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民主政体有较高的经济成本，它只能建立在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基本方式，因此成为民主政体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深层次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将取决于它能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全球生产剩余总额中获得足够支付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一个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究竟能够争取到多大份额，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生产剩余国际分配是高度不平等的，欧美国家分割了全球生产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最先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获得较少的份额，因而难以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只有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剩余足够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仍然能够获得足以提供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时，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建立成熟的民主政体。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改变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结果，中国复兴意味着其它国家得到的份额相应减少了，因此起源于欧美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将面临很大的变数。

关键词：资本主义工业化; 政治转型; 现代世界体系; 生产剩余国际分配

一、研究缘起

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仅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而且也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民主政体造成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政体遭遇了结构性危机的尖锐挑战，一些民主政体在挑战面前甚至发生了崩溃，另一方面则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也受困于一系列治理难题，甚至出现了治理危机，民主政体呈现出明显的衰败趋势。民主政体在21世纪遭遇的困境，同它在几十年前向东欧地区、亚非拉地区的迅速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从理论上解释20世纪后期汹涌的民主转型浪潮，以及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败退，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很多研究者都意识到了金融危机与民主政体衰败之间的联系，因此经济因素构成了理论解释得以建构的基本维度，甚至可以说，经济因素是民主政体变异的深层次根源。

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命题，而金融危机以及由它引发的民主政体变异，则更是确认和彰显了这个基本命题的重要性。马克思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有过经典的论述，他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里面，经济基础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原因，进而言之，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有必要说明地是，马克思这里说得经济基础的变更，主要是指长时段历史里面发生的重大变化，而非是指经济生活中那些短暂的、偶然性的变动。

欧美国家在二战以后迎来了将近三十年的经济繁荣，第三世界的很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上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这都为塞缪尔·亨廷顿概括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奠定了基础。从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三十年里，有近100个国家实现了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从而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实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占据多数的局面。民主政体的迅猛发展，让很多研究者做出了似是而非的判断。阿玛蒂亚·森就认为民主政治是“一种任何地方的人民都会视为珍宝的普世价值”。无独有偶，拉里·戴蒙德则更是认为民主政治是体现着世界历史精神的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这些带有黑格尔色彩的观点实际上无益于问题的解答，特别是当民主政体在21世纪发生了衰败的情况下，很难使人相信，一种精神观念或者政治价值能够保障民主政体不发生变异。

民主政体的扩展同民主政体的衰败总是相伴而行。亨廷顿在概括民主政体扩展的历史时就特别提醒道，在每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转型浪潮中都会伴随着逆流，一方面是当一些国家开始民主转型时另一些国家则开始了民主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民主化浪潮结束之后会出现回潮，即刚刚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旋即发生民主政体的崩溃。民主政体的扩张确实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与此同时，民主政体的衰败也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政治转型经验上的反差对经济发展是否构成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根源提出了质疑。然而，民主政体扩张和衰败的历史，并不能简单地否定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联系，它最多只能证明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重新检视经济因素在相关理论解释逻辑中的地位，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寻找紧凑的解释逻辑和具体的因果机制。

本文的问题意识仍然根源于经济发展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笔者坚持了经济因素构成了政治转型的深层次原因这一基本主张，在此基础上，本文致力于回答如是问题：经济因素以何种形式并且借助何种中介机制影响了政治转型。社会科学研究在概括现代化以来的政治转型时习惯使用民主转型这一概念，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支撑下，民主转型甚至成为了比较政治学的主导型范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主题。但是，民主政体在21世纪的复杂经历已然暴露了民主转型概念在经验归纳上的有限性，因为民主政体不仅会建立、巩固，而且会崩溃，还可能出现衰败，不仅第三世界国家会发生民主政体的衰败，而且欧美国家也会发生民主政体的衰败，所以民主政体的实践经验远远超出了民主转型所能表达的内容。有鉴于此，本文使用政治转型这一概念来描述现代化以来的政治变迁，它主要是对民主政体的形成、巩固、崩溃以及衰败等经验过程的集中概括，这种经验过程不仅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也发生在欧美国家。要言之，政治转型就是民主政体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演变过程，其中民主政体的建立和巩固是主线、民主政体的崩溃与衰败是辅线。

通过将政治转型纳入到它同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的视野下观察，本文形成了以下核心观点：财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因为民主政体必须不断回应公民对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这种回应决定了民主政体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成本，所以民主政体只能建立在财富或者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上。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实现财富增长的基本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工业化才是民主政体得以建立和巩固的深层次根源。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一个民族国家能否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将取决于这个国家能否从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全球生产剩余总额中获得足够支付民主政体经济成本的份额。一个国家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究竟能够争取到多大的份额，则取决于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居于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分割了全球生产剩余中的大部分，因此它们最先建立了民主政体。居于边缘地带和半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只能在全球生产剩余分配中获得较少的份额，因而难以建立和巩固民主政体，只有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生产剩余足够多，即使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仍然能够获得足以提供民主政体经济成本时，第三世界国家才能建立巩固的民主政体。

