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前提的，为了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体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社会革命通过阶级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一种整体力量即人民。人民是社会革命的大军，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社会革命塑造的人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既支撑着国家，又支撑着国族。这就意味着人民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基础，因此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种经验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经验有着根本差别，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自然由于经验基础的不同而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相异。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性地融合了王朝国家传统和现代国家基本精神的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国家类型。以人民为中心创建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自觉。

关 键 词：国家形态  多民族共同体  现代大一统国家  人民  中国共产党  历史自觉

一、问题的由来

现代国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我们生活其中的现代世界体系仍然是现代国家组成的世界，强大的现代国家仍然对现代世界体系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古代中国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但是中国现代国家同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国家则有着显著的差别。具体而言，欧洲创造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而中国创造的是现代大一统国家。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既是适应世界潮流的过程，又是主动创造的过程。由此可见，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解释受制于对两个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如何赋予中国现代国家以特殊性？然而，学术界对上述根本问题尚没有从经验和理论上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

发轫于欧洲的现代国家采取民族国家形式，毫无疑问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推动封建国家向绝对主义国家转变，而绝对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常态化战争的需要并在战火洗礼中生存下来，就不得不竭尽全力调动人力和物质资源。要实现这个目标，绝对主义国家就必须建立集权的行政官僚机构，从而能够对疆域进行有效管理和对各种资源进行有效汲取。在查尔斯·蒂利看来，绝对主义国家的历史集中代表着欧洲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其中的关键内容就是建立了系统性的直接统治。所谓直接统治是指，国家为了将中间势力从统治过程中排挤出去，从而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直接联系，因而借助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组织将统治直接建立在民众支持或者默认的基础之上的统治形态。直接统治对民众产生了重大影响：“普通欧洲人的福利、文化和日常事务变得前所未有地依赖于他们碰巧居住的国家”；与此同时，“生活在国家内同质化了，在国家之间异质化了。国家的象征确定了，国家的语言标准化了，国家的劳动市场组织起来了。战争本身成了一种同质化的经历，因为士兵和水手代表着整个国家，平民百姓经受了共同的丧失和责任”[1]。民众以国家为单位进行同质化，实际上意味着民族在国家控制的疆域内形成了。

民族形成是一个政治过程。现代国家在建立直接统治的同时也将民族创造了出来，主权以及主权控制下的疆域和人口是民族形成的要件。史家研究的结论指出：“‘民族’的建立跟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是息息相关的，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民族国家’将会变得毫无意义。”[2]直接统治对疆域的有效控制，实现疆域向领土的转变，而生活在疆域之内的民众，就在生活日益同质化的过程中转变成为领土之上的国民，民族就是国民的集合。霍布斯鲍姆认为：“近代国家所统治的，是一群根据领土界定的‘人民’，它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将其势力伸至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2]79直接统治不仅将民众同质化从而形成民族，而且将民族转化为直接统治的资源。民众形成民族时会产生民族认同，由于民族形成和直接统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民族认同其实就是围绕着直接统治而形成的政治认同。要言之，民族构成了直接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凭借政治认同这一中介，民族与现代国家实现了结合，从而定型为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集中体现了民族和国家之间存在的内在一致性，然而当民族国家脱离欧洲的历史条件、并且在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过程中向全世界扩散时，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发生了变化。对于被欧洲国家强制性带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广大亚非拉地区来说，无论它们何时开始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直接统治的建立和民族的形成并不对应，在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将疆域转变成为有效控制的领土时，生活在领土之上的民众并未完成生活同质化。事实上，民众由于早在欧洲国家入侵之前就属于多个相对稳定的原生族群，并且亚非拉地区在实现独立后并没有摆脱经济上落后和国际上依附的状态，所以新兴国家的直接统治就不可能获得足够的资源以促进民众的同质化过程。进而论之，新兴国家并不是在民众同质化为一个民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和国家的结合并不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原则。

对于亚非拉地区的新兴国家而言，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符合自身实际的概念。汪晖就指出：“‘民族—国家’范式是一种反历史的知识规划，它以反对传统帝国规划的名义切割长期的民间交往的历史，按照种族和地缘战略关系将历史区域分割成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否定或无视这些民族之间的长期的、制度性的和非制度性的(民间的)历史联系，从而无意之间将殖民主义建构‘新边疆’的努力以‘民族—国家’的模式合法化。”[3]但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强大示范效应，以及欧洲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驱使亚非拉地区不能不接纳民族国家从而进行政治统治，尽管“它很少，即使有也极少与民族和民族国家首次发展为现代政治秩序基本原则时的含义相似”[4]。

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诚然是非常发达的统治形态，但是面对欧洲国家入侵时却暴露了自身虚弱的国家竞争力，从而被强制性地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开始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列文森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概括为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5]。在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尽管研究者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中国特殊性，但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影响力，限制了学术界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特殊性的完整把握。葛兆光的相关研究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自从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异族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的‘近代性’有关。”[6]如果中国民族国家从宋代就逐渐形成了，而且并非是欧洲国家入侵背景下的产物，那么中国创造民族国家的主体性诚然得到了肯定，但是这种主体性仍然是按照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加以归纳的。退一步讲，纵使中国在宋朝就形成了民族国家，但并不能就此证明当代中国同样是民族国家。将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延伸到宋朝，从而在西方近代性之外确立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并不能解释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欧洲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不能简单地适用于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汪晖认为：“民族—国家观念建立在一种清晰明确的内外、主客关系上，边界和主权观念就是这一新的内外观的主要表达。按照这一规划，连同清朝起源地在内的三北地区就被分割为外在于中国的、多个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将近三百年来各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民族—国家’的范式一刀两断。”[3]616不难发现，如果将民族国家作为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范式，那么并不只是会出现同中国经验不相符合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民族国家的内涵会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产生破坏性影响，甚至有否定中国现代国家之虞。

