻辑视为科学和客观的，经济学人在论证过程中就大量使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而不是文字。但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本身就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立场和视角的认知，因而无论数理推导还是计量分析都做不到真正的客观，甚至如果完全客观的工作反而没有任何意义。正是由于数学模型的过分依赖，导致了经济学逐渐与经济现实日渐脱离，逐渐丧失了预测经济发展和指导社会实践的功能，而日益局限在“我向思考”的解释上。显然，经济学的这种退化特性也很早就被认识到了，在20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经济学危机”的广泛讨论，80年代后又掀起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不幸的是，正如麦克洛斯基指出的，“即便经济学家们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学皇帝’其实根本没穿衣服，这门学科也不会发生什么根本变化。甭管在哲学上是赤裸裸的还是穿了衣服的，经济学皇帝依然故我，尽管被裁缝骗得不亦乐乎，但他的身体还算相当健全。”[58]正是由于热衷于鼓吹自身的科学性而不愿且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并且正在退化为一门“伪科学”。而且，正如爱丁堡大学的社会经济学家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acKenzie）指出的：“对模型的过度使用改变了他们（研究者）所设想的市场形态，并进而破坏了它们自身预期的有效性”，于是经济问题就日积月累，最终酿成了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59]正因如此，当我们欣赏复杂数理模型的优美时，当我们感叹于一些计量分析得出的新鲜的结论乃至惊世骇俗的观点时，必须对这些“洞见”保持审慎的警惕。究其原因，形式逻辑之美并不等同于真理之美，而可能离现实很远，受数据支撑的结论也并非就是客观的，而可能渗入了大量的主体偏见。
五、经济直觉上升到经济理论的检验
上面剖析了直觉对经济理论的意义以及数学逻辑所潜含的缺陷。那么，经济学是否就不需要数学呢？完全不是如此。罗默指出，“一个理论就其本性来说并非是数学化的，理论产生于直觉领域。（但）人们通过构造一个能够概括理论基本内容的模型以检验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这是也许就要用到数学了。一个模型能够让论证具有无可辩驳的准确性（在模型的范围内），而通常一个理论中的论述并不具有这样的逻辑严密性”，当然，这“只适用于用模型来检验一个社会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而不是其有效性或正确性。而检验一个理论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则需要将历史资料和数据与该理论或其模型进行对照。”[60]那么，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理论是如何从直觉发展而来的呢？这里继续就经济理论的检验要求作一剖析。
首先，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的的检验都是多次性而非一次性的
一般地，就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证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认识。一方面，理论为实证提供了对象和前提，没有理论就用不着实证了。事实上，如果没有具有深厚学理性的理论为基础，我们就难以有针对性地对社会解决现象进行观察，对社会实践的调查和研究也就会流于形式。同时，如果发现了与理论相悖的事实，就需要进一步剖析发生偏差的原因：是存在其他没有考虑到的因素，还是理论推理时本身就存在逻辑问题。另一方面，检验是理论发展的必然过程，任何直觉上升到理论都必须经受检验。事实上，只有建立理论和实证之间的良性互动，才可以把从实践中获得的感性知识上升到理论层次，并在检验中促进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同时，考虑到理论中假设前提的多样性以及影响因素的复杂性，任何一次性检验都无法颠覆旧理论，理论的强化还是瓦解出来都不是通过某些单一的检验而能够一蹴而就的。这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尤其如此，经济理论的发展或更替往往是无数经验反例所触动的结果。一方面，经济直觉和经济理论的形成，主要不是依据特定经验数据的计量检验或特定数理模型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每天所经历的那些日常生活和周遭现象。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中的每一次日常实践或学术界的每一次微观检验都是对传统理论的一个冲击，都是理论发展的动力以及新理论的思想来源，从而成为检验理论的真正磨砺。正因如此，经济理论研究者必须关注那些长期为众多经济学人所熟视无睹的周遭现象，借助人类的知性能力来挖掘这些现象背后的东西。
尤其是，考虑到经济学理论的社会性、人文性和时空性，真正的检验必须对该理论所涉及的结构、逻辑、目的等作全方面的分析，这也是早期实证主义往往与分析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显然，按照这种检验程序，任何理论从提出到检验整个过程必然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探索，并由此而构建的也会形成一个新的研究体系。事实上，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大师大多是具有高度敏锐性和知性思维的哲人，他们往往能够先驱性地洞悉社会环境的变化，并能从大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正是在前人思想的支配下，我们“自发”地实践着当前的日常生活，直到旧思想、理论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又发生了新一轮的脱节，于是又一个新的支配性思想出现了。
其次，任何成熟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必然经受了双重检验
一般地，任何成熟的理论都具有这样两大特征——内在合理性和外在合理性，并由此产生了双重检验。其中，内在合理性是指理论能够经受形式逻辑一致性的检验，而外在合理性是指理论能够经受经验事实一致性的检验。譬如，我们发现一块地上周围有牛粪的草往往比这块地的其他地方的草长得长，那么，从这个事实可以得出怎样的认知呢？一般地，我们可以有这样三种看法：一是，牛粪的施肥效应；二是，牛粪将潮气盖在下面而抑制蒸发的覆盖效应；三是，牛本身就不愿吃长在自己粪便周围的草。那么，究竟哪种效应更有说服力呢？一方面，我们必须进行尽量消除其他干扰因素的试验，如将牛粪碾碎而保留施肥效应，看它对草生长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发现某个因素的影响更大，那么，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其作用的机理，这样才可以上升为理论。同时，这两种检验方法是不可分割的。
一方面，来自事实的经验判断必须上升到对事物之间因果关系认识的逻辑层次上，只有这样才能将感知理论化。这如牟宗三指出的，对因果关系的确立有三个层次：一是“直觉的统觉上之直觉的确定性”，二是“理解上使用概念之逻辑必然性以客观化之”，三是“自形而上学寻出共理性之根据以保证之”。[61]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思维的形而上学阶段，基于经验的直觉认知才能客观化和普遍化，这是对事物之“理”的认识。波普尔将这种分析看作是相应思想过程的“理性重建”，“但是这种重建并不是把这些过程看作是它们实际发生的过程；它只能提供该检验程序的逻辑框架”。[62]
另一方面，经济学理论本身不是一个公理体系，因而仅有逻辑检验和推演并不能断定理论的科学性，还必须进一步接受经验事实的检验。如波普尔就指出，“一种肯定性的决定只能暂时地支持该理论，因为随后的否定性决定总会推翻它。只要一种理论经受住详尽而又严格的检验，在科学进步的过程中没有被另一种理论取代，我们就可以说，它‘已经证明自身拥有活力’或者说它已经被过去的经验所确认。”[63]这也意味着，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同时任何理论都必须面临一个批判性的检验过程；波普尔提出了理论发展的一般过程：“从一个尝试性地提出但还没有以任何方式进行证明的新思想出发，凭借逻辑演绎的方法得出一种预测、一种假说、一种理论体系，或者是你将要得出结论的东西。然后将这些结论彼此进行比较，并和其他相关的陈述进行比较，以便在它们之间发现所存在的逻辑关系（例如对称性、可推演性、相容性和不相容性）。”[64]
再次，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大多没有经受两个一致性检验
一般来说，由于各种保护带的存在，经济理论往往难以通过证实和证伪。罗森伯格写道，“多数经济学研究者认识到：（a）经济学理论事实上是不可证伪的；（b）作为一个理论的科学性检验标准，可证伪性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检验标准。缺少这样一种检验标准导致这个学科的一些研究者的出结论认为，事实上经济学、物理学、数学、文学批评和占星术等在认知地位上并没有差别。”[65]结果，由逻辑实证主义主导的经济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约定主义和工具主义特点，而很多经济学人真正关注理论的一致性检验。
一方面，就被等同现代理论经济学的数理经济学而言。数理经济学跟基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完全脱离了经验，乃至蜕化为象牙塔里的文字游戏或者是基于符号的逻辑游戏。其问题主要表现在：（1）它强调逻辑的严密性主要取决于数学上的逻辑标准，而不在于其是否契合现实活动；（2）为了使其数学模型的结果能够套入现实的诠释，还基于高度的“抽象”方法而建立了虚拟的经济个体。正因如此，目前那些基于数理模型构建出的经济理论很少能够获得经验事实的严密检验。米洛斯基甚至认为，目前经济学中任何处于待定状态的理论几乎都没有通过经济计量学的检验。
另一方面，就目前泛滥的计量经济学而言。计量经济学根基于功能主义而关注数字之间的关系，乃至仅仅是认识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进入超验的理论层次。其问题主要表现在：（1）计量分析所基于的数据往往非常片面，所选择的变量和函数关系具有明显的主观性；（2）计量分析本身就是受主流经济学理论的支配，以致不同学者对同一问题以及同一理论的检验结果往往相差天壤。正因如此，目前那些基于计量分析对经济理论的证实和证伪都并不可信，米洛斯基写道，“从来没有一种期望以归纳推理覆盖经济学的单独要求——尽管事实上，经济计量学在1940～1980年期间已被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并且经济计量学的失败使得许多竞争者走出了这个圈子。”[66]
事实上，弗里德曼的逻辑实证主义就对波普尔的证伪方法作了修正和发展：并不因为存在一个反例就否定该理论，而只有不适用于这个（类）现象时才抛弃它。在弗里德曼看来，理论的应用需要确定一个相应的范围，如果排除任何一项关于理论应用范围的任何参考，必然使得理论无法接受检验，因为每一个对理论的反驳都可能遇到是由于理论本身被错误的运用，这都是缺乏范围限度的结果；因此，只有当该理论频繁地被证据所反驳以至于丧失其“一般化”的价值而成为“特殊的”理论时才应该被抛弃，相反，该理论如果多次成功地避免了证据的反驳，就可以大大提高其合理性。正是由于弗里德曼对证伪主义的演绎，这不仅为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夯实了基础，同时也为库恩的科学范式以及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思维来源。