不言而喻，本文的研究支持了经济因素在政治转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的理论观点，只不过我认为，发挥了此种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因素的形式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资本主义工业化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必须通过生产剩余国际分配这种中介机制来完成。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核心特征就是不平等，它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支配和剥削边缘地带、半边缘地带的产物，因此欧美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占据了极大地优势地位，这就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与政治转型并不完全同步，这些国家的工业化是否推动民主政体的建立，将取决于它在不平等的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能够获得多少财富，并且，如果这些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状况发生了变化，那么纵使它们建立了民主政体也会发生崩溃或者衰败。当然，欧美国家的优势地位并非稳如泰山，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同样会导致它们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份额发生变化，如果它们所得的份额不足以满足民主政体所需的经济成本，那么欧美国家同样会出现民主政体的衰败，甚至存在崩溃的可能性。

本文的论证将依照以下顺序展开：首先，从经验上概括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笔者发现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分别是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其次，虽然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不尽相同，但是内在的因果机制则是一致的，即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能否支持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因此必须以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为基础建立理解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统一框架；再次，从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出发，集中论述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中介作用，进而概括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政治转型之间存在的因果逻辑；最后，本文将分析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对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影响，进而讨论形成于欧美国家并由它们积极推广的自由民主体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兴衰沉浮。

二、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世界体系与政治转型

资本主义工业化使人类社会迈入财富快速增长的时代，而且为了保持财富的快速增长，资本主义走遍全球从而使得工业生产逐渐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事情，因此，生产与交换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世界经济体以及作为世界经济体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形成，世界经济体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共同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现代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单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现代民族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现代民族国家则为了财富努力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就在这种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率先开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欧美国家最早开始政治转型，但是欧美国家民主政体的最终成熟，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亚非拉地区获得重大发展之后的事情。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亚非拉地区的长足发展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集体进行政治转型，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过程有着鲜明的反复性。

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总是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相伴而行，而财富则是将两种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粘合剂。工业是建立在机器设备基础上的密切协作的产业，它极大地扩大了原材料的使用规模和生产效率，工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财富以令人惊异的规模快速积累起来，于是世人多以“工业革命”指代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大卫·兰德斯将工业化比喻成“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工业化给西欧创造的财富和制造的力量震慑了世界，也让西欧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全面胜利之中，他认为全世界在19世纪就皈依了一种“崇尚工业与财富”的宗教般的信仰。财富和力量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吸引其他国家进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来，于是首先在欧美国家之间形成了竞争。兰德斯言道：“工业革命为这场角逐创造了一个新的焦点——通过工业化获取的财富，这一焦点迅速地转成又一场你争我夺的追逐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不列颠曾是唯一的领头羊，其他的都是些追随者。领跑者的接力棒曾经数易其手，但这场追逐依旧进行下去，它已然变成一场没有终点线的比赛。”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工业化展开的竞争，无疑为工业化的扩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

起源于英国，兴盛于欧美，并且在欧美国家的推动下扩散到全世界的工业化，在性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就是指，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是一种生产剩余，而生产剩余则来源于剩余价值。因此，这里特别强调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性质，意图在于明确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是建立在剥削机制之上的。马克思对工业生产中的剥削机制分析地特别深刻，他指出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源泉，工业生产创造的财富只不过是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或者物质表现形式，并且由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是从事劳动的主力军，因而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创造了工业财富。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剥削就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由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行为，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所以剥削就是占有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不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产业，抑或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才有的事情，而是存在于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因此剥削就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核心特征。

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剩余价值的总量也会得到增加，于是工业化带来的财富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剥削正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财富快速积累的秘密所在。正是由于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秘密，并且剩余价值的创造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如何测量剩余价值以及确定剩余价值的总量就十分困难。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根据美国国民收入核算的数据，从资本家的消费与投资、销售支出、政府民用支出、政府军事支出等方面，对美国自1929年至1963年的生产剩余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美国的生产剩余总体上持上升态势，1963年的总量就已经达到了3277.25亿美元，相对于1929年的489.2亿美元，已经增长了近七倍。并且，生产剩余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在总体上持上升态势，受战争经济的影响这个比重在1943年居然高达70.1%，而在战后经济繁荣的1963年，这个比重也达到了56.1%。当然，美国的生产剩余并不能代表全球生产剩余的总体情况，但是由于美国在很长时期里是资本主义全球生产体系中的第一强国，所以美国的情况仍然可以充当我们透视全球生产剩余总量的一面镜子。

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剥削机制并不能自持，它必须得到民族国家权力的支持才能长期维持下去。民族国家在保障剥削机制方面充分展现了自身作为集中的组织化暴力的重要角色，它不仅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开辟道路，即努力扩大剥削机制能够作用的范围，而且为剥削机制提供法律保障，当剥削机制遇到挑战时不惜使用暴力进行镇压。马克思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写道，国家综合使用了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产权制度、现代税收制度以及关税保护制度，来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加快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亚历山大·格申克龙从不同的解释逻辑支持了马克思的观点，格申克龙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启动地越晚的国家越是面临着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国际竞争，而要想实现工业化进程的赶超就必须依靠组织化的力量提供有力的支持，而现代民族国家毫无疑问是最为强大有效的组织化力量。

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西欧北美地区向外扩散，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工业商品的销售市场，进而使得欧美国家能够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获得更多财富。工业创造财富构成了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资本主义工业化向世界各地扩张，最终导致了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世界经济体，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原材料和商品销售市场时，世界各地就从生产过程中联系成为了一个整体。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在一个特定地理范围内，至少某些重要的生产过程，变成了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劳动分工的各个商品链条的组成部分”时，就可以认为世界经济体形成了。现代世界体系不是单纯的世界经济体，它同时具备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国际体系，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张没有现代民族国家的支持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在世界经济体形成的同时现代民族国家也随之逐渐形成，从而成为了实现政治统治的普遍组织框架，这种结果本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题中应有之意。