为了弥合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国家之间的差距，从而使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能够在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时发挥作用，学术界试图在如何理解民族国家问题上另辟蹊径，集中体现为强调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是“国族”。周平指出：“国族固然是民族，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而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并取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具有突出的政治属性。当然，国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国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国家通过一整套制度获得和保障国族对国家的认同而实现的。国族不是人类群体自然发展而形成的，而是政治建构的产物。”[7]因此，如果说中国同样是一个民族国家，那么这里的“民族”就是指“中华民族”而非指“流行话语中的民族”，并且“中华民族”就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界定的“国族”[8]。

通过将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界定为“国族”，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族国家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仍然是有待于完成的政治工程，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充当中国现代国家的民族基础，中华民族反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被政治过程逐渐塑造的。任剑涛认为：“对于中国而言，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基础即‘中华民族’，属于政治民族范畴。成功构建这一政治民族，是成功建构现代国家的第一步。但中国的政治民族并不是社会民族间历史磨合的产物，而是现代国家先期确立国家权力体系，并在权力体系所控制的领土、人口与主权范围内刚性生成的特殊民族概念。”[9]既然对于中国而言，国族不是同现代国家同时形成，而是需要在现代国家中继续塑造，那么依据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在国族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如何能够认定中国是民族国家呢？如果民族国家是判断中国现代国家的标尺，当中国尚未形成民族国家时，岂不是同时否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正当性？

可见，民族国家并不是能够用来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有效范式，无论这里的“民族”是否是“国族”，因为民族国家的经验和理论无法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性。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必须回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只有在理解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解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性赋予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性。

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当代中国国家是现代国家，但不是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在融合现代民族国家的部分要素和古代中国国家传统的基础上创造的现代大一统国家，这是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决定的。首先，在领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同体，为了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完整地保存下来、整体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能以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通过阶级联盟在最大程度上将多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一种整体力量即人民，人民是社会革命的大军，从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最后，中国共产党在将多民族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凝聚成人民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大一统国家，社会革命塑造的人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既支撑着国家政权又支撑着中华民族，人民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政治基础。要言之，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

二、王朝国家崩溃与多民族共同体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前提的，多民族共同体并不能直接构成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但是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则必须从多民族共同体中创造出来。多民族共同体是古代中国王朝国家长期塑造的产物，王朝国家始终是维护多民族共同体的根本支撑，但是当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启动时，作为前提的多民族共同体是清王朝塑造的，清王朝的崩溃使多民族共同体失去了政治力量的支撑。而且西方国家的持续入侵对多民族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多民族共同体进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时呈现出重要的特点，故而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形成了重要的挑战。因此，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只有适应多民族共同体的特点，才能从多民族共同体中创造出自身的基础，进而克服多民族共同体施加的挑战。

从一般意义上讲，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王朝国家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多民族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尽管王朝国家在数千年时间里历经兴衰，然而只要政治大一统得到重建，就能够借助政治力量对多民族共同体进行强有力的塑造，从而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共同体。既然多民族共同体有赖于政治大一统作为支撑，那么可以说大一统政治在历史演变中已经成为多民族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方式。对此，林尚立认为：“传统社会所构建的大一统政治，不过是中华民族的这种生存与发展方式对国家和政治要求的产物。”(10)吕思勉甚至认为，王朝国家政治与民族相互塑造从而奠定的多民族共同体，乃是中华文明的根本所在：“可以为世界民族模范之处；亦即从前的所以成功。从前业已成功，今后还宜照此进行。”[11]

费孝通将多民族共同体概括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为多民族共同体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一体。”[12]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中，汉族由于农业生产提供的优势成为凝聚多元一体格局的核心，汉族不仅吸收少数民族的成员，而且向少数民族输送成员；汉族除了在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大规模聚居外，还向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深入，“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12]41。不言而喻，汉族虽然只是多元中的一元，但却是形成一体的关键，有了人口规模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汉族，多元才能以汉族为核心凝聚为一体。

汉族本来就是在王朝国家持续塑造下融合不同族群才形成的，同样汉族能够发展成为具有绝对规模优势并且将多元凝聚为一体的核心，也是得到了王朝国家强力支持的结果。葛兆光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在这样的一个延续性大于断裂性(与欧洲相比)的古老文明笼罩下，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当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而在宋代之后逐渐凸现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不仅如此，从唐宋以来一直由国家、中央精英和士绅三方面合力推动的儒家(理学)的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使得来自儒家伦理的文明意识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中心扩展到边缘、从上层扩展到下层，使中国早早地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6]26多民族共同体虽然屡经变化，但是汉族作为层层积累的传统的延续者，有效地将自身和少数民族联系起来，从而巩固了多民族共同体，这个历史过程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支撑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汉族聚居的长城以南地区和游牧民族聚居的亚洲内陆边疆诚然有着持续的碰撞和交流，甚至也形成过短暂的统一，但是直到“混合文化民族”建立清王朝，亚洲边疆草原和内地才形成长期巩固的统一[13]。长城内外的统一，不仅彻底结束了农业民族建立的政权和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长期对峙的政治状态，而且将以“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为代表的国家建构模式，同以“内亚‘边疆’帝国体制”为代表的国家建构模式融合在一起，清王朝就是两种国家建构模式高度融合的产物，因此清王朝将古代中国的政治大一统推到了全新的高度[14]。清王朝在广阔疆域中长期维持着有效统治，将多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并且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共同体在18世纪中叶达到全盛时期，人口规模和疆域范围对于多民族共同体的显著性影响得到了彰显。清朝的人口规模不仅增长了数倍，而且民族构成也更加复杂多样，但是汉族在人口规模上的绝对优势得到了保持，因此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构成了挑战。清朝的疆域也扩大了，深入到亚洲内陆地区，并且能够有效控制广袤的疆域。“清朝的疆域自18世纪50年代以后即保持基本稳定，且与周边国家之间日渐形成了明确的分界，从而与世界历史上所有军事帝国的疆域一直处在不稳定的扩张或收缩状态并缺乏明确边界形成了鲜明对比。”[15]史家的研究特别指出，“从长远观点来看”，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膨胀相比欧洲人的到来而言“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两个因素相互影响，“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16]。

