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变了。”这是1985年外界对该刊的普遍反映：据传，当时《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也曾这样议论过。尤其是该年第10期、第11期接连出版后，社会反响之大超乎我们预料。

1985：什么吸引了读者？

当时刚卸任国家统计局长的李成瑞，读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亚诺什的论文《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匈牙利的经验》（第10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二文，很感兴趣，就批给国家统计局，建议他们对实际状况多作这样有理论深度的调查研究。李成瑞既是《经济研究》老作者，也是编委，那时他就住在月坛北街，和我们工作地点月坛北小街仅一街之隔，所以我为约稿和征求他对刊物的意见常去登门拜访，上述情况就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尽管现在他对改革开放有他自己的看法，那时他对这两篇文章的欣赏确是真诚的，谈话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对体改所经济研究报告的反应，《<经济研究>编辑部1985年工作小结》有这样的记载：“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研究组《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第7期）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综合调查组的《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11期）两篇经济研究报告发表后反响都较大，特别是第11期出版后，有些未订《经济研究》的读者纷纷来购刊物，有的单位还自己打印体改所的报告。”

科尔奈·亚诺什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一文对读者的吸引力，不仅在先行于中国改革的匈牙利改革经验（尽管那时它改革尚未成功）为我国读者所关注，而且该文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对中国读者来说完全是新的。它丝毫没有充斥我们国内报刊讨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问题时的传统老调。科尔奈以其独创的《短缺经济学》闻名于世，但《短缺经济学》中译本1986年才出版。1985年《经济研究》发表的《国有企业的双重依赖》，是科尔奈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使更多中国读者直接领略了他的思维方式、理论框架和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实况。该文以经验实证方法，对匈牙利1968年至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过程深入地、系统地作了描述性、批判性的理论分析，揭示了改革的进展、困难和矛盾。作者指出，匈牙利经过精心准备后，1968年1月1日全部国有企业一举废除了指令性计划指标，但并未因此就形成市场经济。“1968年改革蓝图的重要目标是努力创造一个‘可调节的市场’，创造中央管理和市场力量的有机结合。”然而，国有企业由此形成了既依赖市场（水平依赖）又依赖政府（垂直依赖）的双重依赖。他认为，市场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四个相互依赖的条件，即能够反映相对稀缺程度的正确的价格信号、能对正确的价格信号作出积极反应的激励机制、普遍的买方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他对国有企业双重依赖条件下这四个条件的实际变化状况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指出当时匈牙利国有企业的症结是“垂直依赖依然十分强烈，而水平依赖却微弱”，“对市场过程的行政干预过多过细”，而“市场力量被频繁的行政活动所阉割是一个真正的危险”。这些分析，不仅对中国当时刚启动的改革有启蒙作用，而且对我们改革开放已三十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其警示作用。

体改所的经济研究报告《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的背景是，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是贯彻《决定》的第一年；而当时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通货膨胀，投资、消费需求和信贷投放全面膨胀，几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的改革在启动改革有所成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该文试图回答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如何推进改革的问题。它依据直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数据，从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分析着手，考察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揭示宏观经济形势的微观基础，从而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战略重点选择的建议。这在当时来说是分析和改革的新的思路。同时，它是在几个专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27个城市429家企业调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调查、价格改革的社会心理反应调查、青年择业倾向与社会经济生活基本态度调查，信息量大，涉及问题广泛，而且发人思考。该报告是体改所的集体研究成果，按文末署名看，参与调查研究或写作的就有二十余名年青人，它给正处于作者队伍青黄不接状态的《经济研究》带来一股青春活力。刊物将这样一篇当时难得的经济研究报告排在卷首醒目位置发表。它在读者中引起的广泛兴趣，反映出作者、编者和读者的心是相通的。

《经济研究》在读者中引起显著反响，不只是因为发表了个别产生较大影响力的重头文章，也是由于刊物总体格局的变化，包括选题、内容和作者阵容，让读者有一种耳目一新之感。以1985年第10期为例，除科尔奈论文外，其他文章，既有老一辈资深经济学家于光远研究新问题的论文《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价格形成》，更有研究新题材的年青作者的论文，如郑洪庆的《控制方式的转变势在必行》、陈锡文的《国民经济的格局变动与乡镇企业的发展》、李慧中的《社会主义土地收费来源》和王广谦的《稳定货币供应增长率问题》等等。现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的王广谦当时还是在学研究生。总体看，这一期的作者阵容，以首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新面孔居多，包括中年和青年作者、北京和外地作者。从文章选题看，这期刊登的文章中过去未曾涉及的题材还有《香港经济—一个值得特别研究的题目》（陈可焜）、《小经济与大生产》（许隆）和《市场“自发性”小议》（博华）等。国家计委刘洪、魏礼群的《正确处理“七五”计划中的几个重大关系》一文，题目似乎并不新鲜，内容却是最新的。该文是正面阐明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精神的，在第一时间传递了改革和建设的新的战略部署的信息和指导思想；而且，它论述的第一个关系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和建设的关系，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七五”计划《建议》是贯彻实施《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重大步骤，这正是读者所关注的。

