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系2012年初上海讲座的录音整理稿）

大家好，欢迎在座各位。首先讲讲我研究的领域，还有为什么能够到这里来跟大家就金融问题做交流。

我在财政部的研究所有几十年的工作经历。先是在“文革”结束后碰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会进入大学学习，接着在财政部财科所就读硕士研究生，留在财科所工作之后就没有换过地方，中间在职攻读了博士学位。我在研究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因为自己在进大学之前有在农村、部队和工厂的经历，还是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有所体验和领悟的，深知不能把研究搞虚了。到财政研究所定位于研究工作时，我也非常注意跳出财政看财政，因为财政是一个以政府为主体的分配体系，但是一定要运用这个分配体系服务于大社会。最近这几年的研究兴趣也包括在金融方面，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上海两地经常举行活动的“金融 40 人论坛”，和一些学者和金融界的从业人士有了不少的交流。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在座的各位再做一次请教。在座的有金融家，也有在金融方面已经做了多年研究的研究者，我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较直率地做一个汇报，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们可以讨论互动。我还有一个建议，我在讲的过程中，如果在座的各位觉得有问题要提出，不妨写张纸条递给我。这算是一个开场白，先把今天基本的想法跟各位说一下，下面就转入正题。

和上海财经大学老师沟通的时候就提到过，我认为自己在知识储备上以及在金融的一些相关理论知识方面，是需要向各位请教的，因为毕竟不是在金融方面做系统研究的研究工作者。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愿望，就是愿意在力求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下，从某个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案例，即温州前一段时间震动全局的金融链断裂这个事情出发，做一些讨论和评判。从现象形态的分析，要进一步引申到理论，如转轨经济学、金融深化理论等，不一定很有条理，但是把自己的想法汇报出来以后，经过大家的批评指正，来共同深化在理论联系实际视角下对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当然这些认识希望最后能够引到从不同角度提出对策和建设性的看法。作为政策研究和设计，这方面肯定需要总结很多的启示。金融家、企业家和研究人士，值得关注这些事情，提炼出自己的观点。

温州的前期发展

下面就先把我了解的温州金融链断裂前后的大致情况勾画一下，可能要说得更早一点——对温州的关注，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读完研究生以后开始的，当时这方面的争论非常激烈。温州当地的居民更看重的是自由空间，做一些小买卖，办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小企业，并发展集贸市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很多所谓的“投机倒把”和假冒伪劣问题，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有意思，那时候还是治理整顿期间，在对温州的评判方面，正面肯定的声音出来了。 1991、1992年的时候，我到温州开了一个研讨会，接触当地的企业家，看看当地企业的现场，觉得已经度过了开始扑朔迷离的紊乱期，已经看出来民间经济的成长。那时候的紊乱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假冒伪劣，比较典型的是低压电器市场上的假冒伪劣，还有后来的一些假广告。那个时候我就注意到，温州开始校正紊乱和混沌状态里一些负面的东西，开始走正道。它在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个山窝子里，形成了当时亚洲最大的纽扣集散地。低压电器市场，后来也越来越正规，开始扩展市场占有率。有些事情一开始要分两方面说：最早的时候，低压电器的假冒伪劣现象当然与商业道德水准低有关，但也跟它拿不到计划控制的银有关：低压电器的接触点是要镀银的，但在国家指令性的战略物资控制之下根本拿不到，那么就假冒了，采用其他一些类似银漆那样的东西，实际使用功能就很差，用了几次以后，出现功能下降甚至烧坏的情形。而到了那个时候，这些问题基本都过去了。另外，我注意到，在温州成长发展过程中，它的融资很有意思，它得不到国家正规金融的支持，靠所谓的摇会、抬会，邻里之间、亲友之间、朋友之间，大家各出一些份子钱，然后抓阄抽签，这一期谁抓着这个签，谁用这笔钱，下一期换一个人，这个钱用起来是滚动着用，放出去、收回来，进而完成某一个阶段性生产经营周期的需要。这里还有潜规则，因为是熟悉的人，不敢过分乱来。但是有一些现象也被人指责，因为熟识人之间的摇会、抬会，后来变成了对社会公众的非法集资。还有“地下黑钱庄”的说法，有类似银行业的地下金融。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和市场化改革里面，有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必须容忍这种不规范的东西。当时对这方面，感觉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由摇会、抬会等看起来很原始的形式生发出来的融资机制，也包括当时的一些企业组织形式。温州的企业最开始是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但要戴个“红帽子”，以后才敢把“红帽子”摘掉，开始确认自己的私有产权。这个私有产权确定了以后又要发展规模化经营，但是那个时候一下子走不到股份制，就提出要发展股份合作制，这在经济理论上就有一番争论了，股份制的规则是一股一票，合作制的规则是一人一票，驴和马怎样结合到一起，两种规则无法兼容，这个矛盾怎么处理，对这也有很多讨论。当时基本的看法还是先要鼓励这种过渡形式，这是私营经济升级换代的一个看起来必要的过渡，但是以后它一定会走到规范的形式，最大的可能是股份制这种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果不其然，我们看到凡是做大的企业和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包括温州、台州、浙江、长三角经济强劲增长极区域的许多企业，发展起来之后就都是规范的股权形式了。