现代世界体系的起源并不始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其实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现代世界体系就在西欧地区获得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现代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内最终形成，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果。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提供了更具有竞争力的工业商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正是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为欧美国家奠定了它们在世界各地的支配地位。可以说，欧美国家利用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工业军事力量，极大地扫除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障碍，从而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强制性地纳入到现代世界体系中来。亚非拉地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模仿、学习欧美国家，最终摆脱殖民统治从而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且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斯塔夫里阿诺斯就如是总结道：“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今天，每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成功地‘起飞’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起飞’作为自己的目标。”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和工业化是交错进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工业化终于取得了重大成就。

政治转型发生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就是说，只有当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能谈及政治体制的选择、民主政体的演变等问题。欧美地区是最早完成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地方，丹·斯莱特在对民主转型进行比较分析之后确认了强国家在民主转型中的重要性。西欧和北美地区的国家毫无疑问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强国家，因此它们也率先开启了建立民主政体进程。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欧美国家创造了巨额财富，从而为这些民主政体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但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是在工业革命进行了一百多年以后才形成的。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已经在亚非拉地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工业化在欧美地区实现了升级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欧美国家才在实现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基础上奠定了自由民主体制。虽然民主政体在欧美国家建立了起来，但是工人阶级革命对自由民主体制却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只有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战火的洗礼，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兑现了女性普选权和完善了福利制度之后，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才最终成熟和巩固下来。

当欧美国家开始政治转型时，亚非拉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在那些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拉美国家中，除了个别国家尝试跟随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体之外，其它国家都处在非民主政体的统治之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亚非拉地区纷纷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并且其中一些国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之后，第三世界才开始了大规模的建立民主政体的集体尝试。霍布斯鲍姆就指出，资本主义工业化在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发生了“重大并显著的转移”。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获得了广泛的扩展，而且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积累的基础上，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在20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的比重占据了多数，而且精密的高级技术产业也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得到了发展，一种新的“国际分工新秩序”出现了。

第三世界国家在蓬勃发展的工业化进程中迎来了政治转型浪潮，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生产剩余似乎也为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准备了足够的物质基础，于是现代民族国家与政治转型再次携手。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来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有着三个方面的显著特征。首先，启动政治转型的国家数量非常多，地理分布非常广泛，亚非拉以及东欧地区有近一百个国家先后从非民主政体转向民主政体。其次，政治转型持续地时间比较短，大多数国家在短短几年，多者也不过十余年，就完成了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整个浪潮也不过持续了三十几年，这和欧美国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政治转型相比，可谓效率惊人。最后，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十分明显，国际压力对于一个国家进行政治转型提供了特别的动力，亨廷顿将其比喻成为“滚雪球效应”。

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的特性印证了其最终后果，很多国家新生的民主政体走向了崩溃，有些国家甚至发生了持续的社会冲突、内战和分裂，一些国家虽然维持了民主政体，但是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只有少数国家建立的民主政体最终得到了巩固。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的结果充分说明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为政治转型提供了基础，但是它并不能直接决定政治转型成败与否。亚当·普沃斯基领衔的一项系统研究也表明：“尽管人们乐于相信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民主政体的建立，但是经济发展与民主政体之间并不存在线性决定关系”，但是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后能否巩固则依赖于经济发展的程度，“富裕国家的民主政体都在经历冲击之后存活了下来”。富裕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民主政体的巩固，乃是因为富裕国家能够提供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经济成本。由此可见，尽管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集体经历了政治转型，但是由于它们是在参差不齐的经济发展水平上进行政治转型的，故而它们在提供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经济成本上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他们就不能实现民主政体的集体巩固。

如果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置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观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现代民族国家实际上只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一次是居于现代世界体系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另一次则是居于现代世界体系边缘、半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当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开始建立民主政体时，边缘以及半边缘地带的亚非拉地区要么处在殖民统治之下尚未建立民族国家，要么处在各种形式的非民主政体统治下，只有等到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已经完全巩固和成熟之后，第三世界国家才开启了大规模的政治转型浪潮。现代民族国家是否开始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条件，即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和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其中，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是基础，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则是关键，“这些民族国家在更大的竞争系统中的位置各不相同，并且民族国家的政体形式——以及作为一种结果的正式组织化倾向，组织化所运用的形式——高度依赖它在这一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因为现代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它参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基本结果。

综而论之，民主政体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来，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的程度越高，就越是能够为更多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是有限度的，因此，它为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物质基础时，又制约了另一些现代民族国家建立民主政体。究竟哪些现代民族国家能够建立民主政体，则取决于它们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从现代世界体系这种结构性视角出发，不难发现现代民族国家围绕着民主政体的建立、巩固、崩溃以及衰败经历了两次政治转型浪潮，即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转型浪潮。

