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准备高考时，我就下定了“穷上大学”的决心。因为当知青五年，我没有资格带薪读书，只能靠父母的供养。父亲在那一年正好退休。考入北大，我是带着沉重的自豪感离开云南高原的。
穷上大学，应该说，这是当时我们这拨“高龄大学生”的特色。
而“人穷志不穷，浩气贯长虹”，也是当年北大校园里的一派正气。
在我们那两届里，有不少中央级的高干子女，刘少奇家的，薄一波家的，谭震林家的，等等，但他们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只是一个“同学”。他们自己也非常朴素。在这座既自由又尊严的学府里，没有人会拿出什么华服首饰来骄人，也没有什么小轿车开进校园来接学生的。
记得，当时有一位高干的儿子，面临考试四门不及格、将要退学的情势。到第四门判卷时，有人给这位老师打招呼。老师说：“我不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也不管他前三门如何。我只按照这卷子判。我的分数对这卷子负责。”后来，系里作“退学”处理了。一退学，人家就到国外去留学。系里说：他去哪国留学我们不管，他在我们系必须退学。这事发生在北大物理系。
那时的校风，很长我们这些穷学生的志气。想来，过去的熊庆来、华罗庚、钱学森这些穷学生能成大气候，也是这种“有教无类”的优良传统所致啊。
我们班有个成了家的男生刘君，常常于熄灯后站在路灯下面看书，因此被班主任劝说，但屡教不改。夏天他穿着一条大短裤，一只手拿蒲扇打蚊子。
此君曾当众向我打赌：“张曼菱，看我们俩谁先拿诺贝尔奖?”我说：“当然是我先。”这个比赛我可没忘记过。去年百年校庆回去，还说起呢。虽然现在我对此奖亦有看法，但无碍当年的雄心可贵。
北大高悬“为国求贤”之匾，我们争做国家英才。燕园有个燕塔，常有人笑云：谁将雁塔题名?未名湖畔一群未名人，每天只见忙着上课上图书馆，深夜还在床头装小灯。虚度片刻都会带来内疚。
记得那个率先在床头装小灯的女同学莹，是她的男友来帮她装的。秀媚的莹，背下了《唐诗三百首》，当时震惊一班人，总有人找她到未名湖畔去测试，屡试不爽。她后来随男友出国伴学，定居未返。我真想知道，当年薄云之志，是否还存于那颗芳心中?
对于一个学生来讲，真正的财富就是才华和志向啊！正是在那种“穷”而“不穷”的情势下，我获得了无尽的动力和自信。
为什么“穷”，而又“不穷”呢?这相反的两面，是一幕幕真实的生活。
1978年我入学，是乘火车由昆明到北京的，硬座三天三夜。旅行袋是布的，打了补丁。一只木箱是奶奶的遗物。在整洁的女生宿舍里，我相形见绌。因为蚊帐是在乡下熏黑的，再也洗不白。被子里的棉絮已经会跑步。我身上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工作服。头发剪得像男孩子一样短。引得大都市来的女生们刮目相看。
九月进京。金秋易逝，寒潮即至。我是用南方的衣服度过北方之严冬的。最体面的外衣，是母亲上大学时的外套，染成黑色掩盖旧气。我从未有过一双冬皮鞋。冬天，女同学们都穿那种有跟带靴靿的皮鞋，颇增女性风度。我则在学校小卖部买了一双棉鞋，同学们叫“大头鱼”的那种男鞋。我一直穿破了三双“大头鱼”。还穿着它跳舞。
最初的舞会常在学生食堂举行。那种舞会说不上优雅情趣，只是热火朝天的，意在突破禁区。因为曾经“禁舞”。而北大的风气是：越禁越跳。
地上流着从洗碗池里溢出的水。脚下时常有土豆在滚动，那是从墙角里头，被音乐和舞步震动出来的。灯光昏黑，看不清人们的穿着和身段。食堂里不放暖气，大家都穿着棉大衣还有围巾，也没人来注意我的“大头鱼”。
每次跳完，留下的印象就是：“今天我跳了九个男生”或者“八个男生”。而所有的舞伴们对我来说，全都是手、手、手、手、手。热手冷手汗手大手小手高的手矮的手。我是班上的文艺委员，自己跳，还要发动和教人家跳。
