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几次与香港朋友的聊天中，他们都有意无意地问我一个问题：“香港在未来的大湾区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可以漫不经心，满腹狐疑，但实际上内心之中也很关心，甚至有着程度不同的忧虑和害怕。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家对香港转型发展的战略定位已有所调整，希望香港适应国家“主场经济”时代的需求，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里的国家“主场经济”，不是简单的“国民经济”，而是以“一带一路”为依托的“新全球化经济”。但香港围绕“一带一路”包括后来的“粤港澳大湾区”的讨论及参与，始终处于一种敏感性不足、精神与知识准备不充分甚至带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的特殊状态之中。习近平在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讲话中提到的“苏州过后无艇搭”，不是空穴来风。
无论香港是否准备好，“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秩序已经开始建构，多层次商机与制度性安排不断成熟。如果“一带一路”尚属较为遥远的故事，那么“一地两检”和“大湾区”却是家门口的变化。如今，“一地两检”已成法律定案，香港已确定性地被纳入国家的“高铁经济圈”，这种交通基础设施上的结构性变迁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政治与文化的。在我看来，“一地两检”就是香港搭上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快车的入门券。而香港反对派包括法律界对“一地两检”的众多误解乃至于制度性抵制，无疑是一场不可能有结果的“保守”运动。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习惯了既往的“俯视感”，习惯了受到国家“尊重”而不是“尊重”国家，习惯了“挟洋自重”式的“后殖民地”生活心态与价值观，从而对来自国家的任何影响到“一国两制”具体形态的变化都抱持着严格的心理戒备。
“矮化说”耽搁香港发展
以“一地两检”为先导，以“一带一路”为宏观框架，“大湾区”规划及香港的参与角色正在被国家塑造。对于“大湾区”，商人会看到经济机遇，建制派会看到融合效果，但反对派看到的是香港消失于大湾区“滚滚红尘”中的潜伏危机。香港是“特区”，是自我识别为高度国际化的自治区域，如果被整合入“大湾区”，香港之“特”何在？从直觉来看，这种被整合的前景确实会一定程度上削弱香港既往的独特性，所以近期有香港舆论认为大湾区规划“矮化”了香港。 “矮化说”之前常见诸于台湾舆论，用以对抗大陆的国家主体性。香港舆论使用“矮化说”自然不敢直接对标国家，而是对标大湾区内的其他核心城市。在这种立场看来，香港是“一国两制”下低于国家但几乎高于任何一个其他地区的“特区”，甚至同为“特区”的澳门在香港看来都不能比肩，更何况大湾区的其他地级乃至于副省级城市。
但“矮化说”显然不只是在城市行政级别上“抠字眼”，而是饱含着一种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度忧虑，甚至隐含着对“香港大陆化”这样的“一制化”前景的心理抵制。这种论点来源于香港历史优越感与现实发展趋势之间日益强烈的反差。但这种仅仅立足于香港的过去历史以及香港本地的理解方式，不仅是对“一国两制”全面内涵的误解，也是对香港自身发展机遇的耽搁。
参与大湾区是履行一国两制义务
“一国两制”本身包含着双重历史使命：其一，完成国家的和平统一；其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对香港而言，统一早已是既定的宪制事实，港独是完全不能符合“一国两制”的，是严格的违宪违法行为。但对于“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现代化与国际化整体战略之一部分的国家理性定位，香港人却难以建立一种真正稳固而恰当的理解。 “一国两制”内含着一种辩证性的国家理性设定，即国家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授权与香港对国家的持续贡献力的理性结合。能准确认知这一点的香港人并不多见。高度自治授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在于以香港的特殊制度安排助成国家更有质量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而香港保有高度自治，需要以对国家的持续贡献为对价。中央因此可以说服内地其他省份的民众长期接受“一国两制”，因为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对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有利的安排。也因此，香港参与“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就不仅仅是自身机遇增量的问题，也是履行“一国两制”内部包含的香港对国家发展之义务的问题。 “一国两制”的奥秘在于一种“双赢结构”，即香港的高度自治与对国家战略的适当参与，同时有利于香港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 “矮化说”之谬误，根本在于未能透彻理解“一国两制”的辩证利益结构及国家理性设定。
“矮化说”未能进一步看到，大湾区战略是国家对香港比较优势与新全球化潜力的特别安排，也是帮助香港经济转型发展及继续回应“一国两制”内香港持续贡献力的绝佳途径。在大湾区规划中，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并未被制度性降低，只是国家管理与调控大湾区必然涉及更多集中决策事项的处理，从而在“一国两制”范畴内国家的权威与权力得以更多体现。但国家之规划与管理权力的行使，是宪法与基本法赋予国家的正当合法的权能，既往行使得少不一定好，甚至显然不好，而如今根据国家与香港发展需要而更多行使，也不一定不好。大湾区管理决策，会更多体现香港高度自治、湾区城市协商合作及国家统一决策，这本身就是“一国两制”下合法合理的决策权配置与实现方式。 “一地两检”的决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大湾区”管理趋向于的一种合理决策模型，今后在大湾区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类似决策需要时应该还会遵循。这是在实践中根据国家宪制安排与两制具体利益需要而创造性地发展“一国两制”，丰富和发展基本法秩序。
借大湾区机会走出政经困境
当然，大湾区对香港而言不完全是机遇，也是挑战：其一，以深圳为代表的国家开放与创新核心城市已具备进一步发展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基础与能力，香港与深圳的创新科技合作需要更加积极及深度开展，才能适配国家提出的将香港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战略目标；其二，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经济带、京津冀协调圈共同构成中国沿海最发达与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内创新发展基地与集群，是“一带一路”的主要动力源和标准输出地，香港参与国家的“一带一路”无法跳过大湾区环节；其三，国家在整体政策上必然进一步加大对大湾区开放发展的支持力度，可能进一步挤压香港固有的竞争优势，形成对香港更强的地缘替代压力；其四，香港内部存在产业空心化、青年成长空间变窄、贫富分化拉大的“后全球化”通病及激进社会运动的不利因，其制度与政策刚性及资源局限性难以有效回应相关难题，如果不借助大湾区机会，可能无法走出目前的政经困境；其五，十九大报告开启的新时代，提出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大湾区是非常现实及最为理想的融入途径，由此开启“一国两制”的国家建构及有序融合的新时期。这些挑战因香港的精神调整与实际参与绩效，也都可能转变为“新香港”的发展优势。
总之，“矮化说”建立在对“一国两制”的片面与固化的理解基础之上，不能适应香港在新时代融入国家发展的转型需要，是一种偏于保守、陈旧的落后思潮，是对“旧梦”（Good Old Days）的过度留恋，不符合香港“狮子山精神”中的拼搏与创新要素。大湾区既是香港机遇，也是香港继续做出对国家贡献的义务承担，但也是一种日益公平而正当的地区间竞争。只有正面理解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克服对国家体制与前途的诸多误解和偏见，才能从容对待作为香港地缘性“最佳机遇”的大湾区规划，在大湾区新时代中占据有利的地位和角色。“国家所需，香港所长”是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恰当理解，也是“一国两制”不变的国家理性，而“香港所长”即为“香港所利”。大湾区意味着香港可以再一次的“见利”而“思义”，做到“一国两制”下的义利结合，促成自身的二次腾飞与奇迹再造。这样的前景与角色，绝对不是什么“矮化”，而是升华。
（本文首发于“思考香港”网站，作者系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