最后，两类一致性检验的内涵和重要性对不同学科并不相同
内在的推理逻辑检验和外在的经验事实检验都有助于对直觉进行甄别，并由此推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但对不同学科来说，两者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内涵也存在差异。长期以来，科学理论尤其是对社会科学理论往往更重视经验事实的一致性检验。事实上，从科学理论的发展史来看，这两个检验并不是同步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某种猜想被经验事实证实之后，才寻求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检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一些重大理论的出现几乎都是由现实问题所促生的，一些逻辑上完美的理论也往往因社会条件的变动而抛弃。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几方面加以说明。
第一，就一般理论而言。所谓理论是指在若干概念、判断以及推理基础上，以某种语言来表达——事物内部之间以及事物之间具有规律性的关联性，它是被系统化并能被恰当运用以推演以及预测的逻辑体系。显然，作为表述理论的语言本身只是某种逻辑关系的表达形式，不具有任何经验内容，这和数学方程式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符合形式逻辑的“内在一致性”仅仅体现了语言的要求，相反，经验事实的“外在一致性”体现了现实世界的外化和理论世界的内化之间的一致性关系。正是由于理论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本质特征的逻辑体系，需要在客观经验上对现实进行反映，因而后者更为重要。
第二，就社会科学理论而言。社会科学中的“外在一致性”检验并不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苛刻：一个反例即可推翻一个理论，而是主要体现在可证实的程度，即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容忍“例外”发生的频度。相反，如果过于发展那些排除了“例外”的“一般性”理论，就必然会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成为空泛而毫无实际操作意义的东西，现代经济学中的经济假设人就是如此。事实上，这种空泛的理论往往排除了自身适用的范围和条件，不但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拒绝更新、排斥证伪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而且也因不可证伪而不具有科学特性。
第三，就逻辑一致性的具体内涵而言。社会科学的逻辑一致性往往并不只体现为数和物的逻辑关系，而主要体现为人类的思维和行为逻辑。究其原因，正如劳森的超验实证主义所反映的：有关对结构和作用机制的认识并非就是现实；而且，这种体现内在本质的理论或知识是作为界定现实事物变动范围的基准或奇怪吸引子而存在，但其本身却往往并没有经验表征。事实上，当少数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学者已经开始先驱性地更进一步地接近到本质，从而能够阐述社会事物的发展规律时，整个社会现实却还处于异化之中；那么，这个先驱性的理论往往就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而只能从逻辑上加以推敲。当然，正如马克思的矛盾律指出的，代表方向的新事物总是有生命力的，体现事物本质的认知也是如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事实的出现，它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赞同，从而促使研究范式或科学纲领不断调整。
事实上，如果理论仅仅来源于经验事实，那么，它必然是滞后的，反而将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所以，布劳格就指出，“‘理论上的进步’可以伴随也可以不伴随着‘经验性的进步’，经验性的进步是一个比理论进步难懂得多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像大多数科学家）确实被进行预测这样的想法所困扰的一个原因。”很大程度上，正因为经验检验的滞后性，许多学者都认为，研究纲领往往“存在于科学家的形而上学的信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范式’、熊彼特的‘洞察力’以及一系列在解决那些选出来加以分析的问题时的‘要’与‘不要’的实用主义判断的中心。”[67]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视角本身就是受个人的价值观所支配，因而也就不可能是客观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社会科学理论的内在一致性并不进行体现在形式逻辑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实质逻辑，这种实质逻辑不是体现为数学的推理和运算，而是体现为人类真实世界中的行为机理。
六、尾论：注重经济直觉的培育
对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来说，培养对问题表象背后原因的经济直觉是根本性的。事实上，正如怀特海在《思维模式》中提出的，在任何理解之前，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有对重要性的感受，这种重要性的感受就是理论直觉。林毅夫也强调，青年学子要研究现实经济问题，首先“必须培养良好的经济学的直觉，现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如果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错了，固然不能揭示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真正的因；保留的变量多了，模型不仅会很复杂，而且，会没有确定的结果，但是，所要解释的现实的经济现象是确定的。一位大师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大师像孙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对一个现象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就知道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什么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因，哪些变量应该舍掉，哪些变量应该保留在理论模型中”，其次才是“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能够把经济直觉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并用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俱乐部，成为被国际经济学界接受的一员，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影响国际经济学界”。[68]
那么，如何培养合理的直觉呢？
首先，培养经济学直觉的方法并不等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更不等同于数理建模的训练。事实上，数学推导所获得的往往是那些不怎么直观的结果，因而过分强调数学逻辑反而会窒息我们对周围经验事实所产生的直觉。例如，我们从两个人的生产联合中可以看到生产力的提高，但这种直觉不能用数学的1+1=2进行逻辑证伪。所以，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的本雅明（W.Benjamin）强调，事物的内涵与事物本身的关系永远不可能通过逻辑推导得出，内涵必须理解为表现事物的印章，就比如从封蜡的材料、封印的目的、或凹或凸的印痕，都推导不出印章的图样，而只有那些曾有过印章并了解缩写字母所指的人才能知道它。相反，直觉往往来自于敏锐的观察和思考，而这种敏锐性往往又与其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有关。例如，斯基德尔斯基就指出，“凯恩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具敏锐性直觉的一位，他对特殊情景下的态势有着非凡的洞察力”，而这种直觉很大意义上来自于他的博学；而且，凯恩斯还“时常抱怨说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意思是他们无法从更广博的文化知识中汲取营养，诠释经济事实。”[69]
同时，经济直觉也是有层次的，可以简单地分为：观察问题的视角层次或者看待具体问题的观点层次；前者源于对理论的系统性内省，后者则源于对广泛知识的有机契合。张五常写道：“经济的准确推断，主要靠简单的理论掌握得通透，历史的经验记得多而清楚，推论客观、快而又能顾及多方面。此外，不可或缺的是对经济观察的感受好。缺少了后者，学经济是浪费时光。弗里德曼多次这样说。凯恩斯曾经说，经济是浅学问，但学得通的人甚少。”[70]正因如此，要培养经济直觉，就不能讲大量时间和经历集中在少数基本主流经济学教材上，而应该站起来观察，应该广泛阅读和深刻体悟。林毅夫就认为，中国经济学子要培养有关当前社会经济问题的良好经济直觉，“除了必须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体认外，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不重要的、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与我们的机遇。” [71]
其次，直觉的形成往往依赖于提出者的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素养，尤其要有一个好的认识论。事实上，直觉首先源于经验，但仅有经验也不能产生理论的直觉，而需要将经验进行提炼、升华。说明如下：（1）尽管具体的观点直觉有时来自顿悟，但绝大多数的观点直觉主要是基于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因此，要培养经济学的直觉，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方法非常重要。（2）尽管也可能顿悟出可以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的认知视角，而这种方法论直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坚实的方法论基础，需要认真梳理各种科学哲学思想以及方法论专家的著作，并且要对具体理论的分析框架非常熟悉。在很大意义上，从本质到现象的研究思维是训练经济学直觉的重要认识论，因为经济学理论的精彩就在于：它源于经验事实而又高于经验事实，它可以为认知主体提供一个观察社会现象的清晰思路。[72]
同时，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决不是突发奇想，而是建立在非常深厚的知识素养和潜心沉思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由于经济学的直觉要能够综合出复杂多样的经济变量因素，本身就是建立在可获得的经验材料之上，并要经受更多经验事实的检验。因此，要培养经济学的直觉，首先要夯实我们的理论素养，需要将重要的知识全部消化吸收，要多读、多看、多想、多比较，努力理顺前人思想形成的原因、背景、理论目的及其缺陷，而不是局限于一些数据收集和处理上，这种工作只会窒息我们的思维。正因如此，经济学直觉的形成大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思索过程。试想，连小穆勒这样的天才都曾为之苦恼不已。正因为直觉的形成过程是非常辛苦的，因而很少有人能够踏踏实实地这么做，这造成了当前经济学界的经济学直觉严重不足。进一步地，正是由于经济学界同仁缺乏应有的经济学直觉，他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就会严重危害到我们的社会。试想：连基本的经济学直觉都不具备，又怎能通过抽象的数理运算来指导整个社会的实践呢？
