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召开外滩峰会　意义不同以往

Q1：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召开在即，请您介绍下举办外滩峰会的初衷和今年外滩峰会的举行有何特殊意义？

屠光绍：外滩金融峰会自2019年起已经连续举办6年。峰会的初衷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聚齐国内外来自于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金融业、实体经济产业从业者，围绕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的发展趋势和变化进行交流，以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国内外更好地沟通和分享思想观点，促进各方加深对金融功能的认识。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在沪举办该峰会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软实力和影响力。

经过多年的连续举办，外滩峰会的目标正在不断实现，并取得了非常好的实效。峰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品牌，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国际和国内的交流中，更好地展现了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改革进程，并分享了国际同行在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进展与观点，对于形成各方共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今年，外滩峰会将继续发挥已经形成的优势，并结合过去一年国内外的新变化，继续聚焦国际金融、绿色金融、科技金融、数字金融四大主题，更好发挥国际化、专业化的优势，就当前经济和金融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交流。

不过，相比于往年，今年的峰会也面临一些新形势：从国内看，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对金融如何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做出部署，峰会的召开利于更好形成各方共识，推动新形势下金融的新发展。从国际看，当今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正进行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日趋复杂，面临深度调整的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峰会搭建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更好促进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好声音”传递到国际上，更好地与国际金融资源配置相结合。

加大力度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3.0版

Q2：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均强调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您曾提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进入3.0版，您认为3.0版推进得如何？还有哪些需要加快推进的工作？

屠光绍：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加快上海“三个中心”建设，提出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经过十几年努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框架搭建成功，金融要素市场逐步丰富，金融机构不断集聚。

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我国加快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肩负起为提升中国金融体系能力服务的使命。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到2020年的战略目标、原则、要求、具体任务等做出完整部署。至2020年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金融行业规模体量，金融基础设施，服务实体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都有明显进展。

如果说1992年至2009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立基本框架的1.0版，那么2009年至2020年就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健全体系的2.0版，如今2.0版的阶段性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并不会终止，而是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将其称之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3.0版，即功能深化和制度开放的新阶段。

进入2021年后，我国确实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家层面提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随后，在2022年，二十大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我认为从2021年开始，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需要服务于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

此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因此，根据国务院的文件精神，结合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期建设过程，我提出了3.0版的概念。

那么，3.0版的任务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继续补短板，二是争创新优势。我们需要解决过去1.0版和2.0版中存在的不足，例如直接融资市场的问题、国际化程度不足等。同时，也要聚焦高质量发展，抓住新的机遇，在“金融五篇大文章”等方面发力，这两方面的任务大方向是一致的，也是相互促进的，补短板是为新优势提供坚实基础，新优势又为补短板创造动能。

具体而言，3.0版的核心在于“五化”建设，即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绿色化、数字化。其中，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是我们长期的任务，绿色化和数字化则是根据新的发展需要提出的。

目前，“五化”建设正在推进当中，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在市场化方面，市场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市场的产品和工具也在不断丰富。在法制化方面，我们现在正在建立健全各项金融制度，特别是在当前面临制度型开放的新要求下，法制化对于金融的制度性开放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化方面，由于我们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因此需要加快国际化的进程，更多参与国际金融资源配置。在绿色化和数字化方面，相关工作也已经在进行中，比如碳市场和数据市场建设进一步促进金融中心的功能提升

总的来说，3.0版在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绿色化和数字化这五个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与建设金融强国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相比，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3.0版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

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离不开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Q3：多年来，政策层面一直强调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您认为当前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屠光绍：提高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从融资角度看，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技术的进步、企业的创新转型，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无法完全满足需求，全社会对直接融资的需求相应提升；从投资角度看，居民收入增加、财富不断积累，单靠银行存款难以满足社会庞大财富管理的需要，需要通过财富管理市场体系为财富管理提供了新的渠道。

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全社会对直接融资的需求变得更大更强烈。因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更离不开直接融资的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每篇都需要资本市场，靠间接融资“单腿走”是走不远的。可以说，尽管过去二十几年，我们的政策层面一直在强调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而近年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然而，近年来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不升反降，这与资本市场功能不完善密切相关，使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缺乏基础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是非常具有战略眼光的，抓住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牛鼻子”，党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了健全资本市场功能的核心——投资和融资相协调，同时提出了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等一系列部署，将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提供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当前及今后一短时间内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但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必须要有坚实的基础——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随着资本市场功能的不断健全，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才会逐步提升。

Q4：我国融资体系以银行信贷代表的间接融资为主，您认为未来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应如何协调、均衡发展？

屠光绍：虽然健全资本市场功能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最基础保障，但还要解决好具体的发展策略问题。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发展策略问题就是如何加强银行体系与直接融资市场的协调配合。我国融资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体系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分业经营的体制下，银行体系可以设计更好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支持直接融资的发展。

