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过程，而是一个既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又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扩散的复合过程。政治发展从边缘地带开始，边缘地带凭借政治发展上的突破成为中心地带，中心地带在向边缘地带扩散政治发展的成果时，会激发边缘地带再次实现政治发展的突破。如果中心地带的国家能够吸收边缘地带政治发展的成果，那么中心地带的国家将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否则，将陷入政治发展的内卷化，并且很可能发生国家治理危机。由于政治发展的突破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故而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扩散对于政治发展来说更为根本。从长时段审视政治发展，可以发现世界政治先后发生了分别以欧美、苏联、中国为代表的三次突破。而中国在政治发展上的突破不仅将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而且将对中心地带进行深刻重构，这一过程酝酿着世界体系变迁的契机。

将政治发展置于长时段历史维度中重新认识可以发现，政治发展以现代国家构建和现代国家制度的成长为核心内容，但是这个核心内容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边缘地带在政治发展上实现的多次突破共同塑造的。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边缘地带开始，边缘地带凭借政治发展上的突破进而成为中心地带，中心地带在向边缘地带扩散政治发展的成果时，会激发边缘地带再次实现政治发展的突破，如果中心地带的国家能够吸收边缘地带政治发展的成果，那么中心地带的国家将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发展，从而巩固自己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否则，中心地带的国家将出现政治发展的内卷化，甚至发生国家治理危机。中国在政治发展上实现的突破，使从边缘向中心的扩散过程更为深入，因为中国不仅将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而且将成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中心国家，这意味着现代世界体系将发生深刻转型。

一

世界政治发展的首次突破发生在西欧，以直接统治为特质的现代国家在西欧逐渐形成。现代国家在西欧出现是和资本主义发展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现代国家不断从资本主义发展中汲取资源，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借助现代国家开辟发展道路，于是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体系。现代国家由于在统治有效性上得到了巨大改善，相对于古代国家而言具备了明显的竞争优势。现代国家的示范效应和竞争压力使西欧在率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同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主导力量，随着美国现代国家建立并迅速成长，欧美国家在政治发展突破的基础上从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变成了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

东亚是古代世界的中心地带，欧洲则处在古代世界的边缘地带。西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衰退到“黑暗状态”，封建王国、公国、自治领地、教区、采邑等将欧洲分裂成数百个政治单元，长期的战争、混乱的秩序和低效的统治，构成了中世纪欧洲的常态。然而，政治分裂和长期战争却迫使欧洲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突破，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统治形式即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是中世纪晚期的欧洲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提高统治的有效性而对国家进行的一次“重新发明”：一方面，现代国家不同于中世纪欧洲的各类封建国家，统治者在确定的疆域中掌握了最高权力，不同的现代国家之间以主权形式相互承认对方在国家内部的最高权力；另一方面，现代国家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国家，统治者创建了发达的官僚机构，实现了对疆域之内资源直接有效的控制，人口在此过程中被同质化为一个政治民族。概而论之，现代国家就是以主权为根基，借助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组织机构，在连续的确定的疆域中能够对社会进行广泛控制、对资源进行充分调动、对公共事务进行持续管理的直接统治形式。

现代世界体系是欧美现代国家为赢得和扩大国家间竞争的优势而推动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产物。现代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它同时具有与之配合的政治结构。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是以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的，在这种分工中，世界经济体的不同区域被派定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发展出不同的阶级结构，因而使用不同的劳动控制方式，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转中获利也就不平等。另一方面，政治行为最初产生于国家结构之内，而这些国家由于它们在世界经济体中的作用不同，结构也不同，中心国家中央集权化最甚。”进而论之，现代世界体系是由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和政治上的差异化共同组成的复合结构，经济上的国际劳动分工将世界区分为中心地带和边缘地带，政治上的差异化则将世界分成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西欧占据了中心地带，西欧的现代国家以及美国一起成为中心国家，中心国家在政治上支配边缘国家、在经济上剥削边缘国家。

现代国家形成和欧美地区作为中心地带崛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从此古代世界就在欧美列强的持续打击下被塑造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古代世界中心区域的东亚则沦落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现代国家在欧美地区的形成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第一次突破，之后就逐渐向边缘地带扩散，这个历史过程充满矛盾，同时也发现了新资源、孕育着变革机遇，因而为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准备了条件。

二

欧美国家在确立中心国家地位之后，在彼此间竞争压力和资本主义扩张动力共同作用下，先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在帝国主义扩张的过程中，边缘地带先后成为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但是现代国家作为一种能够发挥高效统治能力的政治形式也同时向边缘地带扩散。俄国革命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它创建了不同于欧美国家但却能抗衡欧美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苏联，不仅凭借政治发展的突破一跃而起成为同美国势均力敌的世界大国，而且削弱了帝国主义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统治，从而也为边缘地带建立现代国家创造了条件。

