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红楼梦》从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到最末一回“贾雨村归结红楼梦”，从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到贾宝玉出家做和尚，都有一个佛学思想问题的影子在背后。看《红楼梦》的人被这部古典作品的艺术魅力吸引住了，不一定会去注意这一事实。但为了更好地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谈谈这个问题，不是没有意义的。
在全面评价《红楼梦》时，首先应高度肯定它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也必须看到作者曹雪芹（还有续著作者高鹗）在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上存在着某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这次要的一面，又是同佛教（主要是禅宗）唯心主义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分不开的。
佛教这个从古代印度传入的外来宗教，在近两千年历史上，早已和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交流融化而成为整个封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哲学史不待说，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深厚影响也不容低估。对《红楼梦》中佛学思想的研究，正可从侧面佐证这一情况。但过去从事研究《红楼梦》的，不是完全忽视这一方面，不能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就是过分夸大这一方面，象有些地主资产阶级红学家，简直就把《红楼梦》看做一部宣扬佛教“色空”观念的小说了。这两种倾向都是应该反对的。
二、《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与禅宗思想影响
《红楼梦》产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那时中国已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在所谓“乾隆盛世”一度迥光返照之后，古老的封建社会更呈现着日薄崦嵫的凄凉晚景，而作者曹雪芹又早因一次皇室内讧的牵连，经过大抄家后，陷于破产穷困的境地。“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红楼梦》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作者根据其不平凡的一生遭遇和切身体验，运用时代的笔触，谱写时代的声音。它塑造了那么多富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男女老少，好人坏蛋，个个栩栩如生，留给后人回忆。它通过对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的典型概括，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种种罪恶，预示了这个社会走向崩溃的必然趋势。毫无疑问，荣国府内，以贾政、贾赦、王夫人、贾珍、贾琏、王熙凤等一撮地主阶级统治者为一方，以贾宝玉、林黛玉和晴雯、尤三姐、鸳鸯等封建叛逆者为一方，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只能是当时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和缩影。正如列宁称赞托尔斯泰时说的，这位大文豪“是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列·尼·托尔斯泰》）。把这个评语移用到《红楼梦》作者身上，也是完全恰当的。《红楼梦》是时代的产物，又走在时代前面，它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即将到来的启蒙思潮，蕴藏着一股热情奔放地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民主理想的潜流。《红楼梦》称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古典文学著作，我们以有这样的优秀文学遗产而感到骄傲！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到佛学思想呢？难道《红楼梦》创作的指导思想是佛学吗？不是。肯定佛学思想的指导作用，就等于承认新旧红学家所强加于这部作品的什么“宣扬色空观念”或“情场忏悔之作”一类的昏话，这是极其荒谬的。然而佛学思想毕竟在这部作品上留下了不少的痕迹，这除了作者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之外，还要求我们对佛学——主要是禅宗思想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作一番探讨。
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千百年来，佛教以它所特有的一套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和宣传方式，符合封建统治阶级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获得广泛而深入流行的社会基础。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它的苦空观，把现实世界看做无边的苦海，教人看空一切，逆来顺受，放弃任何反抗斗争和改善生活的欲望，把唯一希望寄托于来生善报，以修行成佛，进入“涅槃”神秘境界。宣扬这种把现实世界说成绝对空幻不实的世界观，为的是把他们虚构的天国说成绝对真实，以坚定受骗者追求“成佛”的信仰。成佛是假的，但在阶级压迫下苦难深重的人民要求解脱苦难，可不是假的，而是一种真诚的愿望。佛教正是利用人们这种愿望，扯起“普渡众生，脱离苦海”的旗帜，推销进入天国的门票，诱骗人们甘愿忍受尘世的一切苦难。
