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2018年7月20日在“2018东北振兴大讲堂”的发言整理）

李凯：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大家好，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助力东北全面振兴，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积极策划了东北振兴大讲堂，东北振兴大讲堂结合东北振兴的年度论坛和东北振兴的专题论坛一起成为东北振兴研究院策划了一系列高端智库活动，东北振兴大讲堂以关注东北发展、研究东北问题的高层专家为主，通过专家为东北地区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提供抢占性、战略性创新的改革思想、改革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案例。本次是东北振兴大讲堂的第三期，本次讲堂得到了辽宁省委组织部、辽宁省委党校等部门的积极支持，也得到了新华社、新华网、澎湃新闻、辽宁广播电视台等媒体的大力支持，我代表东北振兴研究院对以上这些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次论坛的有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省工会、省物价局、省交通厅、省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省委组织部、省卫生计生委，省工信委、省知识产权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法院、检察院、省财政厅、住建厅、林业厅、发改委等50多个单位和20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了本次会议，还有沈阳市参事室、沈阳市政府研究室、东北大学师生共40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在此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首先我们有请东北大学副校长（徐东）教授来致欢迎词。

徐东：尊敬的贾康老师，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习下午好。今年是全面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实施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战略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为进一步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落实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的指示精神，使东北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企业家更好地理解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学习经济发达地区先进做法，东北大学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联合创办东北振兴大讲堂活动，并致力于将东北振兴大讲堂打造成推动东北地区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高端智库品牌，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是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着力打造服务国家发展和东北振兴战略的新型高端智库，作为在白山黑水中孕育而生，与东北地区的繁荣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东北高校，我们和兄弟高校、各大研究院所、机构以东北振兴重大问题为研究导向，助力建立起专业化、多元化开放型的智库平台，凝聚共识，服务决策，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贡献智力和力量。东北大学为敢为人先的人为情怀，2015年10月，学校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整合各界资源，创办了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两年多来，研究院紧密围绕中央关于东北振兴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最迫切的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搭建起东北振兴研究政策的平台，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决策咨询和培训工作，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下一步我们将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把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作为使命担当，以问题为导向，依托优势学科，打造高端智库品牌，打破机构壁垒，推进产学研用媒协同合作，创新体制机制，吸收融合国内外的合作资源，努力培养专门人才，汇聚东北振兴动态数据信息，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信息服务和人力保障。未来，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和东北地区各级政府的政策需求，进一步深化同国家发改委、东北各级政府媒体朋友的合作关系，继续打造东北振兴高端品牌活动，进一步发挥资政建言和舆论引导职能，努力使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成为研究东北问题、破解振兴难题的建言者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在推动东北振兴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在座的各位都是辽宁省和沈阳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东北大学一流大学建设，多多支持东北振兴研究院的工作，常来学校指导工作，再一次感谢贾康老师，祝本期东北振兴大讲堂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李凯：东北大讲堂都是国内非常有名的专家，本期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国家在财政方面、财税方面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贾康教授。他的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东北振兴”，重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给大家介绍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它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以及在这个期间东北振兴的机会和挑战。

贾康教授是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导师，贾康教授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等领导同志之邀到中南海参加经济工作座谈会，曾经在2010年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担任专题讲解人，题目是“财税体制改革”。贾康教授还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是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的委员。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贾康教授作报告。

我再简单说一句，我们在贾康教授演讲期间，大家可以准备问题，考虑到大家都是领导干部，可以传条子，站起来讲话不方便，我们有工作人员收集条子。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贾康教授。

贾康：尊敬的徐校长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接受邀请来和各位做个交流。我汇报的主题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认识，结合东北振兴，来交流一下作为研究者的基本看法。

我先从自己所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方面开始汇报。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家一定有深刻的印象，在十九大之前被称为中央的战略方针，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里把它表述为在新时代走向现代化强国所需构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新时代有“新的两步走”战略部署：我们在2020年全面小康之后，要在2035年基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到50年这个节点，也就是邓小平所说“三步走”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伟大民族复兴的那个时间，建成现代化强国。在这条主线上，将会遇到很多挑战性的问题。

我自己是这样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提出的背景的：可以把它概括为两条线索。第一条背景线索要说到十八大以后，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在短期、中期、长期怎么样考虑大政方针，从当下一直到我们整个现代化战略的实现即“三步走”目标这方面的治国理政大政方针，在逐步地清晰化和体系化。应该提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形成全面的把握、总体的布局，到了三中全会，实际上开始进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即原来已经明确的“全面小康”目标，配上“全面改革”的部署。三中全会的“60条”大家都反复学习过，这个顶层规划对于全局的部署，落到336项有改革切入点的任务上，中央还在不断督促推进。到了四中全会，第三个全面是进一步明确为“全面依法治国”，依宪行政，到五中全会又系统化地提出我们发展的新理念，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带出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变成现实的共享发展，还有后面六中全会强调的“全面从严治党”。

