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一】制度变迁理论纲要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讲一讲有关经济发展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理论是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者研究的结果。
经济研究的目标不仅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是为了提高人们生活的质量。从这种意义上说，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整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使人们未来的生活具有创造性，富于刺激性。
目前还没有一个关于经济变革、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的理论，以作为分析的基础。作为替代，我今天向大家介绍向这一方向努力的三块基石：第一，我们从历史的经济经验中可以学到什么？第二，制度变迁理论的发展。第三，全世界制度转型国家为我们提供的实验室。让我首先谈一谈历史经验：第一，纵观历史，经济的发展是间断的、不均衡的，经常存在例外情况。其次，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从部落经济向现代经济演变过程中经常陷于困境。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并不是限制性的因素。第四，从人格化的交换到非人格化的交换的转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的制约因素。第五，路径依赖对变革起着制约作用。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换和路径依赖表明，制度演变的方式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我想向大家提供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纲要。
我们要把制度和组织区分开来。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流行为的框架。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就是玩游戏的角色。组织是为一定目标所组成，用以解决一定问题的人群。所以经济组织是企业、工会等，政治组织是政党、议会和国家的规制机构，教育组织像你们北京大学。用制度和组织这样清楚的界定，我现在对制度变迁提出五个论点。
第一，在稀缺经济和竞争环境下，制度和组织的连续的交互作用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之点。
第二，竞争迫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发展技术和知识方面进行投资以求生存，这些技能和知识以及组织获取这些技能和知识的方法将渐进地改变我们的制度。
第三，制度框架提供激励，决定人们取得什么种类的技能和知识以取得最大限度的报酬。
第四，人们的想法来源于人们思想角色。
第五，集体学习，即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这五个论点。经济生活的发展是个人、企业家进行选择的结果。很多决定是日常性的决定，有些例外，有些可以在现存的产权制度下解决。但是有时需要改变规则；有时起作用的是非正式的规范，有时非正式的规范也发生变化以至消失。在这两个例子中，制度都是逐渐被修改的，这是因为人们认为重新制定政治经济模式框架可以做得更好。改变的源动力可能来自经济体的外部，例如其他经济体的竞争产品的价格和质量，会改变经济体中企业家的看法。但根本的变化来源于企业家和组织的学习过程。虽然一些学习来源于好奇，但根本上是由于组织之间竞争的加剧。竞争是稀缺经济下组织和个人加紧学习以求生存的产物。竞争的程度不同，如果存在垄断性的政治经济组织，竞争的因素就会减少。学习的速度取决于经济变化的速度，但学习的方式直接影响到经济变化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和速度反映了人们对学习所得到的报酬的预期，还反映了制度矩阵中的激励因素。如果制度矩阵中的变化都是渐进性的变化，则所有制度变化以经济的规模的范围的方式表现出来。此外，由于组织在制度矩阵中的存在，它们会成为利益集团保证现存制度的持续存在的力量。“路径依赖”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现在我将具体运用上述五个观点来分析产生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的转变。人格化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交流。在这种交换中，由于人们的知识水准低，经济规模小，交易成本较高。相反，非人格化的交易，意味着我们对交易的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我们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博弈论是这方面的例证，反复玩同一游戏，参加游戏的人不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可能很好地合作。当游戏只有一个回合时，参加游戏的人互相并不了解，参加游戏的人数很多时，我们在游戏中就不能很好地合作。博奕论中这两种情况正向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转换。从亚当?斯密到今天，我们逐渐了解到一个国家市场的大小反映了该国经济发展的潜能。但是同样市场的规模又告诉我们，它具有很大的潜能，除非我们很好地重新组合，重新结构我们的市场，把我们的交易成本降下来，否则将是得不偿失的，所以现在回到我刚才向大家提出的五个观点上。
我们力图从人格化交换转向非人格化交换时，必须重新构建我们的市场，确保我们的交易成本是低廉的。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带根本意义的步骤之一。使各个组织在重新构建市场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创造出真正的制度变迁以实现或降低交易成本。但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我们必须要建立足够多的经济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要建立起我们的产权制，建立起我们正式的规范，在我们的经济交换中使我们的经济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率，同时我们还要把这一切转移到政治体制上，我们也同样要做这一切。原因是非常简单明白的，一个国家的政体决定着指导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结构出或者制造出一个稳定的对我们非常高效率的经济制度起支持作用的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否则我们绝无可能建立起稳定的、高效率的经济结构。