入学第一个寒假，我们一伙来自边远地区的穷学生都不回家，要求系里给我们勤工俭学的机会。系里给了一份抄稿工作。要出一本书，量很大，要赶时间。几个同学平均分摊。我们每人先抄一页出来，字迹过关，就正式干开了。
这真是一桩苦差啊！现在想起来，比我课外写小说苦，也比考试和论文苦，没有什么智慧的投入，纯是干活。真正的苦啊！考完那么多门功课，人家都回家放假去，我们却坐在寒窗下，抄得眼睛发花腰发直，手臂都木了。大家还传授经验：从暖瓶里倒出开水来，在盆里泡手，等手有点感觉了，再抄。
每天吃饭在食堂里见面，我们都互相问：“你抄了多少?”我暗自追赶着最快速度。想早日脱离苦海。抄到快出头时，负责的男生山来找我，说是有两个同学不干了，钱也不要了。但我们要守信用，要准时干完，出版社等着出书。他说，“你不是抄得快吗?他们不干的部分我们俩分了吧?”气得我直嚷道：“我也不想干了。都到这份上，谁是为了那几个钱?这么苦！”
但他知道我不会不干。事干完后，钱领下来，还是这位负责的男生山说，大家平均分吧，也别在乎谁干的多少了。的确，这时在乎的已不是那二十来块钱了。干到最后的人们，此时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我暗想，今后决不会和那两位合作了。这件事到后来的意义，是在精神上不能垮掉，不能失言失信丢面子。
我以为，勤工俭学最大的意义，还是“苦其心志”的磨炼。如果你没有这种心态，只是为了几个钱，那会越干越自卑的。海军大院一位公子就包了他所在男生楼的一层厕所的卫生。我们那批大学生喜欢作些“干大事”的准备，所以仅从勤工俭学来看，你看不出谁是穷人。大家很平等，都是国家的潜在人才。
最愉快的活，就是系里从文化部揽来许多剧本，让我们代看，填上意见，作个初选。每看完一部剧，就发两张“内部电影”票。那时，那些还没有开禁的外国新电影和经典片，都是“内部放映”，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日本的《罗生门》，前苏联的《审判词》，还有《拿破仑》等名片，就是在那时看的。
文艺在复兴中，一批著名艺术家登台献艺。白淑湘的《天鹅湖》、李光曦的《茶花女》、盛中国的小提琴独奏等，眼见都是他们的最后流光了。我们踊跃订票，挥金如土。在周末之夜奔到五道口，奔到灯市口，大饱眼福。在那几个月里，我穷到用盐代替牙膏。因为没有钱买水果吃，这年冬季我的嘴唇一直干裂流血。
有时候，我们是长跑着去看电影的。亲眼目睹这些艺术瑰宝的机会，我一次也没放过。要是坐失这种机会，那才是真正的穷呢。
因为当了五年的知青，我工龄才两年，所以，上大学不能“带工资”。我是靠着父母的供养，才能再度求学的。一年后学校给我们发放了助学金，加上父母给的，应该从容些了。我仍是本着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精神。我们的那位女班长经常提醒我：“张曼菱，又在寅吃卯粮，后半个月又青黄不接啦。”
生病时，班长眉给我打饭。人家说：“怎么打那么多?”眉说：“她‘病人不病饭’。”这也成了我的典故。什么饭我都吃得挺香。发高烧也“病人不病饭”。记得有一回，她们看我吃得香，也去打煮萝卜，不料一个宿舍的女生都嫌苦。
上完一年级，首次回家度假。我去向熟悉的老师们辞行。到云南招我来的，是历史系的王老师，他的妻子杨老师教我们政治。她给了我二十块钱，说：这么远，坐硬座，你就到餐车去吃饭吧。
那时假期回家，都是空手来空手去的。连带咸菜都有点奢侈。我在家中是老大，老大还要父母养着，心理够沉重的。每次北上，老友楷的贤妻总要送我一瓶辣子面。那是用乡下的方法炒制的。没胃口时，就在食堂里做的菜上面撒点，这菜就有了家乡的香气。我还得省着撒。
在班上，其实我不算最穷的。男同学中，有两人直接来自农村，妻儿老小全在那土地上。他们有时候连菜都不吃，就干啃两个馒头。他们为人都非常谦和，更十分刻苦。