这里说到的温州前期的发展，当时我们总体上还是正面肯定的，认为在经历了阵痛和混沌局面以后，可以和我们心目中追求的健康的市场经济接轨。2000 年以后一段时间，对温州和浙江已是众口一词地赞扬了，如民营经济发达、县域经济发达；国家过去把这边作为海防前线，没有投入，但自己形成了一个生态；政府既然不能支持，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闯、自己试，温州从最不起眼的收破烂式的小经济，发展成一个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的代表性区域，已形成一片赞扬之声。

但是再过几年，我们又开始听到了一些忧虑的说法，如温州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空心化，开始发展成一种炒作式的、明显带有泡沫性质的运作形式，如温州炒房团。冲向全国不少地方的温州炒房团，在受到了房地产调控新政的遏制之后，据说又参与了炒大蒜、炒大豆、炒绿豆等炒作风潮，这对温州就有一些负面影响，社会上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

温州的旧城改造

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我没有做更多的温州实地调研，在对它的好坏参半的评价中，我仍然坚持认为对温州实际发展过程中的亮点我们总结得不够。比如，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对于温州旧城改造的融资机制，理论界、金融界总结得非常不够。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去温州的时候，看到老百姓已经富起来了，农民层面已经出现了“龙港农民城”这种形态。但你看一看它的主城区，一片破败景象，都是非常拥挤的老房子，那时温州市政府就是几排平房，是非常典型的老百姓开始有钱、政府穷、城市改造任务非常艰巨的局面。我自己觉得很困惑，就是看不出一个温州怎么解决旧城改造的清晰的思路。似乎没有一个出路，政府怎么拿出钱来架桥修路、改造城市？但没想到，2011 年之后，我听到温州的旧城改造基本完成了，怎么完成的呢？就是先有顶层规划，即关于城市区域怎么改造，政府牵头将新区和老区一起规划了以后，落实到各个街道上的铺面筹资，临街铺面都可以向社会招标，民间资本就认这种具体铺面，比如说临街的多少平方米商铺，出的这些钱里面包括平常商业标准定义所说的租金，实际上一起捆绑了用于旧城改造的资金，等于是集资性质的招投标。整个旧城改造的规划，是政府控制的，但是旧城改造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资本的聚沙成塔，靠着这样一种合资机制，就把这个老城区改造做出来了。这个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其他地方仿效呢？我还不敢说，还没有非常典型的其他城市仿效温州来做出这样的旧城改造，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有借鉴价值，已经在所谓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上，有一些创新进展。

温州“跑路潮”

再回到前一段时间所说的“温州资金链断裂”，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发生了。人们都关注是否温州发展后劲出了问题。暴露了产业空心化，企业、实体经济层面上的资金看起来没有源源不断地注入把企业做大做强，倒是有很多资金出去炒房、炒绿豆、炒大蒜，最后引致了什么局面呢？就是 2011 年下半年出现温州企业家的“跑路潮”。等到这个事情为全社会所知，我注意到金融界的人列了一个清单，就是综合报纸上公开报道的相关信息，如哪些人失踪了、哪些人跑掉了、哪些人跳楼了，合在一起简称“跑路事件”。比如说，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姓胡的“眼镜大王”，他的企业应该在当地是大企业了（在全国的概念上也可能叫中型企业），在资金链实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他跑到了美国。既然要断裂，那么这些人就要避祸，这些“祸”是多方面的。综合起来跑了几十个人。这个失衡怎么处理？就是“救火式”行为，即政府领导现场指挥“灭火”。后来姓胡的企业家经政府越洋电话做工作而回来了，产生了示范效应，这个事态也就慢慢平息下来。后来我们到温州开过一个研讨会，正是对金融问题的研讨会，温州当地的人说余波未平，还有很多问题他们都在想方设法“灭火”，但是“跑路潮”已经平息了下来。

