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在于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也就是政治体制的能力。政治能力是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生长出来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同政治体制融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政治体制的运转发挥出来，强大的政治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政治能力通过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从而为国家治理的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国家治理在新时代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体制，从而重新塑造出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才能够将中国国家治理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而崛起意味着中国参与的国际竞争迈入了政治体制竞争的新阶段。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将更为激烈，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支持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强大的政治能力在国家治理改善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家治理提供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验。
关键词：政治能力；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治理
汪仕凯，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 引题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时代。世界历史迈过21世纪的门槛之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变得越来越严峻。因此，直接面对和有效治理各个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层面的一系列难题，构成了人类在新世纪谋求发展的现实基础。直接面对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挑战，就意味着“国家治理已经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主题，而且是包括西方核心国家在内的全球范围的政治主题”[1]。国家治理就是治国理政。具体而言，国家治理是指政府、政党、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人，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以协作的方式共同应对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而进行的活动以及过程。国家治理要集中表达的，既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平衡的立场，又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关系。
1.1国家治理：中国经验的独特性
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21世纪全面崛起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中国国家治理至少在三个方面展现出了它在实践上和理论上的重要性。首先，中国国家治理尽管经历了曲折，但国家发展则是持续的，当然旧的难题得到解决之后，新的问题又不断滋生，国家治理的不断改善同国家可能产生危机的担忧相伴随。其次，中国国家治理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些问题，不少矛盾还非常尖锐，但是问题和矛盾却能够在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得到控制、缓解和克服，甚至问题和矛盾构成了国家治理改善的动力。再次，中国国家治理是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的，并且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时是一个具有三千年政治传统的文明古国和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因而，中国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将对21世纪的国际结构和世界秩序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不言而喻，中国国家治理不仅是艰难和关系重大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是复杂的理论问题。如何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以及如何从理论上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形成令人信服的解释，仍然困扰着国内外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研究者。对于中国国家治理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社会科学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两种解释路径，即一般性的解释路径与特殊性的解释路径。一般性的解释路径就是从实现了良好国家治理的共同特点出发，归纳出政府的积极干预、同市场经济契合的文化传统、充分利用资源比较优势、产业政策的适时调整等原因，最终形成了“发展型国家”理论[2]。特殊性的解释路径则恰好相反，它立足于中国特色从而归纳出一党执政、贤人政治、公有制、政府主导、举国体制等原因，最终形成了“中国模式”理论[3]。
其实，这两种解释路径都没有真正发现中国国家治理的根本，反而由于各执一端最终割裂了中国国家治理基本经验的完整性。因而不仅有生硬套用概念解释中国之嫌，也抑制了社会科学理论在新的经验冲击下实现发展的机会。李侃如在分析中国国家治理时指出：“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了解中国就更具有挑战性……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4]6中国国家治理是在独特的文明传统和政治体制的基础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因此，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解释不可脱离中国的文明传统与政治体制，必须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进而形成能够深入揭示中国国家治理根本逻辑的概念与理论。
1.2 政治能力：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理论发现
真正决定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应该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本文的问题意识根源于此。本文的问题在于，支撑中国国家治理进程并且决定着中国国家治理水平的核心要素究竟是什么？这种核心要素不是中国国家治理中特有的，而是现代国家的一般构成元素，但是这种核心要素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占据了关键位置。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由于独特的文明传统与政治体制，中国所拥有的这种核心要素更为成熟和强大，因而使得这种核心要素具有了特殊性。笔者的预设是，决定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核心要素就是强大的政治能力。政治能力是政治体制的能力，它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具有了超出其他国家的强大政治能力，故而中国国家治理能够妥善应对一系列挑战持续推进，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政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能力就是国家权力的实践状态及其结果。而政治能力则是指国家治理能力之中涉及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那一部分。概论之，政治能力就是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国家治理能力。具体言之，政治能力就是指配置、操作以及控制政治权力的组织、联盟、规则、程序、行动者，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时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取得的效果。政治能力一般包括协商能力、建制能力、利益整合能力、政治吸纳能力、组织动员能力、霸权制造能力、合法性生产能力、战略规划能力、适应性革新能力、抗拒风险能力等[①]。政治能力诚然是对蕴藏在国家治理过程中深层次结构的抽象表达，但它会具体体现在团结社会力量以维持政治秩序、整合政治资源以增进公共利益、凝聚社会共识以创造个人自由发展等活动之中。
西方的历史学家在困惑于独特的中国经验时，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政治能力。他们认为：“在早期发展官僚政府时曾经领先于世界的一种中国政治传统证明在20世纪很有能力创造一种适合中国现代情况的控制制度。证明这种能力的事实是巨大的中国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5]41其实，这里所说的能力就是政治能力。而以下事实就是证明政治能力的经验基础：中国在19世界被强制性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逐渐陷入全面危机之中，但中国最终不仅实现了从文明古国向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转型，而且在6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国家治理的持续改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中国的文明传统和政治体制中生长出来的强大的政治能力，不仅从根本上支持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也将从根本上决定中国国家治理持续改善的空间，进而决定着中国在未来实现全面崛起。如果说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确实形成了一种模式，那么毫无疑问，构成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也正是强大的政治能力。