一班人中，穷上大学的人们，应该说自尊心更强些，因为有别样的心境，别样的苦衷，也有别样的追求。而令我们这些来自边远地区家境贫寒的同学感到自己最苦的最穷的，还是那种交际的穷活动的穷。
京华之下，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星期天和假期里哪儿也去不了，也就哪儿也不想去了。最苦是周末之苦，留在宿舍里的，都是穷人。真正的穷人，穷到没门路、没亲戚、也没钱出去逛。周日晚上，听着北京同学讲他们回家情形，讲那些外面的信息，我们都沉默着。
何必讳言，在我们这个首先倡导民主的泱泱大学府里，边地歧视，口音歧视，服装歧视，依然存在。同学之间无形的排座次，首善之区北京人，还有上海人，可以有优越感。其余的就有“二等公民”之嫌。
那时，我的舍友莎与班上最靓的男生恋爱了。有的人就有一种偏见，愣认为人家和那个漂亮小伙子谈恋爱不般配似的。其实，毕业后我们的莎在那方面也不弱，更不穷。现在，事业和家庭都比那些自以为高贵的人发展好得多。
男生德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位老人从乡下来京看看。同学们去看望。有的人来了，就只在门口站着，愣不进去，人家“请”也不进去。德气愤地对我说，她们有意拉开距离。这就是歧视。
但我们仍是走过来了。德的三个孩子后来都有出息了。
当初一同跑步去看电影的，有几个男生。有一位高君，也是家远不回去留在学校的。但他是班上惟一订有《苏联文学》的人。应该说，他也是首读我小说《云》的人。记得在那个寒假里，他对这篇小说的评语是：当代《简爱》，也很鼓舞我，他现在是中国出版界的重要编辑和新生主力了。
这些最穷的大学生全是曾经而身为“知青”的。人生对于我们，曾是一场没有进入轨道的星际旅行。这是多么富于勇气和想象的一代人啊！在各种绝望的情况下学习，奋争。在每一次腾飞的过程中被无名的流星击落。无论天上会有什么不明飞行物，我们总是一次次地起飞，一次次地奋进。我们总是毅然地甩掉各种常人的生活享受。
人们不会忘记，“知青大学生”日后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崛起。
中文系开运动会，我去跑八百米，将第二名甩了五十米之远。人家说，云南少数民族赤脚可以跑出世界冠军。我这个云南蛮子从此出了名。我很得意，这就是我的云南风格。在五四文学社的刊物《未名湖》上，我首次发表诗作，笔名就是“南蛮子”。我不怕说我是“云南人”。你傲视我?我也有很多可以傲视你的地方。
当时文学界一片响亮的口号，就是“炎黄文学”和“寻根文学”。我说：我是“蚩尤子孙”。我们是来自边远省分的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数的家族和氏族的混合。后来，我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来拍成了电影《青春祭》，终以写边疆独到的风情，脱颖而出。
我这个“南蛮子”还是叫响了。
应该说，这是不弃本色，穷则思进的结果。穷就穷，边疆就边疆，我自信在我的家乡和我身上，也有着超越大都市的地方。不管人家看得起看不起，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这是高原山地带给我的财富。
为了省事和省钱，我曾经把头发剃成真正的男式。还戴有耳朵的男式冬帽。我买不起十二块钱一条的长围巾，就买了一块五元钱的人造皮，自己缝了一顶俏丽的白色小毛帽，反而稀罕，引人欣赏，我们系的那几个研究生就挺赞赏。有一天我忘了戴，他们还来问“为什么不戴了”。
当年，我是北大女生戴帽第一人。打破了凡女子到冬天都一袭长头巾的风景。云南人说：“丑人多作怪。”我是“穷人多作怪”。穷则思变，就是作怪嘛。
新年晚会，我登台唱云南民歌，就是这副打扮。当时中文系的吕书记说：“张曼菱，罗曼蒂克！”好笑的是，唱完民歌去图书馆，就有不相识的男士给我让座，说：“你唱得好。”多愉快！
