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略与小格局》之一
引言：大战略是一个系统，由各个部分组成。大战略和小格局，可以理解为全局和局部、宏观与微观、国与家、国家与个人、理论与实践、知和行这样一些含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古人讲的大战略与小格局的关系，大和小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简单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关系。政治家有的还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幕僚、自己的集团、自己的家族、乡亲这样的一些关系，大战略与小格局是一个有意思的题目，也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曾国藩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人。他是以小博大，逆势而上，以局部影响全局，以个人影响历史的人物，以小格局影响大战略的例子。
1、从晚清大战略看曾国藩是一个新角度
在中国近代史里，曾国藩始终是公众议论、媒体热炒的话题，学者和政治家研究的课题。议论多，时间长，争论大，说明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从近几年著作、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上看，曾国藩研究处于不活跃状态。应该说，曾国藩的研究资料并不缺乏，保存完整、梳理整齐的奏折、日记和家书煌煌几十卷；他的事迹并不复杂，他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不算久远，有据可查。造成研究他困难、褒贬不一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我们不同时期、不同立场的历史观，对他有不同评价。例如阶级斗争历史观、现代化历史观、传统文化历史观等等。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历史观就是价值观》，历史观、价值观不同，当然就会争论不休。
第二，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我说他是逆潮流创新而救时，顺传统守旧以立身，立功、立德、立言，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时代，他这种超越性，简单的尺度很难做出准确的评价。
第三，他生活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处在中外、满汉、官民、新旧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其中很多悖论，他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自然评价不一。
第四，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人物，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教育、文化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建树和独到思想，综合起来评价不容易。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大战略的角度对曾国藩来一个再认识。
大战略重点研究国家总的战略，包括战略目标、战略规划、战略措施和领袖团队的战略能力，研究如何用举国之力保卫国家安全、推动国家发展。其它问题放在一边，抓住国家安全这个主要矛盾，可以更中肯的考察晚清的历史脉络。从大战略的角度看晚清大变局，具有学科优势和学术针对性；曾国藩的历史活动，基本上围绕应对大变局，维护清政权进行，从大战略角度探讨他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作为和影响，可能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曾国藩。
大战略是一种眼光、智慧和谋略，大国博弈的手筋，大国竞争的艺术，中国人讲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战略更奉行“丛林法则”。非正义战争曾经大获全胜，霸权主义常常通行无阻。大战略超越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分歧，超越历史和和道德的争论，这个角度，可以避开长期以来对曾国藩的种种道德争论。
2、“守成”是晚清大战略失误的总病根
鸦片战争之前，世界发生巨变，中国还在沉睡。山雨欲来的危急时刻，嘉庆和道光两位皇帝，没有推动中国的转变，而是耽误中国半个世纪。其中嘉庆帝耽误20年，道光帝耽误30年，都是大战略上犯了错误。嘉庆的大战略是什么呢？两个字：“守成”。乾隆四十八年他随父东巡福陵时写了一些诗，大部分都以守成为主题。举几个例子，如 “守成继圣王，功德赡巍峨。永怀肇造艰，克勤戒弛惰”。“尝祭思开创，时巡念守成。”又如，“展礼珠丘思不匮，守成常念拓基难。”他的诗受到乾隆的赞许，说明乾隆也认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经达到顶峰，后人只要继承和保守就够了。嘉庆“守成”还有理论，集中反映在他于嘉庆十六年（1811）写成的《守成论》一文中。他认为，祖宗之法，守之不变，至于万世可也。他认为汉唐宋元明“皆中叶之主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如果不改革，这些朝代不会垮。谈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圣圣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钜细毕该，敬守成宪何敢稍易乎?”嘉庆接班伊始，爆发了湖北四川白莲教起义，当时八旗和绿营已经腐败蜕化，兵饷两空，靠地方营勇作战，这场仗打了八九年，耗银2亿两。看到朝廷如此无能，各地民众纷纷起来反抗，国内稳定形势骤然变化。嘉庆拒绝改革应变，清朝从康雍乾盛世迅速跌落下来。