这个现象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总结。如果提升到保持总体的经济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层面，那么金融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怎么服务实体经济？联动机制怎么考虑？都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调研、探讨和理论升华。我现在的基本想法是，先从对温州金融生态的不同态度说起。此前，温州的金融生态在全国金融生态评比中连续七年是第一名，但最终却出现了震动全国的、平息起来代价很大的金融链断裂的事情，那么金融生态还有金融生态指标衡量之下的金融运行，是值得高度评价还是应反思其不值得高度评价？应该以什么样的指标体系来把握？不论怎么复杂，我认为最基本的一点是，看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实际效果如何，才是正确的内在评判逻辑和取向。光看指标的漂亮，其实没有意义。实际上，在温州金融生态指标评价连续七年第一之时，央行调控的是正规金融，对于温州辖区之内实体经济，金融的影响已经非常次要了，因为正规金融在温州已经被现实生活边缘化了，温州实际融资更多依靠的是这种常规金融之外大量的高利贷和次高利贷，这些高利贷成了当地经济生活里不可缺少的融资的主导。这种高利贷主导当然同时伴随着脆弱性，伴随着导致实体经济层面困难的属性。在泡沫经济、炒作经济等不健康状态之下，获得这种金融生态评比的第一名，我认为其实是一钱不值的，这是我们考虑金融本源和本能的时候应该有的基本视角。所以从“七年第一”说起，后面的图景在我的理解之下，人民银行反复强调规避风险之下，现应“捅破窗户纸”首先说清的，是金融生态评比中仅考虑的常规的、健康的这种低利率的金融，实际上在有些区域，特别是在我们经济增长极 — 经济发展一度最活跃的长三角温州这样的地方，已经被挤到边缘状态，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不起多大作用、至少不起主导局面的作用了，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

金融发展改革的三个势在必行

作为研究者，自己从温州发生的不良局面，以及前面所说的评价往下走，愿提炼出正面的、怎样考虑金融发展和整个相关经济社会和谐、争取又好又快发展总体局面的三点意义和认识。

以金融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

第一，我觉得伴随着关于金融生态的这样一个评价下，对于温州实际出现过的金融危机局面，首先还不能就金融论金融。它给我们敲响的警钟是，要注重金融支持下的实体经济的发展所遇到的挑战性问题。在我国已形成的经济增长极区域（具体以长三角、珠三角为代表），其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这种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当然要得到金融的支持，但目的不在于金融方面指标上怎么样好看，而是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能不能顺利实现。前些年温州的经济发展有一些异军突起、出乎意料，因为政府没有投入，让民间经济唱主角，就实现了一派生机的发展。但是 2010 年以后越来越看得清楚，这种发展碰到了天花板。在商务部座谈的时候，首先观察到虽然长三角、珠三角的民营企业有一批已经做到了中型甚至大型的规模，但是似乎都碰到了技术天花板。再往上走，本来按照逻辑应该是跟国际上的对手一比高低的竞争，但现在看不出这个实力来。我们生产了世界玩具的 75% ～ 80%，主要是在珠三角东莞地带；我们生产了大量向国外输出的产品，长三角、珠三角都有，但是大量是贴牌的，是人家的东西；代表升级换代的自主品牌始终看不到有这样的局面和势头。这个升级换代的技术天花板怎么突破呢？我自己有一个观察，要突破这个技术天花板，后面必须有一个配套的有效制度供给，那么一定存在某种我们必须正视的制度天花板。

现在世界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技创新方面的竞争。前些年我们就反复观察过，在科技创新方面日本人一度要跟美国人一比高下，后来日本人总体上被美国人甩到后面去了，我们通常比较的，一般是硅谷模式和筑波模式。我去看过硅谷，最开始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鼓励他手下的几个研究生，争取把信息技术争取尽快跟市场结合——最早这几个人创业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小平房，美国人称为 Garage，即一个停车、修车的车库里面。现在这个地方被世人和美国政府看作圣地。当然它的形象还是很朴素的，在房子前面靠街边立了一个金属牌，上面铸有文字介绍，这是硅谷的发祥地。硅谷之后成了一个引领世界新技术革命主潮流的区域，实际上也成了引领实体经济升级换代潮流的孵化器区域。它的这个模式总结就是，政府基本上并不搞直接投入，也不规定很清晰的技术政策，就是宽松、开明。政府允许天使基金、创业投资、风险投资等这种更具现代色彩的融资机制，给分散的创业者以融资支持，而且这种机制是容忍大规模失败的。你 100 个项目失败 95、96 个没关系，成功四五个，整个局面就不一样了。跟硅谷相比较的有一个日本的筑波模式，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提及筑波了，我还没去看过，但我听他们说过，这是一个日本政府有意打造的科技城。筑波硬件很好，成片的建筑群，政府给予种种支持，有点像我们说的产学研一条龙，上海市的张江、北京的中关村与筑波比较类似，是政府给予明显政策倾斜支持的区域，虽然筑波不能说没有成就，但是确实没有跟硅谷相提并论的成就。