上课去，我提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买菜用的一只尼龙花兜。在阶梯教室里，我爱坐最后一排。因为下课时我好从后窗跳出，抢先进入饭堂。有一次刚跳到地上，抬起头来，面前就站着系主任。他说：“你不怕摔伤吗?”我说：“这不到三米。”
女同学中，也有戴梅花表，穿呢大衣，足蹬高腰皮靴，肩挎皮书包的，我的另一位舍友悦就是奢华型的。但我们同宿舍四年，只要能相互欣赏，也不见得就不和谐。她现在在美国，来电话还常说想我呢。
个性才是重要的。
在大学里，我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无忧无虑，天不怕地不怕的潮流型女大学生的形象，也曾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
虽说是“高龄大学生”，这个大学却上得很过瘾。几乎没有我不到场的戏。好像是盼望已久的宴席，什么都要吃遍。我自谓是：把大学“上了个透”。我活跃在新年晚会上，溜冰场上，在那些刚开禁的周末舞会上。而最宏观的一幕，便是我参加第一次竞选人民代表。我举办了一轮轮的讲演，大谈女性的“东方美”，应对各种纷纷纭纭的挑战。这使我的个性充分展现，一时引人注目。
曾有些不了解的人猜我是“高干子女”。可见我一点也不“漏怯”，没穷气。
不止一次，有人问我，你爸爸是谁?我说，我爸爸是无名布衣。我是寒门之女。有一次班上女生们聚在一桌吃饭。有人提议：“祝某某的父亲健康。”那是一位官员。我也举起杯说：“为我们其他人的无名的父亲，也包括我的父亲干一杯！我们无福借助他们的名气，但愿父亲因为有我们而有名吧。”
入学不久，陈荒煤推荐我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所得稿费十元，我就用它投资，和经济系的老乡马军办了一份小报《思索》。创刊号上，是马军的同学画的一个光屁股的婴儿，表示思索的生机。小报张贴在北大有名的大饭厅和三角地布告栏上，投入了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我们那时真是“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啊！
当时，我与荒煤互称为友而通信。他关心我的成长，也想获得一些年轻人的信息。中国文化部的长信封，每次送来都很显眼，也引起一些妒意和说法，诸如：“人家毕业不用愁了。”
其实，荒煤早在云南看了我《评红楼梦驳李希凡》的文章，就写过信给我的。我气盛之下，干脆不和老先生通信了。一直到我在《当代》发表了小说，才寄去给他，他很高兴。我却说：“我可不是靠你发表的。”荒煤老一直到临终，都在担心我的任性，担忧我会得罪人。
人穷志不穷，“穷且不堕青云之志”。打开天地就不穷，广交师友就不穷。
每到周末，我“周游六国”，就是到哲学系数学系历史系地理系去聊天吹牛。在许多系我都有着有趣的朋友。现在北大著名的历史学者闫步克，也是那时常进行边缘交流的一位良友。记得我们曾想过合作写“竹林七贤”。已故世的清史专家许大龄先生家和法律专家李志敏先生家，是我周日常去的。
在我参加竞选的风云年头，东方文化大师季羡林在看了我的竞选宣言后，让他的秘书找我去见了面。从此，季先生与我成为忘年之交。
二年级后，寂寞冷落的局面已被打破。每逢节日里，同学同乡间邀请甚众。只听见来往的脚步声，很多都是冲着我们这间宿舍来的。有一天晚上，我们三个舍友去跳了舞回来，水漫金山，屋里的鞋都飘了起来。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是隔壁有人抬了一盆水从我们的门缝里泼进去的。据说当场旁边的女生都感痛快。我听了也觉得痛快。大家摆平了好。
这时，我们宿舍三友已经是引人羡慕的一伙了，还谈什么“穷”?