1984：转型启动静悄悄

外界感觉到“《经济研究》变了”，是在1985年，其实，《经济研究》的变化不是自1985年始。我在1983年7月接任《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一上岗就开始在考虑怎样才能使《经济研究》走在改革开放前沿,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可是，刊物面貌在一定时期有它的惯性，不是想变就能立即变的，因为它依赖于作者队伍和编者队伍状况，改变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经济研究》在1983年下半年还看不出什么起色。不过，这段时间还是为《经济研究》启动转型作了一些前期准备。1983年9月，为纪念刚病故的我国经济改革先驱、资深经济学家孙冶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在他的故乡无锡市召开了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与会者有200余人。会议在全面评价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同时，还突出颂扬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学风和勇于突破不切实际的传统理论的创新精神，这正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所要倡导的。《经济研究》发表了这个讨论会的主要文献和会议《纪要》。编辑部还利用该会时机，在会后召开了《经济研究》通讯员会议，广泛听取通讯员反映各地读者和作者对刊物的批评和建议。此外，编辑人员还分头走访了所内外研究单位、高等院校和经济部门的一些作者、读者，听取他们的意见。读者对刊物论资排辈在显著位置发表个别名人大而空的文章特别反感。有的读者批评《经济研究》有些文章让人“难读、难懂、难受”，此话虽难听，但说得中肯，难听也得听，听了才能改。

《<经济研究>1983年工作总结》对当年刊物状况有这样的评估：“理论和实践结合好、质量高的文章少，一般性的文章多。有的文章或者限于一般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太实，理论高度不够；或者缺乏新意，没有深度。”

《经济研究》转型是在1984年启动的。但限于当时条件，只能逐渐推进，因而转型启动可说是静悄悄的。1983年底，我们在前期调查研究基础上拟了个《关于1984年改进<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设想》。其中着重提出“编辑部全部工作都要以提高刊物质量为中心……努力改变《经济研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状态”；“进一步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经济研究》的内容，要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同时要坚持和发展学术性刊物的特色”；“改进同作者的联系，扩大作者队伍，吸引更多质量较高的文章”。

刊物“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摆在首位”，无疑更要将改革探索摆在首位。编辑部内部明确这个指导思想后，在1984年第1期就通过编者按亮明编辑部的期望：“经济体制改革，从理论基础到方案设计，包括总体设计和分部设计，都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讨论。这是经济理论战线上刻不容缓的任务。预期在新的一年里，经济理论界同实际经济工作部门的同志将更亲密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勇于改革，勇于创新，共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刊愿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提供更多的篇幅，围绕这个主题开展讨论，广泛反映不同的理论观点和改革建议。”这是向作者和读者释放的关于刊物重点转移的一个信号。该年实际发表了约70篇直接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的文章，平均每期五六篇，多的一期有八九篇，内容涉及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模式选择、国有企业改革、农村改革和经济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其中有的论文是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起草直接准备的，如1984年第12期发表的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就是由个别领导人授意专门为《决定》起草探路撰写的，曾在高层内部传阅，听取反应；它的主题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以此作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刊物质量反映编辑工作质量，编辑工作质量反映编辑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编辑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出题、组稿、审稿、选稿、编辑加工等各项工作中，因此刊物改变面貌要从提高编辑素质做起。1984年，编辑部围绕《经济研究》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同它在全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不相适应的问题，在全体编辑人员中认真讨论了如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经济研究》的新局面，《经济研究》要开创什么样的新局面？（2）怎样理解理论联系实际，《经济研究》怎样才是真正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经济理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学科建设是什么关系？通过讨论，尽管还说不上思想统一，但大多编辑对刊物转型方向还是加深了认识，在组稿选题和来稿选用的标准掌握上有了更多的共识。

80年代《经济研究》转型最大的困难是作者队伍青黄不接，原有作者率先更新知识结构、从苏联范式中解放出来的尚属少数，而年青作者队伍的形成刚刚开始。编辑部决定打破成规，敞开大门，大量吸引新作者，扩大作者队伍。选稿、用稿和版面安排一律以文章质量为准，对作者不分亲疏，不论资历，平等对待。1984年，经济学研究生毕业的还不多，编辑部就尽力从在校研究生中发现有成长前景的作者。如该年第10期同时发表的就有三篇研究生论文，包括楼继伟、周小川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蔡重直的《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和陈宗胜的《指令性计划如何运用价值规律和经济杠杆》。这一年，第一次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的作者占全部作者的40%，外地作者占全部作者的比重也由1983年的30%上升到40%。

1984年，《经济研究》开展了一次中青年优秀经济理论文章评奖。评选范围是1979年至1984年6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入选十篇（论文九篇，调查报告一篇）。我在为获奖作品撰写的评论（《面向经济实践 推进经济理论》，《经济研究》1985年第2期）中阐明了这些作品入选的理由。当然，它们的入选只能是在当时情况下比较而言。编辑部要向读者和作者表明的是刊物倡导什么样的方向。

经过近一年半时间的边编刊物边调查研究，我拟了个《关于<经济研究>编辑工作的几个方针性问题的汇报提纲》，于1984年12月1日报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党组，并获批准，随后又得到编委会认可。这是《经济研究》实施转型的总纲。这个问题拟在专文再谈。

正是经过1984年静悄悄的启动，《经济研究》才能自1985年起按明确的新的编辑方针以更大步伐推进转型。1985年也有若干重要活动和措施对刊物转型起了推动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就不细说了。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