再次，经济学要将一个具体的经验事实上升为超验的系统认知，实现从直觉到理论的认知飞跃，还需要经历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阶段。正如豪斯曼指出的，“通过研究那些明显成功的解释、检验或理论化的实践，然后谨慎归纳，人们已获得了更多东西。”[73]一方面，需要继承并吸收以往科学分析的某些结果，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满意的科学模型。熊彼特说，“科学程序开始于有待分析的一组相互关联的现象的知觉，暂时地终结于一个科学模型；现象在科学模型中被概念化，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以假设或命题的形势被明确地表示出来。”[74]另一方面，还必须通过检验阶段，只有这样，灵感和设想才能被上升一种发现，一种知识，从而被视为科学，科学模型的合理性和有用性才能得到证实。熊彼特认为，只有在科学模型的分析框架下，一些意识形态的东西才会被分析所排除。
问题是，经济理论本身往往具有不可证实和证伪性，因而这两个阶段的检验都不成熟，从而需要借助于研究者的知性而将两者结合起来。事实上，也只有如此，经济学研究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由此得出的理论才更有说服力和生命力，才能更深入地探究到事物的内在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作用机理。正是基于这个统一的理论探究框架，计量分析和模型推理本身都是理论探究的组成部分，都对因果机理的探究具有积极意义。不幸的是，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理论思想与其检验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完全颠倒了，模型构造和计量检验已经完全超出了其应有的限度，从而造成了数量化的泛滥。
最后，经济直觉告诉我们，任何现实的个体行为都或多或少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有限理性的。究其原因，人们往往只能看到一次性的或短期行为所带来的收益，而对行为的长期影响往往缺乏充分的考虑。例如，即使股价已经很高了，人们仍然乐于继续买进，因为他认为至少明天还会涨；正因为很多人都只是以今天的情形推测明天的情形，从而推动了股价不断攀升，导致虚拟经济远远地偏离了实体经济。然而，在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思维支配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置这些明显的经济直觉于不顾而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优美的数理模型，并根据这种模型获得的结论来设计金融市场。结果，现代经济学越来越远离了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和经济直觉的培育，也对社会实践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误导。
很大程度上，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可归咎于现代经济学过分倚重基于数学推理的那种极其抽象的研究方法：原子个体主义使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现代主流经济学热衷于推理的形式逻辑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各种人为市场，短视功能主义则使现代主流经济学把视野局限在表象层次上而看不到内在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又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以至对一些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都熟视无睹，这也是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75]而且，正是基于理性模型中潜含的乐观主义，即使经济危机爆发后，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开不出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反而试图以“强制性的市场出清来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来美化它。[76]相反，凯恩斯却强调，学者应该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以在没有理论预设的情况下下发现事实，并站在一个反驳的立场而不是求证的立场调查事实，这也是凯恩斯得以作出开创性贡献的根本原因。所以，斯基德尔斯基指出，“凯恩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获得的成功和他的个人风格是密切相关的，就像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失败也是和它的风格密切相关。”[77]
【三】
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盛名难副：从一份伟大经济学家的排名表谈起
本文主要内容摘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得主盛名难副》，《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10年第1期/《诺贝尔经济学奖促进经济理论进步了吗？》，《红旗文稿》2010年第22期。
本章导读：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主要是因为数学被大量引入经济学、以及人们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而且，迄今为止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因此，这两个奖项设立进一步推动经济学朝数理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问题是，经济学毕竟是一门关注现实生活的社会科学，但这些奖项的激励却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从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这类奖项的取消将更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
一、前言
我们知道，在求新求异的学术氛围下，现代西方经济学出现了众多流派，他们往往基于不同视角并在特定引导假定下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无法通约和优劣比较的知识论体系；尽管如此，那些被称为主流经济学的各流派在认识论上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都基于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都将自然科学当成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都热衷于大量使用数学工具进行分析。实际上，正是在数学工具这一共同媒介下，理性建模和统计实证构为数量经济学的两大分支，它们主导了主流院校经济系的主要研究方向：主流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如凯恩斯流派和反凯恩斯流派都着眼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相应地，这两大研究领域共同瓜分了研究资金、教学课程以及各种奖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除非出现明显的社会经济变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轮流倾注在这两大方向上。例如，就统计实证而言，凯恩斯就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失业理论，而弗里德曼则在统计分析基础上构建其货币数量论；而就数理建模而言，凯恩斯学派的萨缪尔森为数理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新古典宏观学派的卢卡斯则宣称萨缪尔森的数理方法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将那些缺乏方程式的文字论文称为废物。正因如此，尽管凯恩斯经济学派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具体政策上争吵不休，但它们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却基本一致，这也是当前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如此甚嚣尘上的原因。
关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这一点共性，哈耶克很就就作了总结：“从这一点看，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共同点，要多于我与他们两派的共同点。”[78]事实上，尽管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都高举自由主义的旗帜，但它们在经济现象的研究方法上却存在截然的不同。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理性》杂志编辑采访时就说：“40年前，我就写过文章，强烈反对数量理论，因为这种方法太粗略了，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东西，我只能乞求上帝，希望观众永远不会相信那些理论。因为它太吸引人了，简单的方程式，容易理解。我很遗憾，弗里德曼那样具有的才智出众的人竟然把它看成一切，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来利用。所以，归根到底，我们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方法论上的”，“弗里德曼是实证主义者，他相信，任何东西只有是经验上可以验证的才能进入科学研究范围。我的看法则是，我们对经济学的了解已经够详尽的了，我们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形成秩序。我们不再需要太多心信息了，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东西。统计信息不会使我们更聪明，除非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特定时刻的特定情势的信息，但从理论上讲，我相信统计研究做不到这一点。”[79]哈耶克甚至还说，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最危险的书就要数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
很大程度上，尽管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立为经济学戴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不仅是经济学被推崇为“社会科学的明珠”，而且助长了经济学家的帝国主义心态。问题是，这些奖项的设立它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实质进步吗？更好地解决现实问题了吗？因此，本文就此作一阐述。