当然，我依然自己做裙子，并且帮同学做。床上常堆满布料。我自己设计的样式，人家看见了很欣赏，过几天就把布料送来了。我还帮人理发。上课时来不及打扫，有时就一身碎头发。这都是当知青时学会的本事。
时代正进入一个文化复兴。十多年来中国人在图书上那一片可怕的空白，正在短期内得到迅猛的填补。大学里买书成潮。三角地带的书摊边，总是一种围攻之势。每天同学们都在为买书得意着和遗憾着。我却独在局外。基本上没买什么书。用我这点生活费去和那个图书狂潮拼?我拼不起。我还想看点电影和戏剧。每逢考试要吃一顿好的。我在心里说，书决不会转瞬即逝的。
毕业的时候，男同学来帮我捆行李。只有一纸箱讲义。人家都是十来箱书。我心里说，他们能装一个琳琅满目的书房，但不见得他们能用得上。因为买的时候，连自己有什么专业趋向都不明白。我上大学的目的，不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信息传声筒或是资料馆。我认为，关键是思维训练和专长的成熟。最好是能在大学就看清自己的路。带着一个新的自己出去，而不是带着什么身外之物。
当时，不买书有点受歧视之感。我就哂笑说，没钱买书，以后找男朋友，就找一个有书的，看他的，就不用买了。我真的谈了一个社科院的男朋友，是他说过，叫我别买书了。没想到，我在宿舍里发表过的这一番高论，到我“竞选”时，也成了攻击我的一条材料，堂然写在大字报上。不过大家看了都发笑。
我在大学时代的男友鹏，和我同龄，是社科院的研究生，北京人，人称“红学才子”，在京华小有名气。我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男朋友?也令有些人不服气。
鹏第一次来北大时，我们宿舍里围满了人。当然是慕名。有的向他请教问题，有的向他了解研究生的情况。还有低年级的年青时髦女孩，天真地为他弹吉他唱歌。我提了四壶开水，就告退了。因为到我每天的跑步时间了。从操场跑步回来，我又给他们打了饭菜。很多人又在我屋里吃饭。
饭后，令我得意的是，鹏站了起来，说：“诸位，我想和张曼菱去散散步，失陪了。”事后，他说我落落大方。那天他来的时候，我正要去长跑，穿的是运动短裤。我很无所谓。在自己喜欢的人前，素面朝天才是真勇气。
那天，有一位自认为比我优越的女生跟他攀谈北京的熟人关系，跟他借书。鹏在下次见面的时候，把书拿给了我，并让我告诉那女生说，他很忙。我说，这不是要人家恨我吗?他生气地说，你不敢就算了。我就将那本书转交了。自然，那个女生从此对我没好脸色。
鹏对我说，他从来没看上她。其实气愤的应该是我。鹏是我的男友，她却不把我放在眼里，想私下跟他约会。是她先不尊重我的。鹏讲，我发展比她全面，也比她更有创造力。而她认为我是从云南来的，就想占我的上风。
既然这样，就去她的吧！在同学中，我犯不上怕着谁。打饭给她吃，已经够礼让的了。我是迟钝有福。在这种事上，“精”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和鹏认识，是因为父亲的老朋友知道我好红学，就介绍我去和他邻居的孩子探讨。鹏开始很傲慢。我一连提了几个问题，他惊得从躺椅上坐了起来，说，这些问题，他们老先生也还没有解决。《红楼梦》是我的“家学”，我六岁就读它，并一直充当父亲讨论的对手。这点底子，使我一下子化冰雪为春风了。
请教完了，我告辞。鹏说：“我现在写毕业论文，很忙，这样吧，你每星期六来吧。”我说：“我一个月不进城一次呢。”他瞪了眼，以为我拿架子。我说：“这是真的。”他说：“暑假我想去你们学校查些资料。”我说：“那你带一把牙刷来就得了。我可以把你安排在男生宿舍。我们打饭吃。”他很高兴，认为这种风格很对他的胃口。
我的确很少进城。到那时为止，城里我只去过北海。连天坛，还是我父亲来京旅游才陪他去的。我父亲先也是不高兴：“怎么在北京两年了，连路都不知道，也不知道车怎么坐?还没有我这个刚来的人清楚。”后来他又满意了，说：“我想过了，这才说明你专心读书，平常不出校门。如果你成天在外面跑，那才应该使我不满意呢。”
顺便说一句，父亲那次来京，带我去了上海，但没有买一件衬衣给我。回来后，在水房里，女生们大叫起来“这就是你爸爸在上海给你买的衣服！”我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卫生衣。我很满意它，可以跑步穿。旅行就是旅行，我和父亲就根本没去那些商店，也没感到穷。鹏和我的父亲风格相投，陪他游景山。鹏也很满意我穿着自己做的裙子。还建议，我为他的母亲做一件衣服，但我觉得有奉承之嫌，拒绝了。我知道，他母亲想要北京媳妇。