道光年代的局势比他老爸那时严重得多，特别是遭遇了鸦片战争沉重的打击，可是道光守成的大战略没有改变。他换了一个说法，叫“整顿”。1847年8月，他召见即将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要求他“诸事整顿”。他怕对方不能理解，特意苦口婆心地说明：“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东边倒塌，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论也，汝当思之”。道光说这话的时候已是鸦片战争之后7年，“曲突徙薪”早已迟了，大火已经烧起来了。
“诸事整顿”，通过整顿回复旧状况，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守成”。整整半个世纪，繁荣稳定的大清帝国，在两位守成皇帝的统治下，走向了危局。“守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农业文明，“天不变道以不变”的思想根深蒂固，从商鞅到张居正，历史上鲜有改革成功的范例；雍正作为皇帝，搞了一些改革，被时人和后人糟蹋得灰头土脸。守成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痼疾，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中后期都拒绝改革，积重难返，直至灭亡；这是清王朝晚期的致命伤，大清的头几任君王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开创者，但是在康雍乾盛世的光环和闭关自守的黑暗中，“守成”成为王朝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晚清大战略的失误根源盖源于此。在每一次内外战争失败，面临危机的时候，变化才姗姗来迟，同时又重重险阻，一一失败。当时东亚两个面临相似挑战的国家，中国和日本，守成不变是当时中国与日本的认识上的最大的差距，没有历史文化包袱的日本，全面对外开放，后来居上，打赢了甲午战争，崛起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
3、迟到的转变与曾国藩的崛起
鸦片战争的痛击并没有打醒帝国的皇亲贵族和满朝文武，挨打过后，一切照旧。咸丰在位十一年，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接踵而至，天朝危在旦夕。咸丰年间，大战略被迫调整。辛酉政变，慈禧和奕?掌权，清廷的指导思想、国家战略的转变逐渐明确。一是形成了攘外要先安内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对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为了尽快“安内”，授予汉臣实权，以汉制汉，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节制四省钱粮兵马，有清以来第一次，从此满汉结盟，力量此消彼长，政局大变；三是改变对外方针，包括“借夷助剿”，中外联合镇压人民起义，和认可“师夷长技”的指导思想。
这是一个迟到的转变，错过了最佳时机的转变。迟了20年，这20年对中国来说太宝贵了，如果鸦片战争后清廷能够痛定思痛，及时改革，也许不会酿成太平天国的起义，也许不会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
这是一个被动的转变，没有预见和准备。不得不授实权给曾国藩，不得不“借夷助剿”，不得不开始接触外部世界，不得不同意湘军启动“洋务运动”，统治者没有战略的主动性，没有长远的眼光和战略目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这是一个浅层次的转变，既没有整体的思路，又没有深刻的变革。在守成思想的指导之下，朝野没有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上去思考问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晚清朝廷的大战略，始终没有走出这个思想的局限。
这是一个技术的转变，并非大战略的根本转变。朝廷仅仅是从利用的角度，驾驭的角度，有限的分权给汉臣，借他们的力量来挽救自己的政权。在使利用这股力量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防范、限制、制约对方，造成战略力量的内耗和分散，甚至抵消。
慈禧没有战略上的见识，但是有功利现实的直觉，她把维护自己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上台初期，脚跟没有站稳，又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尚能比较放手让奕䜣集团发挥作用。自己大权在握之后，几上几下，把奕䜣整得服服帖帖，唯唯诺诺，戊戌维新时的恭亲王已经锐气尽失。重用奕譞、支持清流派、纵横捭阖、平衡制约，削弱了中央的力量，形成地方实力派成长的空间；削弱了体制内的力量，形成了体制外制度变化的空间，朝廷整体的控制力下降，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能力弱化。这是曾国藩集团崛起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机遇。