二、一份20世纪伟大经济学家排名表
这里首先来看一份有关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名单表，它是由2000年来席卷整个欧洲经济学界的“后-我向思考”经济学评论杂志2006年根据网络调查获得的。这里的“伟大”主要是指对他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而不是指对经济学这个职业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投票方法是：每个投票者选出他认为最“伟大”经济学的前5位，并且给最高的5分，第二位4分，……最后一位1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投票少于5位。共有1249 订户进行了投票，最后的投票结果如下：
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名单[80]
尽管这份排名并非一定是科学和客观的，却有几个显著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
第一、仅有31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此名单中，而不在此其中的则有36位。后者分别是：弗里希（R.Frisch，1969）、康托罗维奇（L.Kantorovich，1975）、库普曼斯（T.C.Koopmans，1975）、俄林（B.Ohlin，1977）、米德（J.E.Meade，1977）、舒尔茨（T.W.Schultz，1979）、克莱因（L.R.Klein，1980）、德布鲁（G.Debreu，1983）、斯通（R.Stone，1983）、哈维默（T.Haavelmo，1989）、米勒（M.H.Miller，1990）、马科维茨（H.M.Markowitz，1990）、夏普（W.F.Sharpe，1990）、福格尔（R.W.Fogel，1993）、海萨尼（J.C.Harsanyi，1994）、泽尔腾（R.Selten，1994）、莫里斯（J.A.Mirrlees，1996）、默顿（R.C.Merton，1997）、斯科尔斯（M.S.Scholes，1997）、蒙代尔（R.A.Mundell，1999）、赫克曼（J.J.Heckman，2000）、麦克法登（D.L.McFadden，2000）、斯宾塞（A.M.Spence，2001）、格兰杰（ C.W.J.Granger，2003）、恩格尔（R.F.Engle，2003）、基德兰德（F.E.Kydland，2004）、普雷斯科特（E.C.Prescott，2004）、奥曼（R.J.Aumann，2005）、菲尔普斯（E.Phelps，2006）、赫维奇（L.Hurwicz，2007）、马斯金（E.S.Maskin，2007）、迈尔森（R.B.Myerson，2007）、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Ostrom，2009）、彼得.戴蒙德(P.A.Diamond，2010)、莫特森(D.T.Mortensen,2010)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A.Pissarides,2010)。
第二、在31位克拉克奖获得者中，只有9位名列此名单中，而有多于三分之（2）不在其中。后者分别是：克莱因（L.R.Klein，1959）、霍撒克（H.S.Houthakker，l963）、格里利克斯（Z.Griliches，1965）、内洛夫（M.L.Nerlove，1969）、乔根森（D.W.Jorgenson，1971）、费希尔（Franklin M.Fisher，1973）、麦克法登（D.L.McFadden，1975）、费尔德斯坦（M.Feldstein，1977）、斯彭斯（A.M.Spence，1981）、赫克曼（J.J.Heckman，1983）、豪斯曼（J.A.Hausman，l985）、格罗斯曼（S.J.Grossman，1987）、克雷普斯（D.Kreps，1989）、萨默斯（L.H.Summers，l993）、卡德（D.Card，1995）、墨菲（K.M.Murphy，1997）、施莱弗（A.Shleifer，1999）、拉宾(M.Rabin，2001) 、利维特(S.Levitt，2003)、阿塞莫格鲁(D.Acemoglu ，2005）、苏珊.艾希(Susan C.Athey，2007)以及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2009）。
第三、不在此名单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几乎都是数理出身并热衷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工具的学者。例如，弗里希、库普曼斯、克莱因、斯通、哈维默、福格尔、赫克曼、麦克法登、格兰杰、恩格尔、基德兰德主要发展了计量分析方法或应用，康托罗维奇、德布鲁、米勒、马科维茨、夏普、海萨尼、泽尔腾、维克瑞、默顿、斯科尔斯、斯宾塞、奥曼、菲尔普斯、赫维奇、马斯金、迈尔森等人则主要在数理模型上；另外的俄林、米德、舒尔茨、蒙代尔则相对集中在专门经济领域，同时也主要是作为技术性经济学而存在。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的关键就在于，诺贝尔奖委员会之所以在所有社会科学中单独设立经济学家奖项本身在很大程度是二战以后国民经济日益计划化的结果，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物质资本的配置这一工程学方面，因而一开始就是把经济学当成自然科学来看待的；正因如此，早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希、丁伯根、萨缪尔森、库兹涅茨、里昂惕夫、康托罗维奇等人，他们的成就都与经济计划有关，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或者直接就是经济计划的领导者和推行者。而且，由于从事数量分析的人获得了诺贝尔奖并逐渐控制了经济学界，因而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直到现在，经济学的走向也为这些从事数量经济学研究的人所控制；结果，后来被授予诺贝尔奖的也大都是这一领域中的学者，如阿罗、希克斯、库普曼斯、弗里德曼等都是如此。当然，随着计划经济问题的日益暴露以及完美市场的崩溃，诺贝尔经济学家所授予的领域逐渐有了扩大，但定量化和精确化还是控制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的基本意识形态；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有年轻化的趋势，至少获奖成果大多是那些数理经济学家青年时期所作出的。
第四，克拉克奖得主不在此名单中的比例更高，这是因为克拉克奖更有利于激励数理经济学的研究。事实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是集中于一般规律，而社会科学者所感兴趣的主要是那些特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事件；因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主要是运用基本原理去分析大量自然现象，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则需要是综合各方面的知识来分析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正因如此，两者产生成果的时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如哈耶克指出的，人类智力产生最佳劳动的年龄与一个人成为合格专家而必须积累知识的年龄之间的距离，随着我们从纯理论学科转向具体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领域而会变得越来越长。事实上，在自然科学中有大量的天才涌现，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天才则是罕见的，它需要建立在后天知识不断积累的基础之上。例如，数学家或逻辑学家也许18岁就可以做出最辉煌的成果，而历史学家有可能在80岁才能成就其最好作品；事实上，康德到了71岁才开始写作《论永久和平》，哈耶克到80岁才完成他的《立、立法与自由》一书。但是，克拉克奖授予的对象却是40岁以下的经济学者，从而激励经济学者转向数理经济学的研究，因为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已经自然科学化，从而更容易早出成果。[81]事实上，克拉克奖几乎全为数理经济学家所获得，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托宾、阿罗、克莱因、索洛、乔根森、费希尔、费尔德斯坦、斯彭斯、赫克曼、格罗斯曼、克雷普斯、卢卡斯、墨菲、施莱弗以及阿塞莫格鲁等，尽管其中一些得主功成名就后也开始思考更广的社会经济问题。
三、排名表引起的主流经济学之反思
我们知道，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及其所衍生出的经济现象的学科，分析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所构成的市场和组织等；显然，人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其行为深受社会的、经济地、心理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制度的影响，这与以自然物为研究对象的天文、化学、物理等自然学科以及以一般生物为对象的动物学、生物学等存在很大的不同。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偏偏要借鉴和照搬这些分析非人对象的物理学等的分析工具，而以所谓的“硬”科学自居；在这种思维指导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将作为经济学基石的人性及其行为机理极度简化，从而推导出许多在无人的环境中才能存在的所谓原理。在这种情况下，现代主流经济学就与其他社会科学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以致往往热衷于以非常繁琐的数学符号来证明其他学科早已认识到的现象乃至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乃至以复杂的数学来对尝试进行“革新”。譬如，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各国政府、社会大众乃至经济学界重新开始关注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掩盖”下那个已经熟视无睹的社会失业问题：一方面雇主往往难以找到所需要的员工而出现缺工问题，另一方面有这种技能的劳工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而陷入失业困境。其实，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本来是很显而易见的，因为市场提供的信息是不可能完全的，搜寻工作需要付出大量的个人成本。[82]正是因此，如果一般人由此宣称他有了重大发现，那么他的行为就只能属于野人献曝，会招致整个社会的嗤笑；但是，当这个问题被现代经济学长期忽略或视为“伪”问题后，一个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运用高度复杂的数学模型来推证出来时，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2010年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等获奖的贡献也就在此。