政治能力与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是由国家治理的特性所决定的。国家治理不同于政治统治和政府管理的根本之处就在于，它必须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作为凭借，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徐湘林指出：“国家治理概念则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应该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6]国家治理的特性意味着，要想使国家治理步入良性轨道，实现国家治理水平的持续改善，就必须重塑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立场，整合各种治理资源，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制约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框架，只有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才能够为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所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最基本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国家在社会之中形成深厚的根基，实现对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与使用；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得到国家的保障，并且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政治能力就是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国家治理能力。
政治能力是支撑中国国家治理持续改善的根本所在。本文的内容围绕这个核心判断而展开：首先，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能力，是从传统文明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整体转型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并且通过政治体制的形式确定和巩固下来，所以政治能力植根于政治体制之中，并和政治体制融合在一起，政治能力也就成为了政治体制的能力。其次，虽然政治能力同政治体制融合在一起，但是政治能力并非是由政治体制决定的，政治能力是在中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锻造出来的。再次，政治能力的强弱并非一成不变，由于国家治理会不断改变国家与社会各自的情况，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政治能力也会面临重大的挑战。因而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完善政治体制，是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的主要途径。最后，政治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中国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全面崛起，归根结底取决于强大的政治能力。
2 政治能力、社会主义国家与政治体制
2.1政治能力是现代国家的一般构成要素
政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凡是现代国家，无不具有程度不同的政治能力，因而塑造了不同程度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进而形成了不同水平的国家治理。中国国家治理进程得到了强大政治能力的支撑，这种强大的政治能力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所能拥有的，而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才具备。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在从传统文明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作为现代国家构建的目标而出现的，但是要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否则就不可能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当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强大的政治能力就通过政治体制确定和巩固下来，从而为中国国家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中国从传统文明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是突然发生的。由于“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7]6，导致西方国家挑战带来的巨大冲击完全超出了传统文明国家的承受能力。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之下，中国传统文明国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而走向瓦解。罗荣渠指出，中国传统文明国家的瓦解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形成了“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8]302。政治权威危机意味着必须寻找新的政治组织框架，而现代国家则是能够克服政治权威危机的政治组织框架。政治权威危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统治形式来应对，因此只有建立现代国家形式才能挽救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这是辛亥革命与解放战争两次建立现代国家形式的原因所在。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就是直接统治，即中央政府依靠自身的组织体系将统治直接建立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之上，达到国家有效动员民众和配置重要资源的效果。非如此不能应对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局面。
与此同时，直接统治也使国家必须直接面对社会的压力，及时回应社会的需求。查尔斯·蒂利指出：“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在内部，国家着手推行国家语言、国家教育体制、国家军事服务以及许多其他事物。在外部，它们开始控制跨越国界的运动，运用关税和海关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把外国人看成需要限制权利和严密监视的与众不同的人。”[9]127直接统治是国家与社会深刻互动的过程，国家在有效控制社会的同时要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社会也就被纳入到现代国家的政治框架之中。而政治能力在此过程中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和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无非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没有政治能力是不可能建立现代国家的，政治能力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
2.2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国家崩溃之后自然要建立现代国家，否则不可能适应列强环伺的国际政治格局。但是，中国所要建立的现代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现代国家必须满足现代化的要求，“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更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10]53；另一个方面，现代国家必须满足保持传统文明国家整体转型的需求，保持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的统一性与完整性，“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向现代国家”[11]。能够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方面要求的现代国家只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在解决总体性危机的过程中自主选择的结果。正如汪晖所言，“可以把近代中国的国家建设视为帝国本身的自我转化”[12]828，传统文明国家的自我转化就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不可避免形成冲突，这就需要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进而保障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公共权力机构，这种公共权力机构就是国家。但是国家一经产生就会受到社会中强势力量的影响甚至控制，于是国家就从一种公共权力机构蜕变成为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统治工具。马克思指出，现代国家以其无处不在的复杂的军事、官僚、宗教和司法机构像蟒蛇似地把活生生的市民社会从四面八方缠绕起来，从社会之中产生的国家变成了压制社会和决定社会的力量[13]91。而社会主义国家则要完全颠倒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这就是要将国家重新变成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权力机构，由社会来决定国家。
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就是社会力量重新把国家政权收回到自己手中的“社会共和国”。马克思指出，社会共和国的实质“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就是人民群众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13]95。显而易见，要想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必须首先形成能够决定国家的社会力量，这个社会力量就是由个人联合起来的整体。林尚立指出：“从国家建设的具体实践来看，这种个人联合，既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前提。”[14]94个人联合起来的整体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就是属于人民范畴的社会阶级团结起来形成的力量，也就是作为整体的人民，而把社会阶级团结起来形成人民整体力量的则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