这样的一个跟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相关的融资机制，是不是必须考虑？这种技术天花板和制度天花板的突破，我觉得要正面看待它，以不回避的态度做出分析，得到一些基本的认识以后，再延伸到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可行对策。

金融在改革中实现其多样化势在必行

第二，我认为温州资金链断裂的案例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势在必行。所谓金融多样化，我认为是一个合理的金融生态下的金融运作体系的必备特征，既包括金融机构的多样化，也包括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它应该在能够控制总体的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使我们过去已有的常规金融比较低的利率和其他像小额贷款公司等这样的所谓中等程度融资 成本的中利贷结合在一起，把原来在温州地域上产生某种主导作用的但又很脆弱、很容易出问题的高利贷挤出去，使其边缘化，使高利贷的杀伤力减下来。现在人民银行提出，利率向上的浮动是以 4 倍为上限，只要不超出 4 倍，就没有违法。但是有没有超出 4 倍的情况呢？也有，各种各样变相超出 4 倍的高利贷大量存在。把高利贷淡化掉，必须有多样化的低端、中端的产品及其供给形式增长起来。这种多样化的改革当然需要有利率机制进一步的市场化。我们现在利率的市场化最欠缺的似乎就是存款这块。存款利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控制指标，现在还轻易不敢放开，这样就又形成了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批评和诟病的银行金融系统实际的高利差。我想，推进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一个大方向。

那么这个多样化要多到什么样呢？我个人提出，应该有一个整个经济中不同特色、不同主体、不同活动所需要的融资支持“无缝连接”全覆盖的体系。全覆盖首先有一个从某一视角来看的横向比较，有大的企业、中的企业、小的企业，还有小微企业，它们所对应的融资主体，有大银行、中等规模银行、小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有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对草根创业这方面提供金融支持的主体。这些大对大、中对中、小对小的序列是需要多样化的，我们过去有大的、中的这两套大体的对应性，现在似乎看起来困难也不是特别大：中型的企业往往地方看起来就是大企业，可能一些金融支持条件对它们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地给予关照。但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客观来讲是最困难的，对这些小微企业和草根企业的支持，是我们下一步多样化要特别注重的。

另外，还有一个时间序列问题。前不久在政协的分组座谈会上，我听到总结中外金融这方面小企业的成长规律，大概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被称为死亡谷时期，一般平均下来可能三年左右，这个阶段常规金融体系是无可奈何的，谁也不敢碰它，只能让它们自生自灭。如这两三年过来了，就进入成长期，大量的小微企业是在这三年死亡谷时期就自生自灭了，少数进入后面的成长期。到了成长期银行一般也不可以大规模地给予常规信贷支持的，更多的是需要 PE，带有投资创业基金性质的融资机制去支持它。等它过了成长期进入成熟期，这个时候银行才可以相对稳定地、有一定可持续性地对这些成气候的小规模企业给予贷款支持。这个说法我倒不觉得非常严丝合缝，但是有启发：从时间序列看，企业成长有可以总结的规律，这种融资支持的多样化，也必须适应这种时间序列的不同阶段，也应该有它的多样化特征。

诸如此类的应该是全覆盖，追求全覆盖那么又引申到一个概念，就是有些是不是注定就不能被商业性金融所覆盖？我自己是认同的。我认为在所有要得到融资条件支持的对象里面，有一些是不能指望商业性金融体系可以给它持久支持的，比如说“三农”，又比如说死亡谷时期的微小企业。但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政策导向，是我们银行金融机构要支持“三农”，要支持小微企业，也看到有很多的银行有表态，但是之后商业性银行没有内在的动力持续地、发自内心地去支持“三农”和支持小微企业。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反映的仍然是小企业、微型企业很难得到融资支持，既然如此，我认为还需要从温州这样一个情况扩展到整个全局，扩展到前面不同角度对金融全覆盖概念下的考察，进而提炼出如下第三个势在必行。

