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其中又以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两大集团实力最强，他们为争夺全国统治权，实现天下统一，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揭开了长达四年的楚汉战争的帷幕。
早在楚汉战争前，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围绕全国统治权的问题就进行过较量。项羽率军北上与秦朝主力殊死搏斗之际，刘邦乘机率先破秦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按照楚怀王当初与诸将的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如约为关中王，而刘邦自己也已经以关中王自居，他身边的谋士们曾一边安定关中社会秩序，一边为刘邦“王天下”、建立政权做着各种准备。
但项羽挟击破秦朝主力的战功，耻于让刘邦钻了空子，得到先入关中的名声，所以决不容刘邦居于关中，反而将在关中享有民望，且最有夺天下野心的刘邦分封于巴、蜀、汉中为汉王，还将关中一分为三，让秦朝的三个降将在关中做诸侯王，以监视、牵制刘邦的势力。刘邦鉴于项羽强大的军事实力，只好在“鸿门宴”上卑辞谢罪，承认项羽的天下霸主地位，被迫忍气吞声离开关中，前往巴、蜀。
但是，刘邦集团并不甘心于困居巴蜀，暂时的退让是为了以屈求伸，等待时机成熟，“还定三秦”，再图天下，而项羽集团的政策失误和战略上的麻痹，则给刘邦提供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因为项羽在刘邦低头后，错误地认为最有实力与他争夺天下统治权的刘邦已真心臣服，不再具有威胁，所以他在分封后即弃关中而东归，定都于彭城。但分封政策无疑瓦解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同时，分封的不公又造成了他与其他诸侯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信适时地向刘邦进献了千古名对——《汉中对》。
《汉中对》的逻辑起点，是汉军大将韩信出于转化楚汉双方战略优劣态势，具体帮助刘邦摆脱被动，争取战争主动权的现实需要。当时，项羽身为霸主，政由己出，兵多将广，实力雄厚，具有压倒性优势。《汉中对》就是要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利中发现有利，从被动中寻找主动，为刘邦指明发展的方向，奠定以弱胜强，夺取天下，完成统一的基础。
《汉中对》作为成功的战略决策，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高明之处。
第一，对双方战略条件进行综合比较，在此基础上正确预测了楚汉战争的前景。“知彼知己”，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制定战略方针的前提。《汉中对》的高明，首先是韩信对整个形势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分析判断和把握。韩信既看到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肯定项羽在诸多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如骁勇善战，地盘广大，宽厚待下等等，同时也从项羽貌似强大表象中发现其致命的弱点：其一，他刚愎自用，不能识拔和放手任用人才，而只凭一已之勇；其二，排斥异已，任人唯亲，“以亲爱王”，结果导致诸侯不平；其三，缺乏战略远见，自动放弃关中形胜之地；其五是不讲信用，加之诛杀无度，残暴酷虐，“所过无不残灭”，予天下人以暴君的形象，失去了民心。所以项羽只是“匹夫之勇”“妇人之仁”。他表面上虽强大，但随着时间推移，必然会由强转弱，因而要想击灭他并不困难。
在“知彼”的同时，韩信也能“知已”，指出刘邦势力虽暂弱小，但却拥有雄厚的资本，入关后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赢得了民心归附，而未能如约王关中而被项羽赶到汉中一事，反而使刘邦获得了广泛的同情。这就为最终战胜项羽提供了可靠保证。通过这样的比较，韩信预见到刘邦由弱转强，夺取天下的乐观前景：“今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候列传》）从而为处于逆境中的刘邦树立起必胜的信心。这充分显示了韩信洞察大局、高屋建瓴、见微知著的战略预见能力，同时也为他进一步正确选择战略主攻方向提供了可能。
第二，正确选择主要战略方向，夺取战略前进基地，为赢得楚汉战争胜利创造充分的条件。要确保战略进攻达到预期的目的，关键之一在于正确选择主要攻击方向，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达到乘隙捣虚的效果，实现战略目标。这是指导战争活动的通则，更是决定战略进攻成败的要害。《汉中对》注意到了这一关键问题，因而明确提出夺取关中、还定三秦应为刘邦首要的战略主攻方向。
应该说，这一战略选择是十分明智和完全正确的。因为从兵要地理形势考察，关中地区地理条件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带山阻河，形势便利”，“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一面东制诸侯，……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资治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五年）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位，一旦拥有，可获得对敌手的极大战略主动，并为日后伺机东进、并吞天下创造积极的态势。由此可见，在战略方向选择上，韩信深谙用兵之道。
第三、及时把握战略进攻的时机，迅速开展军事行动，使还定三秦的战略目标尽快得以实现。只有把握进攻时机，才能出敌意外，给敌人以猝不及防的打击，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所谓捕捉战机，就是指战争指导者要在全面掌握敌我情况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一旦有机可乘，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开进攻行动。用《孙子》的话说，就是“敌人开阖，必亟入之”，从而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暇抵抗，完全丧失主动，所谓“后如脱兔，敌不及拒。”
为此，《汉中对》指出了刘邦集团在战略进攻时机把握上应注意的几个关键环节：一是针对当时项羽后院起火，自顾不暇，无力西向的有利条件，抓住时机，揭开楚汉战略决战的帷幕。二是根据关中三位降王（章邯、司马欣、董翳）众叛亲离、丧失民心的具体情况，立足于刘邦政治威望高、受关中百姓拥戴的优势，及时把握东进的时机，展开战略进攻。三是针对刘邦部众“思东归”的心理，巧妙加以利用，使坏事转化为好事，振作士气，鼓舞斗志。四是利用汉军明烧栈道造成的无意东进的假象，在项羽放松警惕、戒备疏懈时，把握“还定三秦”的战略时机。这表明，《汉中对》对战略进攻时机的把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程度。
第四，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地提出实施战略进攻的原则性手段，以确保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在确定了战略目标后，还要提出并执行一定的方法、手段，以循序渐进地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这是战略决策构筑过程中的必要步骤，也是整个战略方针的有机组成部分。《汉中对》为刘邦进献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手段。“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义兵从思东归之士，何所不散！”（《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即：一是要广泛招揽贤能，放手使用人才，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凭借武力打击并最终消灭项羽集团；二是利用封赏这个有力的杠杆，调动将士杀敌致胜的积极性，驱使他们为赢得战争胜利而效命疆场；三是掌握和利用部队士气，充分发挥部队的战斗潜能，战胜攻取，以弱胜强。这是韩信对战略手段的高度归纳和概括，也是赢得统一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
总之，举凡战略条件的分析、战略方向的选择、战略时机的把握、战略手段的运用，《汉中对》都做出了全面辩证的阐述。这一分析，洞察天下形势，比较了楚汉双方的情况，不仅合乎当时的战争形势，而且也规划了汉王争夺天下完成统一的战略活动的需要，既有预见性，又具备现实性、可操作性，能满足当时战争活动的需要，因此刘邦欣然采纳：“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果然不出韩信所料，项羽东归不久，田荣于山东起兵反楚，陈余于河北，彭越于梁地也起而叛楚，项羽后院起火，到处奔波灭火不暇，左支右绌、捉襟见肘，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而刘邦则遵循着韩信《汉中对》提出的既定战略，乘机部署军队暗渡陈仓，迅速平定三秦，夺取关中形胜之地，为“争权天下”取得了战略前进基地，并为最终在垓下之战中战胜项羽，使之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悲惨下场，从而在血泊中完成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