隋唐曾是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在当时创建的各大宗派中，禅宗比较晚出，却是唯一的由中国佛教学者独创的一个宗派，有着反映当时中小地主阶级兴起的一般倾向。其他宗派为天台、法相、华严等宗，都大搞其烦琐教义、经院哲学和繁复的戒律仪式，使人望而生畏；更大吹其天国如何遥远，成佛如何困难，又使人望而却步。只有净土宗和禅宗（南宗）提倡一种简便而快速的成佛法，尽量缩短天国距离，骗取群众信仰，所以后来居上，终于打败和取代了其他各宗的地位。净土宗提倡念佛法门，认为只要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禅宗中的南宗一派提倡“顿悟”法门，倡言“众生皆有佛性”，“见性成佛”，“西方即在目前”，连经也不要念，佛也不要拜了，更是简便快速之至。净土宗没有多大理论，比较适宜于下层社会，对思想界影响不大。禅宗则除一扫各宗烦琐经院习气和戒律仪式外，更独创了一套绝对虚无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比较流行于知识分子阶层，对后来宋明理学特别是陆王一派影响极大。
禅宗的“顿悟成佛”说，把天国直接搬到人的心中，是一大宗教骗局。后来它的虚无主义的发展，就由反对念经拜佛而达到“诃佛骂祖”，连它的老祖宗释迦牟尼也否定了；它的反理性主义的发展，就由摆脱烦琐经义而转向“机锋”、“棒喝”，连任何正常思维认识活动也否定了。这些，不能不在佛教内部起着破坏作用，而在一定条件下又有着被利用来作为反传统的批判武器的可能。
当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宗教把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禅宗对客观世界的彻底否定，为的是要建立一个主观世界的天国。它既已把这个天国从天上搬到地上，放在人们的心中，这样，它的否定一切现实，实际上正是为一切不平等的苦难的现实祝福，教人们把现实世界看成幸福的天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坏世法而入涅槃，若坏世法即是凡夫”。“世法”就是现实世界的一切，包括“君臣父母，仁义礼信”等等，都是破坏不得的，破坏了，就是“凡夫”，取消“成佛”的资格。至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则更可使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安心睡觉：横竖今天杀人，明天不杀了，照样可以“成佛”，何乐而不杀呢？禅宗如此宽容地肯定一切罪恶现实，如此廉价地倾销天国门票，欺骗广大劳动人民，难怪在天台、法相等宗相继衰落之后，禅宗教义却反而盛行起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唯一繁荣兴盛的佛教宗派。
由于禅宗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深入，一般唯心主义者固然望风披靡，有如宋明理学。即使某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或因其地主阶级的身份所决定，或因政治上的失意，或因需要借用思想武器，也往往对禅宗思想进行不同程度的妥协，丧失了批判能力。而曹雪芹之所以接受禅宗思想影响，大体上也与上述三种情况有关。
曹雪芹出身于由盛而衰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他的曾祖父到伯、父辈四代，都曾以皇帝亲信连任外放肥缺的江宁织造。“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是他青年时代的一段生活历程。可是好景不常，由于雍正夺位，皇室内讧而遭遇的一次大抄家，使得曹家彻底破产败落，他的下半生已是“满径蓬蒿草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寒酸得不成样子。古人有“诗为愁工”、“穷而后工”的说法，当然不止是诗，一切古典文艺差不多都这样。对曹雪芹来说，没有后一段败家、沦落和贫困的遭遇，可能也不会产生《红楼梦》。至于他为什么会找到佛教禅宗思想作为批判武器，则属于当时残酷思想统治下一般不得志而具有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时髦风尚。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曹雪芹在饱含血泪的艺术创作中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谁解其中味”？鲁迅在评价《红楼梦》时说过这样的话：“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那么我们究竟看见一些什么呢？
三、曹雪芹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在佛学影响下的矛盾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出色的一部作品。据曹雪芹自述，这部小说是他“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结果。我们应该相信，曹雪芹不是躲在悼红轩里关门写书的；由于他既有亲历其境的切身惨痛的经历和愤慨不平的感情，又特别留心观察现实，深入社会生活，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红楼梦》的价值，正如鲁迅说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红楼梦》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矛盾，精心塑造了封建叛逆者和封建卫道者两种不同形象，深刻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单从这方面看，我们完全可以断言，作者的世界观是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特征的，在政治上还体现出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珍贵因素。《红楼梦》的创作方法，无疑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是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以后优秀传统的高度发扬。