其实，从多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清王朝时期的人口膨胀和疆域扩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汉族诚然有着人口规模上的绝对优势，但是少数民族占据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地位。第二，疆域虽然广大且长期稳固，但是汉族人口并没有平均分布在王朝国家广袤的土地上，清朝疆域中亚洲内陆地区约占全部领土面积的一半，生活于亚洲内陆疆域的汉族人口很少，主要是少数民族。第三，在清王朝统治时期，多民族共同体不再只是人口构成方面的问题，而是人口和疆域共同构成的问题——由于广大的内陆地区主要生活着少数民族，因而疆域在决定多民族共同体的构成上越来越有着决定性影响，多民族共同体越来越具有疆域性质。进而论之，能否维持多民族共同体将更多地取决于能否维持清朝的疆域，如果疆域分裂了，生活于其上的少数民族亦将分裂出去，多民族共同体就难以保存。

多民族共同体在清王朝时期的新变化，由于清王朝所采取的统治政策，因而变身为多民族共同体内部紧张的根源。清朝的统治集团在农业地区和草原地区推行了不同体制，一方面用官僚体制管理长城以南地区，另一方面在西藏、新疆、蒙古地区建立“藩部”，从而在汉民族和藩部之间实现民族隔离。这种区别而治的体制当然有着“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考虑，但是更为根本的意图则在于限制和牵制人口规模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汉族。王柯指出：“清王朝的藩部政策，实际上是让被置于藩部地区中的各民族集团只与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发生关系，使被置于藩部地区的各民族集团产生与满人之间的民族亲近感，变被置于藩部地区之中的各民族集团为满人的政治盟友，其目的在于制造牵制内地人的力量。因此可以说，‘藩部’实质上就是一个以满人首领为盟主的、由满人与中国西部北部各民族集团组成的政治同盟体。”[17]

虽然对广大的疆域能够实现长期有效统治，但是清王朝并没有利用此种优势促进汉族和西部北部少数民族的交流，反而限制藩部地区接近汉族文化，因此未能增强多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同一性。历史步入晚清之后，欧洲国家的持续入侵和渗透，将清王朝的统治在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制造的张力充分暴露了出来。尽管外敌入侵迫使清朝的统治集团改变了藩部体制，从而有利于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同一性的发展，但是藩部体制在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制造的裂痕，仍然给了力量更为强大的欧洲国家可乘之机。晚清的革命党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作为革命动员纲领，虽然针对的目标只是清王朝的统治集团，但是在列强环伺待机而动的时代背景下，辛亥革命一方面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是另一方面又给多民族共同体造成了影响。

清王朝统治下的多民族共同体有着特殊性，统治集团对广大疆域的有效控制确实将多民族共同体发展到一个新的规模，但是多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同一性并不强劲，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是由清王朝的有效政治统治实现的，一旦政治统治有效性出现危机，那么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就会经受挑战，以致陷入分裂危机。当中国被强制性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从而开始现代化时，清王朝遭遇了政治统治有效性的严重危机。“政治结构成了一堆废物，对于现代化道路上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它都毫无所用。”[18]晚清在政治上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多民族共同体的维系，政治统治有效性的降低和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冲突的增强都前所未有地发展了。

辛亥革命是“由志趣各异、利益和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成员所组成的一个脆弱的联合”[19]对中央政权的革命，它只是在形式上实现了共和，却没有在内容上提供能够凝聚多民族共同体的力量。在清王朝被推翻的同时，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力量也随之被彻底摧毁，而辛亥革命又没有带来新的能够增强多民族共同体内部同一性的有效政治力量，于是多民族共同体就走到了有可能分崩离析的历史关口。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直接面对的根本现实，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最为重要的政治难题。

三、现代国家的中国内涵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并非内在变化而是外在冲击引起的。在被欧洲国家强制性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中国为了适应世界潮流不得不从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但是和欧洲现代国家存在关键差异：王朝国家塑造了一个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直接遇到的前提，因此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下来并且将其整体上置于现代国家之中。问题在于，由于西方国家的持续侵蚀和清王朝的崩溃，多民族共同体在辛亥革命之后事实上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创造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既能作为支撑力量将多民族共同体凝聚起来，又能作为推动力量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任务。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由中国广大民众构成的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从多民族共同体中创造出来的，最终又同现代国家融为一体。这种以人民为根基并且同多民族共同体融合在一起的现代国家就是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国家的中国内涵就在于此。