三、现代民族国家、民主政体与经济成本

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转型始终相伴随的原因，要从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上寻找。民主政体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形成的公民身份落实成为同公民物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广泛权利，并且进一步将这些广泛权利尽可能地普及到全国国民都能够享有的程度，然而这些权利的实现，需要现代民族国家提供财政支持，因此民主政体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成本。毫无疑问，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来自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所以民主政体必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基础上。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角度来看，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越多，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成本自然越大，相应地就需要资本主义工业化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故而，实行民主政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数量，就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代国家，它以直接统治作为自身的核心特征。直接统治就是国家不借助中间势力而是由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权及其组成机构对社会进行控制和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形态，因此现代国家将其统治直接建立在了国民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上。查尔斯·蒂利在分析欧洲国家的直接统治时写道：现代国家的活动领域在不断延伸，从而扩展到远远超出作为其核心的军事范畴，它不仅将其控制机制深入到地方社区之中，而且“以同样的方式监视企业的冲突和工作条件，建立和规范国家教育体制，组织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帮助，建立和维护通讯线路，为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征收关税，以及成千的欧洲人现在视为理所当然的国家权力的特征的其他活动。”直接统治诚然强化了国家对国民以及资源的控制，但是同样推动国民形成对公民身份的认知，这就是当国民对国家承担义务时必须由国家保障一定的权利，只有当国民能够享有一定权利的时候，他们才会同意或者默认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

可以说公民身份是现代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直接统治与公民身份相互纠缠，稳定的直接统治就是在建立在公民身份之上。蒂利指出：“随着直接统治在整个欧洲的扩展，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公民身份意味着一系列必须由国家保障的权利，依照马歇尔所做的经典归纳，公民身份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与经济权利。尽管直接统治建立在公民身份的基础上，但是并不意味着现代国家从其构建过程之初，就将公民身份以及与之相连的广泛权利授予了全体国民。现代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国家要么限制获得公民身份的群体规模，要么限制公民身份所包含的权利的内容，从而使得公民身份以及包含的广泛权利同现代国家构建的具体进程保持适度的协调。因此，公民身份及其包含的广泛权利是逐步发展的，具体表现为，公民身份逐渐从统治阶级扩大到中产阶级进而继续扩大到工人阶级，国民的权利逐渐从民事权利发展到政治权利进而延伸到社会与经济权利。

在推动公民身份及其包含的广泛权利发展的过程中，政治革命是最主要的动力，可以说政治革命是现代国家最终形成的奠基礼。政治革命的实质在于“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政治革命有史以来首次在一个比城邦更大的规模上显示了政治和人民是密不可分的——民众已觉醒并行动起来，不仅参与了政治，而且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固有的权利。”政治革命是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它打破了现代国家在公民身份及其包含的权利方面设置的壁垒，在广泛社会动员和剧烈的政治对抗中，直接统治得到了深入发展，彻底地将现代国家的统治基础建立在全体国民享有公民身份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国民享有政治权利是政治革命的基本遗产，迈克尔·曼的研究就表明，十九世纪欧美国家不断涌现的政治革命使得现代国家发生了“巨变”，集中地体现在国家民事机构规模的迅速发展和民事职能的快速膨胀上。

民主政体是政治革命的集大成者。公民普遍享有政治权利并且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上产生执掌国家权力的机关和政治精英是民主政体的要义，因此民主政体就是一种大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统治形式。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政治生活只是第一步，借助政治权利影响公共政策从而改善社会与经济权利才是最终目的，这就意味着民主政体能够得到收入水平不高但数量规模巨大的社会阶级的支持。正如卡莱斯·鲍什所言：“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由该政权下公民收入分配结果决定的。我们知道每种政治制度都是某一社会通过整合个体偏好继而实现经济资产理想分配的特定机制，所有政治参与者都拥有相应地适当策略以保障对自己最有利的政治制度，即实现各自福利的最大化。获益最少的个体会支持民主制，因为民主制给予其重建一个对自己有利的再分配机制的机会。”获益最少、收入水平不高、人数众多的社会集团既是民主政体的支持力量，又是造成民主政体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成本的根源所在。

财富再分配是民主政体的固有结果，因为具有政治权利的普罗大众将充分利用民主政体提供的机会，促使国家制定和推行旨在保障和改善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公共政策。对于贫穷的选民来说，国家的财富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计。由于民主政体与财富再分配之间的直接联系，欧美国家的政治精英在20世纪之前始终对普罗大众的选举权持反对态度，并且对收入低下、规模巨大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尤其反对，而工人阶级则竭尽所能的开展争取政治权利的阶级斗争。霍布斯鲍姆在总结欧美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发展历史时就指出，只要是在选举政治存在和政治权利已被一定社会阶级享有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的）便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如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掀起了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他们就不可能在现代国家中获得政治权利，民主政体也就不可能建立。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政治权利，那么他们就将行使政治权利以利用民主政体提供的机会，去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从而尽可能地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处境。

同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初期会经历政治参与“爆炸”相类似，第三世界国家在建立民主政体之后，同样经历了一个大规模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时期，特别是在公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国家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公民政治参与十分高涨，选民投票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一般都在60%以上，阿根廷和委内瑞拉超过了70%，巴西和乌拉圭甚至高达80%。在被欧美国家视为亚洲民主政体典范的印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选民投票率也高达60%，公民政治参与高涨的原因“完全是下层贫民参与公共政治的热情”。一些学者进一步分析印度各邦的选民投票率时也发现，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民众政治参与越是积极，越是在社会与经济分层中处在低种姓的社会集团越是支持民主，“这些谦卑的人发现投票箱是他们实现救赎的有效途径”。当公民在民主政体下实现了财富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与经济权利之后，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将逐渐回落，低政治参与率往往同成熟的民主政体相对应。

