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统治者，他可以凶恶残暴，他也可以骄奢淫逸，因为，这是能爬到权力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的常态，草民们对此早已经习惯，并不得不乖乖认命了。古人所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尚书·洪范》)，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唯独不能愚蠢，不可脑残！道理十分简单，即愚蠢会导致治国理政上的荒腔走板，最终堕入灭亡的深渊！
“自毁长城”，就是统治者愚蠢的一种直观体现。
现在，就让我们回溯历史的长河，了解一下“自毁长城”这个典故的来龙去脉，看看它的发明者——南朝刘宋时期的优秀将领、著名功臣檀道济的历史悲剧，这样，我们或许可以对“自毁长城”这个典故中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与时代精神有进一步的体会，咀嚼出更加复杂的滋味。
儒家“亚圣”孟子说过：“知人论世”，这当然是不刊之论。所以，我们在叙说檀道济悲剧性个人遭际之前，姑且先来了解一下他所处的时代，看一看他的悲剧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因为“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离娄上》）。在巨浪滔天、呼啸而至的社会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个人的作为的确是渺小而无奈的。
东晋末年，门阀政治的日趋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人心思乱，结果导致爆发了震撼南半个中国的孙恩、卢循武装举事(以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称之为“孙恩卢循起义”。可怎么看这场动乱也没有丝毫的“起义”气息，名不副实，还是改称“武装举事”来得合宜)，在镇压这场武装举事的过程中，一些出身地主阶级中下层——寒门的将军，开始掌握了东晋王朝的兵权。他们中间的代表人物刘裕，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借助东晋“第一王牌军”北府兵的力量，“奋起寒微”，灭亡了东晋，登上皇帝宝座，建立起刘宋新王朝。
刘宋王朝的建立，使东晋以来门阀士族的统治地位遭到削弱，专制主义的皇权重新抬头。这是符合古代社会发展总趋势的合理现象。然而，专制皇权的强化，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宋武帝刘裕咽气之后，他的继承者多为贪婪不厌足、杀人不眨眼的暴君，为了夺取和巩固帝位，他们彼此猜忌，互相残杀，上演了一幕幕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骨肉相残”丑剧。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其余波之所及，使得刘宋朝廷的文武大臣，尤其是声望高、地位重的功臣勋将，也往往在莫须有的罪名中被无辜屠戮。遂造成了刘宋王朝内部君臣离心离德，军力不振，无法抵御北魏政权进攻的一系列严重恶果，也为日后野心家萧道成乘机崛
起，灭宋建齐朝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所谓“人必自侮然而他人侮之”！
檀道济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开始其人生跋涉的，而他最终的蒙冤被杀，则是这种黑暗政治之下，功臣宿将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标本。
檀道济，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出身寒门，是刘裕的最早追随者之一，也是刘宋王朝中最著名的将领。历任扬武将军、宁朔将军、征南大将军、司空、江州刺史、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等要职。他智勇兼备、骁勇善战，在历次重大战役中，“身先士卒”，所向摧破，讨鲁山、擒桓振，破徐道复，还曾辅佐刘裕北伐后秦，连克许昌、成皋、洛阳等重镇要地，大获全胜，战功赫赫。后又长年担负戍守北边的重任，在与北魏大军相拒过程中，屡建功勋。北魏军中上下对他都是忌惮三分，惟恐避之不及。
以其军事才能和卓越贡献而言，称檀道济为捍卫国家的“万里长城”并不为过，说他是维系刘宋政权安危的中流柱石也恰如其分。
檀道济作为一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在治军管理上也颇有建树，往往能临事不惊，处危不乱，善于量势设计，稳定军心，扭转战局。如著名的唱筹量沙，巧解敌围就是突出的一例。无怪乎后世兵书《三十六计》也要和他扯上关系了，将“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作为全书的立论依据及切入之点。