4、曾国藩撬动了沉重的晚清历史车轮
“守成”是晚清大战略的总病根，晚清大战略的根本问题是要不要变，变什么，怎么变，变到哪里去？晚清统治者，不肯主动变革，结果被形势逼着变革，自己不肯变革，洋人逼你变革，体制内不肯变革，体制外开始变革，上面不肯变革，下面开始变革，想变的，没有变，不想变的却变了。咸同之际清朝大战略的变化最突出的后果，一是权力下移，地方实力派崛起，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政集团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二是满汉实力对比悄然变化，汉族督抚成为政权实际控制者，清王朝的实力和威信急剧下降；三是中外统治者联合，国内民众反抗被镇压下去。
这个转变最直接和重大的结果是给了曾国藩一根阿基米德的“杠杆”，他用这根“杠杆”撬动了沉重的大清王朝的历史车轮。打败太平天国，挽救大清王朝的曾国藩，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讯速裁撤湘军，让朝廷放心，让纷纷议论闭嘴，拥有扭转乾坤的功劳，占据忠君的道德高地，湘军集团的势力、实力、声名不可阻挡。七、八十年代，“中兴将帅，什九湖湘”，近五百名高级文人和军事将领构成的庞大湘军集团，占据省部各路要津，后又衍生出淮军集团，互相呼应，影响朝局，贯穿晚清。
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的结束，洋务运动的兴起，带来了所谓“同光中兴”。从这个意义上讲，曾国藩可以说是同光中兴的推动者。同光中兴既是大清起死回生的最后机会，也是当时中国走向和平变革的唯一希望。朝廷中奕䜣、文祥等人，甚至包括慈禧，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两件大事上，对湘军集团都是支持的。可以说是朝野共同推动了同光中兴。二者相比较，地方实力派的作用大于朝廷的作用，曾国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反映情况，积极建言，推动深宫里面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湘军集团带头实践朝廷的决策，形成了同光年间少有的好形势。
曾国藩集团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程中，以亲身实践经验认识到西洋军事力量的强大，率先向朝廷写出奏折，要求师夷长技以制夷，先“师夷智”，购“制器之器”；率先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率先制造了中国第一艘军舰；与李鸿章办起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坚定地走上了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道路，成为自强运动的领路人和开拓者。以他为精神领袖的湘军督抚们把洋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中国的工业化由此起步。正是因为其规模和成效，史学界才称其为“运动”。洋务运动聚集、培养洋务人才，奏请派遣留学生，培养外交人才，闭关两百年的中国第一次对外开放。
曾国藩集团的自强运动是为了保卫大清而起，但是学习洋务的结果却推动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潮流，历史迈向时代的潮流，遗憾的是，封闭太久的大清，专制守旧的大清，革新的力量弱小，守旧的力量强大，朝廷眛于世界潮流，继续守旧排外，顽固反对变革。同光时期各项变革举措，多方掣肘，举步维艰，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接着戊戌维新失败，八国联军进京，晚清新政失败。顽固不肯变革的满族贵族小朝廷与世界渐行渐远，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自强运动是为大清统治招魂，却招来了民主共和的精灵。这是曾国藩没有想到的。
5、曾国藩是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
由于中国之大，中国之古老，多民族组成，并由一个强弩之末的少数民族贵族集团统治，晚清的历史转变充满悖论、博弈、曲折、反复和暴力。回首晚清七十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人逐步认识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逐步认识了中国与外国的差距，逐步探索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道路，在失败中走向变革和革命，走向进步和光明。在这个转变中，有少数人，为找到中国走向富强与复兴的大方向、大思路和大战略贡献出惊人的智慧和力量，成为大战略转变中的关键人物。在西方，这一类人常常被人提起，如拿破仑、华盛顿、俾斯麦、丘吉尔、罗斯福等等。