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势在必行

我始终认为，在中国深化金融改革之中，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构建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追求势在必行。政策性银行或者政策性融资体系，中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便已提出的，当时就意识到了，金融系统方面已经把人民银行提升到央行的地位，不是一个企业了，而是一个调控当局，下面工农中建四个银行是企业化的专业银行，再后来的交通银行、民生银行等更明显是企业化定位的商业性银行和金融机构。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还不行，政策性的融资业务必须从这些银行里剥离出来，特别是工农中建。之后就明确提出，要让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道扬镳，要专门组建政策性金融机构，于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分离出来而专门成立了。后来，在担保方面也曾经没有贴标签，但一开始是有这种政策意图的，由财政部、经贸委各出 2.5 亿元资金，组建了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作为中央级的一个担保机构的旗舰，希望它能探索怎么实施融资方面的政策性的信用担保。还有一个就是进出口银行，是按照政策性银行定位，它的领域主要是外贸环节，这个政策性银行或者是政策性融资体系，中央层面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就已经初具规模。

但在中央近些年的两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政策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融资体系，已经成了官方和研究界有意回避的概念，很少有人正面谈政策性融资这个概念了。然而现实生活里对此有大量的需求，例如支持“三农”、支持中小企业、支持科技创新、支持“走出去”、支持助学贷款等。我做了研究以后形成了一套研究成果，也出了书。我认为必须把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放在战略高度考虑，这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温州事件再次证明，要形成多样化的改革和全覆盖，就必须把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融资形成一种合理的组合，形成一个全覆盖的融资体系。政策性融资要进一步借鉴国际经验，还可以结合 PPP，即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概念（Pubic Private Partnership）。这个 PPP 虽然在国际上是一个前沿的理念，但是在中国现实生活里也有大量的需要，不是一个跟我们很遥远的概念，实际上与我们现实生活可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要创新和健全这个概念。

所以第三个基本想法就是怎么样让政策性融资体系控制风险，从而得到一定的发展。有必要提到国际经验：金融的政策性担保和财政贴息方面，早就有国际先例，至少几十年的国际经验。比如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它有一个中小企业局；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有一个中小企业局。美国上海总领事曾经在中国的信用担保大会上介绍美国经验，说得非常鲜明：美国人在金融危机没有发生的情况下处处标榜华盛顿共识强调，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他介绍得非常清晰，美国的中小企业局每个年度要用预算安排的资金，主要以信用担保和贴息两种方式支持小企业融资，它是一个可持续的机制。美国政府承认有风险，而且承诺用这个资金在这里填一些风险的窟窿，当然它也强调是一个风险共担机制，比如说它支持的对象是小企业，是和银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信用担保的共同支持，假定这个项目失败，出现风险，银行在里面是要承担一定的损失的，可以是 10%，可以是 15%，金融危机来了，也可以缩小到 5%，但是绝对不是一点不承担，政府这方面可以承担80%～85%，金融危机来了可以是90%——这是一个动态、弹性的掌握，规则是透明的、是可以预期的。美国上海总领事讲，这种信用担保无非是说原来得不到融资条件的支持对象，有了这样一个风险降低的机制以后可以融资了，而出现的损失，有财政后盾可以把它摆平。贴息是针对具体的企业和项目，信用担保是对应于一片，机制都一样，都是在专业性管理的可控条件下，财政弥补 5% ～ 10% 的窟窿。有了这 5%～ 10%的无论是贴息还是信用担保代偿的财政支付支持机制，整个面上就活起来了：原来一批注定无望得到融资条件支持的小企业就得到了融资，就是这么一个机制。我们不能简单地只看美国人标榜的华盛顿共识，还要看他们还实际做了一些别的什么。但在中国要做这个仿效确实也很困难。统计表明，中国现在的信用担保机构已经近万家，前些年各个地方政府看到有必要以后，迅速注册成立了几千家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还有一些海归人士、业界人士组织成立了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这几千家、上万家的信用担保机构中，真正有内在动力做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数量不多。大多数财政做后盾支持的信用担保机构后续支持不明，不得不偏向于商业性的融资。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既然财政介入就风险全担，让我们放开手脚发展吧。一直到不久前我在温州开座谈会的时候，他们的中介担保机构仍然是这个思路—财政给我们支持，你就把我们的风险全都担下来。实际上这种中国人很认同的财政全负担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因为这样跟着来的是一种道德风险，即既然由别人全部买单，我自己怕什么？我自己放开来干，这就不行，而美国人强调，你最起码要承担 5% 的风险，绝对不可能让你一点风险都不承担。所以这是中国人必须要解决的“风险共担机制”。有了共担机制，谁都有约束，财政才有可能给你可持续的支持。第二点就是必须规范合理地要挑选支持对象，但是在中国社会怎么挑选支持对象恰恰是一个难题。这样一个支持行为，你支持张三符合宗旨，支持李四也符合宗旨，政策上无懈可击，到底支持谁？往往就靠关系。中国是个关系盛行的社会，这种事情处理不好，就会大量设租寻租，发生大量该支持的得不到支持、不该支持的靠所谓的政策之名得到支持的情况。