这种决定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人民整体力量，在毛泽东看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毛泽东认为国体就是指“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5]676-677。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在革命年代，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改革年代，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新社会阶层等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和建设者。但是，不管人民范畴发生怎样的调整，其核心都在于，共产党领导人民结成广泛和稳定的阶级联盟，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16]14809。
国体问题其实就是国家性质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意味着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掌握国家权力，从而避免国家权力异化成压迫人民的工具。当各革命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联合起来建立现代国家时，就提出了“让人民建立的国家掌握在人民手中”这种根本要求，这种根本要求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而“民主是人民对国家本质的规定性”[17]9。由于人民当家作主，不仅意味着人民整体构成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而且意味着人民整体掌握着国家政权，因此国家政权也以服务人民需要、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基本目标，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就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只要各社会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形成了人民整体力量，人民当家作主就能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得到发展，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也就会存在和巩固下去。
2.3强大的政治能力构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
中国社会各阶级不可能自然形成人民整体，只有依靠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在形成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凝聚成人民整体。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政治能力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共产党是具备广泛的社会基础、严密的组织网络、纯熟的动员技巧、科学的政治纲领、合理的行动策略、清晰的宗旨等要素的先锋队政党。这个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锻造出了包括协商能力、建制能力、利益整合能力、政治吸纳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合法性生产能力、战略规划能力、适应性革新能力、抗拒风险能力等在内的强大政治能力。如果说强大的政治能力是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根本支撑，那么共产党由于提供了强大的政治能力，故而构成了人民整体力量形成的核心要素。“共产党与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是一体的，失去了共产党，不可分解的人民力量也就不可能存在。”[14]84并且，由于共产党是人民整体力量形成的核心要素，因而共产党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就具备了强大的政治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国家要实现向现代国家的整体转型，就必须得到人民整体力量的支撑。如果不能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那么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将难以避免传统文明的解体和国家的分裂。而人民整体力量的形成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国家，只能是人民整体力量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作为领导核心的共产党提供了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强大政治能力。进而论之，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共产党的领导则是把强大的政治能力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有机统一的起来的中介。因此，强大的政治能力必须要在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体现出来，强大的政治能力也可以称为构建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的能力。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强大的政治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共产党的领导、强大的政治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状态，就会以政治体制的形式确定和巩固下来。于是就形成了人民民主体制。人民民主体制主要由四个部分所构成，分别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其中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要素，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则组成了基本框架。共产党的领导过程发挥着整合、运作和协调这个基本框架的作用；而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则发挥着保障共产党的领导过程顺利进行，进而实现共产党的领导的作用。因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这个基本框架组成了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人民民主体制。人民民主体制的内在统一性就是指贯穿在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之中的共同原则和运作机制。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可以说民主集中制构成人民民主体制的灵魂。
当强大的政治能力得到了人民民主体制的保障之后，政治能力就表现为人民民主体制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政治能力依赖于人民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
人民民主体制实质上就是人民整体力量的制度化形式，因此人民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就意味着必须保障和巩固人民整体力量。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通过强大的政治能力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并以人民整体力量创建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实现了人民整体力量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握。然而，只有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的支持之下，革命时期形成的人民整体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才会充满生机与活力，才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实体。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战线、群众路线是持续不断地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动态机制，它们不仅贯彻共产党的领导，而且整合社会各阶级的需求，进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改善公民个人的福利。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人民整体力量对于国家政权的掌握，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换言之，人民民主体制的有效运转，就是要在强大的政治能力支撑下，不断实现人民整体力量的巩固、再造和发展。
3 社会革命、民主集中制与政治能力塑造
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不过强大的政治能力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前就被塑造出来了，是在以社会革命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锻造出来的。更准确地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政治能力是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产物，如果说共产党带来了强大政治能力生长的种子，那么中国传统文明国家的遗产则准备了强大政治能力生长的土壤，而社会革命则提供了强大政治能力生长的气候环境。由此也可以说，强大的政治能力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是强大的政治能力的集大成者，强大的政治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与生俱来的。
3.1社会革命锻造了强大的政治能力