我向大家介绍的故事，由于过去的一个半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我把这叫做第二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是基于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这样一次经济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各个学科的发展是造成科学技术知识发展的主要源泉。所以，所有这些学科的系统的应用，应用到基本的经济问题，也就是经济稀缺问题上，不仅仅使参尔萨斯的关于收益递减律的论点站不住脚，而且新的看法是，这个世界充满无穷的机会。然而，要获得这种前景，达到这种潜能，我们就需要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以及组织，以期得到更多的收益，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点。所以现在技术需要我们在职业领域和地区领域实现一种前所未有的分工，以实现前所未有的交换幅度和规模，并发展下去，为了实现规模递增的收益，我们需要在交易方面进行巨大的投资，在美国，从1900年到1970年间，劳动力从2900万人增加到8000万人。同期，产业工人从1000万人上升到2000万人，白领工人从500万增加到3800万人。关于交换部门其中交易成本通过市场可能被测量，在美国1970年交易部门构成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5％。由于协调和实施执行的成本越来越高，目前美国的交易部门一直在生长和扩张。为了实现这样一个专业化世界，使它取得各种收益，我们就需要控制漫长的生产链条中的质量问题，解决各种问题，而且造成了另一现象，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它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人们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降低交易成本，也就是应用各种技术来降低交易成本，比如说用资本代替劳动力，或者说降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自由，或者通过自动地衡量各种物品的质量。这里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衡量投入和产出，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人们就能够判明各种生产要素在各个生产阶段的作用。在投入方面，人们对如何衡量单个投入的贡献没有一致意见。另外，对于各种生产要素应该支付多少报酬，人们也存在着争议。对产出来说，不仅存在没有标价的剩余产出，如各种污染物，同时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成本。比如说如何界定需要的某种物品的质量、性能，某种服务的质量和性能。另外我们的新技术还有一个特点，各公司有规模巨大的固定资本投资，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整个周期是非常长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整个的交换过程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这中间出现了各种捉摸不定的因素，价格方面，成本方面，以及各种机会行为的可能性方面。
同这个技术相伴而来的出现了一系列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第一点，现在有必要花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衡量产出的质量，以及各种代理人的工作绩效。为了详细地衡量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以及各种代理人的绩效，人们就产生各种的分选、定级、商标、保险期、保修期、执照产品许可证以及很多方面的技术。尽管有所有这些技术，以各种器件、部件来衡量，但是我们真正衡量诸如汽车修理的质量和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是很难做到，在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机构中，具体地衡量人们的绩效是更加困难的，因为它涉及人们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低的衡量成本。
第二点，尽管把人们组成小组来进行生产，使我们有可能实现规模效益。但是我们这样做时，所付出的代价是造成工人的异化和对工作生产不负责任。所以工厂里搞起了纪律方面的管理，这种管理正是针对工人在组织起来进行生产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从雇主的角度说，所有这些纪律，包括各种制度、规章、刺激因素和奖惩条例都是为了获得高效率的绩效。但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做法，这些新发明，都是非人的，不人道的支付，是对他们进行剥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如何衡量产出的标志。
第三点，潜在的通过机会能产生收益的行为导致人们采取一些战略性的行为，比如说，涉及到劳资纠纷问题。各公司之间订立合同问题都产生了影响。不管在什么地方，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也好，都可以通过修改合同，通过对一些小的地方不提供服务，来给公司带来潜在的收益。
第四点，大规模的等级结构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人们所熟悉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大公司内为了应付个人不负责和所有委托人代理人关系问题的繁杂的规章制度，造成了公司内部管理的僵硬、低效率，影响了生活应变的可能性。最后一点，还有一些外部因素和未标价的成本，它们反映在环境危机当中。今天的社会是分工非常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这种社会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它造成了对第三方成本的提高。要利用这些必需的技术重新构造我们的组织比重新构建我们的经济组织带有更加根本性的意义，整个的社会结构都应该得到改变。这种技术和随之而来的规模经济告诉我们，必须实行专业化、精细的社会分工，转移到非人格化的交换和实行都市化。它们都反映我们必须把过去的不好的东西连根拔掉，包括一些非正式的抑制因素，这些抑制因素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上，围绕着人和人的关系来反复进行的人与人的交换而形成的。实际上，一些家庭的根本性的功能比如说教育，比如说就业保险，或者被连根拔掉，或者受到了非常严重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刚才提到的问题都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对任何试图采用第二次经济革命的技术的社会来说，这些问题都是无处不在的。但马克思主义的以下观点是正确的，正像我刚才试图指出的那样，从新的技术和组织之间产生的紧张状态的确是带根本性的困境。目前，在西方世界，所有这些紧张状态，这些矛盾，仅仅是部分地得到了解决。西方各国的经济中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症状，例如，政府越来越庞大，用于进行交易的资源、资金越来越多，家庭破裂，而且在很多政治经济等级结构中刺激因素存在着不对称不兼容的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西方世界制度的相对灵活性，不管政治方面也好经济方面也好，一直是缓解这些问题的有力因素。