鹏告诉我，他认识我的第一天，就回去对他们研究生班的人说：“诸位，我认识了北大一女生，她的个性和才气都在你们诸位之上，我要追她。”
到北大的第一夜，他通宵不寐地看完我的第一部小说稿，写了很仔细的眉批。翌晨，当我谢他时，他说：“应该谢的是我，感谢你让我得到了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他还说：“你搞学术和评论也不是不行，但是你的优势在创作。”这是一锤定音。我从此就收了心，专注于写作。
我们是被双方的个性和事业心所吸引的。那段情，虽然没有终成结局，但是对双方来说都是永恒的。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学子的爱和真了。
我永远感激鹏在那时的慧眼。当时我虽才思敏捷，但个性很特别，也还没有任何成就。但他坚信我，并监护着我。当我为宿舍里和班上的某些小事不快时，当我也想争争某些校园虚荣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的眼睛要盯着中国文坛，世界文坛。你是一个已经具有奥运会资格的运动员。就不要在这些省市级运动会上伤精神了。”
当时中文系学生的发表率高达三百多人次，可鹏不许我在各种报屁股上发文章。“张曼菱这个名字，你不爱惜它，我还爱惜它呢。你别让我看见它出现在那些我不喜欢的地方！”他说，“我希望你‘一唱雄鸡天下白’，有一个高起点。”
正是在他的知遇下，我直接创作中篇，直奔《当代》《收获》这样的刊物。男友给我的赠诗：“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纳兰词），更令我终身有知音之慰。我至今感到，还没有达到他对我的期望。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们分手的原因是我参加了竞选，卷进了轩然大波。那是我的性格和阅历使然，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从那次竞选中，我有所得，我获得后来使我发展更开阔的那些元素。我不要想做一个片面文人的。我们的阅历和个性决定了，分手是必然的。
因为竞选，我的风头闹得太大。很多好心人也担心我“收不了场”，这位男友也是其中之一。然而幕前活跃的我，幕后一直是在暗中实干的。虚实兼顾。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惟一的聪明之处。面对这迟来的大学生活，我有着极清醒的一面：这是我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也许是今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毕业之际，我有两部中篇连续发表于《当代》和《收获》杂志，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从这个理想的高度，开始了我后半生的文学生涯，宿愿得偿。世人只见到虚处，明处，故常谓我有惊人之举。
十年后，我和鹏邂逅于海南，他请我在泰华宾馆喝咖啡。我请他夫妇二人参加了我公司的开机仪式。异性的欣赏，已不再是我进取的动力。这成为一段令人庆幸的往事。
再说大学时代。
何畏衣冠陋?只恐见识穷。
《管锥篇》问世后，我写信给钱钟书先生，谈了心得。我说，学术的观点的建立不在于问题的中心，而在于问题的边缘，在此与彼的关系上。钱钟书很快给我回了信，他说我“已大悟大彻”。还留了他家的住址，邀我有空进城去谈。
我的男友鹏看了钱的复信后，深感意外。他说，“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们请钱先生给题“红楼梦研究”五个字，都费了神，而钱老竟用毛笔给我回信。鹏还说，钱老惯用调侃，才赐我一个“大悟大彻”，其实我糊涂着呢。他说，他们这些研究生遇见钱老，都一个个地“屏声敛气，靠墙而立”。我说，何必呢?