贫穷且数量规模巨大的工人阶级获得政治权利是民主政体形成的基本标志，这就意味着民主政体下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必须通过财富再分配来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与经济权利。而财富再分配的基础自然是公共财政，故而民主政体是一种相对于其它政体而言经济成本很高的政治统治形式。如果说直接统治由于必须从事民事职能，故而使得现代国家在保障公民身份方面承担了一定的经济成本，那么可以认为民主政体由于要改善全体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故而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现代国家所必须承担的经济成本。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民对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也会水涨船高，因此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将会进一步提升，现代国家的财政将会经受更大的挑战。

民主政体对于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的保障集中体现为福利制度，完善的福利制度成为了成熟的民主政体的重要标志，欧美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纷纷建立福利制度。在财富不断增长的基础上，福利制度包括的内容也得到了拓展，从而形成了包括养老、医疗、就业、公共教育、技能培训、贫困救济、住房、生育和幼儿服务等内容在内的广泛地福利体系。当然，欧美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并不是千篇一律，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经典研究就将资本主义福利体制区分三种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以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模式，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虽然欧美国家所建立的福利制度存在着类型上的差别，但是有着三个方面的内容则是基本相同的：第一，福利制度都是要兑现公民的经济与社会权利，第二，要推行福利制度就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公共财政故而增加了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第三，只要公民能够持续对民主政体施加压力，福利制度将会扩张，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也将提高。

由于存在满足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要求的压力，民主政体导致现代国家形成了规模更大的政府。鲍什的研究表明，规模庞大的公共部门是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欧美国家在建立民主政体之后，它们的公共部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发展，并且公共部门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欧美国家的公共部门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多在40%，其中这个比重最少的国家是美国，也占到了37.5%，而这个比重最高的国家是北欧国家，比重高达45%。20世纪70年代以来建立民主政体的国家有着类似的经验，当民主政体建立之后用于保障公民身份的开支在公共财政中的比率大幅度提高，而且即使在经济发展速度很低的情况下，公共部门还是会膨胀。由此可见，不管公共部门在不同国家有着怎样的差异，但是公共部门都会占据财富的很大比重，从而使民主政体为此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于英国的分析也证明了民主政体能够改善工人阶级社会与经济权利的判断。他认为民主政体下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变局，“变局的真相是，大众消费型社会受到了其最大市场的支配，这一市场在英国便是工人阶级。随着生产及生活方式就此出现民主化（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化），劳工们原来的隔离状态大势已去，或者说封闭的格局发生了逆转……从此以后，恰恰是工人阶级的需求执掌了商业之牛耳，他们的口味和风格甚至逆势而上，进入非工人阶级的文化”由此可见，民主政体确实为世界各个角落的亿万民众改变命运，至少是改变自身的物质生活状况提供了一种渠道。当然，广大民众在民主政体下获得了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一方面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欧美国家经济持续繁荣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民主政体利用公共财政建立了完善的福利制度的结果。

既然民主政体极大程度上提高了现代国家必须承担的经济成本，并且这种经济成本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不断攀升，那么它不仅给现代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压力，甚至有引发巨额债务危机以致国家破产之虞。在此情况下，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为何继续回应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要求而不是改弦易辙呢？执掌国家权力的政治精英之所以必须回应公民对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要求，根本的理由在于公民的投票权，“政治家们为选民提供社会福利，是希望赢得选票，确保政治生存”，虽然改善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将给现代国家造成财政负担，甚至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但是没有那个政治家“有动力削减社会支出和放弃发展追随者，以促进财政偿还能力这项更广泛的目标。”进而论之，民主政体建立在经济不平等之上，政治平等与经济不平等始终是民主政体的结构性冲突，因此以政治平等制约和降低经济不平等就成了民主政体的内在要求，政治精英只是按要求办事而已。

四、现代世界体系、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与政治转型

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归根结底来源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只有当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能够支撑民主政体所需的高经济成本时民主政体才能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财富的活动广泛地分布全球各地，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获得的财富是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结果，而一个国家能够获得多少财富则取决于它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对边缘、半边缘地带的支配地位，使得欧美国家能够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这就意味着生产剩余国际分配是高度不平等的，欧美国家凭借其支配地位获得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创造的财富的大部分。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平等决定了欧美国家能够率先建立民主政体，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在经过了欧美国家的剥削之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仍然能够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足够的财富时，第三世界国家才可能建立民主政体。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出现了下降，那么轻则导致民主政体发生衰败，重则引发民主政体走向崩溃。

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的产物，商业资本主义为现代世界体系提供了动力，而资本主义工业化则为现代世界体系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并且推动了现代世界体系的最终形成。现代世界体系最初在欧洲获得发展，继而向亚非拉地区扩张，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成熟。现代世界体系既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基础上世界经济体，又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际体系。资本主义工业化为欧美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提供了最初的优势，欧美国家利用此种优势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反过来又借助自身的实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们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优势。现代民族国家就是在上述相互强化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欧美地区最早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亚非拉殖民地在长期独立运动的基础上最终也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由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就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上层建筑”。

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国家形成过程时就认为：“现代国家——位于一种国家间体系之中，并受这种国家间体系的制约——的建构是现代世界体系自延长的16世纪开始形成以来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统治者都专注于以两种方式来增强国家的实力：提高国家的权威，即它在国家边界内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即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减少相反情况发生可能性的能力。”不难发现，提高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就是在寻求支配地位，可以说寻求支配地位是现代世界体系赋予现代国家的一种秉性，而现代国家之间围绕着支配地位进行的竞争，则会进一步增强现代国家提高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的动力，因此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国家之间是完全不平等的。只有实力相近的国家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相似的权力，实力强大的国家支配实力弱小的国家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实质。