但我们这里要讲的，是《红楼梦》中的佛学思想，是因受这种思想影响而表现在创作方法上的某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是什么呢？
首先，从现实主义方面说，一是表现为大胆揭露现实与宿命论观点的矛盾。
翻开历史一看，清朝初期文字狱的残酷，是历代罕见的。当时读书人做文章，写诗词，一字一句不慎，不仅本人杀头，还要夷九族，成千成万的人就这样无辜地牺牲了。在当时，要通过写小说来揭露现实，真是谈何容易！何况曹雪芹揭露的，处处是这个封建末代王朝黑暗腐烂的疮疤，处处要和这个王朝采用的统治术如用科举笼络士人、用程朱理学加强反动思想统治等等公开作对；而曹雪芹本人又恰恰是雍正朝因政治牵连而遭受严重迫害的一位穷士。他当然知道“伤时骂世”、“干涉朝廷”的危险，所以往往用许多回避政治的表态语来为自己掩饰，不免流露“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矛盾心情。然而他并非“心有余悸”，而是花了十年功夫，终于大胆地完成了这部卓越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应该指出，正是禅宗思想，在这里起了三方面的作用：一是掩护作用，因为清统治者对这个流传极广的佛教宗派也是注意加以利用和提倡的；二是武器的作用，在理学独尊找不到任何其他理论武器的情况下，禅宗那种杀佛骂祖的“反传统”精神，还不失为一种批判武器；三是一种消极的作用，这就是现在着重要说明的大胆揭露现实与宿命论观点的矛盾了。
大胆地揭露和控诉现实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怎样对现实进行解释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在这里，作者却陷入了佛教因果报应的宿命论的窠臼。
小说第一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境”，作者以大量篇幅渲染了贾家这个已历百年之久的“功名奕世，富贯流传”的封建贵族家庭终于到了“远终数尽，不可挽回”的地步，树倒猢狲散，或曰“飞鸟各投林”，乃是“冤冤相报自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的结局。而且“荣辱自古周而复始”，既是天数决定，自然逃不出宿命论的循环。就是大观园内那一大批女孩子们的身世遭遇吧，不仅前生注定，而且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还有登记她们命运的“正册”——“金陵十二钗”，和其他女孩儿的“付册”、“又付册”等一整套档案底册可查；她们都不过是“风流冤家又将造劫历世”，薄命是注定的，什么封建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阶级压迫等统统不见了。至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那更是命运前定，因为在年代遥远的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就已经存在着神瑛侍者（贾宝玉的前身）和绛珠仙草（林黛玉的前身）的一段夙缘；后来林黛玉多愁善感，常常哭脸，则被说成是“把一生所有的眼泪还尽”，以报答贾宝玉前生对她“以甘露灌溉”之德；而宝玉、黛玉和薛宝钗之间三角关系的纠缠不清，则有着“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为之前定。宝玉颈上挂的那块五彩晶莹的通灵宝玉，则被视为这位贵族公子的命根子，一时一刻也离开不得的。所有这些，事实上是把封建礼教桎梏下因婚姻不自由所遭受的痛苦，所产生的悲剧，都用宿命论来解释了。
这样，一方面揭露和控诉了黑暗现实，一方面又在宿命论的掩盖下，对黑暗现实无形中宣告了妥协。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曹雪芹在两百多年前就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解释他所提出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至少，这种笼罩全书的宿命论的氛雾，不能不降低《红楼梦》的积极批判的意义，也不能不贬损它作为一部完整的现实主义作品的价值。
二是表现为封建叛逆性格与“补天”思想的矛盾。
曹雪芹塑造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男女青年作为封建叛逆者的优美形象，使整个《红楼梦》闪耀着十八世纪中国所能达到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芒。那么，曹雪芹能不能算是真正反封建的革命者呢？不能。因为他的立场基本上还是站在封建阶级一边的。