尽管在西方世界适应性效率还没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但它的确是给制度的变迁带来了一些有利的环境。根本性的制度框架鼓励了政治经济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使世界上一些不安全不和稳定的问题得到了缓解，而且产生了演化出了一批灵活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一切特性解决了我们的官僚机构出现的刺激因素存在的不协调、不兼容问题、而且鼓励了有创造性的人们发挥作用。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它们的确解决了一些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都市中的社会方面也同样如此。第二次经济革命并没有完全解决制度变迁的所有问题，并没有十全十美地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同样它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存在着若干的影响。
我总结一下从我们过渡的经济中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教训。首先，从祖先的历史来看，目前的状况出现了哪些不同，哪些新东西。首先一点是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当中信息成本大大地降低了，大大改变了我们获得信息的代价。第二，出现发达国家的经济拥有高精尖的技术，这使后来居上的国家改造起来适应起来要容易得多了。第三，目前我们的世界出现全球性的经济，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国际经济大家庭，它都要作出根本性抉择。另外一点是不好的情况，对发达国家如此，对任何希望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也同样如此，过去一直存在的社会粘合剂现在正在融化。今后如果想获得和现在相同的政治、经济效益的话，必须投入比目前投入的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资金。同样，它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长期的社会稳定问题，政治稳定问题，以上是现在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变化的因素。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讲一讲产生的变化。第一，路径依赖仍然起着作用。这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非常敏感地注意到这样一点：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第二，对所有愿意取得高效率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我们仍然面临着从人格化的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仍然面临着彻底地、完全地重新构造我们社会的困境。第三，一个国家政体起着根本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仍然决定着我们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从短期看，集权政府可以取得高的经济增长率，从长期看，法制、保证合同执行制度规则才是真正保证长期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演讲二】资本主义与经济增长
非常感谢林（毅夫）主任，我又来到这里，我在这儿能够作这个演讲，我也觉得非常荣幸，而且非常骄傲，你们也应该觉得荣幸，是因为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很多重要的活动。
刚才林主任讲到，我们现在拥有很多工作要做，以便了解对经济制度的变革。刚才和林主任吃午饭回来的路上还在交流，他说他在美国的一个同事给他打电话说，要他做一个课题演讲，他认为资本主义一直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但是有一些地方资本主义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比如在拉丁美洲或者其他一些地方。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资本主义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所以我给大家作这个演讲，卡尔.马克思在他的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一个论断，一直到现在大家也将其作为引用为什么资本主义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的成果是有好有坏，在次撒哈拉地带，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亚洲一些地方，却获得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在名义上进行Communism国家的China。那么怎么样来解释这种现象呢？在这个演讲中，我会先分析一下非常具体的历史状况，为什么资本主义在有些地方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其他一些地方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就会分析必要的经济制度，并探讨一下创新的机制。最后要讲一下分析经济学能促进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从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世界的霸主。
这其实是说，人们的关注是从关注物质世界的变化转移到关注人文世界的变化，因为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复杂的人文环境，而且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环境更加复杂，一个互相依赖的社会体制也必须要应运而生的，西方国家慢慢的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亚当.斯密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主要是专业化分工以及市场的规模决定的，那么他只是非常模糊地看到了，实现这一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需要经济社会制度的变化，因为这些经济制度必须要适应非常快速的、飞速的变化。