具体言之，由于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塑造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不同，现代世界体系从16世纪开始就在地理上区分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即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中心地带和屈从于不利地位的半边缘地带以及边缘地带。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占据的优势地位，为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支配边缘以及半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奠定了基础，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地位，不仅能够保持而且能够强化欧美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进而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转移到欧美国家。因此，如同在现代国家内部一样，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剥削性质的，并且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剥削也必须得到国家力量的支撑，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就体现为欧美国家的支配地位支撑它们的剥削行为。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剥削是以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完成的。萨米尔·阿明指出，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实质是劳动的价值回报不平等，“只要生产率相同的劳动在外围国家得到较低的报酬，那么交换就是不平等。”国际不平等交换不可能自持，必须依靠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的力量。阿明认为欧美国家在技术、世界金融市场、全球自然资源开发、媒体和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五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保持着垄断，而这五大垄断力量共同规定了“全球化价值规律的运行框架”，具体到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上则是，“所有这些进程的运作都阻碍了外围国家工业化的对外影响，降低了其生产性劳作的价值，却高估了能从中心区国家获利的新垄断力的运作中所带来的预期附加值。”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剥削性质使得全球收入在国家之间的分配越来越不平等，系统性的数据证明，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从19世纪延续到20世纪，欧美国家在国际收入分配中不仅获得了巨大份额，而且欧美国家获得的份额还在不断增长，这种趋势直到21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出现了停顿。丹尼·罗德里克的研究也表明，最富裕的国家与最贫穷的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比率已经发展到了80比1的骇人程度。

国家间收入的不平等也可以从国家间经济增长的差异中得到证明，在过去六十年时间里，除了东亚少数几个国家以外，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明显慢于欧美国家，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很多亚非拉地区实现了政治独立，并且迈进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但是，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欧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仍然普遍快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由于欧美国家的经济总量本来就数倍甚至数十倍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总量，而且在经济增长率方面欧美国家又快于第三世界国家，因而欧美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非但没有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扩展柜而缩小，反而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而越来越大。乔万尼·阿瑞吉在分析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就尖锐的指出，处于现代世界体系“外围”、“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发展的幻象”，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为了给欧美国家的发展提供条件，所以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只是体现了欧美国家的发展。

国际贸易是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基本形态。大卫·哈维在分析欧美国家通过剥削实现积累的情况时总结道：“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早已主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生产、服务和金融）中的垄断势力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国际贸易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向欧美国家的转移，欧美国家除了满足本国所需之外，又将从第三世界剥削来的剩余财富再次投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这不仅能够通过扩大再生产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通过利息进一步提高它们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份额，所以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从资本到增值的循环过程。

安德烈·弗兰克的研究深入地揭露了国际贸易在实现欧美国家剥削第三世界国家过程中发挥地作用，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长期处在出口盈余状态，但是市场价格并没有反映出口商品的实际价值，如果按照实际价值衡量，“要是它们坚持按市场价格出口比进口更多的商品，它们的交换就更加不平等，它们的损失也更大。”阿明则指出，欧美国家的资本并非是被迫转移，“它只是在发现外围地区有着较高报酬的情况下才转移到外围来的”。在亚非拉殖民地实现独立从而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国际投资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发挥地作用愈加凸显，并且同国际贸易联系的程度也不断提高。在殖民地取得独立之后，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借助组织化的国家力量限制国际不平等交换，而国际投资则是抵消第三世界国家此种努力的有效手段。通过直接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投资，国际贸易就同国际投资高度衔接甚至融合起来，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进入21世纪之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投资者和贸易者，并且大多数国际贸易都是在跨国公司内部完成的。

从欧美国家同亚非拉地区长达数百年的不平等交换的一般情况来看，发生在两者之间的贸易总量并不总是构成了全球贸易总量的大部分，事实上，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在很多历史时期反而是全球贸易总量的大部分。但是，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地区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并不影响欧美国家从亚非拉地区攫取全球生产剩余。因为国际贸易只是欧美国家攫取全球生产剩余的形式，真正关键的方面在于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性质，尽管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地区之间的贸易量在很多时候只是全球贸易总量中的小部分，但正是这个小部分是以不平等的方式进行的，而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在性质上则平等地多，所以不管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地区之间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总量中的比重如何，只要它能够完成欧美国家从亚非拉地区攫取生产剩余就足够了。虽然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量经常是全球贸易量中的大部分，但是欧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并不承担从亚非拉地区攫取生产剩余的功能，它只不过是欧美国家为了在它们内部实现对全球生产剩余进行分配而必须采取的形式。质论之，无论欧美国家与亚非拉地区之间的贸易量在全球贸易量中所占比重如何，它都肩负着实现欧美国家从亚非拉地区攫取生产剩余的基本职能。

欧美国家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决定了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平等性质，而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平等则进一步塑造了现代国家的政治转型进程。欧美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大部分份额，这就使它们能够承担民主政体所需的经济成本，因此欧美国家就早于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当然，国际不平等交换在为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财富的同时，也限制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主政体，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一定历史时期创造地财富总量是有限的，第三世界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份额不足以承担民主政体所需的经济成本。只有等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更大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取得重大突破之后，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量获得了巨大增长，以致在经过了欧美国家剥削之后，第三世界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仍然能够承担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之时，第三世界国家才开始迈入民主政体的时代。