边缘地带要建立现代国家，必须打破帝国主义统治。俄国虽然是侵略亚非拉地区的帝国主义列强之一，但是相对于欧美列强而言仍然属于落后的边缘地带。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是工商业发展缓慢，农业也十分落后，经济上严重依附于欧美国家。处在边缘地带的俄国是帝国主义全球统治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而中心地带的国家由于在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不仅其官僚机器得到了扩大和完善，而且它们利用剥削所得的超额利润对工人阶级进行了分化和收买，使其国内革命动力不足，“因此，革命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正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外围，而不是在其防御最完善、矛盾并不尖锐的宗主国心脏地带”。俄国革命推翻了沙俄帝国主义统治，建立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边缘地带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二次突破。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新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摒弃了三权分立转而采用了议行合一的政体形式，从而在坚持代议原则的基础上对代议政治进行了新探索；另一方面，它摒弃了多党竞争的控权体制转而实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领导体制，从而在坚持政党政治的基础上对政党组织政治和治国理政实现了创新发展。由于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力量和最高政治权威，相对于议行合一而言，共产党执政更能体现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特质。共产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党，而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的“整体党”，而且共产党对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的代表建立在自身先进性的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这种先进性提供了系统阐释。

俄国革命的突破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首先，俄国革命打破了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苏联一跃成为能够同欧美国家抗衡的中心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更与美国分庭抗礼，共同构成第一世界。其次，俄国革命对边缘地带的革命产生了辐射效应，特别是中国在其影响下走上以俄为师的革命道路，从而为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准备了基础。再次，亚非拉地区在美苏抗衡的格局中逐渐找到了机遇，独立的新国家在殖民帝国解体的基础上纷纷创立，苏联和中国成为边缘地带新国家巩固国家独立、推进政治发展的榜样。最后，俄国革命的突破对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欧美国家不得不对这一政治发展的部分成果进行转化吸收，进而实现了政治发展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的扩散。

俄国革命的巨大冲击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使中心地带的欧美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革命危机，于是这些国家不得不推进政治发展以化解革命危机。欧美国家一方面吸收转化了俄国政治发展的突破所形成的部分成果，另一方面又进行了新的探索。但是，已经定型的现代国家制度框架对欧美国家的政治发展施加了限制，当政治发展触及限度时就不能继续推进，而只能陷入内卷化，在遭遇重大挑战时将会出现国家治理危机。

边缘地带摆脱殖民统治建立新国家，的确是在俄国政治发展取得突破的基础上发生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边缘地带的政治发展将由苏联主导。在美苏争霸的制约之下，边缘地带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发展基本上遵循了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散的模式，这种模式包含着中心地带重构边缘地带的战略意图。推动边缘地带的新国家进行民主转型从而建立自由民主体制，是欧美国家重构边缘地带的主要方案。但是边缘地带的很多国家却由于民主转型而陷入治理危机，并且危机已经开始向中心地带渗透，进而加重了中心地带的治理危机。而苏联对边缘地带的政治重构则以主权独立为支点，在形式上表现为支持边缘地带的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

三

中国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创建了新型现代国家，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政治建设之后，中国新型现代国家逐渐定型。新型现代国家定型意味着中国从边缘地带实现了政治发展的第三次突破，中国将凭借政治发展的突破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成为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形成的，它的出现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突破，因此新中心国家集中了非常重要的政治发展成果，现代世界体系也将由于新中心国家出现而发生转型。中国通过政治发展突破取得的成果，将不再是简单地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带扩散，而是要对中心地带进行深刻重构。

中国现代国家是社会革命的产物，社会革命的过程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具有特殊性。中国作为新型现代国家的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基，由最广大民众凝聚而成的人民是一个持续存在的政治实体。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人民得以形成的关键，处理好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主题，只有处理好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广大群众才会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进而凝聚成为人民。再次，人民是中国现代国家的根基，而国家则是人民的制度化形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政体，它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监督、对人民负责，可以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国家政体的形式将人民进行制度化的根本政治制度。最后，国家致力于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巩固人民的政治地位，人民与国家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构在一起，因此国家与人民之间形成的不是相互冲突而是相互支持的结构性关系。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实现的政治发展突破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在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新型现代国家又在三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中国现代国家要以作为整体的人民为根基，但是当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成为整体之后，如何保障广大民众的自主性，则是有待继续解决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广大群众的自主性获得了坚实的支持基础，个体性质的公民权利与整体性质的人民权力开始共同发展。这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一个重大进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二个重大进展。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共产党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在总结世界大国兴衰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实施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就在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高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质量。要加强党的建设，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从严治党要能够持续并取得积累性成效，就必须在制度和法律的轨道上推进，从而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制度成熟定型、法制完善有效衔接起来，因此必须同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和拓展则是中国新型现代国家的第三个重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十四亿多人共同富裕、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和不一样的方案，进而最终能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动力和资源。

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是在近百年革命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又经过了七十多年的政治建设才得以定型。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对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否定，因此中国新型现代国家代表的政治发展成果就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将其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政治发展的突破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持，政治上的成功才能带来经济上的飞跃。中国的崛起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持续推进的产物，因此政治发展成果的扩散将集中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面。另一方面，中国是在否定现代世界体系结构性强制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因此崛起的中国自然会从边缘地带上升为中心地带，但是中国不是如同欧美国家一样的旧中心国家，而是新中心国家，新中心国家的形成必然带动现代世界体系的转型。

新中心国家的出现，既是处在边缘地带的中国实现政治发展突破的产物，又是中国对中心地带进行政治重构的结果，这就意味着，新中心国家的性质内在地要求欧美旧中心国家进行适应性变革，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世界中“重新认识全球权力的概念”，从旧中心国家转变成新中心国家。只有主要的世界大国都成为新中心国家，共同担负起领导全球治理和共同发展的责任，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可期的。以上就是中国对中心地带进行政治重构的基本内涵。

汪仕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