同样，教育对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作用已经为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所认识，而且也为社会实践所证实；但是，一些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却为了其建模的方便却假设：教育仅仅起到甄别能力或智力水平的作用，而对提高自身的效率并没有帮助，智力水平则是天生的。也即，教育本身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因为是它增加了社会成本却没有提高总产出。如阿罗就认为，毕业文凭基本上只是一种不完备的衡量工作能力的尺度，而不是拥有技能的证据；大学就像一个双层过滤器：一方面对进入与没有进入大学的社会成员进行挑选，另一方面是对能否通过大学的社会成员进行筛选。[83]斯彭斯则进一步发展出了劳动力市场模型以及信号机制理论：领头者是一个知道自己生产率的工人，并且他必须选择一个教育水平；跟随者是一家（或数家）厂商，它观察到工人的努力水平，但不知道他的生产率，然而决定支付工资。[84]天哪，这种理解与现实是何其远？（1）教育对个人生产力的提高没有作用吗？这一假设是何其的大胆。（2）入学和毕业考试能够完全甄别出一个人的生产能力吗？在很大程度上，它甄别出的仅仅是适合这种规则的优胜者。（3）一个人的教育水平主要是其在孩童时代就决定的吗？在很大程度上，教育状况受父母旨趣、仅仅状况、社会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莱亚德和塞凯罗波罗斯（Layard & Psacharopoulos）就给出了三条驳斥理由：（1）退学者与完成学位者得到同样高的教育收益率，所以学历不能是信号，尽管教育年限可能是；（2）不同教育水平的工资差异岁年龄而提高，但当雇主已多次观测工人的产出后可以预期信号的重要性将降低；（3）尽管各类测试成本低于教育，但它在雇用中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然而，这种理论却为数位学者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莱也曾指出，尽管数学是一种工具，掌握它是很难的，它却是也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人只有数学方面的能力和技巧是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物理学家或是经济学家的。显然，根据这一看法，即使是在当前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或者克拉克奖得主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是合格的经济学家；相反，不懂数学或者数学水平不高的人往往照样可以搞经济学研究，甚至可以成为经济学大师，因为他们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并且还具有异常的观察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譬如，历史上特别是古典主义时期已经出现的那一大批经济学大师基本上都出身于社会科学，但他们的思想见解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至今依旧源远流长；不幸的是，当今经济学界懂数学而不知历史何物的经济学者却所在皆是，张五常认为，这些人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其思维的传世机会看来还是零。事实上，当美国哈佛大学的数学教授默顿1997年因提出“期权定值公式”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非常吃惊。”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默顿身上，甚至也发生在纳什等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身上，试想：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成了数学家摆弄数学的“意外收获”，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固然，这些现象反映了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本身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像那些普卜那个学者尤其是中国绝大多数学者那样是为了获得某种学术之外的特定目标（如奖励、晋升、声名）而“研究”；但同时也反映出，这些得主本身也没有意识到其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价值，没有因为这种坚定的学术信念而不断呐喊的精神。这与早期经济学家的特质存在很大的不同：早期积极学者往往对其学说具有强烈的自信，如果没有为社会所认同就会不断地为之呐喊。
事实上，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自斯密以降本身就是一部经济学相互争论史：这种争论不仅体现在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萨伊和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之间，而且也体现在西斯蒙第、德国历史学派、社会主义学派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与之间。在古典经济学末期，一些新兴的边际主义者更是为之付出了毕生的努力。例如，数量经济学先驱古诺坚信将将微积分引用到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并完全运用数学分析撰写了经济学论文《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之研究》，从而成为提出完全垄断、双头垄断和完全竞争的精确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是，他这种史无前例的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创新方法并没有因其世人的兴趣，为此他一生都在努力地阐述这种数理分析的意义，不仅试图通过简化数学的使用而使人更容易接受，而且还努力影响周围的人。正是古诺的坚持，他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时的同班同学奥古斯特.瓦尔拉斯成了他崇拜者，后者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一书送给他儿子里昂.瓦尔拉斯，要他沿着古诺开辟的道路去研究经济学；正是古诺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上里昂.瓦尔拉斯在发展出了一般均衡理论，但尽管里昂.瓦尔拉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自信，在当时依然无法刺激其同伴或学生的研究兴趣。因此，里昂.瓦尔拉斯不遗余力地兜售他的一般均衡体系：为使概述其体系的文章能够被发表，里昂.瓦尔拉斯往往不顾脸面地游说杂志编辑；而且，为了寻求其他经济学家对数学分析的支持，里昂.瓦尔拉斯几乎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进行了通信，把自己先前所有未发表的手稿免费呈送给别的经济学家请求评论。正是基于这种基于宗教狂热的努力，使得里昂.瓦尔拉斯的分析体系逐渐为整个经济学领域所接受，最终经济学皈依了对一般均衡的“信仰”。
与早期经济学这种“有心栽花”情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往往成了数学家的“无意插柳”；以致有人就说，如果你要在经济学上有所作为，你应该去读数学，而不是读经济学。问题是，尽管很多数学家对经济学的贡献往往是“无意插柳”之作，但由于克拉克奖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奖项的设立为其他后来者树立了一个追逐的“圣杯”，这种有利于数量经济学的评价体系使后人在数量道路上“刻意栽花”。于是，这两个奖项设立进一步激励经济学朝数量化方向发展，甚至蜕化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从而完全混同了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一般地，这两大奖项的设立对数量经济学的强化作用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获奖带来的巨大学术声誉和丰厚物质财富激励众多的经济学人为之奋斗；（2）这些巨大学术声誉使得得主们可以培养更多了类似研究倾向的学者。事实上，每年克拉克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领域都会成为新闻媒体乃至学术界炒作的话题，那些追奉者们也乐此不疲地把自己的绝大部分研究精力集中于这些泰斗所划定的“领域”：学习、传播和发展；而那些奖项的得主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以及卢卡斯等则心甘情愿地被那些追随者供奉为“教主”，在他们周围则形成了一群上流或一流的研究者，旁支者则努力挤入“主流”的行列。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主要为美国的一些主要大学和那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教授所把持，他们把自己的学生派遣到各个高校，并垄断了主要的学术刊物以及各种学术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美国的学者在追随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世界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模仿美国的主流研究范式。
问题是，尽管美国社会存在如此之多的声名赫赫的世界顶级经济学家，甚至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颁奖和隔年的克拉克奖颁布都会不断“制造”着这样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垄断了指导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但试问：美国的经济在他们的“治理”和“良策”下运行得如何呢？持久的失业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社会经济的萧条，当前已经持续两年的深度危机及其在全球的蔓延做出了最有说服力的回答。所以，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对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认为30年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在经济好的时候没有用，在经济坏的时候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因而我们正生活在“宏观经济的黑暗时代”；特别是，他在2009年9月2日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一文中强调指出，“经济学需要放弃基于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和市场运作是完美的这一假设之上的简洁却错误的解决方案。……这种经济学的分析当然不会是简洁的，但我们能够期望它至少具有部分正确的优点。”[85]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其原因，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是自然主义的，它起源于对自然利用的理性，从个人角度为个人的功利行为支招，但却不知如何应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如何促进整个社会的和睦合作；显然，将自然主义的思维应用于人类社会之中，把个人的最大化行为用于公共领域，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机会主义的泛滥和囚徒困境的丛生。在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正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阿基里斯之踵。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开始对这些奖项的评审产生了质疑，因为这些奖项的设立极大地壮大了经济学家的世界声誉，但对这些“圣杯”的追逐却激励人们不断推出新的却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这导致了经济学的理论不断求新求变却几乎是在反复轮回，不仅几乎没有实质的理论进展，而且现实问题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和解决。正因如此，由经济计划化所设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以及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强化的经济学数理化取向就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反思。