“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曹雪芹是抱着一片惋惜、留恋、无可奈何的心情来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的；这位八旗贵族子弟终究和满清封建王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北京西郊生活穷困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那样儿，也还不时流露出他对“天恩祖德”的怀念。他对这个面临“忽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末代王朝和整个封建社会，并不是希望它快点崩溃、灭亡，而是梦想如何修修补补地去挽救和维护它。请看他虚构的大荒山无稽崖下那块顽石背面的四句偈：“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古作奇传？”这表达了作者以“无才”“补”封建社会的“天”而感到遗憾。据说大荒山那块顽石是贾宝玉的前身，可见作者塑造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也无非是为的“补天”，他假托贾宝玉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恨“无可奈何花落去”，宝玉或自己也太不中用，所以空有“幻形入世，无才补天”的嗟叹。这种“补天”思想显然是同叛逆思想直接矛盾着的，说明作者不可能真正同情反封建的农民群众，他的“补天”思想是不能找到彻底叛逆的出路的。
叛逆，是否定封建社会；“补天”，却还在肯定封建社会。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除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前途这一地主阶级立场的根本原因外，也是接受禅宗思想作为批判武器本身的软弱性所决定的。上面说过，禅宗对客观世界的彻底否定，在其走向极端时，又必然是对客观世界的全部肯定。因为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禅宗看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一切决定于“心”，只求在“心”上也就是思想上解决问题，认为就够了，更不必有任何具体实践；而人们的改造客观现实，如果不通过实践，结果就不是改造它，而是对现状的全部肯定。大胆设想与软弱实践之间的矛盾，总是以一场空梦而告终。如果说《红楼梦》真有什么“梦”的话，那么就是“梦”在这里。后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如龚自珍、魏源等，也都从《红楼梦》中吸取了这种“补天”思想，提出一些“更法”、“改制”的主张。但“补天”式的改良主义，在历史上总是行不通的，何况封建末世？只有革命，才是出路。《红楼梦》从某一侧面，正好提供了后人这一历史教训。
其次，在浪漫主义方面，一是表现为现实的人生悲剧与虚无梦幻境界的矛盾。
发生在大观园内外的一切，几十条人命案，层出不穷的凶灾变故，一群无辜女子的惨遭蹂躏、杀害，黛玉的夭死，宝玉的出家，对这一幕幕现实的人生悲剧，作者既如此真实地给以描绘，如此愤慨地予以控诉，引起无数读者的深切同情，又能以浪漫主义结合现实主义的手法，把叛逆者的精神境界提到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理想高度，这确实是难能而可贵的。但正是这个问题上，所谓浪漫主义的理想高度，仍然被佛教虚无主义的迷雾所遮蔽了。作者有意把现实人生悲剧和一种虚无梦幻境界等同起来，说是要使那些“看破的遁入空门”。小说一开始，就对所谓“太虚幻境”作了绘影绘声的插画。什么是“太虚幻境”呢？续作者高鹗在第一百二十回里作了最后说明：“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真如福地”，指唯一真实的，永恒的幸福天国，是佛教的理想世界；而“太虚幻境”则象征着现实世间，是绝对虚幻的、变灭无常的。禅宗叫人相信天国即在世间，也就是说，“真如福地”即在“太虚幻境”，只要凭一念“顿悟”就能达到。因此，虚构这样一个虚幻不实境界的目的，还在引导人们看破现实世界的同样虚幻性、非真实性。“太虚幻境”有一付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是说：假的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假的，你说真就真，说假就假，横竖一切空幻，有什么真假差别？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不全是幻想虚构，而是现实生活的升华，是比现实主义更高一层的理想境界。浪漫主义在反映现实上，容许作者运用大胆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去塑造形象，以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而引导读者走向前进、光明的道路。这是积极的浪漫主义。而消极的浪漫主义则相反，它引导人们走的是一条虚无主义和消极厌世的道路。用“太虚幻境”来反映现实人生——“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在这里，一切矛盾，一切苦难，一切悲剧，不仅是前生注定，在劫难逃，而且也是虚幻的，非真实的，不值得计较的。在这里，没有了是非，没有了真假，都不过是“一梦尽荒唐”罢了。作者既设计这样一个虚幻的神秘境界，又叫贾宝玉梦里去神游一番，由“警幻仙子”带路指引，“领略此仙闺幻境之风光尚然如此，何况尘世之情况呢？”这样想像和虚构，固然极“浪漫主义”之至，可同作者运用现实主义笔触所描绘的现实人生发生抵触，也同作者塑造叛逆性格与民主理想那种浪漫主义的积极一面不能相容。
二是表现为正当爱情关系与“色空”观念的矛盾。
《红楼梦》虽不是什么宣扬“色空”观念的小说，但它着重地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作为全书的一根重要线索，并且从头到尾都有着关于“色空”观念的渲染，这也是事实。“色空”观念，通俗地讲，就是看破红尘，想做和尚。既要谈爱情，又要做和尚，这不是一大矛盾吗？文艺是要突出矛盾的，要突出人物的内心冲突的。《红楼梦》突出谈爱情又谈“色空”这一对矛盾，不止暴露作者个人的内心矛盾问题，也反映着一个时代思想的矛盾，值得我们研究。
