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8年4月8日在《紫光阁》杂志社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尽量简短地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央的表述来看，在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是把它定位为战略方针——所谓战略方针一定是在全局层次和长远视角要统领我们现代化进程的方针。十九大以后，明确地表述了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作为研究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认识的形成，应该提到两条重要的背景线索，一个是在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集体形成，关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大政方针层面的一些基本思想和原则逐渐地清晰化，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这个核心理念所强调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连接，是明显有别于传统地说了多年的管理调控的那个架构的：治理、管理一字之别，治理是要更多地强调不仅有自上而下的掌控，而且要有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的各方互动这样一种把组织和自组织、管理和自管、，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解放生产力、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的制度效益。从“现代国家治理”这个核心理念，直接对应到的就是刚才赵长茂校长强调的市场的决定作用，这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又经过长期探索和努力终于实现的思想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它落实在形成“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上，而现代市场体系在微观产权基石层面的改革重心，就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是混合所有制”，同时又明确了“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要求，它所依托的是“现代财政制度”——这个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必须现代化。到了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方针下确立“现代政治文明”的通盘部署，到了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实到人本主义立场上强调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发展，从而使“现代发展理念”体系化。这些大政方针形成的同时，另外一条重要的背景线索，就是中国的经济在2010年出现又一次两位数高增长局面之后，进入了认识、适应、还要引领新常态的过程。2010年的当时报出来的10.4%高速增长，和前面几十年的超常规的高速发展一脉相承，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是中国整个高速发展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我们合乎逻辑、也符合其他经济体一般经验的变化，是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要经历这样一个增长速度下台阶的调整过程。这样的一个认识、适应、还要有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总书记相关讲话中特别形成了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中高速”，这是新常态“新”之所在，必然到来，第二就是后面的“常”的追求，要打造经济增长质量的升级版，所以，就必须依靠“结构优化”。结构问题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紧紧抓住结构优化问题来实现中高速这个状态之下更高质量的发展。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驱动”，只有创新，我们才可能完成这样的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一思想一直延伸到五中全会说的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
在对这样两个我认为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领会把握的背景方面大的线索做了梳理之后，跟着我们可以集中地来领会一下五中全会开过之后，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所做的这样一段言简意赅的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论述：总共是5句话，在此之前其实中央决策层已经屡有口风，在这以后又有更多的领导同志讲话，还有大量的文章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如果说最浓缩、最简洁地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神实质、基本思路、逻辑连接的要领，我认为从这5句话上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文本。在此我愿按照自己的理解试做一些认识上的讨论与汇报。
这5句话的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其实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中央所强调的供给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排除和否定原来已经做了大量探索和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的反周期需求管理，还要进一步优化这个需求管理，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之下，要进一步做好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工作；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和第三句话讲的都是供给侧的问题。第二句话是“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核心概念的确立。实话实说，我注意到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三个词语组合在一起的概念，在由领导人讲话公之于世之后，有一些同志感觉一时还不太好把握，甚至有的人评价是说过于文绉绉了，这样一种学者风格的语言大家读起来好像还比较拗口，有的同志一时还说不顺，说成了“侧供给”。那么这个概念这样表述它有什么意义？我的领会是总书记在考虑我们决策和政策优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意向，就是应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探讨这样一个概念，它的严谨性是非常清晰的。这个改革，我认为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四个大字大政方针里所表述的那个改革，邓小平所说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从学理上来说就是要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它一定是发生在供给侧的制度变革。而这个改革已到了深水区，我们现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这个改革路径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刚才赵校长专门说到了，总书记就任后第一次离京出行去的是哪里呢？是深圳，在邓小平塑像前献了花篮，这正是宣示于整个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这个改革。这个改革是发生在供给侧的，紧跟着说的结构性，指的就是首先要优化制度结构，因为讲生产关系自我革命，它一定首先是优化制度结构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间大家都关心的整个利益格局的问题——怎样解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怎么在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实质性冲破我们过去的种种既得利益阻碍的问题。这个供给侧、结构性和改革合在一起，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全称概念。当然总书记在内部讲话也说了，可以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有的同志说这个表述里“供给侧”非常重要，不能少这三个字，但是在汉语的习惯里是允许简称的，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视角。