从国际经验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透明度、规范性、公众监督。他们的理财民主化、法治化，但实话实说，中国现在缺乏这种配套条件。所以就国际经验来说，中国值得看重的、能支持我们“后来居上”的、而且不是简单地跟着别人后面走的政策融资机制，要打造出来肯定是有很难度的，前些年的困难也就在此，而且会引来一些其他的指责。比如我观察，开发银行一开始自己定位是政策性融资，后来它觉得政策性融资带来大家都想吃唐僧肉的不好的结果，就自己提出叫开发性金融，不叫政策性金融了，无非就是要说清楚跟“政策大锅饭”的金融是有区别的。按这种方式运作以后，它开始开发一些领域，比如架桥修路、和地方政府签订授信协议，一个省可以几百亿元，让地方政府把所有项目打捆，批量化，控制风险。之后做得风生水起，别的银行想介入，又不想退出，因为它作为一个主体，必定有物质利益的考量—要争取使它的业务报表在世界范围内看起来是一流水准的，它的资金回报是经得起各个方面反复去评判的，所以它也不愿意退出已经做熟的业务。最后，变成了大家一拥而起指责它作为政策性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银行争利，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次金融会议上一下子形成这样一边倒的决策—开发银行要商业化地“市场化转制”。这都是在实说中国的复杂局面。开发银行本来应该得到财政的支持，一开始也有承诺，资本金注入之后，财政每年给它多少钱的贴息。但它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财政也是一个正部级机构，双方商量起来，相互之间可以互不买账，要解决矛盾就得上升到国务院层面解决，很多事情就僵着不动，没法打开局面。

诸如此类的事情说来说去，回到一句话：这些看起来容易出问题、出矛盾、解决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要放弃打造政策性融资体系？我不这么看，小孩子和洗澡水不能一起泼出去。前面说了美国和英国，那我们再看看日本。日本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体系是所谓材质投融资体系，就是政策性金融体系。它的支持重点是演变的，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候，它首先支持的是钢铁和煤炭这种重化工，20 世纪 50 年代初转为支持造船业，当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发展造船业的时机，日本很快在这方面就发展起来了。前面有钢铁，后面有造船业，再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又支持自动化机械、半导体，这些引导了后来的新技术革命。半导体后来逐渐又引到信息革命，日本人在那时候表现得生龙活虎，其他因素不说，至少它的财政投融资这种政策性融资体系在支持这种发展。它同时对区域开发、对小企业、对科技创新，都有特定的金融机构（称为公库）、特定的开发银行等在支持—这是日本人大张旗鼓搞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侧重支持住房，带有我们现在所说的安居工程的色彩，重点逐渐转移到非竞争领域。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经济出了问题就开始反思，它的这种融资体系里确实有一些问题，后来把融资体系做了改造，细节我们这里就不展开说了。这些同样说明，在一定的阶段上，政策性融资的必要性不能简单地加以否认，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处理得好的话，中国人要争取一个后来居上的现代化赶超，就不能常规、简单地常规发展，而是要寻求政策性融资的配套。