中国传统文明国家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崩溃的，但是开辟现代化的道路却必须以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作为政治前提。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国家核心要素的政治大一统就同现代国家的中央集权契合起来。这种契合集中体现在现代国家必须实现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同时能够支撑传统文明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整体转型。然而，仅仅中央集权是不够的。中国传统文明国家崩溃之后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或者说总体危机，只有以社会革命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应对全面危机，进而创建现代国家。社会革命有着中央集权的强烈需求，没有中央集权就不可能整合革命资源，但是社会革命同样有着民主的强烈需求，没有深入的组织动员和广泛的政治参与，就不可能进行社会革命。因此，社会革命必须在深入的组织动员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基础上实现中央集权，这个任务则是由共产党完成。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根本组织原则，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实现中央集权是共产党领导过程的集中写照，于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将中央集权制发展成为了民主集中制。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能力是在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锻造出来的，而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革命的主线就是将各革命阶级团结起来，在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过程就是集权逻辑与民主逻辑相互作用和彼此融合的过程。集权逻辑与民主逻辑的相互作用和彼此融合形成的结果就是民主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也就是贯穿在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的民主集中制，共产党正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的。因而，强大的政治能力就是在集权逻辑与民主逻辑的相互交错和彼此融合的过程中塑造出来的，政治能力的塑造过程其实就是从中央集权制发展成为民主集中制的过程。
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起点是传统文明国家政治上的重大失败。这就是传统文明国家不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从而走向了崩溃，但作为传统文明国家最主要遗产的政治大一统，却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因为中央集权制是政治大一统的核心内容。其实，现代化进程本来就会形成中央集权的政治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的集中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8]277。对于早发现代化国家来说，中央集权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进而为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撑。然而，对于被强制性地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国来说，现代化进程始终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强制，也就是西方国家的剥削和支配。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必须以中央集权作为前提。在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缺位的情况下，现代化进程由于难以启动故而只能走向危机，现代化危机愈是严重，对于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的需求就愈是迫切。
现代化危机所导致的中国传统文明国家的崩溃，可谓是中国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发生的最重大变化。罗荣渠指出：“中国原有的社会发生剧烈的、持续不断的大动荡和大分化，形成了一个新旧交替的反复过程：一方面是衰败与断裂，一方面是重组与更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政治层面上发生的变化。”[19]11从衰败与断裂上看，传统文明国家确实崩溃了，但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却并没有随之终结，相反它等待以特定的过程重新组织起来，从而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支撑。所以重建政治大一统就构成了政治层面变化的另一个方面，即重组和更新。重建政治大一统，不仅是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央集权的需要，而且是实现传统文明国家在总体危机的背景下向现代国家整体转型的需要。重建政治大一统的特定过程就是社会革命，政治大一统在现代国家中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体制[11]48-53。
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分析中国传统文明国家时认为，政治大一统就是由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耦合在一起的一体化结构，反映在制度上就是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它与地主经济的耦合则形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20]417-420。在现代化危机的冲击之下，相互耦合在一起的基本要素被拆解了，传统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解体，中国陷入全面危机之中。美国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就认为，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只能通过社会革命的进程加以解决，唯有社会革命的全面特性才能应对危机的全面性。指出：“全面的危机必须全面解决，尽快解决，解决的方法是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须侵入进驻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在克服全面危机的同时，也解决各个领域中的危机，而解决各个领域的危机，又是克服全面危机的方法。于是全能主义的国家，在漫长的革命过程中逐步成长，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21]243全面危机的背景决定了以全能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治大一统，所谓全能主义就是指强大的政治机构全面掌控社会，从而集中革命资源以应对全面危机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方案，全能主义是社会革命的手段[21]3。这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指出了全能主义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重要意义——近代中国的全面危机需要在重建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上解决，而以全能主义方法开展的社会革命则是重建政治大一统的必由之路。全面危机不仅意味着传统文明国家的崩溃，而且意味着必须重建政治大一统，否则不可能解决全面危机。
3.2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原则实现了政治能力的制度化
以全能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必须要凝聚各革命阶级从而形成人民整体力量，其实也就是在重建中国社会。重建中国社会无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新的超稳定结构，只不过新的超稳定结构的耦合要素必须是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罢了。由于政治大一统是超稳定结构的基本支撑，因而重建超稳定结构就必须首先重建政治大一统。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重建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必须使用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耦合起来。正如金观涛和刘青峰所言：“需要找到一种组织方式，以保证开放条件下人们对统一意识形态之认同，与此同时能顺利将其成员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社会各层次组织者。为了让人民接受统治权威，这一组织还要能推动新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引导基层群众观念大变革，使他们放弃传统意识形态从而转向接受新意识形态权威。”[20]共产党提供了现代化的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进而完成了重建政治大一统的历史任务。
社会革命就是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新构造。斯考切波指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冲突和转型过程，首先在于它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冲突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22]4-5进而论之，阶级动员以及阶级斗争必将在社会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力量只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即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阶级的联盟，没有广泛的阶级联盟以及由它们凝聚而成的强大力量，就不可能完成社会革命。