我注意到有学者明确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的质疑与商榷——这是出自著名高校的资深教授，而他的认识我看起来是比较紊乱的：他首先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冲击了、淡化了体制深化改革，后面又说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也可以成立，然而它要服从于深化体制改革，这种把两个概念处理为对立的关系、或者把供给侧改革认识为附属于深化体制内改革的关系我认为在逻辑上是紊乱的，但这种认识确实发生了。这也说明，在中国现在进一步认识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的时候，我们还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紧密联系实际地从学理层面把握它的内在关系。
第三句话，这个改革它带来的解放生产力，即生产关系能动地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解放、潜力的发挥，要体现在“着力提高整个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我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必须把握的系统工程式的实质内容。有学者评价说，强调了供给侧，显然是在学习、模仿美国的供给学派。我认为，并不否认我们在这个概念上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美国供给学派对于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实践方面的贡献，但是我们所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美国的供给学派，显然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总书记说到“不是一回事儿”，我的理解并不是完全不沾边，但是它在美国人那里主要是一个政策流派里的一种突出的减税为主的政策主张。过去学术上对他们的评价，就是体系性明显不足。中国人现在所把握的这个概念，却非常明确无疑地是要处理一个系统工程，是全局的、长远的、覆盖我们现代化事业推进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主线。这样的系统工程里，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涉及到大量的结构性问题，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各种生产力视角上涉及的复杂的结构问题，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企业组织结构，包括人文、生态视角上特定的一些结构问题，我认为都必须在这个概念里纳入系统工程的考虑。而且，在它的哲理思维上，和美国的供给学派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那边的思维是比较简单地认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无为而治，这种“华盛顿共识”有它的启发性，但又有它明显的局限性。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则是政府在尊重、顺应市场作用，“守正”的后面，还必须更好地发挥作用，要争取出奇而出奇制胜。这要应对的，是一个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间以创新来争取形成中国特色的继续超常规发展的过程。系统工程里的动力源，是必须加以正确认识和在实际生活中靠创新来形成动力机制升级和转换的。所以，跟着的第四句话，我认为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一重点上，这个动力机制，是前面说到的新常态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认识适应，还要引领它的过程中，反复认识的要对冲下行因素形成新的增长动力来实现中高速增长平台上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个高质量的动力主要来自哪里？领导层总书记、总理都已明确地使用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概念，十九大报告里再次使用了这个概念。这是西方学者开始提出的概念，但我认为在中国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充实它。索洛在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时候，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资本，以及科技，而我们现在认为它更全面的理论模型应该是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以及资本，再加上科技，以及制度供给。五大要素里后面的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供给优化这个“最大红利”，就是我们现在要打造的新的动力体系最主要的动力源，它是乘数，是放大，是在传统要素的支撑力滑坡的情况下，我们对冲它的下行因素而形成一个速度能维持在中高速平台、而质量可以通过结构优化明显提升这样的升级版。所以，这第四句话落到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方面，是延续了原来已经认识到的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上所要解决的可持续性问题，而把解决可持续性问题里最关键的动力机制这个问题标明了。
最后一句话，“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我的理解，这就表明在战略思维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追求的，就是邓小平“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这种超常规发展，是这个追赶——赶超战略的继续实施。邓小平南巡有非常精辟的说法，经济发展是一波又一波的，符合事物波浪式发展的规律，我们要争取每一波要上一个台阶，这种在学术上可以表述为“阶跃式发展”的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间，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我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现在还有非常可观的发展纵深，需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进一步调动我们的潜力和活力，应该能够在这种生产力水平继续上升发展过程中，保持超常规发展态势。作为学术探讨这里简单说一句，我注意到北大林毅夫教授他们已经形成框架的“新结构经济学”和我们现在研究群体特别强调的“新供给经济学”有明显的共通之处，都强调供给侧，都注意结构问题，但是在战略思维框架方面，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是基于要素禀赋而掌握好比较优势战略，就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我们认为这不够，比较优势战略有它的适应性，但它一定会碰到天花板，碰到天花板的时候，对高端的那边先发的经济体你希望得到他手里比较优质的供给品时，你出多高的价格也买不来了。当下的所谓美中贸易战，不是有这方面非常明显的内在冲突吗？比较优势战略不能解决的这部分，我们就必须靠“守正出奇”以符合客观发展规律、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战略耐心和理性供给管理的赶超战略，去解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在总书记整体的5句话里，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的思索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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