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主要趋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与理论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文化、政治、社会、生态领域的诸多矛盾,这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提供了迫切的现实需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为我们提供了破解问题的理论指南。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转向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地位和影响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居于经典地位。我们仅由几部权威政治哲学史名著即可窥斑见豹。美国政治学家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1937)第三十四章“马克思和辩证唯物主义”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学说,第三十五章“共产主义”进而讨论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政治学说。由美国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1963)专章讨论了“卡尔·马克思”(由另一主编、美国学者克罗波西执笔)。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包括其经济学说和历史形而上学学说,他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介绍,包括三个方面:(1)辩证唯物主义,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及经济条件优先论;(2)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3)辩证唯物主义与劳动价值论的结合。即使第一流政治哲学家,例如罗尔斯,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中,将马克思与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密尔并列加以讨论。罗尔斯称赞马克思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和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学家的成就是非凡的,事实上可说是英雄般的。
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研究大约是近十余年的事情。有学者“对 CSSCI 数据库1998—2015年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2005—2006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研究虽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却呈现了迅速发展的态势,并且具有多样性的态势、多元化的路径。有学者编选的《政治哲学经典:马克思主义卷》(2008)第一次以政治哲学为视角系统收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经典著作,在题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及其继承》的导论中,依据施特劳斯的相关研究,提出了“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政治哲学”和“政治的哲学”,认为前者“用哲学的方式处理政治问题”,后者“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哲学问题”。这对于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前提是一个创见。有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史》(2017)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做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虽然这部著作研究领域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政治哲学思想,然而就其格局、规模而言,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无疑,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当首先将其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中。但是,我们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不能照搬照套,必须批判反思。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向其他政治哲学开放,探讨古典、近代、现代政治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继承、借鉴关系,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和当代政治哲学的对话;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讨论中向其他政治思潮开放,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立场上批评和回应其他政治思潮;三是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论证和辩护,从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反过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论证和辩护,同样可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和范式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首先确定其研究的主题和范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有三类观点:一是认为阶级斗争、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及其蕴含的政治价值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要层面;二是认为唯物史观或人学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三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根本主题是共同活动方式或公共生活形式,是对于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几种方法:文本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事实性与价值性(或规范性)的研究、宏观政治哲学与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真善美内在统一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国化的研究。除最后一个外,前三个是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后四个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既然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政治哲学,那么我们应该从对政治哲学的一般理解推导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特殊理解。由此我们涉及了一个关键争论: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否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规范政治理论,又不是“普世价值”学说,而是一种具体历史科学。而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什么是正确的?”(“何谓正当?”)这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考虑的问题。因此,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化,就会落入主观主义、普遍主义窠臼。也许“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最能说明这一风险。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1990)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中,力图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者特别关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它的倡导者旨在运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手段和方法对马克思的洞见予以再阐述,其意图在于将“一种历史必然性的”科学理论转换为“一种规范政治理论”,其根本目标就是批判并取代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我们应该拒绝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修正”,但这并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它只说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自身特征,绝不可以混淆于其他政治哲学,绝不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具体历史科学相割裂。这里包括两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坚持从事实和事实总和中引出价值(规范),反对以价值(规范)来框定生活和生活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具体历史科学亦即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而不是某种规范政治理论抑或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学说。
《资本论》中的政治哲学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开始出现一场有关马克思与正义理论的讨论,长达30多年。这场学术论战由伍德发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1972)一文挑起。其中一派认为,“正义何以实现”对于《资本论》而言并不构成真实的理论问题,“正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法权概念是马克思厌恶的“道德说教”。另一派则认为,马克思确实把资本主义谴责为不正义,《资本论》是对于资本逻辑的正义批判。双方的观点似乎暴露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个“正义悖论”:一方面谴责资本主义不正义,另一方面消解“正义”本身。为了消除这一悖论,一些中国大陆学者试图用“高位阶”与“低位阶”两种正义予以厘清。这种方法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正义”观,从而为我们把《资本论》还原为“正义论”奠定基础是值得怀疑的。其实,类似“正义”这些政治哲学主题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诸如“自由”“平等”这样一些政治哲学问题。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一个新型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拒绝对任一政治哲学问题的抽象阐明,而是致力于在具体社会历史形态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中实现对每一政治哲学问题的具体历史阐明,致力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探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政治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观念生产和再生产。
此外,与其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不如说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维度。在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门或一个领域,而是它的全部,或者准确地说,它的一个维度、一个路径。因此,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探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探析马克思对法哲学、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和人类学、历史学的五大批判。正是在对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法哲学和人类学、历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我们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释也不应该停留在马克思的原本中,而是应该依据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理论和现实的成就予以推进。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