四、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术误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项和克拉克奖项的设立很大程度上源于：在科学至上主义的思潮中，由于数学的大量引入而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的产物。如哈耶克就指出，“建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按照普通公众的意见，经济学被授予物理科学的某种尊严和地位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86]但问题是，经济学所效仿的牛顿力学本身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普利高津就论证牛顿的线性力学和平衡态分析只是一个更普通过程中的特定情形，而这一更普遍的过程则是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曼德尔布罗特就论证说，欧几里得几何也是一个更普遍过程中的一个特定情形，在更普遍的过程中，真实的世界必须用分型的坐标来作基本度量。为此，沃勒斯坦就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以牛顿的前提为基本，但就在物理学家拒绝牛顿前提的时候，在当前的知识画面中，难道新古典经济学家却想成为一个日益不重要的、日益增长着的理论化的反科学模式的最后的辩护者吗？一方面经济学家给定理提供证据，但另一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获得者却为此提供反证，难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会继续给这些经济学家吗？”[87]
更不要说，尽管诺贝尔物理、化学和医学奖往往是没有争议的，但经济学的学说却是有争议的：它像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经济学毕竟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这些奖项的激励反而使得经济学日渐脱离其他社会科学分支而扭曲性地向物理学等攀亲，反而使得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形式逻辑，经济学家的视野也越来越狭隘；萨缪尔森就曾指出，在这个专业化时代，他可能是最后一位全能的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这些奖项的设立，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遭受了进一步误导：在这两大奖项设立之前，绝大多数最为知名和博学的经济学家都是经济史学家，但此后被视为经济学家的却越来越多仅仅是数学家；相应地，经济学“科学化”取向日益加深，以至技术性经济学大行其道，经济学也越来越像自然科学。究其原因，这些奖项往往具有指针性作用，它为其他学者以及青年学子设立了一个模仿的路标。正是在此“灯塔”指引下，人们把对萨缪尔森的评价置于他的老师熊彼特之上，将弗里德曼置于它的竞争对手加尔布雷思之上，将与主流范式接轨的科斯、威廉姆森等置于注重演化分析和学科交叉的凡勃伦、康芒斯、霍奇逊等之上，将希克斯、索洛、莫迪利安尼等置于注重人文分析的琼.罗宾逊之上；而且，另外一些曾极大拓宽经济学视野的经济学大师如韦伯、凡勃伦、加尔布雷思、波兰尼、斯拉法、斯威齐、卢森堡、沃勒斯坦等人则越来越不为青年学子所关注，而一些试图重新引入社会科学分析思维来研究经济学的新一代学者如朱莉.纳尔逊、鲍尔斯、劳森、麦克洛斯基、费波尔等人则更不为人所知。
在很大程度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迄今为止所奖励的主要是发展分析工具的数学家，而不是提供思想洞见的经济学家；相反，许多具有杰出思想但并不符合流行时尚的经济学家往往不可能获得此类奖，尽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对经济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远比那些技术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重要。譬如，琼.罗宾逊夫人就曾在垄断竞争、价值和价格、收入分配、资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军备竞赛、宏观经济政策等众多领域取得有目共睹的学术成就，却一直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究其原因就在于她所持的学术认知和研究思维两个方面：（1）她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改造现实取向，这脱离了主流经济学家注重解释的理论框架；（2）她的研究思维新颖别致而富于感染力，这与主流经济学强调“客观”的分析方式不相符。同样，尽管老制度经济学的复兴者加尔布雷思写了大量影响广泛的著作，但由于他热衷于使用社会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并毕生都在反对抽象的工具模型和数理分析，从而也就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萨缪尔森也曾中肯地评论说：当我们的数理经济模型变成垃圾时，人们还在读加尔布雷思。
事实上，如果不是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哈耶克很可能无法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他在当时已经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从而也没有能够在经济系获得教席，而只是被接纳为没有正式薪水而由一个私人基金会向他支付薪水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一员。而哈耶克之所以最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就在于，尽管哈耶克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研究方法而对以洛桑和剑桥学派共同组建的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取向提出批判，但无论在基本思维和政策主张上都与主流经济学相一致，都主张经济形势的普遍性而试图建立一般性的规律，都主张市场机制的有效性而反对政策干预。巴克豪斯就指出，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在基本政策主张上是一致的，都相信市场的有效性；但两者的主要不同则在对待数理模型的态度上：主流经济学强调模型化，而奥地利学派则持反对态度。[88]同样，如果不是21世纪初这场球全球性经济危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几乎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因为她也不被认为是经济学家，而且是受聘于政治系。其实，在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前，从路透社到哈佛大学甚至是英国热门博彩公司的竞猜中，埃莉诺的名字从未出现过；《商业周刊》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曼德尔12日在其专栏中开门见山地坦承，在该奖项宣布前“从未听说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这个名字，甚至连马斯金、克鲁格曼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其研究都知之甚少。[89]
正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奖得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的经济学研究，而他们对人类思想的影响远不如我们想象的以及主流媒体吹嘘的那样大；而且，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设立之前经济学界出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但设立之后思想大师反而急速减少了。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也活跃着马歇尔、帕累托、维克塞尔、埃几沃斯、克拉克、霍布森、凡勃伦、奈特、费雪、庇古、米塞斯、凯恩斯、哈耶克、熊彼特、罗宾斯、斯拉伐、琼.罗宾逊、杨格、康芒斯、米契尔、库兹涅茨等一大批经济学大师。而且，美国经济学协会是在美国历史协会1885年年会上成立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参与成立经济协会的学者都属于历史协会；因此，最新为纪念美国经济协会成立125周年而特别发行的《2010-2011年经济学家日历》所介绍的18个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是思想性的，他们分别是：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马克思、穆勒、瓦尔拉斯、马歇尔、埃几沃斯、伊利、凡勃伦、费雪、凯恩斯、熊彼特、哈耶克、冯.诺伊曼、琼.罗宾逊、斯蒂格勒、弗里德曼，这些学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之前或者在此之前受到的经济学教育。当然，美国经济学协会成立的一个基本宗旨是：对所有经济问题争论的完全自由給予鼓励，然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设立却为经济学的研究设立了单一的研究范式和思维，只奖励那些为主流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理论创新，而对任何在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方面与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的探索都采取毫不理会的态度。