例如，银行资金不能进股市，但可以考虑是否可以更多地为股权投资机构提供贷款支持，解决股权投资机构的特定资金需求问题。还可以支持银行扩大投贷联动的规模等，在既定的法律框架下，形成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有序联动，既推动银行体系的发展转型，又支持了直接融资的发展。

此外，我认为有必要更多发展并购贷款。提高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多管齐下，除了主动或被动退市，兼并收购也是资本市场配置资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功能，除了上市公司之间的收并购应给予政策鼓励和引导，为资本市场注入新活力，而并购贷款又是企业收并购过程中重要的金融工具，银行可以通过加大并购贷款，做好企业收并购相关的配套金融服务，支持直接融资发展。

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三大着力点与三类金融人才

Q5：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 您认为我国目前金融服务供给还存在哪些明显不足？

屠光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也可以看作就是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我国目前的金融服务供给主要在融资体系、供给结构、金融机构服务能力三方面有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

一是在融资体系上，这涉及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均衡发展的问题。金融五篇大文章，篇篇都离不开直接融资，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金融五篇大文章就很难做好。例如，作为金融五篇大文章“首篇”的科技金融，没有股权融资、风险投资等直接融资，金融很难支持好科技创新，因为股权融资，尤其是风险投资的特点对科创企业的成长是最适配的。

二是在金融结构上，要在现有的银行、保险、券商、基金等金融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结构。例如，普惠金融的供给结构就还有优化的空间，发展普惠金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信用的风险覆盖，因此，有必要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结合起来，共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这就需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中风险补偿和担保机制。

三是在金融机构服务能力方面，可以借助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的发展，增强机构在市场拓展、风险防控、服务效率等方面能力的提升。同时，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跨界能力要求，这也是对金融人才提出了新要求。比如要做好科技金融，就要在技术研发、知识产权认定方面有识别能力；做好绿色金融，就要对绿色低碳认定、定价方面有专业能力等。

Q6：您提到金融机构服务能力的转变对优化金融供给非常重要，请问您认为金融人才在金融机构服务能力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

屠光绍：金融强国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人才是金融体系中的关键资源，因为有别于其他行业，金融是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的行业，人才起到关键作用。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实体经济在不断变化，产业结构转型、企业发展转型都在展开，其对金融服务也提出更多需要，对金融人才的要求也不是一成不变。

经济高质量发展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型：一是发展引擎的转变，从人口规模等传统优势向依托科技创新转变。二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过去注重经济增速到注重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发展要素的转变，从过去依赖土地、人力、技术到现在数据也成为发展要素之一，且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它可以为其他要素赋能。

因此，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对着科技创新，面对着绿色低碳转型，面对着数字经济发展，金融机构不论是战略、管理、资源配置、风险防范、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都要与之相适应。其中，对人才来说，我认为要更加注重三方面金融人才的队伍建设：

一是管理人才。金融机构管理人才是机构内部的“关键少数”，掌握着金融资源的分配，因此要真正了解实体经济变动趋势，要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背后的产业结构变革有深刻了解和对金融服务需求的战略管理能力。

二是跨领域复合型人才。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需求之一就是要求金融服务的综合能力。比如无论是科技金融、绿色金融还是数字金融，都需要金融机构有更多的跨界的复合型人才。

三是要有了解企业实际运行特点、更“接地气”的人才。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就要更了解产业、企业日常运行实情，因此贴近产业、贴近企业的“接地气”金融人才不可或缺。

人才队伍的建设，离不开教育培训体系的与时俱进。尤其是大学的金融学科教育要及时更新知识体系。我们现在金融学科的课程体系、教材内容都有些过时了。大学的金融学科要从真正培养金融人才，要着眼于建设金融强国，特别是金融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出发，抓紧着手完善更新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

Q7：提到金融学科，今年金融专业报考遇冷，有教授公开提到“作为金融从业人员，不应该有羞耻感”引发广泛关注讨论，您认为应该如何正确看待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定位？

屠光绍：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表达三方面观点：首先，金融非常重要。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宏伟目标，提出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就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金融在高质量发展中重要作用的高度重视。

其次，金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对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都有支撑作用。金融五篇大文章其实对应的就是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在中文语境中，能称得上“大”的都足见其重要性，金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然而，金融的重要性能否切实转化成金融在全社会中的影响力，又取决于这个行业本身能做得怎么样，有为才能有位。金融资源不是取之不尽的，能否有效地配置好金融资源，能否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这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最后，金融资源想要有效地配置，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就需要一个良性公平竞争的市场，要有一个正向的激励约束机制。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够不断地优胜劣汰，让好的金融机构、好的金融人才脱颖而出，更好地发挥正向作用。

本文为CF40研究部联合《证券时报》对峰会执行主席、CF40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的共同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