现代国家是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的统治形态和制度体系。它借助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在合法垄断暴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连续的、界限确定的疆域的有效控制，并且能够持续地汲取疆域内的各种资源以服务于国家目标。直接统治的集中体现就是，国家与民众之间形成了广泛的直接联系，国家对民众的影响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越来越定型为国家制度。霍布斯鲍姆写道：“政府跟每一个国民都建立起紧密联系，人民生活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跟国家公务息息相关，而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由于19世纪快速进展的交通与通讯革命，特别是铁路与电报系统的日新月异，即使是最偏远地区的国民，也都被紧拉在中央政府的制度之网中。”[2]80对多种资源的汲取和集中使用，为现代国家提供了传统国家无法比拟的有效统治，在欧洲国家向全球扩张从而将世界塑造成为由现代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后，中国只有从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国家才能适应国家激烈竞争的时代。

虽然王朝国家是非常成熟发达的统治形式，但是简约治理的法则以及农业经济的局限，使其难以同欧洲国家相抗衡从而适应世界潮流，因而古老的中国必须寻找新的统治形式。孔飞力就此指出：“‘近代’是指历史动向主要由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以外的力量所控制的时代。换句话说，它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从中看到的‘衰落’不再是简单的清王朝的衰微和伴随它的社会弊端，而是一个把中国历史不可改变地导离它的老路，并在社会和思想的构成中引起基本变革的更为深刻的进程。这样一个进程不同于朝代循环，其不同之点在于中国的政权和社会再也不能按照老的模式重建起来了。”[20]欧洲民族国家的坚船利炮不仅击败了清王朝，也导致王朝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并表明只有现代国家才能把中国社会重新组织起来。现代国家作为王朝国家转型的目标，在晚清时期就已经逐渐明晰，但是如何以及凭借何种力量建构现代国家则没有答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并不存在事先确定好的行动方案。

辛亥革命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并不是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而是指辛亥革命的成果以一种“相反相成”的方式，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揭示了出来。辛亥革命是一场以欧洲民族国家作为建国蓝本的政治革命，革命党人以汉民族为基础的动员在扫除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障碍的同时，也破坏了多民族共同体的既有政治支撑。在欧美国家加紧入侵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在辛亥革命以后，不但建立汉民族单一民族国家的愿望不合实际，就是继续坚持革命派当年主张的‘反满’‘排满’的民族主义方针，也会导致刚刚在清王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分裂为几个民族国家，甚至是相互敌对的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领土直接暴露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之下”[17]269。尽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很快意识到中华民国对清王朝的继承性，并以中华民族作为凝聚多民族共同体的主张，但是北洋军阀的统治使中央政权名存实亡，国家陷入主权日益沦丧、多民族共同体事实上分裂的境地。

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与多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证明，多民族共同体必须以王朝国家作为政治支撑才能维系，但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之后，多民族共同体就不再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提供政治支撑。严峻的问题在于，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必须以失去了政治力量支撑而陷入分裂的多民族共同体为前提，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一个已经成型的国族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国族包含着人口同质化、国民整体化等社会政治机制[21]，而在国族付之阙如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然陷入困境，国家分裂与外敌入侵的长期存在就是这种困境的集中反映。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在辛亥革命后出现的困境，实际上表明欧洲民族国家并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榜样，中国必须从自己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出发，寻找能够支撑中国走出现代国家建构历史困境的政治力量，进而创造中国现代国家。换言之，在外部因素已经“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的条件下，中国的转变实际上是“主要由内部的动力推动完成社会转变”[22]。因此，中国建构的现代国家将不同于欧洲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新型现代国家。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面对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可以从“天下”和“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完整说明。“天下”作为一种古老的国家观念，它本身就意味着多民族共存的社会和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天下’本来指的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天下’。而‘多民族性’又成为衡量一位‘天子’是否具有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标准。”[17]66在多民族共同体基础上建立多民族国家，以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共同体，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必须因循的国家传统；王朝国家虽然崩溃了，但是王朝国家塑造的多民族共同体作为遗产必须由现代国家继承，否则现代国家就不具有正当性。事实上，不能继承多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建构也是不可能最终成功的，这是中国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共同制约下，中国现代国家必须是保存了多民族共同体、将多民族共同体置于现代国家中继续巩固和发展的现代国家，这正如林尚立所言“在现代化转型中维系住一个统一的中国，使千年古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10]。由此可见，如果不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出现了国家分裂、多民族共同体孤悬一线的深重危机，那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使古代中国整体转型为现代国家——反而难以充分展现出来。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内涵其实是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历史过程的集中概括，中国现代国家脱胎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因此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将赋予中国现代国家以特性，进而成为界定中国现代国家内涵的基础。既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只能是将多民族共同体整体上带入现代国家之中，那么现代国家建构就不能以民族作为支撑力量，否则将会导致已经分裂的多民族共同体彻底解体，在此条件下寻找能够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住的支撑力量就成为现代国家建构的重中之重。多民族共同体是由现实的人组成的，而现代国家则是将其统治直接同民众联系起来的统治形式。因此，当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不能以民族作为凭借时，就必须直接诉诸民众，从民众中创造出能够支撑现代国家建构的力量。