从现代世界体系的视野来看，国际不平等交换对于欧美国家的政治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则产生了消极影响，很多对国际贸易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所做的定量研究，都印证了国际不平等交换对于第三国家建立民主政体的制约作用。李泉和拉斐尔·鲁文尼认为，国际贸易并不会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民主，因为国际贸易对于民主有着显著地消极作用，而且这种消极作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不变。国际投资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体的消极影响可能更为严重，因为政治精英为了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采取“市场友好”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政策选择不那么符合选民的期望，而是更多反映出金融资本的（潜在）政策需求”。国际投资青睐的政策所体现的逻辑是，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压低本国公民的社会与经济权利要求的方式降低民主政体的经济成本，从而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份额。在这种政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政体很难走向巩固，更多地可能性是，这些国家的民主政体要么走向崩溃、要么出现衰败，所以国际投资往往扮演了对第三世界国家新兴民主政体不利的角色。

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能够说明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体的多舛命运。拉丁美洲是紧跟欧美地区之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和推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地区，其中有个别国家甚至在欧美国家建立民主政体的时候也建立了民主政体，不少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也建立了民主政体，然而由于处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利位置上，这些国家的民主政体终归不过是昙花一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大多数国家纷纷实现了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但是民主政体的巩固却远未完成。很多国家的民主政体出现了明显的衰败，集中体现为民主政体在形式上得到了保留，但是政治腐败非常严重、社会抗议和阶级冲突日益激烈、国家债台高筑、经济发展停滞、当权者攫取宪法外的巨大权力并且关于在制度外行使权力。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拉美地区的民主政体出现衰败的时候，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政体的巩固，同样有一些国家未能维持民主政体而发生了崩溃。第三世界国家政治转型的复杂性质突出地说明，20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量尚不足以为第三世界国家新建立的民主政体提供足够的经济成本。而且，既然一个国家的民主政体的命运取决于它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量在特定时期又是相对固定的，那么各个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就处在相互竞争的状态，毫无疑问，占据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地位的欧美国家肯定具有优势。但是，一个国家很难长久保障它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所得份额不减少，只要所得份额出现明显下降，民主政体就会发生问题，直至出现衰败甚或走向崩溃，纵使是欧美国家也不例外。

五、世界霸权、大国竞争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兴衰

民主政体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之上，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需要现代世界体系能够提供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而世界霸权恰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安全和秩序的提供者，因此民主政体依赖于世界霸权。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导致霸权转移，美国获得世界霸权时已经建立了成熟的民主政体，当民主政体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时，它积极推动其它国家转向民主政体。

世界霸权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欧美国家以支配地位为基础而形成的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领导权。阿瑞吉在论述霸权概念时认为：“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国家如果领导着主权国家体系朝着预想的方向迈进，它便行使着霸权职能，而且在此过程中被认为是在追求共同的利益。”这就是说霸权不只是一种支配地位，同样关键的内容是它对处于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共同利益的界定。霸权对于欧美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巩固了欧美国家作为一个集体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占据的支配地位，而对于共同利益的界定则保障了现代世界体系根据霸权提供的规则、指引的方向运转。

世界霸权发挥的功能同资本主义工业化扩张高度契合，即使到了跨国公司大行其道的年代，世界霸权的重要性也并未受到影响。罗伯特·吉尔平指出：“虽然经济因素对跨国公司的崛起和成功显然很重要，但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经济因素就无用武之地，而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是由一个出于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考虑而赞成世界经济开放和自由化的主导强国创造的。”甚至可以说，世界霸权在跨国公司发挥着关键作用的今天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世界霸权都包括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展两个主要阶段，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蓬勃发展之后会紧跟一个巨额融资阶段，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依赖于世界霸权。而跨国公司则是物质扩张与金融扩张的综合体，它不仅需要世界霸权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提供安全和秩序，而且需要世界霸权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保障。由此可见，世界霸权是一种内生于现代世界体系之中的国际机制。

美国取得世界霸权之前就已经建成了巩固的民主政体，而霸权地位的奠定则进一步证明了民主政体的优越性。美国的民主政体在制度形式上体现为自由民主体制，它是依照分权制衡原则组织国家政权机构，并且通过平等的投票权机制，在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之间选举政治官员的国家制度。自由民主体制起源于西欧，但是在美国得到了充分展现其内在力量的机会，在美国奠定世界霸权以及承受着苏联给予的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推广民主政体符合美国以及整个中心地带的战略利益。福山就指出：“民主成为世界政治组织的主要形式，不但因为它是好主意，而且因为它能为一定社会群体的利益服务，从而获得后者的大力推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将推广自由民主体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第三世界国家从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过程中，美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说明，美国推广自由民主体制的行动，超出了第三世界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所能够为民主政体承担的经济成本的限度。也就是说，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总量，在经过了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之后，根本不可能为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经济成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为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国家建立民主政体提供物质基础。