我曾经同经验主义学派进行合作，我们在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进行一些实验，然后看一些基本的经济现象，主要是人类的互动、人们之间的合作，实际上是这种合作的一种结果。我们也认识到了，我们要通过科学的发展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所必须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一直在不断的变迁中，但是这些制度都必须要能够来促进、鼓励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我在这里想强调一下，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市场，还要有一个经济市场，这两者是必须的。机构的变迁必须要跨越人们多年以来与生俱来的一些传统和观念，而且我们必须能够在那些仍然是以人与人之间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创造一些条件，有一些国家中缺少我们通常与资本主义所联系起来的自由市场，所以，他们就缺乏美国所拥有的发展的潜力，我本来准备了一个表格，现在就不给大家看了，尽管这些数据确实是夸大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差距，但是这个结果还是让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这种差异一直持续存在。
在一些仍然以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和一些以非个人交易为主的国家中，差异是实际存在的。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制度是必须的，但是只不过不知道如何来建立这种制度。我们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中就会看到有很多问题，主要的经济绩效实际上是取决于人类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社会机构起到的作用，也必须要分析这些机构为什么起到的作用不尽如人意，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没有什么麻烦了。但是，实际上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我们还要研究、解释一下这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它们在经历什么样的变迁。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进展，像新制度国际协会的研究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有巨大的发展的前景。待会儿我会分几个部分讲，有的是从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转换成非个人交易、知识产权，等等。
说起制度来，有正式制度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各种限制，正式制度就指的是宪法、法律，非正式的制度指各种各样的规章和限制，这种制度的执行可以说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还可以是第三人称的，第二人称是报复。这三者结合起来，组成了游戏规则。
举个例子，以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赛为例。比赛的规则有正式规则和一些非正式的限制，比如你不能够随意攻击对方，由这些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组成了比赛规则。很明显，比赛取决于这些游戏规则如何得以执行，还是取决于你犯规以后的惩罚到底有多严重，但是如此以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有关各方的情况，以便对整个游戏、比赛进行架构。正规的规章制度是由一些政治团体制定的，我们认识到政治团体的作用，如果是这个政治团体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游戏规则，那么他也能够有足够的力量牺牲利益来换取个人利益，我们必须要对此加以限制，而且社会竞争使个人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但是是什么样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必须通过价格和市场的竞争很好理解，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选择不是那么容易的。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尽管面临着同样的不确定性，但是经济学上会有不同的学派，9.11之后，人们发现在认识的过程中要有很多路要走，以便利用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活动，这些一方面能够产生出伟人，像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人，另一方面也可以产生中像希特勒这样的败类。现存的信仰并不只是个人信仰，也包括一些支持恐怖活动的社会背景。
制度实际上保证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个能够不断促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这需要一个信仰系统，以便提供必要的条件，有一些企业家们必须不断的提供激励机制，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的变迁非常巨大，所以我们没法从过去的历史发展中找到一些证据，或者是推理的理由，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基本的机构让我们能够拿过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所以这个基本机构现在没有。如果有这种机构的话，我们就能够不断发展新的理论来解决新的问题，这些决策者他们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即使他们了解，他们可能发现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在美国相对的成功，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机制机构，这种结构是从很长一段时间演变而来的，而且是要取决于很多强有力的非正式的一些规则。有一些政治群体，他们在不断的追求个人的利益，也就是寻租行为，由此会导致经济的停滞。他们无法提供对于今后的问题的一些正确的指引，如果是有不同的信仰冲突的时候，有一些组织，他们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变化是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所以他们就会阻止这种变化。
在我的新书里，我曾经写了Soviet的兴起和解体，我在那儿主要是想和大家讲一下，从1917年-1920年这个阶段，他们有什么样的经验，这是很容易做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衰退？原因是非常直接的，我跟很多苏联的学家也进行过探讨，是因为Soviet的一些机构不允许这种试验，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苏联的经济看起来好象还是非常有活力的经济，在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这种事情不断在发生。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国家，你会觉得很有趣，从个人转向非个人的交易，不止是在历史上，而且在现今都产生了一些阻碍。非个人的一些交易使得人们之间加强了联系，尽管他是一个陌生人，也会对你的行动产生一些影响。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从落后发展到20世纪成为霸主，这是一个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来分析这些条件，找出交易成本的一些基础，因为经济越来越复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历史的交易成本占美国GDP的比例从25%增加到了30%，这就说明在这种不断复杂的经济环境下，人和人之间交易的重要性。有很多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的扩大，执行这些协议。