中国民众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成为影响政治秩序的重要力量，而在辛亥革命后更是广泛地介入到政治过程中，并且已在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过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近代政治史表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人民——名流和各种普通人——的作用问题”，无论如何理解，“都是中国革命日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23]。陈旭麓指出，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将自己界定为“中等社会”，而将劳动大众界定为“下等社会”，“中等社会”则承担着“提携下等社会”从而“破坏上等社会”的责任，这就构成了“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决定性力量”[24]。到了20世纪20年代，将中国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不仅是主导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革命党的共识，而且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孔飞力就指出，要完成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宏大事业，没有中国民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治参与如何同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加强的目标协调起来”，本来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性议程”[25]。然而，以民众作为出发点寻找现代国家的支持力量，只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步，它揭示了现代国家建构所具有的一般性，但是并未抓住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特性。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将多民族共同体维系成一个整体，因而民众就不能直接成为维系多民族共同体的关键因素，民众只是将多民族共同体凝聚起来的起点，还要凭借将民众凝聚成为整体这一中介过程才能将多民族共同体凝聚成为整体。只有在多民族共同体的广大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基础上，多民族共同体才能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由此可见，以民众作为出发点，从而将多民族共同体凝聚成为整体，就必须将民众首先凝聚成为整体。由中国广大民众凝聚而成的整体就是人民，人民是一个政治实体。当然，只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时，中国广大民众才能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凝聚成为人民。现代国家建构都需要在社会之中塑造自身的政治基础，而人民则是中国现代国家的独特政治基础[26]。人民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在两个维度上发挥着根本作用：一方面在国族层面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在国家层面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由人民在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之间充当有机联系进而融合在一起的中国现代国家就是现代大一统国家。总结而论，现代大一统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中国内涵，中国现代大一统国家则是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型现代国家。

四、人民与社会革命相互塑造

中国广大民众不能自发凝聚成为人民，人民必须在中国广大民众参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才能形成，所以社会革命其实也是塑造人民的历史过程。同时，社会革命是广泛深入的结构性变革，反对社会革命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推动社会革命并且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没有人民作为革命大军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民本身就是塑造社会革命的力量。人民与社会革命相互塑造，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基本内容：社会革命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社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人民的内部结构；人民则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基础，人民内部的结构决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性质。要言之，人民进行社会革命是理解中国在非常不利的情况下将多民族共同体整体上带入现代国家进而创造现代大一统国家的密码。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诉诸民众，但是民众并不能直接成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进而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提供根本支撑。因为民众是对分散的、多元的、竞争的多元力量的统称，由于民众在传统国家中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低，民众的局限性并未得到彰显，也不会因其局限性引发严重问题，但是当现代化将民众广泛动员起来从而成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体时，“它们之间的对抗就尖锐起来”，民众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得到了充分暴露，“怎样把这些原生的社会势力糅合为单一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就成为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27]。如果说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民众作为政治力量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那么这种局限性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会被进一步放大。根本原因在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是由帝国主义列强和本国反动势力共同支配的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阻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反动势力是异常强大的，民众的局限性切合了反动势力统治中国的需要。

辛亥革命是一场并不成功的政治革命，在中央政权被推翻之后，各种政治势力乘虚而入。“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士绅割断了自古以来同君主制的联系。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包括工商资产阶级在内的现代上流社会以及大地主寡头集团。”[23]587辛亥革命并没有建成现代国家，反而由于推翻了中央政权而导致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军阀统治的社会基础是封建地主势力，在没有强大中央政府控制的情况下，分裂和混战是由军阀及其社会基础共同导致的政治状态。石约翰写道：“这一时期不存在真正的中央政府。北京政权成了附近许多将领的玩物。无论谁占领北京都宣称自己就是中国的政府，但却缺乏国内的根据，在国际上也没有丝毫的有效性。”在缺乏有效中央政府的条件下，“地方权力掌握在富人和名人的联盟手中，他们受到小军阀的庇护。这些地方人物像那些大军阀一样，他们作为小独裁者、贪得无厌的以及没有较高理想的小集团而名声扫地”[28]。军阀统治意味着政权危机，政权危机引发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反过来强化政权危机，于是中国就被置于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强化的状态之中。

中国近代在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同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是一致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持续侵略是清王朝崩溃的重要原因，而政权分裂更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侵略中国和深入发展在华利益，所以相互敌对的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可以说，当时分裂的国家和腐败的统治，正是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基本条件。依据史家的说法，中国政治上的分裂导致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性”，帝国主义力量渗透进了城市和乡村、沿海和内地，从政治领域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近代的严峻危机也正好反映了“外国无所不在的程度”[29]。

中国要建立现代国家就必须彻底结束主权沦丧和国家分裂的局面，但是主权沦丧和国家分裂则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势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共同利益所在。列文森不无深刻地指出：“外国人对中国的要求，有可能得到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的承认，这个政府可以被外国人所利用，但会被一个深得人心的政府所拒绝，而不管对它是进行威胁或是使用武力。一个代表全中国人民意愿的政府将必然反对外国的入侵，而不得人心的政府相对地要顺服一些。因为承认外国人的要求是从外国人手中得到镇压国内敌对势力所需武力援助的关键，所以，那些经常为中国抗议者提供反对中国统治阶级之思想资源的西方自由国家，则往往支持那些民心尽失的中国政权。”[5]125由此可见，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障碍，中国要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必须推翻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统治。

由于阻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敌人非常强大，因而只有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一个整体力量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凝聚民众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30]能够支撑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力量虽然是从民众中凝聚而来的，然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整体力量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因为中国广大民众处在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列强联合统治之下，受到各种枷锁的束缚，被限制在分散状态，因而除非进行社会革命，否则不可能将中国广大民众从各种枷锁中解放出来，进而凝聚成为一个整体。