阶级动员和阶级斗争，不仅意味着社会革命有着强烈的集权逻辑，而且意味着社会革命有着强烈的民众参与逻辑。必须强调的地方在于，民众参与逻辑优先于集权逻辑，因为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广泛参与，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社会革命，所以民众参与逻辑是集权逻辑得以进行的前提。当然，集权逻辑是社会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保障，因为如果不能在社会各阶级广泛参与的基础上，将革命力量高度凝聚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人民整体力量，那么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社会革命就只能无果而终。共产党能够由弱到强，直至成为中国社会革命的领导核心，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提供了社会革命得以深入发展的战略资源，作为先锋队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完全契合了社会革命在民众参与基础上实现集权的逻辑。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具有严密的组织网络、纯熟的动员技巧、科学的政治纲领、合理的行动策略、清晰的宗旨、广泛的社会基础等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特性。恩格斯就指出共产党必须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23]685。共产党在社会革命进程中创建了以自己为轴心的向心性整合结构。林尚立指出：“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实践，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自身组织基础上所形成的外围性组织网络是相当丰富和庞大的，分布于各社会力量之中，但同时又聚集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网络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力量，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社会，聚合社会提供了组织网络。”[24]346由此可见，共产党的领导实际上具备组织革命大军的强大能力：一方面共产党将一切能够团结起来的社会阶级，都组织到革命阵营中来，也就是实现了广泛的民众参与；另一方面共产党将民主集中制贯彻到革命阵营中去，也就是借助自身的组织原则和组织体系，实现对于革命阵营的领导。
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将现代国家构建蕴含的集权逻辑延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集中制逻辑，也就是在社会阶级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实现中央集权。于是民主集中制就从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毛泽东在论述革命胜利之后创建的新国家时，就明确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5]677。强大的政治能力就在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组织社会革命的过程中生长出来，民主集中制对社会革命的组织就是要把社会各阶级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以人民整体力量保障传统文明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整体转型。也就是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于是人民整体力量就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而组织人民整体力量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为了政体即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
由此可见，强大的政治能力伴随着民主集中制的发展而出现，并且强大的政治能力与民主集中制共同凝聚了人民整体力量，而人民整体力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所在，这就决定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其实，超稳定结构无非就是一种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关系以及自我巩固、强化的状态，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意味着一种现代化条件下的新的超稳定结构。它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关系以及自我巩固、强化的状态，这就为中国国家治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重大成就提供了基本支撑。
4 全面深化改革、政治能力重塑与国家治理
4.1市场经济对人民整体力量形成了挑战
人民整体力量掌握国家政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根本所在，强大的政治能力正是因为凝聚了人民整体力量，故而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进而为中国国家治理的改善提供了基本支撑。在中国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国家政权、社会结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更是对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影响蕴藏着极大的变数。这些新的因素不仅对中国国家治理造成了严峻的挑战，而且影响到人民整体力量的巩固和发展。郑永年就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对全球化的适应，已经给“共产党制造了多方面的治理危机”[25]196。因而，必须建立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则中国国家治理将难以得到持续的改善。
要构建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必然意味着要锻造出新的强大的政治能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强大的政治能力开始同政治体制融合在一起，并且通过政治体制的具体运转过程表现出来，所以政治体制的运转情况直接反映了政治能力的强弱。伴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变化，中国政治体制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制约了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的生长，所以要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就必须实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在新时代改革和完善政治体制。习近平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26]74如果说在革命年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塑造了强大的政治能力，那么在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将重新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党的十九大以来启动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无疑是以重塑政治能力为目标的系统性工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要求建立新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根本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意味着新的经济秩序，并且逐渐带来了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经济秩序与社会结构，不仅意味着必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凝聚人民整体力量，而且意味着凝聚人民整体力量必须同新的经济秩序相适应。新的经济秩序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经济秩序，于是市场本身就发展成为一种威力巨大的力量。卡尔·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有着脱离社会关系网络控制反而力图以市场原则改造社会关系网络的强大趋势，这就蕴藏着毁坏社会与自然的致命威胁[27]52。因此，凝聚人民整体力量既要遵守市场经济的规则，又要使人民整体力量能够掌控市场力量，使之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新的社会结构则意味着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而且新的社会阶层规模越来越大、权利意识越来越强，可以说新的社会阶层成为了人民整体力量凝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因此，凝聚人民整体力量不仅要将新社会阶层纳入人民范畴之内，而且必须协调好新社会阶层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
4.2 政治体制的弊端弱化了政治能力塑造人民整体力量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所凝聚而成的人民整体力量，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依靠政治体制确定和巩固，但是人民整体力量在得到政治体制的确定和巩固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政治体制的运转不够完善，那么人民整体力量将会受到损害和削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新经济秩序和新社会结构，给中国政治体制的运转提出了新的挑战，集中体现为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党的领导机制和执政方式限制了自身的政治能力的发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共产党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所凝聚的人民整体力量的强大程度。主要，原因在于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出现了行政化、官僚化、形式主义、腐败等的问题，使得党同新的社会结构之间产生了“政治距离”。陈明明指出：“党越来越倚重国家的行政手段来推行党的政策，党也就越来越变成一架行政机器，越来越不善于运用‘政治’的方式处理其与社会其他集团的关系，越来越不像一个政党那样管理自身的日常活动和经营自己的社会基础。”[28]228如果党同新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政治距离”不能消除，那么人民整体力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损害，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发生人民整体力量难以形成的政治危险。