小说第一回在叙述空空道人在大荒山无稽崖下抄写了那本《石头记》后，从此“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并且自己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情僧”这个名字很奇特。照佛教其他宗派的清规戒律，“情”和“僧”是不能并提构成一个名字的。“情”主要指爱情，“僧”是和尚。哪有谈爱情的和尚呢？然而对禅宗来说，却没啥稀奇。禅宗打破一切教规，骂佛杀祖，有着由否定又走向肯定的特色。谈爱情，做和尚，正是否定中的肯定，肯定中的否定，有何不可？而上面那四句偈，把“色”和“空”的关系，谈得那么“玄之又玄”，不知讲的什么，实际上是相对主义和折中主义的诡辩，是掩饰既要谈爱情又要讲“色空”的一种遁词。在这里，正可见曹雪芹并不是真正的佛教信徒和“色空”观念的提倡者，不然，他为什么要“十年辛苦不寻常”地写出这么百万字的大部头小说呢？
从《红楼梦》所描述的情节看来，贾宝玉用出家做和尚结束他同林黛玉的一幕恋爱悲剧，并不是林黛玉死后才决心这样做的，他早就拿“做和尚”一方面作为对林黛玉表示爱情的海誓山盟，一方面也是他抗议封建包办婚姻的一种武器，虽然这种武器是极消极的，也并不中用的。在第三十一回里，宝玉对黛玉讲：“你死了，我做和尚去。”大概“做和尚”早成了宝玉的口头禅，所以黛玉马上讥笑他：“做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做和尚的遭数儿”。书中还有关于“宝玉悟禅机”、“宝玉妄谈禅”的多次描述，可见他和黛玉平日谈爱情常是以交流对佛学思想的体会，作为知心谈话的一个内容，唱的是爱情和“色空”的交响曲。相反，一提到科举仕进、功名利禄和伦理纲常之道，他就极端蔑视地斥之为“混账话”，骂那些读书做官的人是“禄蠹”、“国贼禄鬼”、“文死谏、武死战”等等。这又说明，禅宗思想在当时确又在封建叛逆者的思想中生了根，是他们反理学、反封建礼教、反“学而优则仕”的一种精神支柱。
在禅宗哲理领会方面，据作者的描写，似乎林黛玉的水平还在宝玉之上。在第二十二回里，黛玉为了测验宝玉的佛学水平，出了一道试题：“宝玉，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贵，尔有何坚？”宝玉竟不能答，引起黛玉连同在场的宝钗一起大笑：“这样愚蠢，还参禅呢！”宝玉听到一个有意思的曲文后，自以为对禅机有所领悟，当下写了一偈：“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是无有证，斯可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黛玉看了，认为“还未尽善”，就续了两句：“无立足境，方是干净”。这里，黛玉把宝玉还承认有一个主观存在的“立足境”也根本否定了。这一彻底否定，正符合于禅宗六祖惠能所谓“本来无一物”的根本精神，连宝钗也不甘落后地当场指了出来。宝玉、黛玉明明在谈情说爱，互表倾慕之忱，却又津津有味地大谈其“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教哲理，他们在唯心主义的道路上相互竞赛，又是跑得多么远啊！这种爱情与“色空”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情调，恐怕已不是我们时代的男女青年所能体会的了。但在阅读这部名著时，如何坚持用批判的态度以对待这类不健康的思想，还是值得注意的。
要之，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描写手法，《红楼梦》不同于一般言情小说，它是把宝黛爱情关系提到一定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理想高度和政治基础上来处理的，这是《红楼梦》的成功之处；而由于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等原因，又画蛇添足地加上那么些“色空”观念的渲染，自又不免损害了这种浪漫主义的完整性，增添了《红楼梦》中的糟粕成分。
《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从问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开谈不讲《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这是《红楼梦》一出世就在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和受到特别重视的证明。而且，从这两句诗来看，把一部往往受人轻视的裨官小说和儒家经典的诗书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更可见它一开始就在封建正统思想钳制下发挥了一种批判武器的作用；而这种批判武器的思想基础，在当时找不到任何其他理论武器的条件下，又是借助于士大夫中流行的禅宗学说思潮来充当的。
禅宗思想在历史上起过两重作用，一方面是“顿悟成佛”的宗教骗局起着麻痹人民的极端反动的作用，一方面是它的诃佛骂祖、否定一切所起的批判武器的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即使是后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批判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反动实质。千百年来，佛教思想在人们意识上的流毒，习非成是，见怪不怪，再加以反动势力的有意提倡，妄图“化腐臭为神奇”，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看《红楼梦》的人难道不应该从这里吸取某些有益的教训吗？
我们探讨了《红楼梦》中的佛学思想，诚然，佛学是搞虚无主义的，但我们决不能用虚无主义来对待佛学，因为佛教哲学同样是我们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红楼梦》，我们一分为二，认为其中民主性的精华是主要的，与佛学影响有关的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则是次要的。对《红楼梦》中的佛学思想影响也同样一分为二，认为这种影响在作者世界观上所表现的虚无悲观色调的消极作用是主要的，而作为批判武器被作者利用的一点积极作用，我们也予以承认，虽然只是次要的，并且应该批判地予以对待。
原载《复旦学报》 1979年0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