在对待战俘问题上，檀道济也具有远见卓识，不以血腥屠戮为能事，以达到瓦解敌军斗志、减少自己进军破敌阻力的目的。如北伐攻克后秦战略要地洛阳后，檀道济曾俘获后秦军将士四千余人。当时部下都建议干脆统统坑杀算了，一则以绝后患，二则以破敌胆。其实，这种做法也属于古代战争中胜利一方对败军所经常采取的一种措施。当年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军降卒四十余万，西楚霸王项羽巨鹿鏖战获胜后坑杀秦军降卒二十余万，就都采取了这种做法。然而，檀道济却认为“伐罪吊民，正在今日”，大开杀戒，得不偿失，于是把这些战俘一概释放，遣送回家。《孙子兵法·作战篇》上讲，“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檀道济的这一善俘举动，收到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很好效益，使得“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众。”（《宋书·檀道济传》）
檀道济虽然功勋卓著，兵权甚重，可是对于刘宋政权却是一片忠心，并无贰志。这一点连宋武帝刘裕本人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他一直没有效法当年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将这位大功臣推上断头台，并且在临终之前淳淳嘱咐他的继承人少帝刘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即军事上颇有一套），而无远志（即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也即控御起来不会有困难）。”（《宋书·武帝纪下》）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威震强敌的英勇将领、元戎功臣，最终还是不能为他参与拥立起来的宋文帝刘义隆所容纳，惨遭灭门大祸，留下千古遗恨！
檀道济平生唯一可算是做错的事情只有一件（仅仅从“恪尽臣节”尺度衡量），这就是他当年出于为刘宋朝廷前途考虑，参与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所策划的废杀少帝、拥立文帝的活动。虽然说这件事情有干预朝政（其实也是皇帝家中私事）之嫌，文帝上台后并不感激，对事件的主谋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大开杀戒，恩将仇报，但是檀道济早已改弦更张，“洗面革心”，及时地向宋文帝效忠输诚，替文帝擒杀了过去一条战壕里的同志谢晦将军，也算是将功折罪，很对得住宋文帝了。按理，檀道济应该太平无事，至少是有惊无险。
然而，宋文帝刘义隆终究是不会放过这位功臣元勋的。他登基后，以檀道济“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并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的缘故，而始终对他心存“疑畏”。之所以暂时不杀檀道济，不过是他还有利用的价值，可以替自己镇守北方，抵御北魏大军的进攻。这一点，是只知道打仗，不懂得政治权术的檀道济将军所永远也不会想到的。
宋文帝这一阴暗的心理，恰好为无耻小人所利用。彭城王刘义康十分嫉妒檀道济的功名，便趁宋文帝久病不愈、心情郁闷恶劣之际，屡进谗言，诬陷檀道济：“宫车晏驾，道济不可复制。”这正好挠着了宋文帝的痒处，牵动了他隐忍多年的凛凛杀机，“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六韬.文韬.守土》)。所以必须提前解决，以求一劳永逸，“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于是即把檀道济从其驻地江州召回朝廷。当时，檀道济的妻子已经预见到此去凶多吉少，危在旦夕：“高世之勋，自古所忌，今无事相招，祸其至矣。”
但是，檀道济的见识似乎还比不上一个妇人，总以为自己有大功于朝廷，对皇上忠心耿耿，大概还不至于有大的危险，依然奉诏入京。“生人作死别，荼毒当奈何。”（《太平御览》卷八八五，引《异苑》“时人为檀道济歌”，并注云：“檀道济元嘉中镇寻阳。十二年入朝，与家分别，顾瞻城阙，歔欷愈深。识者是知道济之不南旋也。故时人为其歌曰”。）
在京城建康住上一段时间后，宋文帝的病情略有好转，恰好北魏又于此时入侵边境，宋文帝一看檀道济还有他的用处，就准备让檀道济“还镇”，放他回江州。檀道济刚刚踏上回归的船头，尚不及拔锚启航，宋文帝旧病复发，沉疴不起，有道是“攘外必先安内”，于是再度下达圣旨，把檀道济从船上召唤下来，收付廷尉，并将其子孙、亲信一网打尽。