社会革命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对政权及其社会基础进行的系统性改造。斯考切波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是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31]社会革命充分利用了社会结构内在冲突的巨大潜力，并将其和政治冲突结合起来，而阶级斗争则是实现这种结合的中介。阶级斗争是对政治和社会秩序及其运作机制的坚决否定，它以社会结构为基础并且结合政治冲突的实际需要，将阶级区分为革命大军和阶级敌人两大决战阵营，社会成员在此过程必然发生分化与组合。阶级敌人的范围越是清晰、力量越是强大，革命大军的构成也就越是广泛，锻造革命大军的过程也就越是深入、持久和困难。

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整体力量是以社会革命的方式逐渐完成的，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在国民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分清朋友和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32]。当革命的敌人清楚地限定为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之后，毛泽东则进一步强调“在这样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就发生了。因为我们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革命力量就非在长期间内不能聚积和锻炼成为一个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力量”[3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广大民众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阶级为中介、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基础，进一步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为一个整体力量，这个整体力量就是人民。

社会革命塑造了人民，人民则推动着社会革命深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当人民在社会革命中被塑造成型之前，尽管中国陷入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相互强化的境地，由于缺乏足以战胜敌人的强大政治力量，故而社会革命只能曲折发展。只有当中国广大民众越来越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各个社会阶级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有着成熟的判断并采取了正确政策时，作为整体力量的人民才持续巩固和不断壮大，从而支撑社会革命发展成为不可抵抗的历史进程。直到人民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战胜革命的敌人，国内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统治才被推翻，社会革命取得了最后的成功。毛泽东将中国广大民众以阶级联合作为中介最终凝聚成为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创建现代国家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34]。因为人民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政治实体，所以人民创造的现代国家就只能是人民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总的来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必须对外确立完整的主权、对内建立统一的政权，这就意味着必须推翻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而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共同组成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故而人民和社会革命只能以相互塑造的方式共同发展。借助阶级斗争的力量，以阶级联合作为中介，将多民族共同体整合为人民，从而以人民为根本支持，在社会革命中建构现代国家的同时维系多民族共同体，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种主体性和创造性本质上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也就是说，只有当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到必须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并自觉开展历史行动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才能走出困境，人民与社会革命的相互塑造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顺利进行。

五、阶级划分、革命动员与政治整合

人民只能在同社会革命的相互塑造中逐渐形成，社会革命所蕴藏的一系列重要运作机制，能够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为人民。其中，阶级划分、革命动员、政治整合三种机制最为重要，对于人民的塑造而言不可或缺。阶级划分、革命动员、政治整合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机制，它们相互衔接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每种机制的作用能够相互叠加，从而保证了中国广大民众不仅能够以阶级为单位参与到社会革命中来，而且能够根据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成阶级联盟，最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凝聚成作为整体力量的人民。

如果说诉诸民众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第一步，那么将民众进行阶级划分则是将现代国家建构与人民联系起来的基础性环节。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要以人民作为支撑力量，但是中国广大民众不能自发形成人民，处在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联合统治下的民众，需要被“唤醒”，需要变身为“新民”，从而同“被唤醒的国家相连”[35]，才能克服自身在政治上的局限性。唤醒大众不仅意味着思想动员方面的技术，而且意味着找到一个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性的支点，只有找到了这个支点，思想动员技术才能加诸其上形成政治效应，民众才能凝聚成为人民。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省界”“业界”“阶级”先后被当作实现从民众到政治共同体的基础，这实际上体现了中国近代凝聚民众力量的困难局面[36]。在中国民众能够被多种单位进行区分的情况下，阶级成为凝聚民众的最佳单位或者说唤醒民众的支点，从而解决了如何将民众转化为人民的基础性难题。

到底何种社会单位能够成为凝聚人民的基础，从根本上取决于民众的现实规定性。马克思对人的现实规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有过深刻论述。他指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关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那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7]现实的个人由于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同物质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对物质生产成果的占有不同，故而分属于不同的阶级，阶级是现实的人发生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基础。民众都是处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现实的个人，阶级与民众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或者说阶级构成了民众的现实规定性，所以阶级就成为将民众凝聚成为人民的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阶级划分的基础性地位。在强调了正确区分敌我阵营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之后，毛泽东认为：共产党领导革命要有一定的成功，就必须“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32]。在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之后，阶级划分的战略伴随着社会革命的发展变得更为明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32]113-114阶级划分蕴藏的政治能量在社会革命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以阶级划分为基础将民众凝聚成人民，经过革命实践检验，被证明是符合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际需要的正确选择，从而作为革命实践的基本经验和重要成果确定了下来。

社会革命是大众积极参与的系统性变革，如何在阶级划分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革命动员，构成了社会革命的中心环节。马克·塞尔登在分析中国共产党赢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时就认为，创造性地回应革命动员的需求从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基本答案[38]。中国社会革命对民众的动员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阶级划分则为革命动员提供了基本标准，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革命动员的政策。在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但是工人阶级的规模有限，单凭工人阶级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农民阶级是规模最大的社会集团，所以中国革命必须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农民战争是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同农民阶级建立稳固的联盟，然后以此为基础同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革命动员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关系中进行的，有效的革命动员必须以工农联盟和统一战线为基本归宿。