这就要非常重视可持续机制打造问题，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前两年，杭州西湖区的财政部门主动提出，对每年用财政资金支持科技型小企业的发展构建从“消耗型”到“循环型”的新机制。这是杭州市和西湖区发展战略中一个明确的导向，即财政是必须有所作为的，财政部门也不求这个钱能生出溢价的部分和取得多少财政账面上的投资回报，只需要这个钱能够滚动、循环地用，改变过去“撒胡椒面”、有去无回的低绩效状态。这个循环型的财政资金运用机制的创新，找到了一个框架，就是区内一批很活跃的企业跟财政商量，成立一个西湖区科技型小企业融资支持产业基金。这个产业基金形式是规范的，就是各方入股，财政放 2 000 万进去了，同时说明这个股是特定处理的、不要求分红的一个股权。股权是清晰的，但是放弃分红权，只寻求投入的资金能够转起来、循环起来。另外有一个商业性的担保机构，据说掌门人是海归，有比较丰富的海外经验，认为他们在杭州西湖区可以大有作为，因此积极入股，又拉了其他民营企业按照股份制的方式进来，还拉了海外硅谷银行的股份进来，这个产业基金就合在一起了。接下来他们设计金融产品，具体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里面有很多金融方面的技术细节，有股权型的、债权型的，不同的金融产品怎么运作，最后怎么把融资机制传递到实际的对于科技型小企业的支持方面。我理解这就是有一套全世界的专家讨论出来的、可以振振有辞拿出来的设计，叫作“金融工程”，估计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个概念。清华大学的宋逢明教授若干年前就特别强调金融工程，开始我觉得金融工程是运用金融理论的一套数据演算，后来问过他以后我大致清楚了，这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东西：首先明确你需要什么融资支持，然后我运用相关的金融知识、所有的数量方法（包括精算方法），运用所有的金融支持经验设计出支持这种融资的金融产品—这是量体裁衣、量身订做的一个金融工程。这种支持就可以运用到现在这个科技型小企业产业基金的多种金融产品设计上来。这里关键的两个机制是：（1）风险共担机制。财政的股权在里面，如果运营不下去，按照企业破产制度的清算也逃不掉。这样来，其他企业为什么进来？它们也意识到风险降低了，如果没有财政这2000万可能就不进来，有了财政这2000万，它可能就愿意进来。这个门槛降低了，风险的可控度提高了，这是风险共担里面又包含的政策倾斜—吸引民间资本进来，进来以后仍然是风险共担：有利大家分，财政不要；无利大家担着，有限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可预期，一清二楚。（2）规范挑选作为支持对象的企业。它们请所有的股权方派出代表，另请专家参与进来，包括社会贤达和当地科技局的代表，合在一起，形成一个项目遴选委员会，大家按规范的程序选择。不敢说选择都成功，但是经得起考量：财政出的 2 000 万是公共资金，以后要对全社会公布资金是怎么用的，这里缺乏规范性的话，就经不住公众的空间与考量。而现在非常踏实：这个资金去向是清晰的，资金的运用是专家和股东一起参与的集体决策，能够保证基本的公正性。所以，西湖区的探索，也就是生活中广义PPP的一种具体形式，公众资金在里面，私营企业、民间资本的股权在里面，包括海外资本在里面，这还不是 PPP 吗？它就是股权要解决原来无望得到融资支持的企业能够得到支持这个问题。

另外还有更草根状态的融资案例，我觉得也是政策性融资。在广西旅游中心城市桂林附近有一个恭城县，当地政府和请来的专家一起做工作，支持农户搞沼气。过去没有沼气时，当地老百姓砍树、割草破坏植被，来生火做饭烧水，生活质量很低。而有沼气的先决条件是农民要养猪，因为猪养起来了，猪粪入沼气池，产生沼气以后，沼气入户，然后农民用清洁、方便的能源生火、做饭、烧水，生活质量也就得到提高。我到农村看过沼气入户，使用沼气的厨房像是工厂里规范化的标准间，有灶台、仪表、管道，只不过是由户外的一个沼气池出的气。这样，农民得到了实惠，环境得到了保护，老百姓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一举数得。之后，沼气池隔一段时间要清理沼液和沼渣，这是非常好的有机肥。这种肥料清出来，可以产生高附加值，比如说用于当地的果园，可以生产出绿色有机食品，品质特别好，让农民增收，而且这就成了循环经济，正是我们科学发展观中所强调发展的循环经济的具体体现。到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完了呢？没有，老百姓又开始打主意了：生活上跟城里人接近了，都用沼气，收入也上来了，那能不能比照一下桂林的农家乐旅游，我也腾出一定的居住面积，配点干净的生活用品，让城里人假日、周末跑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吃农家饭，体验一下田园生活，跑到我的果园里搞采摘。就这一套，又出了一个农家乐旅游。这时候就有企业开始打主意了，打的什么主意呢？有的企业认为像这样的地方有了基础条件，就给桂林市的黄金旅游一条龙配套，即寻找这种合适的增长点，如在恭城县选择若干农村社区，派出高水平的专家全面改造，从养猪到沼气，到最后出来的有机肥料形成高品质果园，做了个顶层设计。这一套设计好了以后，就成了企业投资可以取得回报的一个现实项目。（这跟前面我说的西湖区是一个道理。民营资本要取得投资回报，在商言商是准则，介入一个项目无非是看到了商机。）但要往前推进这样一个设想，它需要资金的支持，这时候企业往往感觉自己资金量还不够。但这时，拿这个项目去银行寻求支持，银行是不认可的，但地方政府何乐不为呢？地方的财政是要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所以财政可以在这个项目上加一把劲，明确说可以贴息，哪家银行要贷款，所有的息我全贴。假如贴 10% 的息，那么 100% 的资金规模进来，等于财政资金在实施政策效应方面放大了 10 倍，即相当于用 10% 的资金量使得 100% 的资金进入它想给予支持的项目（在某些项目可能还不用 10%）。这样就形成一个政策性融资机制，这个机制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就是有这种可能的机会和条件。财政反正是要做事的，领导、公众都要考量你每年是怎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旦把政府财政、企业、居民、银行、担保机构等各个主体以合理机制联在一起，就可能出现一个共赢的发展局面。财政的资金在这里面无非就是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信贷式放大，这是值得追求的创新升级的境界。