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创造的财富尚不足以支撑第三世界国家大规模建立民主政体的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仍然能够在20世纪后期集体转向民主政体，并且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大部分国家虽然出现了严重的政治衰败，仍然能够在制度形式上维持民主政体，主要是因为美国霸权在其背后发挥了重大影响。美国霸权的重大影响可以从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方案中得到充分地证明。一个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无法足以支付民主政体所需要的经济成本的条件下，就只能通过借债来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肇端。当债务危机出现时，欧美国家并不担心债务国无法履约，而是担心债务国由于危机而与世界经济脱离联系，因此欧美国家会采取办法将债务国留在金融结构内，解决债务危机的方案就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国际信贷机构继续向债务国家提供新贷款。美国霸权之所以必须这样做，乃是由于债务危机削弱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从而可能减少欧美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所能获得的份额，因此债务危机不仅会引发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政体崩溃，而且会引发欧美国家民主政体出现衰败。美国霸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乃是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过是美国霸权的工具。

民主政体在世界各国的扩展依赖于世界霸权，而美国霸权则为自由民主体制的兴盛提供了条件。经过上文讨论可以发现世界霸权在以下四个方面对民主政体产生了积极影响：首先，世界霸权提供的安全与秩序，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其次，世界霸权协调了欧美国家之间的关系，维护了它们作为一个集体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的优势地位，从而保障了欧美国家的民主政体的存续；再次，在民主政体同世界霸权的全球利益相契合的情况下，霸权国家会采取行动支持其它国家建立民主政体，自由民主体制的兴盛又成为世界霸权建构正当性的资源；最后，世界霸权利用国际信贷机构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度过债务危机，从而支持发生了债务危机的国家在出现政治衰败的情况下，至少能够在制度形式上维持民主政体。

毋庸讳言，美国的世界霸权正在经受由于中国全面崛起而带来的挑战。中国同样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组成单元，受制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平等性质，但是欧美国家的支配和剥削未能将中国限制在依附地位之上，这是让欧美国家始料未及的。中国能够突破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赶超型发展战略，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建成了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积极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但是在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时候，中国并没有放弃赶超型发展战略，而是利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取得的成果继续支持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进而在逐渐增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同时也为中国持续发展提供了基础。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贯彻的是混合型发展战略，在合理衔接出口导向型战略与赶超型战略的基础上，有效地发挥了出口导向型战略对于赶超型战略的积极作用，国家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中国崛起最直观的方面就是经济领域，集中体现为，中国已经具有规模巨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巨额的外汇储备、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在内的全面崛起，全面崛起的结果将是一个在综合实力上同霸权国家旗鼓相当的世界大国出现在现代世界体系之中，并且在客观上形成世界大国竞争的局面。作为从第三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新兴世界大国，中国全面崛起将对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不平等性质产生冲击，也将对欧美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支配和剥削地位进行抵制和消解，换言之，中国已经对美国霸权以及欧美国家的优越地位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行动可以印证中国全面崛起带来的压力，如果不能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继续压制中国崛起，那么就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寻求支撑力量，也就是从支配地位来重新强化剥削地位。美国的对外战略行动是完全符合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法则的。

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将是长期的，其最终结局将取决于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然而，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过程本身就会对民主政体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角度来看，竞争过程会不断的改变世界各个国家能够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得到的份额。中国全面崛起将是一个不断扩大自己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的过程，这就必然导致其它国家所能获得的剩余将会减少，因此一般而论，世界各国的民主政体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一些国家的政治衰败将会加剧，甚至有些国家的民主政体将发生崩溃。由于中国全面崛起将逐渐改变国际不平等交换机制，所以欧美国家在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所得的份额可能会比较大地减少，于是欧美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经历衰败，甚至不排除民主政体走向崩溃的可能性。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尽管中国的全面崛起导致了欧美国家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不断减少，但是欧美国家早就是成熟和发达的经济体，因此它们是否能够依靠本国经济的活力来填补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中获得的份额减少所导致的不足呢？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退化能够为此问题提供解答。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被认为是最为发达和成熟的经济体，在将制造业大规模地转移到世界其它国家之后，服务业成为了美国经济的支柱，于是为美国民众提供了大量的高收入职位，规模巨大的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支撑了美国庞大的国内消费市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活力充足，似乎并不受制于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和大国竞争的变化。但是，以服务业为支柱的美国经济恰是以世界霸权为基础的，特别是金融业在世界霸权的支撑下构成了美国参与生产剩余国际分配的关键。更为重要的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美国经济并不能长久保持活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繁荣之后，美国社会的经济不平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恶化，中产阶级对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作用只能依靠信贷来维持，其实质作用在不断弱化。与此同时，经济不平等的恶化逐渐侵蚀政治平等，在事实上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政治不平等，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人民民主体制，它不同于得到美国霸权支持的自由民主体制，并且中国全面崛起能够巩固本国的人民民主体制，从而不断提升人民民主体制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这就同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形成了对比。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体制之争，并且中国的人民民主体制背后还蕴藏着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治传统、历史经验、发展道路和文化价值。如果说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全面崛起是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新鲜事，那么中美两个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聚焦于政治体制上，同样也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历次霸权转移所从未出现的新特征。政治体制之争并不意味着中国政治体制将取代自由民主体制的地位而通行于各国，更可能的局面是世界再次出现多种政治体制共存的局面，自由民主体制将调整其适用范围，从而作为民主政体的一种制度形式延续下来。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说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确实触动了自由民主体制衰败的机关。当然，自由民主体制的衰败并不等于民主体制的衰败，人类政治生活通过民主体制组织起来是历史大势所趋，但是自由民主体制只是民主体制的一种形式而已，不同的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民主体制，所以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衰败将解开其施加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枷锁，从而打开了非西方世界的一些有条件的国家探索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民主体制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