从此，他叫我“傻大胆”。我听他介绍，才知道钱先生为人十分清高，不轻与人往来。我何其荣幸也！也更为慎之了。
最终，因为我没有投入学术研究，拿不出求教之文，自觉不好空手去见先生，而错过了今世与钟书先生见面的缘分。但我想他在九天之上，一定明白我的慎重和敬意。我不愿以夸夸其谈，去占据这位鸿儒的时间。但钱老是否等过我?此情一直耿耿在心。愿借此文，表达缅怀，并向杨绛夫人致意。
《美的历程》出版时，我亦有自己的看法，即写信致李泽厚。他约我到他家去谈。我去了，并对他说：他为了全书章节上的匀称，而把明清丰富的内容压缩，是一大失误。明清是中国人本思想的萌芽，对当代的影响最深，应该重点论述。李泽厚表示同意。他案头上正放了一本论妓女的书，我们还讨论了中国古代妓女对文化的贡献云云。
回来后，舍友们说，你怎么一个人去了?邀他来北大跳舞，让我们也见识见识吧。李泽厚果然应邀而来，和我的舍友们上舞会跳了舞。北大学生会就此请他和哲学系的同学们辩论了一通“本体论”。
曹禺先生来北大开讲座。我写了一个字条传上去：“先生，您认为，是您的王昭君活得长，还是《汉宫秋》里的那个王昭君会千古?”不料被先生误会，在台上勃然大怒。他说:“我认识你，你在香港就给我来过这一手！”
后来听说，曹禺老先生回去后血压高了。会上送字条时，班上的书记山曾经阻止过，没能阻止了。后来他很严厉地对我说：“曹先生如果有了什么，你要负责！”幸好，曹先生不几天又出现在一个会上。我给山看了那张报载。山说，算你幸运。我说，看曹禺的作品，他应该能接受幽默的。为此事，鹏也责怪我。
秦兆阳先生就比较地有弹性。先是我把我的小说《云》寄给他，他回信说我“不懂小说”。我生气了，复信叫他：“走着瞧！”秦先生又来信，说想和我聊聊。在北池子那个小院里，他穿着白衬衣，我们用小凳坐在树下的光景，我永远也忘不了。兆阳先生去世的前一年，给我的题辞是：“宁静以致远”，此将铭记我心。
外文所的陈焜先生，是到北大作弗洛伊德的讲座后认识的。他就住在中关村。他读了我的小说稿，很勉励我，并把它推荐给文学所的张炯。后来陈先生出了国，我也就没能见到张炯先生。
而改变了我的前程的，是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的投稿。这过程被报刊报道过，就是说，那一年，韦君宜从一箩筐稿件中把我这个南蛮子给刨了出来。投稿一个月内，我就接到她的回信。她说：“你很有才华，你的才华在闪闪发光。”这慷慨的赞语，使我的世界都闪闪发光了。我坐在宿舍的高低床上，泪如雨下。舍友们为我高兴。两位汉语班的女同学帮我重新手抄小说，寄出去。
信上还说“有些技术性的修改，等你来了，我告诉你”。下一个周日，我就到她家里去，吃了炸酱面。第一次有人告诉我，发表的东西和写给自己看的东西，有什么不同。
恩师君宜还告诉我，不要参加任何沙龙，不要进入小圈子。毕业时，又是君宜，她反对我留在《当代》，她说，难道曼菱也要像我，到六十岁才来写作吗?她认为我是写作的材料，要我不要贪恋京都荣华，要到广袤的大地上去。在那个复杂的历史冲突的时刻，她在电话里嘱咐我：“你要保住你的这只笔。”
恩师君宜，我的文学慈母。她现在躺在医院里，已失去了知觉，听不到我的呼唤了。在红尘滚滚，宠辱之间，她永远如明镜，高悬于我的心室。对于我，她永远不会离去。