人民内部的构成决定了革命动员的关键，是将农民阶级从乡村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引导农民走上革命的道路，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毛泽东说：“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39]这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39]305。但是农民阶级有着明显的政治局限性，严重地制约着农民阶级对于社会革命的积极参与，这就需要共产党对农民阶级进行持续深入的革命动员。“为了实现政党的政治理念，政党的精英分子必须将政党的理念化为物质力量，为此，必须进行最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组织和发动民众为党的政治理念而奋斗，否则会造成政党的精英分子与其依靠对象之间的断裂，在这一方面共产党显示出卓越的才能。”[40]其实，革命动员的实质内容就是改变民众的观念和行动，从而使农民阶级能够同自身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相适应。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农民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进行革命动员就是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过程，或者说，群众路线是共产党进行有效革命动员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方式。从革命动员的角度来归纳，群众路线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共产党的政策源自对群众意见进行系统化处理，然后“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41]。另一方面，党员干部要和广大民众紧密结合，“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41]1095。群众路线在充分把握了中国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革命动员的巨大需求、民众的政治局限性的基础上，使三种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得到了充分协调，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进行革命动员的深刻之处。

通过革命动员将中国广大民众以阶级为单位带入到社会革命的过程，同中国近代历史中间歇性爆发却未能持续的社会抗争运动有着根本差别。这集中体现为社会革命必须以凝聚成为一个整体的不断巩固的政治力量为支撑，否则社会革命不可能在积累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取得胜利。因此，社会革命必然要求对中国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整合，并且中国广大民众越是以阶级作为单位参与社会革命，政治整合就显得越是关键。所谓政治整合就是政治组织根据革命任务通过政治过程将不同民众凝聚成为整体。如果在明确了各个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不以此为标准将革命阶级联合起来从而凝聚成为人民，那么革命动员的效果很可能受制于阶级关系的冲突性质而受限；落脚到凝聚人民上，则会导致凝聚人民的过程受损、凝聚起来的整体力量不够，甚至有可能向着将不同阶级凝聚成为人民的相反方向变化。

政治整合是将阶级联盟进一步塑造成为人民的不二法门，也是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同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其他革命区别开来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最先的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希冀以“中等社会”作为革命主力，但是惨痛的失败促使革命党人认识到有必要打破“中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的区隔。陈旭麓认为：“直到20世纪初年的‘中等社会’，才认识到‘中等社会’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积极之破坏’，‘有秩序的革命’。尽管这种认识仍然是不明晰的、朦胧的，‘中等社会’也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它却使‘中等社会’和‘下等社会’有了一定的联系。”[24]290以革命党人为代表的“中等社会”领导以工农大众为代表的“下等社会”，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工农大众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上，这就需要政治整合机制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中等社会”只是同“下等社会”有了一定联系并未能将工农大众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就是因为没有掌握政治整合机制，这种局面只有在共产党开始领导中国革命之后才发生改变。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政治实体，而且以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原则和活动原则，创造了以党的组织为核心、聚合了多个领域中多种类型组织的发达组织网络。这个发达组织网络是由“轴心—外围”结构支撑和运作的，其中党组织是“轴心”，同党组织相关并且受党组织领导的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则是“外围”。林尚立指出：“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轴心创造大外围’的‘轴心—外围’结构，并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向心性整合效应。‘强轴心’体现为党对工农大众的有效动员和组织，以及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大外围’体现为党在团结力量、聚合社会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强大的外围组织体系和工作体系。”[42]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以强轴心创造大外围的过程，既是政党组织以及外围组织发展扩张从而深入中国社会的过程，同时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广大民众进行政治整合的过程。

政治整合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机制，它本身就贯穿在阶级划分和革命动员之中，并且在阶级划分和革命动员取得的积极效果的基础上，一方面利用这种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发挥自身的积极效果，从而将从广大民众中产生出来的阶级联盟塑造成为人民。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阶级划分、革命动员、政治整合等三种机制，同时将三种机制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使它们在塑造人民的过程中发挥出了最大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出来的。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广大民众为起点创造了作为整体的人民，多民族共同体才以人民的形态得以保存，中国现代国家建构才获得了支撑力量。

六、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之处在于，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人民，从而将多民族共同体整体上带入现代国家之中。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革命中塑造出来的，它是保障社会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从而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主体。这样的人民是整体性质的政治实体，具有不同于抽象主体的特殊性质。概而论之，这种特殊性质就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不是广大民众简单相加而成的松散集合，而是由现实的人构成的、经过政治过程塑造而形成的、有着特定内在结构的、长期发展的、整体的政治力量。只有这样的人民才能为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代国家提供根本性政治基础，而由人民支撑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现代国家，同样在人民基础上融合在一起进而形成了现代大一统国家。将中国广大民众凝聚成为政治实体，以人民为中心创建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以及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政治创造性，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性。

人民是由现实的人组成的。在欧洲现代国家的一般经验中，人民是同主权联系在一起的抽象主体，因为构成人民的要素是以法律制度形式界定的公民，公民本身就是抽象的个人，所以人民不过就是公民的公共形象，在国家政治中基本上以象征性符号的形式存在。但是，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是由现实的个人构成的，现实的人就是处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由于切身利益的不同而分属不同阶级的人，所以在社会革命中人民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阶级是人民的基本构成单元，人民最初始的形态就是由革命阶级组成的联盟，阶级联盟的共同利益以及联盟内部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人民的活力之源，也是决定人民作为政治实体而非抽象主体的基础。