宋文帝的诏书“痛斥”檀道济“阶缘时幸，何恩在昔，宠灵优渥，莫与之比。曾不感佩殊遇，恩答万分，乃空怀疑贰，履霜日至。元嘉以来，猜咀滋结，不义不昵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民之听，彰于遐迩。”（《宋书·檀道济传》）似乎真的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可是具体开列的罪名，却仅仅是包容诗人谢灵运，“潜散金货，招诱剽滑，逋逃必至”（同上）等等，这实在是莫须有的罪名，捕风捉影，查实无据。即便真的有，亦罪不至死。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宋文帝除掉檀道济的决心已定，也就顾不得更多了，遂将檀道济及其儿子檀植、檀夷等亲属、部将数十人，押赴刑场砍头示众，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屠戮功臣事件。“可怜白浮鸠，枉杀檀江州。”（《南史·檀道济传》）
当檀道济面临逮捕之时，曾愤怒得“目光如炬”，摘下帽子往地上猛地一摔，恨恨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自毁长城”的由来。
檀道济的悲叹感慨太有道理了，“自毁长城”的恶劣后果立即呈示了出来，宿敌北魏君臣闻知檀道济的死讯，禁不住大喜过望，雀跃欢呼，认为刘宋朝廷方面再也没有能同自己相抗衡的大将之材了，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为所欲为了：“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宋书·檀
道济传》）(这跟当年晋文公听说劲敌楚国令尹子玉被逼自杀的消息后，兴奋地大声喊叫“莫予毒也”的状况如出一辙！)于是便趁机加强了对刘宋政权的军事攻击，刘宋北部边境局势骤然紧张，防御阵线几至颓溃。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刘宋皇帝才想起檀道济守边安境的好处来，免不得浩叹一番：要是檀道济还在就好了，岂能容北魏“索虏”军队如此嚣张捣乱！可惜人死不能复生，再说也等于白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正好应验了“人必自侮，然后他人侮之”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檀道济的悲剧，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古代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功臣宿将往往不是老谋深算、心肠歹毒的君主的对手，他们惯于按自己正常的思维安身立命，待人接物，对专制君主刻薄寡恩、猜忌滥杀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轻信君主的“允诺”，迷信君主的“善意”，结果不免是大上其当，徒呼奈何，悔之莫及。这类学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在某一领域内自是才华横溢，建树多多，但是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波诡云谲的政治权术斗争中却显得十二分的幼稚。他们若是不慎陷身于权力斗争，其结局通常都非常的悲惨。韩信、白起、李牧等人是如此，檀道济自然也不曾例外。对于封建专制君主来说，像檀道济这样的功臣勋将，永远是潜在的威胁，有用时不妨当枪使，一旦感到用起来不怎么方便，或者说自己的地位受到某种威胁（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主观的想象，典型的“狼来了”而已），便要赶紧丢开，甚至干脆折断，这正是古代统治者“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有心态。对其而言，这乃是永远无法改变的政治取舍。
与此相反，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虽无一技之长，却能凭着八面玲珑、摇唇鼓舌而飞黄腾达、左右逢源。会做事的不如会做人的，有功劳的不如没功劳的，英雄豪杰、功臣勋将四处碰壁，历尽坎坷，甚至无端付出生命的代价；无能之辈、奸佞之徒春风得意，称心如愿，或当大官，或捞大钱，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色之一，也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悲剧。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历朝历代的经史典籍，差不多全是教人如何为人处世的，却很少有教人如何做事立功的。一本《增广贤文》，几乎充满了这种文化“犬儒”色彩：“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非皆因常开口，烦恼总缘强出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它们所要向人们提醒的，就是只要会做人，便等于拥有了一切，否则你专业再精、功劳再大、贡献再多，也是白搭，纯属徒劳。檀道济似乎不太明白这层奥秘，所以，下场才会那么悲惨，死的才会那么难看。
写到这里，真的应该为檀道济的人生悲剧，一掬同情之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