在新时代凝聚人民整体力量遭遇的困难，可以主要从两个方面得到观察：一个方面是由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另一个方面则是由于党的官僚化行政化而形成的党群矛盾。社会结构变迁的结果就是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不仅规模巨大的新社会集团成为了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社会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的强化作用下，社会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有着恶性发展的趋势。这就使得中国社会成为了一个下层过于庞大的“丁字型”分层结构。“丁字形”社会结构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可忽视的中严重的社会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并且很容易激化，从而造成范围广泛的社会冲突乃至大规模的社会对抗。李强就指出，“中国社会始终没有走出‘社会结构紧张’的状态”[29]187。
“社会结构紧张”意味着必须逐步改变严峻的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协调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而要完成这种艰巨的任务就需要共产党的强大政治能力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由于共产党出现了的行政化和官僚化、形式主义、腐败等问题，不仅使党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距离”，集中体现为而且滋生了严重的腐败问题，党群矛盾在基层社会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如果联系到民众有着普遍认为党的干部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群体这种认识的话，那么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的现状是令人堪忧的不容乐观的[30]202-206。党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党与社会之间“政治距离”的催化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党与群众之间矛盾的关键方面——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党同社会之间的“政治距离”就不可能消除，并且也会制约党作为领导核心凝聚人民整体力量的进程。由此可见，党的十八以来掀起的反腐风暴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积极且有效地应对之道。
4.3全面深化改革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
凝聚人民整体力量遇到的困难以及它们对人民整体力量的损害，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来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得到解决。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26]76-77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协调好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切实改进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社会各阶层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能力是由共产党在领导社会革命的进程中锻造出来的，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借助人民民主体制加以确定和巩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只有如此才能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由于民主集中制是贯穿在人民民主体制之中的根本原则，构成了人民民主体制的灵魂，因而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就是要强化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民主集中的精神来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使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得到更好的落实。具体而言，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就是要用民主集中制来改革和充实党的领导体制、统一战线、人民代表大会、群众路线。
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它已经同国家高度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党成为了“国家的灵魂”和“国家最深刻的内容”[28]121。共产党的领导同样构成了人民民主体制的核心，所以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首先就在于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体制根源于党的先锋队性质，因此通过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清除背离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始终保障党的先锋队性质，就成为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基础。在保障了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前提之下，一方面要使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保证党通过法定的规则和程序领导国家政权；另一方面要使党回归政党角色，在激活庞大的基层组织体系的基础上重新深入社会，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能够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基础上领导社会。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党的政治能力，通过革除制约党的政治能力发展的障碍，积极探索新的能够促进党的政治能力生长的机制，使党具有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只有在党具有强大的政治能力的基础上，人民民主体制才能依靠党的领导过程而获得强大的政治能力。
完善人民民主体制必须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是在广泛代表性的基础上形成的“高度浓缩的人民整体力量”[14]，是确定和巩固人民整体力量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必须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掌握国家权力和保障国家权力服务于人民，因此人民代表大会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形式。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过程中才能凝聚和巩固人民整体力量。邓小平就指出：“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31]144充分的民主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改革完善：一个方向是人民代表密切联系选民群众，切实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履行职权；另一个方向则是有效地监督政府，促使政府积极回应选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民主体制的主体组成部分，在政治能力同人民民主体制融合在一起从而表现为政治体制的能力时，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成为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的主要方面。
统一战线是人民整体力量得以形成的基础环节，它为人民民主体制创造了阶级联盟支撑。塑造阶级联盟是现代国家政治能力的重要体现，一般而言，现代国家奉行“最小获胜联盟”的原则，这就是只要联盟的规模达到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就足够了[32]32-33。统一战线则是对现代国家的“最小获胜联盟”原则的突破，它所要建立的是最大规模的政治联盟，也就是要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基础上凝聚人民整体力量。因为人民民主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所在，所以只有构建最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才可能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才能具备实质基础。并且，共产党的领导首先就要实现对社会的领导，对社会的领导是对国家政权领导的前提，只有建立最大规模的政治联盟才能实现党对社会的领导。统一战线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要想在新的年代具备强大的政治能力，就必须提升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体制中的地位，强化统一战线在凝聚人民整体力量过程中的作用。