人民是政治过程塑造的产物。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借助政治过程塑造人民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要工程，现代国家必须对社会大众进行塑造才能巩固。“现代国家对人民的构想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工程，而且更是以国家主权为依托进行的社会再造工程。”[22]1398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中，人民的塑造是以社会革命这一特殊过程完成的。人民诚然是由广大民众构成的，但是中国民众并不能直接构成人民，而是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做出行动选择，并且经受社会革命的塑造，从而由潜在的革命动力变成推动社会革命的现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就意味着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系统性地使用阶级划分、革命动员、政治整合等机制塑造而成的。这就意味着，人民是由政治过程塑造的整体。“整体大于其组成部分的简单线性总和，而且整体通常也与其组成部分存在极大的不同。”[43]因此，中国广大民众被塑造成为人民的政治过程，就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塑造人民的政治过程有着根本差别，而政治过程的差别决定了作为其产物的人民有着不同的性质。

人民是有着内部结构的整体。作为政治过程塑造的产物，人民的性质受到塑造过程的强烈影响。由于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为人民的政治过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必然要对人民的塑造过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集中体现为，中国广大民众被塑造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力量。人民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落实为中国广大民众对党的追随，于是基于社会结构形成的阶级关系就被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党和群众关系，所以党和群众关系就是支撑人民的内部结构[44]。中国共产党为了赢得和巩固群众的追随，不仅要以自身发达的组织网络将群众组织起来，而且要将党的思想观念和革命纲领不断灌输给广大群众。在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共同塑造下，作为整体力量的人民，就不再是神话，“因为共同体意识扩展到了国家所能达到的范围，深入社会的中心，达到了国土的最远边界”[35]118。要言之，以党和群众关系作为内在结构的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塑造出来的整体力量。

人民是政治力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塑造的，在塑造人民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发动机，而且是人民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在事实上成为人民的骨架。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塑造，不是外在于中国广大民众的，而是深入中国广大民众之中同群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41]1094。这就是说，人民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广大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政治状态，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领导是长期持续的，而且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自身建设摆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了人民不是暂时性的存在，只要中国共产党能够同中国广大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人民就是持续存在的现实力量。由于中国共产党是由“既建立国家，又进行革命”[23]371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以领导革命创建国家为使命，而持续存在的人民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高度契合的，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并且不断将人民塑造出来是中国共产党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共产党将人民塑造出来是为了使人民在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在革命之后当家作主、积极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推动国家发展，就是在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换言之，人民的存在状态、持续性以及在政治中的作用，充分说明它是现实的政治力量。

人民是长期发展的政治实体。在中国革命中，人民是以阶级为单位构造的，但是阶级的客观结构和中国共产党对客观结构的主观建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既是因为中国社会阶级结构比较复杂，又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非常看重民众在政治行动上的主动性。但是，对于阶级的主观建构和客观结构之间张力的可能后果不宜持简单化的结论，诚然“两者的不一致强烈影响了共产党的选择和行动”[45]，但是这种影响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则是不同的。阶级的主观建构相对脱离于客观结构，并非意味着否定客观结构的基础性地位，而是扩大了民众以政治行动超越客观结构的可能性空间，它所导致的重要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塑造具备了一定的伸缩性。虽然人民最初是以阶级联盟的形态出现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作用，人民不可能是一个僵化的政治实体。也就是说，人民的范围需要根据民众的政治行动进行调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的具体构成和形态是变化发展的。特别是在现代国家建立之后，人民进一步和国家制度结合在一起，并且要借助国家制度的有效运转而得到持续不断的塑造，在此过程中阶级的客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也实现了长期发展。

同西方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抽象主体不同，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是强大的整体力量。当中国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塑造下成为阶级联盟时，人民就发挥出巨大的历史力量，它推动着社会革命深入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社会革命的根本支撑，在社会革命胜利之后决定着革命成果的形式和性质：只有具有强大整体力量的人民，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支撑，从而决定两者的形式和性质。由于人民是由中国最广大民众构成的整体，因而它将王朝国家遗留下的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了下来，使其以中华民族的形态存在于中国现代国家中；只有人民才能破除多民族共同体分裂的陷阱从而为中华民族提供政治基础，中华民族才能发展成为以人民作为根基的国族。同样，由于人民是强大的整体力量，因而人民以社会革命创建的国家就只能是由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和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人民才能够破除国内反动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阻碍，从而在推动社会革命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政治基础，也只有人民才能支撑起由王朝国家转型而来的并且同多民族共同体融合的现代大一统国家。

可以说，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在国族和国家两个维度上的延伸形态。虽然中华民族还在发展过程中，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尚在不断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只要作为政治实体的人民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塑造下存在和发展，那么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就能够建立在坚实的政治基础上并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由于人民是长期发展的政治实体，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的塑造过程是开放的，因而人民是具有活力的、根据时代条件变动的，这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不会是僵化凝滞的，它们都将伴随着人民的变化从而在不断积累成果的基础上持续变革。

七、结语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创造现代大一统国家。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集中概括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以及蕴藏其中的理论。就经验而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过程是以多民族共同体为历史前提的，它必须摆脱民族分裂的陷阱，以社会革命的方式将中国广大民众塑造成为人民，从而将多民族共同体保存下来，最终将其置于现代国家之中。换言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是多民族共同体通过社会革命变成人民，进而支撑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经验同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经验——民族形成与政权建设相互塑造——有着根本差别，因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自然由于经验基础的不同而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相异。就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而言，中国现代国家不是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性地融合了王朝国家传统和现代国家基本要素的现代大一统国家。现代大一统国家是一种新的现代国家类型，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社会革命创造现代国家的历史自觉和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殊性，同时充分证明了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制度框架的多样性和创造现代政治的复杂性。

引用格式：汪仕凯.以人民为中心建构现代大一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