现在我再详细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分析某一项事情的多用性，还有产权。第二个就是第三方的执行，这包括了一些制度的变化。第三就是这些制度的执行，也和一些历史因素的变迁是相关的。第四是知识的融合，分工越细，知识就越来越多地分散到不同的部门中，所以要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我们必须要发展一种比较统一的度量系统，而且要加强司法系统和执行体系，这些制度和机构就必须要在一些司法的裁判系统下执行。但是这种成本的增加的副作用会被生产成本降低大大抵消。
在美国的交易部门，我们现在认识到，交易成本的上升和生产成本的下降，在美国经济中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而且如果看一下交易成本，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有这种情况。鲍莫尔对使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一些具体的条件进行了一些分析，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促进这种经济的发展呢？他进行了很多研究，发现了以往文献中有很多不足之处。他分析了企业家的一些经营行为和世界的经济机构，有许多变量，所以不能把它们孤立地进行分析。
鲍莫尔说，“一些历史过程中，资本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只有资本就是足够的，而是需要由自由市场来提供一些变化，而且使那些变化能够直接转化为促进生产的因素”，这就是说对于这些机构的定义。
现在我再具体讲一下在鲍莫尔的模型中是什么因素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有一些执行机制，它的交易成本非常低，但是个人之间交易的机制是跟这个模型相反的，在阿根廷有一些政治团体，90年代在阿根廷花了很多时间。我在那儿有个朋友，他邀请我，和我一谈论经济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不可能当选总统，他的朋友告诉他，现在一些规则都变了，如果政治制度能够被一个人来操纵换取个人的利益，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产权和机制之外，我们要看它的技术，在一些高科技企业中，他们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工具，因为要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他们的发展。谈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活力是非常巨大的。第二就是要把这些技术创新活动变得制度化、常规化。第三是这些企业家们要促进创新。第四就是法制。第五是技术交易和贸易，也就是说要主动地去寻求一些技术创新的机会，而且通过许可这种方式来租用技术。这些生产的企业家必须有一些激励机制来推动，但是真正的激励机制是与新古典理论中的模型不一样的。
我对以往的一些资料进行研究，发现资料中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激励机制。我们现在仍然没有非常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这儿引用两个经济学家的话，在美国20世纪产权的一些变化，它确实提高了企业内部和外部获得创新的行为，激励创新、司法制度以及从外部来寻求发展，这些因素都起着作用。有一些企业也在从外部获得一些技术。我们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当这些技术应用于德国的化学工业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创新主要是来源于大学的一些科研活动，首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们的化学系有很多化学工程，他们把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的工作中，也进行了革命性的创新，而且把大学和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变革，这是鲍莫尔模型中经济发展动力的来源。
那么，说到司法系统的变革，有很多需要说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文环境，而且要把这些知识分散到各地，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机构的形式以及一些制度，它们在知识的转化中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有时候会在研究黑匣子效应，我们也不理解知识外溢现象。现在我想再强调一下，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其他国家都一直在鼓励创新，但是要在一个知识不断分散的社会中把知识集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对此，人们的研究也不多，我们一直在研究价格系统，我们想价格系统一个就足够了，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因为也很多因素在阻止人们自动整合知识，我们要用一些非常简单的价格系统。有一些人来自孟加拉等一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他要到美国学习的话，价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把这些知识和其他知识结合起来的话，社会学家已经作了一些分析，但是社会学家这种网络分析所研究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和网络，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研究复杂的关系，转基因的研究，他想要看这些因素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他并不是只研究一个公司，这些因素并不是植根于某一个因素中，而是在影响其他机构的活动，而且这种联系是非常复杂的。
鲍莫尔在他的模型中作了很多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有一些制度和机构的变迁，这种转化从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在向前发展，机构变更，19世纪带来了机构的变革，在美国一些富有竞争力的大学机构的变革也有很大影响，在立法把这些变革要结合起来，这是20世纪的一些政治和经济活动，在欧洲来讲，他们都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有创新力的机制，知识经济的社会历史上的来源，我们现在仍然有很多路要走，来分析人们如何来理解经济变革。
【演讲三】理解人类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框架