关于中央大政方针，可以由几个关键词形成这样一个连接起来的认识：三中全会那么丰富的内容，60条里边非常重要的这些指导意见，如果做最概括的浓缩，它的核心理念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简称为“现代国家治理”。治理这个概念和过去说的管理调控的管理，有重大的区别，管理讲的是政府作为公权在手的社会管理者自上而下地掌控这样一个架构，而治理所强调的是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更多平面展开充分互动，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结合在一起、释放一切潜力活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来支持高质量的发展，来对接中国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治理的深意，带着整个一套制度安排和机制联结必须得到改造这种条件建设任务。由“现代国家治理”，在三中全会文件里，又直接联系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即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小平南巡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模式之下，资源配置机制终于前所未有地在“60条”中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市场决定论。邓小平于1992年那个时候，以老同志所说的他有生之年的“天鹅之舞”，以南巡这种非常规的安排，倒逼最高决策层在几个月内形成中央文件，确立了市场经济目标，但在表述上，由于种种约束，当时还只能表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终于升华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汉语语境里把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里所发挥的作用说到位了。紧跟着一句“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需要把它和前面那一句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而且这个整体的把握，就是总书记说过多次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最具挑战性的，我们还在不断地探索如何把市场的决定性发挥好，以及同时把政府作用发挥得“更好”。后面将说的东北振兴，同样是这个问题。在这里可作个粗线条的观察：我们改革前面进程中，是讨论政府如何划清跟企业的边界、跟市场的边界，“井水不犯河水”的思维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而到了近年最新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在一些重要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领域里，如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的打造、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等等，政府和企业要走到一起，以合作伙伴的关系一起做事，也就是推行PPP创新机制，不是“井水不犯河水”，而是要形成伙伴的关系来一起推进创新发展。怎么处理好这里面的种种问题？处理得好就是中国在追赶与实现赶超的现代化过程中，能够出奇制胜，而处理不好，就会是我们虽有好的原则、美好的意愿，但是迟迟不能达到我们所设想的化解矛盾、不断前进状态，难以在已有的历史新起点上如愿地完成“新的两步走”。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与“现代市场体系”相连，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现代财政制度”的表述，这是因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物质条件依托问题。政府履行自身职能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财政作为后盾，都是不可能做出来的，所以三中全会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内部谈话里面，领导人还说财政是全面改革的支撑。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所要求的现代财政制度必须打造，所以在三中全会之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配套改革文件，就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边跟着，有一系列其他的改革文件陆续推出。它再次表现出，财政必然要在全局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别的作用，就好像当年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宏观层面率先能动作的，就是以分配环节的财政分灶吃饭来实施放权，来松动整个计划经济体制；到了小平南巡以后，又一次选择让朱镕基同志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加急准备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在1994年1月1号推出分税制改革，形成宏观间接调控的体制框架——这是从全局推进深化改革必然要选择的突破口或者先行的重点、重心。现在于改革持续推进中，现代财政制度的打造有一些进展，但是实话说，已经落后于中央要求的时间表。中央要求是2016年财税改革重点与基本的事项要做出来，现在已经到了2018年下半年，一些重点的和基本事情，还有待于攻坚突破。但是现在依照中央总的口径，还是2020年改革要取得决定性成果，剩下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也别无选择，要继续攻坚克难，争取成功。

到了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过去中央文件里面所说的政治文明问题，现代国家治理必然要求“现代政治文明”，法治化、民主化这样通盘的制度安排一定要建设起来，但是它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中央把现代政治文明这个任务，实际上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摆在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五中全会解决的，则是系统化表述的五大发展理念——这个以创新发展为第一动力的系统化“现代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思想解放，我后面还要强调，这是改革中要一轮一轮解决的问题。

上面所说这条线索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的提出而言，讲的是中央的大政方针是一步一步的在一些核心概念上确立起来而条理化、清晰化、系统化的，十九大就是在这样的一系列大政方针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了我们要把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