最后，完善人民民主体制就必须激活群众路线。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无疑是激活群众路线的关键举措。群众路线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神经脉络，它深入到人民民主体制的具体运转过程中，群众路线的活跃程度是影响到政治能力强大与否的关键变量。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6]1318群众路线不是简单的组织和动员群众，而是要在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党的领导。这就意味着党必须深入群众、充分了解群众的需求，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形成党的领导。王绍光就认为群众路线是一种从党的政治责任角度发展而来的“逆向参与模式”[33]13。群众路线的实质就是合理界定广大群众的客观需求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从而能够使政策过程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改善广大群众的客观需求，因此群众路线就成为了人民整体力量掌握国家权力的具体实践过程。在新的年代重新锻造强大的政治能力，不仅要激活群众路线使之贯彻在共产党的领导过程中，而且要将群众路线逐渐转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党的十九大启动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系统性工程。毫无疑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是改革和完善人民民主体制的根本举措。从形式上看，本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主要体现为中央议事协调机构（领导小组）的升格、重要党政部门的合署办公、国务院组成部门的优化组合，但就其本质而论，则是为了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着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然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贯穿着重塑强大的政治能力这一目标，通过系统改革党和国家机构来改善党的领导体制、优化统一战线、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激活群众路线，人民民主体制将逐渐增强同新时代相适应的政治能力。可以说，重新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是此次党和国家机构系统性改革的时代意涵。
5 政治能力、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与国际竞争
政治能力在构建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关系的基础上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支撑，中国国家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就是由强大的政治能力带来的。同样，中国国家治理所面对的复杂问题，也必须依靠重新塑造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加以解决，可以说政治能力才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所在。伴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全面崛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是，中国的全面崛起将对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结构产生冲击，因此，中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将面对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而国家竞争的结果将由国家治理的水平直接决定。这就意味着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只有始终保持强大的政治能力，中国才能以国家治理的良好水平在世界大国的竞争中最终胜出。更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比拼，而且是政治体制的竞争。因此，强大的政治能力将对人民民主体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
5.1强大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核心要素
中国国家治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国内外社会科学理论界试图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从而不仅为进一步优化中国国家治理指明方向，而且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治理改革提供借鉴。理论界的此种努力产生了长时间的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但是这些讨论要么受制于西方的理论框架，故而未能准确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要么拘泥于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相互分散的各个方面。未能从整体上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核心内容，所以“中国模式”的理论根基并没有形成。其实，“中国模式”也就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它绝非是单纯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存在于“国家政权、国民经济、民间社会”三大块连接界面上，其讨论的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界与工商界的互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34]10-11。组成“中国模式”要素当然是多样的，然而政治要素一定是最重要的，并且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杨光斌在讨论“中国模式”时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模式”就是一种政治模式，以国家来命名一种模式意味着必须看到中国治理背后的那种独特的、稳定的、具有扩散性的而被承认的政治因素，这个政治因素就是民主集中制，因此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35]。毫无疑问，将民主集中制界定为“中国模式”是一种深刻的见解，它抓住了支撑中国国家治理并且使其成为一种模式的核心内容。不过，从本文的分析逻辑来看，民主集中制是确定和巩固政治能力的制度形式，强大的政治能力才是蕴藏在民主集中制之中，从而支持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质内容。政治体制的运转就是要产生政治能力，强大的政治能力是比政治体制更深层次的内容。因为强大的政治能力能够凝聚人民整体力量，故而构建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所以强大的政治能力才是“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核心内容。
强大的政治能力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论根基，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水平则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实践基础。进而言之，中国国家治理模式能否发展成熟，并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一种有别于欧美国家治理模式的方案，从根本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在新时代重新塑造出强大的政治能力，并且以此为基本支撑将中国国家治理的水平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提出以及发展完善，标志着中国参与的国际竞争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阶段。中国参与的国际竞争就是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国际竞争在形式上表现为国家治理水平的竞争，但其背后则是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政治体制的竞争将是非常激烈的国际竞争，它不仅关系到世界大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关系到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结构的存续。
5.2强大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全面崛起的关键支撑
中国国家治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既受制于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强制，又会因为自身的发展而对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世界经济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至少某些重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构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分工的各种商品链条的组成部分”，现代世界体系发源于16世纪的欧洲，由于内部压力的推动而持续地向全世界扩张，最终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先后融入进来[36]181-182。但是，在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民族国家也发展起来了，“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开始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37]38。这就是说现代世界体系也是一种世界政治体系，即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
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根据综合实力的差别，可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其中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位置，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屈居于“边缘国家”或者“半边缘国家”[38]463。不同类型的国家之间绝非是平等的，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在全球价值的分配中获得的份额也相差悬殊。西方核心国家凭借综合实力的优势而对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行使着支配权，并且攫取了全球价值剩余的绝大部分，因此现代世界体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等级性的国际结构。核心国家对于边缘国家以及半边缘国家的支配，边缘国家与半边缘国家由于这种支配而难以彻底改变其在等级性国际结构中的不利地位，是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集中含义。
