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所以，君子（治国者）希望「广土众民」，但并非以此为乐，可见孟子反对单纯以「广土众民」为目的的「扩张主义」。那么，「广土众民」对君子又有何意义？
梁襄王曾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天下如何能太平），孟子答道：「定于一。」（天下统一了就能太平）。因此，为了天下太平，必须追求天下统一。梁襄王又问：「孰能一之？」（谁能统一天下），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不爱杀人的人才能真正统一天下）。这就是儒家「天下主义」的理想：由有德的君子（不嗜杀人者），为了天下太平而追求天下的统一。如此统一的天下，当然会是「广土众民」。
长期以来，人们经常以「广土众民」来描述中国。本文将从历史上说明：中国的「广土」与「众民」，究竟如何获致？与「天下主义」的理想有何关系？
中国为什么那么大？
中国为什么那么大？为中国历史文化骄傲的人有这个疑问，疑惧中国发展的人更经常发出这样的质疑。后者从西方的狭隘经验出发，看到拥有广袤国土和各色人民的国家，即自动将它推定为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
答案可以很简单：中国拥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拥有有举世无双的包容力。但不能阻止问者进一步的问题，（一）、不侵略扩张，疆域如何扩大？（二）、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如何统治广土众民？（三）、王朝仅能间接统治的土地，如何与现代国家的领土衔接？这样，我们就有必要了解这个外表简单的答案背后的复杂性。
回答进一步的疑问（一）：中国疆域的形成，基本上出于「膨胀」和「加入」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都排除了汉人的武力扩张。
中国人口最多的族群──汉人──的先祖华夏人发祥于东亚大陆中央的黄河流域，这里气候温和、土壤宜耕，适合繁衍。汉人人口增加导致耕地面积扩大，铁器的运用，更加快开垦速度与范围，汉人由此渐次进入长江流域以及辽河、闽江、珠江流域，中古以后又进入天山南北、黄河河套、云贵高原、东西伯利亚、青藏高原以及南海的海南岛、东海上的台湾岛；也从粮食农耕中进一步发展出大规模的经济作物种植、手工业、商业贸易、海洋经济、航海贸易等等。汉人因人口膨胀而扩大生存圈，整体上都不是在武力支持下进行的。
汉人发展出高度的农业文明，足以自给自足，完全自立。但在农耕区域的以北的中高纬度区域和以西的高海拔区域生活的草原游牧群体，他们的生存却不能缺少农产品及部分手工业产品。为取得这些产品，游牧群体常常利用产品交换、武力掠夺、政治联盟乃至在武力后盾支持下全面入主等方式，与中原农耕地区建立了间接或直接的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秦、汉等汉人主导的统一王朝与游牧政权建立了交流关系，秦、汉等统一王朝衰微后，游牧人群大量进入黄河流域农耕地区，仿照汉人的政治制度与经济、文化，建立了一系列中古政权，将汉人政权逐往长江流域，但这些由游牧群体所建立的仿汉政权本身迅速汉化，到了中古中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再度统一，以汉文化为主体，但包容性更多的新的统一王朝隋、唐，接收了北、南各华、夷政权的遗产，并发扬光大，使得中古时代的中国版图即达到与现代中国相若的规模。唐衰亡后，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人建立的金、蒙古人建立的元和满洲人建立的清朝，都是肿继「五胡」的模式入主农耕区域，并部分或完全汉化。藏人（与他们居住的西藏）和突厥语穆斯林（与他们居住的新疆），都是在元朝加入与蒙古人一道统治中国的行列，而成为中国人的；蒙古人和满人也是在成为中国的统治民族后确定了中国人的身分；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的区域也随之成为中国疆土的一部分。
疑问（二）又来了。古代中国，在缺乏现代交通、通讯、市场和军事技术的情形下，如何统治与今日规模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疆域？答案在于，朝廷并不直接统治古代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中国古代王朝设计出一套以其统治核心区域为中心，向边缘逐次减弱的统治秩序，以对应技术和统治力的局限。这一点容我们下次简述。简而言之，在传统「天下秩序」之下，中央王朝在其政治影响范围内，容忍郡县制与封建制的长期并存。
自郡县制取代封建制成为中国古代王朝主要政治制度之日起，历代朝廷的目标都是扩大郡县制，亦即扩大直接统治的范围。然而，一方面朝廷统治力的辐射有其极限，另一方面，原本在封建制下既接受朝廷保护，又享受大范围自治的地边陲地方政治势力势必抵制郡县化，这一角力过程持续两千余年未绝。与郡县制度并行的封建制度（尽管二者在历代的名称各异）通常存在于中国王朝政治辐射力的边缘地带。
对疑问（三）的回答，一部分与「改土归流」，亦即郡县制（直接统治）的扩大，封建制（间接统治）的收缩有关。但这一过程之所以加速，其主要动因，来自西方列强侵入东亚后，以强权政治破坏了传统「天下秩序」，逼迫中国加强藩篱。即使如此，现代中国的边界也不是中国人用力「抢」来的，而是中国被迫接受列强强加于中国的条约，以疆域大幅「收缩」的方式，确认了收缩后的国界，以及国界内人民的国民身分。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答「汉人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
组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汉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人群。华夏文化是汉文化的源头，华夏人群是「汉人」的基础，但汉人的血统却并不等于华夏人的血统。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加入「华」的过程，长期贯穿在中国历史之中。北方与西部的犬戎、白狄、荤粥、匈奴、鲜卑、羯、氐、羌、党项、契丹、女真、高丽等等，南方的楚、吴、越、滇、苗等等，台湾岛上的「平埔」等等，都已成为历史名词，但他们并未消失，而是全部成为「汉人」。不论是族际，还是族内长期通婚的结果是，根本不存在「血统纯粹的」汉人，只有汉文化之下的汉人。孔子早在2500多年前即已体认到这一点，他强调华夏与夷狄的差异，只能以文化为标准，而无法以血统区分。
同理，同样，中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汉人少数民族化的现象。今日的藏、回、蒙古等等族群，自中古以来，就以征服、奴役、通婚、收养、皈依等等方式，大量吸收了邻近汉人的血统。「血统上的」藏族、回族、蒙古族等等也并不存在。
问题又来了，这些血统混杂，但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仍然有异的人群，如何成为「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多？答案是：中国古代君主国家不仅将君主与他的臣民比拟为家长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在政治实践中贯彻这一想象，这使得中国王朝的臣民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认知。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遭受一系列外来侵略，在历次抵抗外敌的战争，尤其是两次对抗日本入侵的惨烈战争之中，中国境内各个人群获得了生死与共、命运相连的共同历史经验，凝聚出一致的现代民族意识。现代国家、国民意义上的「中国人」、「中华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
正是因为「天下主义」的包容性，使得不崇尚扩张的中国成长为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抗战期间重庆中央政治学校的罗梦册教授在其《中国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天下体系」、「天下机构」或「天下国家」，不是狭隘排他的「族国」（民族国家），也不是征服镇压式的「帝国」。罗的《中国论》出版于1943年。两年后，因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而走红的英国人Martin Jacques（《当中国统治世界》作者）才降生于世。罗梦册和Martin Jacques的著作都告诉我们：唯有因文化包容力而造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如此广土众民。
来源：《远望》2015年12月号，总3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