最后，需要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术”贡献也是导致2007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海啸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正是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辉，金融结构、银行大肆创造各种金融衍生品，从而使得社会经济关系愈发脆弱。正基于此，2007年曾预告银行家过度依赖所谓的“风险模型”可能导致意料之外大灾难的畅销书作家泰力布就要向瑞典中央银行提告索赔，因为正是瑞典央行1968年创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将诺贝尔桂冠颁给这类数理学者，从而招致了经济、金融危机。台湾《经济日报》2010年10月13日的社论就指出，现代经济学“充其量，这只能说是一个试图‘虚拟实境’的‘拟真’人工智能”，而且，“如果1968年瑞典央行未曾多事地为一个稚嫩的‘拟真科学’设立诺贝尔奖，或许金融海啸在2008年不致造成，而事发后也不会引发政府种种过当作为，酿成严重的后遗症，令经济迟迟不能回归正轨。”[90]
五、简短结语
霍奇逊曾说，“马克思提供了我们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认知，凡勃伦致力于探究经济演化和制度变迁，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就业的病理学，熊彼特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契约而突出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哈耶克则分析了市场经济中知识的性质和作用。不过，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应得的荣誉”。[91]但试问：当前那些获得极大声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克拉克得主又为我们的认知提供了什么呢？又为社会发展作出了什么贡献呢？难道就是凭借一股工具理性创造出各种水晶球般的金融衍生品和金融市场？难道就是把社会发展交给那些充满功利主义的赌徒手中？斯基德尔斯基就写道：“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三大前提是理性预期假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有效市场理论，他们相互关联，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这些理论的创建者先后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非经济学家会把这些理论看为无稽之谈，但它们却是如今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研究这门学科的唯一路径。”[92]
很大程度上，当前的经济危机正肇始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风险模型”。为此，瑞典经济学教授彼得.索多鲍姆就强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大部分属于具有狭隘心智的新古典学派，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成为新思想的绊脚石，从而应该被撤消；或者应该承认，它所标榜的所谓经济学假定是价值中性的这种观念是虚假的。[93]因此，无论是从本源意义上还是实践功效上讲，人们不妨思考：如果能取消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的颁发，是否将有利于经济学的多元化发展，防止经济学蜕变成自我演绎的“我向思考”学科呢？费耶阿本德曾指出，“今天的科学肯定还不是最后的结论，不合理的不会仅仅因为在其背后有大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变得更合理些”，[94]显然，这句话对现代经济学尤其适合。
【四】
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何一再遭到质疑？：哈佛学生大罢课的深层原因及其启示
未发表，部分思想在《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社会观察》2011年第12期。
注释
[1] 波兰尼：《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彭锋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2页。
[2]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3] 转引自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页。
[4]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5] Popper J.F., 1983, Realism and Aim of Science, London: Hutchinson. PP.107-131.
[6]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7] 即出口企业所得外汇需卖给外汇指定银行，实现“结汇”；进口企业用汇可向外汇指定银行购买，称为“售汇”。
[8]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9] 黄雄：“经济学方法论的先验与经验之辩：从米塞斯的先验论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10] 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0页。
[11]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页。
[12] 转引自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页。
[13]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14]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5] 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16] 转引自布托：《海德格尔》，吕一民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3、94页。
[17] Schutz A., 1964, Collected Papers of Alfres Schutz, Vol.2, Srudies in Social Theory, Brodersen A., Ed. The Hague: Nijhoff, P.4.
[18] 施密茨：《新现象学》，庞学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19] 参见黄雄：“经济学方法论的先验与经验之辩：从米塞斯的先验论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20] 即以一个特殊的方式犯了一个相当一般的错误。
[21] 转引自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22] 法夫罗：“经济学及其模型”，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 参见劳森：“一个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4] 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
[25] 布劳格：“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6] 参见黄雄：“经济学方法论的先验与经验之辩：从米塞斯的先验论说起”，《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
[27] 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页。
[28] 参见博伊兰和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夏业良主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
[30] 罗素：《论历史》，何兆武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页。
[31] 何梦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基础”，载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127页。
[32] 何宗武：“经济理论的人文反思”，载黄瑞祺、罗晓南主编：《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松慧文化(台北)2005年版，第417-172页。
[33] 朱富强：“马克思经济学发现经济危机的社会哲学观和研究方法论：兼论马克思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认知差异”，《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2期。
[34]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35]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133页。
[36] 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37]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页。
[38]“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39] 参见塔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李政军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
[40]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4页。
[41] Sheffrin S.M., 1983, Rational Exp[ect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1.
[42] 卢卡斯1989年与妻子签订离婚协议时，妻子丽塔认为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极大，便让她的律师在离婚协议上加入一条规定：若在1995年10月31日以前获奖，妻子将分得诺贝尔奖金的50%。结果，卢卡斯果真在那之前获了奖，而奖金的一半——30万美元按照协议分给了前妻。媒体揶揄卢卡斯称，卢卡斯的前妻似乎比他本人更加吃透了理性预期理论的真谛。
[43]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44]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45] 最终的排名数据来自霍奇逊教授于2010年2月22日发给我的电子邮件“Greenspan wins Dynamite Prize in Economics”，其信息也见网址：http://hodges-model.blogspot.com/2010/02/greenspan-wins-dynamite-prize-in.html，和http://rwer.wordpress.com/vote-for-the-ignoble-prize-for-economics/。
[46] Heibroner R. & Milberg W., 1995, The Crisis of Vision in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4.