所有发达社会都拥有更好更发达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且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忽略政治或者经济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去理解人类历史都是片面的，单方面的经济学或政治学很难解释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一个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必须包含政治、经济、信念、制度及组织等要素。基于以上观察和自己多年的思考，诺斯教授提出了一个整合了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解释人类社会变迁过程。
诺斯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社会秩序(Primitive social order)、限制进入的社会秩序（Limited access social order）、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原始社会秩序（PSO）的主要特征是劳动专业化分工程度低，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准则以暴力为主。迫于生存竞争的压力，处于PSO中的个体有动机创造更大规模的社会合作组织以促进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可以获得更多资源以维持种族生存。但这同时也带来了两个问题：A，暴力组织专业化；B，社会合作组织内部及各组织之间协调很困难。
限制进入的社会秩序（LASO）产生于10000年前，这种秩序利用政治系统的力量限制其他社会成员进入经济系统中某些高利润行业并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这些租金用来维持政治系统的平稳运行和限制其它专业化暴力组织的竞争。具体的演化方式是：某些高价值资源的优先使用权被赋予精英，于是精英可以从中得到权利租金，如果精英统治的暴力机构能够促使社会更加稳定并能提升专业化分工水平，则租金就会越高，所以精英也越有激励这样去行为。另一方面，任何威胁社会稳定的力量都会影响精英的租金水平，所以精英会运用已经得到的租金及暴力机构消除这些威胁。
由此逻辑可以引出如下几个重要的推断：第一，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组织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大，而是有一个均衡状态。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组织规模越大，权利集中程度就更高，精英也因此更难控制内部利益团体的行为。如果规模更大的组织削弱了精英获取更多租金的权利，精英就可以选择退出，这使得社会秩序难以维持，占主导地位组织的租金收入也因此下降；第二，占主导地位的组织把一些高价值资源的使用权利界定给精英后，精英为了争取到更多租金，会承认其管辖区中各种资源的私人权利，这种相互承认的财产权利安排实际上是产权及法律系统起源；第三，由于自由贸易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会促进专业化分工并最终提高精英的租金收入，所以精英们有动机采取措施促进自由贸易和维护多样化的组织形式。综合看，这种安排创造了促使社会稳定的自我实现激励体制，同时也创造了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体系。尽管如此，限制进入的社会秩序面临如下三个问题：一，精英有可能制造垄断并限制其他有才能的人进入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组织；二，非精英个体的财产权利只在很弱的程度上得到精英的保障，精英可能随时会侵犯他们的权利；三，限制进入阻碍了市场价格在资源的不同用途之间的有效配置。
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人类会逐渐进入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ASO）。这种秩序大致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其主要特征如下：1，允许各种资源在政治及经济系统里竞争；2，允许社会中的个人参与或组建多样化的组织，这些组织形成后可以向其成员提供公共物品；3，国家拥有合法暴力的垄断使用权，但法律系统对国家的这种使用权有清楚明确的限定。
从限制进入社会的秩序（LASO）过渡到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ASO）需要三个条件：首先，要形成限制精英特权的法律。因为精英不仅会利用自己的特权限制其它竞争者进入政治系统，也有可能侵犯非精英个体之财产权利。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法院系统（其中的成员必须拥有良好的法律知识，且其决策是是公正无私的）以给予各种组织适当的法律支持和保护；其次，要有一个适合精英活动的永久性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的存在时间必须超过任何个人的生命周期。通过有法律保障的合约安排使得组织可以长期存在下去，将使得潜在的精英可以自由进入已有的组织。例如，公司是一个可以长期存在的组织，因为它可以活得比任何一个组织成员更长，一个精英死亡后，还可以找到其它精英维持这个组织；最后，政治上的统治者必须控制军事力量，如果不同的组织可以任意掌握军事力量，则政治系统是不稳定的，由此而产生的经济系统也将不稳定。
在上述三个基本条件下，向社会所有成员开放政治及经济组织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一个竞争性的经济不仅需要国家来保护产权促进竞争，而且也需要一个可以提供复杂组织长期生存条件的政治基础。当代很多商业企业在没有开放的政策环境下很难长久存在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开放的政治系统。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济系统的开放竞争，现代西方的民主社会也很难产生并长期维持，因为租金只会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他们可以利用这些租金控制暴力组织以垄断政治系统。
最后，真正的经济发展应当是指一个社会从限制进入社会秩序（LASO）进入开放进入社会秩序（OASO）。但他指出，这个过程是长久而曲折的，很多关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都在尝试，但二战后只有8个国家实现了这种转变。为了促成这种转变，必须努力创造上述提及的三个基本条件：对精英特权的限制规则，不依赖于个人的永久组织架构，政治系统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上述每个基本条件的改善都将通过促进专业化分工及交换提升国民财富，所以，那些条件更成熟的限制社会秩序（LASO）比其它LASO拥有更多财富，而这种财富的增长又会促使LASO转型到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ASO。
[本文转载自“勿食我黍”，【演讲一】为作者在 CCER成立仪式上的演讲，来源于“凤凰财知道”；【演讲二】为作者在为庆祝CCER成立十周年的演讲；【演讲三】为作者在CCER的演讲（黄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