以上是从温州生态说起的三个势在必行，我觉得在中国是必须都要实行的。

回过头来，我又始终认为中国的商业性金融体系是要唱主角的，配套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并不一定全是政策性金融机构，也可以是一些商业性银行承接的政策性融资业务。在可能情况下也可以采取财政给予一个固定的支持条款来招标的方式，让商业银行来认购这个业务，总之融资供给侧的谱系要争取全覆盖。以后所有经济社会生活里需要融资的事项，从最纯粹的商业性融资，到最有政策支持色彩的政策性融资，连成一个无缝连接的体系。政策性金融系统是一个大战略层面为社会经济服务的顶层设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其中的一些片段。某些片段上有成绩，某些片段上有遗憾，某些片段上有明显的问题，以后在中国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努力寻求这些金融产品供给的多样化和全覆盖。

中国的金融深化

在结束之前我想做一点评价，即关于金融危机之后，怎么看待中国的金融深化问题。很多人强调就是外国人总结的去杠杆化、巴塞尔协议Ⅱ、巴塞尔协议Ⅲ。当然这些严格控制风险的规则体系对我们都很有启发。但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还要如实地承认，中国在金融深化、金融发展方面，现在还是初级阶段，而美国金融方面出的问题，是在高级阶段上出现的。它的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以后脱离了实体经济，资金链不能持续，以次贷为导火索，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而后美国又可以凭借世界霸主地位一再地量化宽松和掺水来渡过难关，让全世界“埋单”。在欧债方面，欧洲货币联盟迟迟得不到财政联盟的支持，它跟美国表现形式相反，严格控制赤字，控制开支，但困难重重。实际上本源都是一个，就是在金融发展比较高的阶段上，内在矛盾的积累引发危机。我们在初级阶段，看到人家的危机爆发，看到人家高杠杆率往回收，是不是我们就简单地跟着学，严格控制杠杆率就可以了？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我们很多领域不是要去杠杆化的问题，我们在注意到什么方面出问题的同时，还要在看准的方面再加杠杆化，有的放矢地优化结构，这是必须要说清楚的我们跟发达经济体的区别。

另外，整个金融深化发展过程中，还涉及运用邓小平理论中非常重要的哲理，就是到底是在发展中规范，还是在规范中发展？我们的监管机构自然特别强调在规范的前提下发展，因为银监会、证监会的职责所在就是要控制风险。但是回到全局，这个原理不一定适用。一开始邓小平同志支持开上交所、深交所的时候，面临很大的阻力。他把话说得很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不了试验以后发现不行，过几年再关掉。他心目中是想着过几年就关掉吗？不是，他首先有个大判断，这个方向不可回避，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往前走。但是面对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又不能打包票说没有风险，那么他必须把话说到让反对意见说不出口：无非就是试一试嘛，试了以后几年不行我们再关掉它，你总得让我试吧。这就是在发展中规范的一个哲理。我们的金融深化、金融创新在强调在规范中发展的同时，不能回避创新的事项上，还得首先讲在发展中规范。

所以，所有的规则必须给创新预留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两派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我觉得多少要考量一下邓小平同志说的“大胆地试”。金融如此，其他很多方面也包含这样的哲理。我们是要注意防范风险，特别防范系统性风险，我们必须警惕泡沫，但是我们要具体分析不同的相关条件下不同的泡沫性质。我多说一句：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得承认有泡沫，但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绝对不是像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后房地产明显回调时的泡沫性质，中国只是在一些特别发达的中心区出现了泡沫、炒作，中国的房地产总体现在只是在成长期，中国整个城市化走过以后，跟其他经济体一样，城镇化率70-80% 以上的水平才会稳定下来，那时候转入缓慢地提高。现在才40%多，才走到一半。所以中国现在的房地产泡沫绝对不是普遍的系统性风险的泡沫。类似的视角上，你看到金融系统的泡沫问题，就能够认为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就是一片泡沫吗？也不能这么认为。我们要有金融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当然决心和勇气之下要有建设性的方案设计，一旦发展过程中把风格看得比较准了，那么是需要跟上有针对性的“规范中发展”的措施的。

后记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不断收紧,一场严重的民间金融风暴在2011年秋袭击了温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因素, 包括利率管制、金融增量改革滞后与民营经济受到冲击,为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积累了能量。要真正走出民间金融危机的阴影,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开放乃必由之路。

在本次活动后不久，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