后几年的求学中，夏天我也不再回家了。父亲说，云南在大山里，出来一趟不容易，干脆就从北京出发到处去看吧。我去青岛、大连那一次，早上考完试，下午就走了，将脏衣服和肥皂裹在一起往包里一塞。等我海阔天空地回来了，留在学校的同学还在那里讲“考错考对”的事，一脸疲惫之气。我早就解脱了。
就在这次玩回来，我写成了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正写到兴头上，收假了，宿舍里的人回来了。到处吵吵闹闹的，写不成了，小说因此收尾。以后人家都说“就这样好。”其实，如果她们不回来，还有写的。我也就由此养成了写东西“随缘”的习惯。到时候，打住，比按计划写下去，另有一番好。这倒挺适合我以后边干事边写作的生涯。
洒脱，是对“穷”的一种超越。别老想着别人有你没有的，其实你也有许多别人没有的。我常在水房里边洗衣裳边唱歌。有时候，看见一个人迎面走来，我也会含笑而过。因为我心里做着有意义的事。我在想：我的大作就要写成了，你们成天就忙考试分数，你们知道我的快乐吗?
狂，则是对穷的一种升华。中国自古不乏狂生，不都是以才傲世的吗?这是一个珍贵的传统。
我的父亲就是穷读书的，他从半山区的家乡走出来，考上了省城的中学。
父亲的老师是聂耳的同学，是一位抗日救亡的志士。在清晨微寒的风中，父亲他们穿着背心，边跑步边呼喊着：“吃得菜根，做得百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世人只见到虚处，明处，故常谓我有惊人之举。其实，我从未把大学生活，看成飘飘欲仙。我很明确：这是我最后塑造自己的机会。在流彩溢金的风华之下，是一场寒苦中的奋斗。我依靠的是那点点滴滴的坚忍不拔，和坚如磐石永不低头的奋斗。我常提醒自己：我上大学和别人不同，我是“穷上大学”。
今年在家乡，昆明降下十五年不遇的大雪，“薄雪思北国，岁月何其厚?”
这使我怀想起北国，想起未名湖上的溜冰。在那些严寒的假期，我常常一个人在冰场上滑驰。风把人吹得自己跑，难以控制。整个湖面上有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和风戏耍。冰面上一层黄土，摔一跤一身都是黄的。租冰鞋的老头对我特好，总让我进屋去挑鞋。
早上写作，下午溜冰，晚上又写。中篇《云》就是这样写成的。写完以后，自己很得意，半夜就去敲旁边的门，是语言专业的宿舍。有一个同学也没走。她来给我开门时，打碎了一只茶杯。我说：“没关系。我来告诉你，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刚才诞生了！”她一面收拾碎渣一面说：“小心，别让时代把你给划了！”
这静静的白雪之夜，怎么能让人忘得了呢?它蕴藉了我巨大的快乐，自信与希望。谁拥有了这种快乐，谁就会拥有事业。
毕业多年后，我常回母校写作。总是要在那种狭窄的桌面上，在那寂静的冬假之夜，我的创作欲望最强烈。穷习惯成了一种好习惯。我至今没有用过什么考究的书房，只要有那种万物凝结的氛围，和纯净如学子的心态，我就能写。
母校北大，我果然在你的怀抱里完成了自己的再次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