我们回首晚清七十年，寻找晚清在黑暗中举起火把开拓前进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处的政治家。不是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慈禧、光绪，不是奕䜣、奕譞这些处在统治核心的人物，而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这样一些地方汉族文人官员。美国汉学家芮玛丽评价晚清“自强”运动：“不但一个王朝，而且一个文明看来已经崩溃了，但由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杰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们终于死里求生，再延续了六十年。” 这些杰出人物中，一个浸透着传统文化，略显笨拙和迂腐，勇于实践和独创，艰苦卓绝、逆势而行的书生曾国藩是他们的代表，他就是晚清历史转变的关键人物。
曾国藩出身不高、地位不高，天分不高，他是如何改变晚清历史的？我们知道，在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和关键作用的人是分层级的。晚清时期，国家决策层主要是皇帝和满族贵族小圈子。按照朱东安教授的讲法，大概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帝，一个是相，一个是将，“帝”是指皇帝，“相”是指中枢大臣，“将”是指地方督抚。决策圈子里面起关键作用的是极少数人。同光年间的决策层，同治皇帝比较软弱，垂帘听政的慈禧缺乏远见卓识，脑子清醒的奕䜣说了不算，文祥是个执行者。放眼望去，除了湘军集团之外，满朝文武，人才空空。几代君王守成守旧，重用庸人，排斥人才，逆淘汰的恶果显现。曾国藩出山前就看清了这一点，积极建言朝廷培养人才。自己把用人聚人育人推荐人才放在首位，湘军人才济济，建功立业，不怕你朝廷不用。
除了最强悍的军队是湘军，打败农民武装起义挽救大清王朝的是湘军之外，大清朝的变革思路出自曾国藩，大清国的有才华、有能力、有威信的文武官员来自湘军集团，晚清大历史、晚清大战略，当然深深打上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印记。
6、保大清，也是保中华？
曾国藩在历史舞台上活跃了20年左右，做了两件改变历史的大事，结束太平天国战争和兴起洋务运动。这两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所为，但是他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两件事情，发生在中下层，影响了高层和核心；发生在局部，影响了全局；成在当时，影响后世；发生在中国，影响了亚洲，乃至世界。
对曾国藩的评价，我们常常纠结于三点：一是他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二是他保卫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三，他保卫的清朝是满族政权。大战略强调的重点是国家安全，尽管当代出现了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现象，人类也憧憬大同世界和永久和平，但是国家安全仍然是各国大战略的主要目标，政治的头等大事。在世界近代历史中，国家安全比当代重要不止百倍，殖民主义肆虐之下，很多国家在战争失败后，主权丧失，领土丧失，国家分裂，万劫不复。
康有为、梁启超在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时，常通过当时外国的教训警示国人。印度是他们常提到的国家之一。康有为著作中讲到印度的约有84篇200处，梁启超有近100篇200多处。这样多地讲印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印度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共同点，“举印度之事警中国”很有说服力。印度亡国惨状在康梁特别是康有为的著作中被反复多次地描述。
专制制度下，政权稳定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内忧与外患形影相随。几乎每一次政权更替，都伴随着一场浩劫，一次灾难。戊戌维新的时候有一个争论，“是保大清，还是保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中间夹着一个满汉矛盾，这个敏感问题一直贯穿晚清历史，三对矛盾共同作用，导致了清王朝的寿终正寝。我们不能不承认，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执掌的清朝政权，也是中华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中国的政权。戊戌维新以后一些激烈排满的人批评曾国藩维护满人政权，我们一些历史学家，批评曾国藩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其实在曾国藩那个时代，他所做的，既是保大清，也是保中华。如果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溃散，中华民族比印度更惨。
大家都很熟悉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的一段对话，他们已经预料到大清气数将尽，来日无多。然而晚清一批批自强不息的中国人，拼死捍卫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清王朝才避免了印度亡国分裂的命运。曾国藩等人推动的战略转变，延迟了清王朝的终结，有了这个渐进的过程，才有了孕育了中华民国的时间和机会，否则连这个早产儿也不会有。1912年，清帝逊位的时候，交给中华民国一个“五族共和”，疆域基本保留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才有后来的凤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