[47] “Number-crunchers crunched：The uses and abuses of mathematical models”，《Economist》02-11-2010。
[48] 布劳格：“现代经济学的严峻趋势”，载迈凯编：《经济学中的事实与虚构》，李井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49] Hayek, 1935, The Nature and Hostory of Problem, In: Hayek, (Eds), Collective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George Routlege & Sons, P.11.
[50] 米塞斯：《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梁小民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英文版序言。
[51] 熊彼特：“科学与意识形态”，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2] 梁琦：《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5页，
[53] 梁琦：《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8页，
[54] 凯莫勒：《行为博弈：对策略互动的实验研究》，贺京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
[55] 朗达内：“科学的多元化：经济学与理论物理学比较”，载多迪默、卡尔特里耶编：《经济学正在成为硬科学吗》，张增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56] Roth P.A., 1987, Meaning and Method in the Soci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155.
[57]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8] 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59] “Number-crunchers Crunched：The Uses and Abuses of Mathematical Models”，Economist,02-11-2010。
[60] 罗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汪立鑫等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61] 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学生书局1990年版（台湾），第44页。
[62]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63]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64]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65] 罗森伯格：“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地位如何”，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6] 米洛斯基：“问题是什么”，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7] 布劳格：“为何我不是一个建构主义者”，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68]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69]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页。
[70] 张五常：“凯恩斯学派的不幸”，http://zhangwuchang.blog.sohu.com/124145064.html。
[71] “林毅夫访谈:中国经济学何处去？”《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9－03。
[72] 朱富强：“从本质到现象：比较制度分析的基本路线”，《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13期。
[73] 豪斯曼：“库恩、拉卡托斯和经济学的性质”，载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张大宝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74] 熊彼特：“科学与意识形态”，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丁建峰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5] 朱富强：“经济危机下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方法论反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２期。
[76] 朱富强：“咸水派和淡水派在经济危机上的分歧、共性及其问题：评保罗.克鲁格曼的《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77]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78]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预见没落”，载《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9] 哈耶克：“走出奴役之路：预见没落”，载《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80] “Greatest Twentieth-Centery Economists Poll”,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No.36, 2006: February.
[81] 这里，我们也可以对国内各院校热衷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比（简称“百优”）进行反思。“百优”评比的原初目的本来有二：一、对各院校是一种荣誉，以促使其加强对博士论文的指导和监督；二、对获得者是一种荣誉，以激励他们重视博士论文的写作。但是，在盛行的政绩观支配下，并首先由于一些名牌高校动用各种资源对“百优”评比所展开的争夺，使得“百优”评比已经完全偏离了其原初目的。在很多院校，“百优”似乎已经成为了仅次于院士的头衔或称号：不仅“百优”获得者很快就连升三级，从一个博士毕业生很快就晋升为教授、博导；而且各种级别的课题、奖励、职务以及其他荣誉纷至沓来，从而成为垄断各种资源的“赢者通吃”者。有学界同仁戏说：“百优”就是“五百万”，意即，一篇“百优”论文给作者所带来的各种收益之贴现高达500万元之巨。同时，由于“百优”评比中一个不成文的基本条件就是在《经济研究》这类数理取向的杂志上发表论文，实际上，绝大多数的“百优”论文都是数理经济学的文章，甚至很多“百优”获得者都是由数学和理工科专业转向经济学的；因此，“百优”评比必然会激励青年学子们从事数理经济学的研究，而很少能够趁年轻时代夯实理论素养以在思想上有所创见。更甚者，很多院校不断地要求这些“百优”获得者给青年学者、博士们作讲座，教导他们如何撰写论文，诸如此类。
[82] 实际上，只要撇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信条，搜寻成本能造成了工作机会的供求失衡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并不是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此，我们更应该努力探究特定时期发生工作机会的供求失衡的主要原因，要剖析产生搜寻成本的主要原因，并进而探究减少搜寻成本的方法，但现代主流经济学显然不在这方面着力。
[83] 阿罗：《信息经济学》，何宝玉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84] Spence A.M., 1973, Market Signalling: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Hiring and Related Proces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5] 克鲁格曼：“经济学家如何错得如此离谱？”朱富强、安苑译，《中国社会科学内刊》2009年第6期。
[86] 哈耶克：“似乎有知识”，载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演讲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87] 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9页。
[88] Backhouse R. E., 2000.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Mainstream: View from the Boundary.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3 (2): 31–43.
[89] 笔者去英国访学不久就遇到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宣布，于是努力询问了所在大学经济系的那些教师对埃莉诺及其研究的看法，但似乎只有一个年轻学者以前了解过她的研究。
[90]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5907050.shtml。
[91] Hodgeson G.M., 1999, Economics & Utopia: Why the Learning Economy is not the End of History, London & Newyork: Routledge, Preface xvii.
[92]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页。
[93] 彼得.索多鲍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思想的绊脚石”，贾根良译，《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26日。
[94] 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陈健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95] Clark, R.S., 1977, Fundamentals of Criminal Justice Research,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P.10.
[96] 波蒂特、詹森、奥斯特罗姆：《共同合作：集体行为、公共资源与实验中的多元方法》，路蒙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97]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页。
[98] Hesse M. B., 1955, Science and the Human Imaginatio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P.88.
[99]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Ⅹ页。
[100] “An Open Letter to Greg Mankiw by Concerned Students of Economics 10”，Monthly Review, November 3, 2011.
[101] 森：《正义的理念》，王磊、李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引言第4页。
[102]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103] 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104] 彼得.索多鲍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思想的绊脚石”，贾根良译，《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1月26日。
[105] 参见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6] 转引自繁人都重：《制度经济学回顾与反思》，张敬惠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07] 科兹纳：《市场过程的含义》，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4页。
[108] Shackle G.L.S., 1972, Epistemics and Economics: Acritique of Economic Doctr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
[109]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Press, p.6.
[110]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111] “后我向思考”经济学网站的扉页，http://www.paecon.net/。
[112] Samuelson P.A., 1960, American Economics, In: Freeman R.E., (eds.),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S., New York: Harper. pp. 1652-1653.
[113] 琼.罗宾逊：《经济哲学》，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3-154页。
[114]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115] 希尔和迈亚特：《你最应该知道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荒谬》，夏愉译，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16] “Opening Up Economics:A Proposal By Cambridge Students”，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Camproposal.htm.
[117] “The Kansas City Proposal”，http://www.btinternet.com/~pae_news/KC.htm。
[118] 图尔：《自由抉择的经济：政治经济学的规范理论》，方敏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
[119]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120] Colander D., 2000, The Death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 History, 22(2): 127-124.
[121]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序。
[122] 转引自冯友兰：《冯友兰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
[123]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1页。
[124] 斯基德尔斯基：《重新发现凯恩斯》，秦一琼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125] 本.塞利格曼：《现代经济学主要流派》，贾拥民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04页。
[126] 伊东光晴：《现代经济的蜕变》，郑海东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27] 霍奇逊（本书译为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于树生和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4页。
[128] 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