5.3强大的政治能力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优势
然而，中国的发展打破了现代世界体系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结构性强制。中国国家治理的持续改善带来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巨大发展，并且中国正以国家治理的巨大成就为基础，迅速地成长为世界大国。中国国家治理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自然也将对现代世界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新兴世界大国而崛起的中国带来了一种深刻且巨大的变动趋势。这就是欧美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将被改变，甚至等级性的国际结构也将向着平等性的国际结构转型。由此可见，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就具备了世界意义，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39]。这里所谓的中国国家治理及其模式的世界意义，在形式上体现在国家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上，但是其实质则是中国政治体制逐渐获得了相对于西方政治体制的竞争优势，人民民主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竞争格局得以形成。而且，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全面崛起的趋势愈发明显，政治体制在这种竞争背后所发挥的作用就越是关键。
人民民主体制所具备的强大政治能力是支撑中国摆脱现代世界体系结构强制的关键所在，因为强大的政治能力将社会各阶级凝聚成为人民整体力量，并且依靠人民民主体制确定和巩固下来。正是人民整体力量支持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的道路，并且能够抵抗欧美核心国家的支配权。欧美核心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赋予自由民主体制巨大的正当性，它们竭力将自由民主体制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并且宣称历史将终结于世界各国统一实行自由民主体制之时，自由民主体制的强大政治竞争力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达到了顶峰。中国坚持探索和完善人民民主体制，并且在人民民主体制的支持下，中国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的持续改善，而且进一步动摇了欧美核心国家的支配地位，推动着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变。毫无疑问，人民民主体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人民民主体制的政治竞争优势开始得到确立，而自由民主体制的政治竞争优势也相应的削弱了[1]。
当然，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要通过国家治理的水平表现出来。在人民民主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竞争格局已然形成的背景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全面崛起，将对欧美国家主导的等级性国际结构和自由民主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局面将更为激烈，这就需要中国必须将国家治理的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改善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方向是要“强调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站在国家整体绩效的立场上，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40]184。只有不断地提升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持续地增强国家整体的绩效和总体竞争力，中国才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优势，进而实现国家全面崛起和等级性国际结构的转型。但是这个历史过程的完成必须要以以下条件为基础，这就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体制，从而重新塑造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中国模式”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一种成熟的国家治理方案，人民民主体制才能够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
人民民主体制与自由民主体制的竞争格局，不仅改变了自由民主体制向非西方世界的广大国家扩张的态势，而且为世界各国创造了改善国家治理的新经验，所以给非西方世界的广大国家重新提供了自主选择政治发展道路的机会。塞缪尔·亨廷顿在半个世纪之前分析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问题时就认为，对于20世纪众多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苏联和中国无疑构成了这些国家制定政治发展方案的最佳学习榜样。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是能够同时实现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化和参与的扩大等需求的政治体制[41]109。其实，站在21世纪来回顾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变迁，就不难发现，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学习的内容，与其说是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倒不如说是蕴藏在共产党的领导体制之中的强大政治能力，以及由强大政治能力所构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
随着中国国家治理的不断推进，强大的政治能力对于国家治理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越来越明显。而且，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全面崛起和人民民主体制的政治竞争优势的完全确立，也必须得到强大政治能力的支撑。当今世界各国都在不程度上遭遇国家治理难题的困扰，很多国家甚至陷入了国家治理的危机之中，这就特别需要强大的政治能力。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从而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的基础上推动国家治理水平的改善。
6 结论
国家治理的特性要求平衡国家与社会的立场，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只有在此基础上国家治理才能获得持续改进的空间。政治能力则是国家治理能力中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政治能力就是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能力，而强大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国家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强大的政治能力是在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过程中逐渐锻造出来的，是凝聚人民整体力量从而创造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可以说强大的政治能力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特优势。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强大的政治能力就同人民民主体制融合在一起，并且依托人民民主体制的运转展现出来，因此政治能力就成为了政治体制的能力。要想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国家治理的不断改进，从而最终实现中国的全面崛起，就必须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式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体制，进而重新锻造出同新时代相契合的强大政治能力。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而崛起意味着中国参与的国际竞争迈入了政治体制竞争的新阶段，因此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竞争将更为激烈，只有强大的政治能力才能支持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强大的政治能力在国家治理改善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国家治理提供给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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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协商能力是指政治体制在调解冲突、制造共识、做出承诺方面的能力；建制能力是指政治体制在塑造、引导乃至规定社会力量方面的能力；利益整合能力是指政治体制建构和实现公共利益方面的能力；政治吸纳能力是指政治体制在将重要的精英群体转化到体制内部的能力；组织动员能力是指政治体制借助激励机制引导社会成员为了特定目标的实现而贡献力量、团结协作的能力；霸权制造能力就是政治体制借助司法、教育、传媒等过程塑造社会大众的价值观的能力；合法性生产能力是指政治体制通过保障政府质量，从而在改善社会大众的公民权利状况方面发挥的能力；战略规划能力则是指政治体制驾驭全球化进程和开拓未来发展空间的能力；适应性革新能力是指政治体制解决环境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的能力；抗拒风险能力则是指政治体制在遭遇重大危机时具有的韧性，实质内容是分散风险和再分配危机的能力。有关政治能力具体内容的论述，请参见汪仕凯：《论政治体制的能力与国家治理》，载《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原载《探索》 2018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