另一条线索，是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明显的阶段转换，我们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从龙头指标GDP来看，GDP增速曲线表现，在2010年，我国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中国的经济景气和增长速度指标，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幅，是10.4%的两位数，这种两位数的增长是高增长，和我们前面改革开放30年算总帐年均水平9.8%（四舍五入就是10%）这种两位数特征一脉相承，特别是和小平南巡以后近二十年年均10%以上的增长速度高度一致。但是当时中央已经有了一个冷静的分析判断，认为这以后中国经济必须寻求的，是“软着陆”，不可能再维持这样一个高速增长局面了，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矛盾累积和隐患叠加”必须重视和化解。在实践中大家也看到了，2010年以后，伴随中央所说的软着陆、引领新常态，我们的增长速度一降再降，开始两年迅速降到8%以下，再往后稍有平缓，以后又降到了7%以下。现在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10年这个两位数增长局面，是中国整个经济起飞后的高速增长阶段最后一年的回光返照。紧跟着的这个新阶段的到来，如果从经济史上来比较，不出意外，中国就是在2010年稳稳地坐在了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交椅上，人均GDP是四千美元左右，世界银行给出的可比口径说，人均国民收入3000美元以上就是属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各个经济体大同小异，基数抬高了，前面的高速增长阶段难以为继，必须要完成一个调整，增长速度要下台阶。中国跟其他经济体在这方面没有多少区别，就是要往下调整，但是不能一降再降，中央的说法是，我们软着陆是要从高速向下降到中高速，而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实质性的追求），要从低中端往上走向中高端，这也被形象地称为“打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升级版”。这个过程展开中，一步一步的演变，可能各位地方领导同志感受是最深的，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困扰，纷至沓来，地方层面的困难和企业方面感到的阵痛交织在一起，而中央反复地说，只要经济运行在可接受区间之间我们不会贸然启动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言下之意就是让市场这个决定性的资源配置机制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我们希望是公平的优胜劣汰的竞争，来经受这种痛苦，达到化茧成蝶，最后形成经济增长质量在结构优化支撑之下的升级版。中央的意图，现在看来已经可以说在复杂局面之下得到了基本实现：在2015年之后到现在，十几个季度了，中国经济运行是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面，以6.7%到6.9%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样一个很窄的波动幅度，平台状地展开。在微小的波动中间，这个平台已经中期化。今年一季度报6.8%，二季度是6.7%，上半年算总帐还是6.8%，还是在6.7-6.9%之间。我们总体上经历的，是一开始挑战性就非常明显的，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现在新常态“由新入常”已有希望真正表现出来：这个大写的L型，尾巴拉出来后，要进入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平台。

当下一般而言，市场人士、企业界人士，一定要持平而动态地看待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有关部门，不客气地说，先大讲厉害了我们国，到现在其实感觉又是“掐住了我的脖”，人家在这方面给你施以打压之力，重点像中兴芯片事件，可以一剑封喉。压力来了以后，宣传部门改口，不能提贸易战了，所有的媒体跟我们都说，按指示只能使用“贸易摩擦”的字眼，那我就是用的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概念，而我们商务部、外交部，公开场合还是用贸易战这个说法——我们自己的管理部门相互都协调不起来。媒体必须服从媒体的主管部门，人家说不能讲贸易战就是不能讲贸易战，但其实讲的都是一回事，这表明我们在压力面前的种种矛盾，已在国内发酵。比如说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中国的宏观间接调控两大部门——央行和财政部的“互怼”，在大众场合两边公开论战。实话实说，我真的有点看不下去。前两天有媒体找我，一定要写篇东西，我开始答应时，明确了是要匿名来写，有一位“财经界资深人士”和我一起合作。到了晚上就要发稿了，报社那边又说总编室讲，按照规定这种文章的作者信息来源必须是真实的，就得用实名了，我赶快打电话问合作者，合作者说坚决不能用实名，因为不愿意卷入漩涡，我只好牺牲自己，干脆就同意新京报提议的办法，我还用实名，合作者用一个笔名，这才交代过去。要不赶了半天的稿子却不能用了，新京报那边也是实心实意想约成这个稿，所以采取了这个办法。我观察我们这些观点，社会反响还是认为比较中肯和有深度的，今天氛围上已好一点了。讲这些，无非印证的就是我们国内在压力之下，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发酵面前，我们还得有一个自调整过程，来形成一些新的基本共识。这是前面回顾起来的两条线索，很多还可展开的内容，就不说了。

以这样两条线索作为背景，展开到一定的环节上面，便是五中全会之后，总书记在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明确所说的这样一段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发展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五句话最浓缩地、而且逻辑链条上环环相扣、层层展开、比较好地代表了中央决策层怎么样认识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这之后，总书记还有长篇讲话，各方面的文章那就已经汗牛充栋了，但是我们现在领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精神实质、关键要领，仍然可以主要看这五句话。

我们在比较早的时候，作为研究者就锁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研究方向，我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的2008年，就开始公开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在宏观调控优化方面必须特别注重怎样处理好理性的供给管理。锁定供给侧这个研究方向以后，努力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思索和交流之中，我们也形成了研究团队，在2011年组成了供给侧改革研究方向上的研究小组，2013年正式成立了民办非企业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研究院。我在2014年离开了财政科研的行政领导岗位以后，可以更超脱地参加智库活动，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之前，我们研究群体的研究成果都曾给中央上报（当然是以内部文稿形式），以我们的研究文本给中央做决策参考。在中央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针表述之后，我们受到鼓舞和鞭策，继续在基础理论领域层面深化研究，并引申出建设性意见建议。我们这种理论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我们感觉现实需要中国的学者、研究者在和实际工作者更多的互动，在共同的努力之中，要有所作为，不拘泥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已有的教科书，不拘泥于看起来很主流的一些经济学已有认识。我们希望能够以理论创新去回应实践的要求，落到中国，以及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共同要解决的新经济时代中，怎么样用供给侧创新的动力机制支持我们的共赢式的发展。中国的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其他经济体共赢，不是你输我赢的旧思维，而是要走出一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子。

按照这些总体而言的理念和所说到的创新意向，回到总书记的五句话来说，谈一下我认为至少要把握住的一些基本内容。

第一句话，适度扩大总需求，表明中央对供给侧的认识，不像某些人说的是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需求管理要继续做好，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话和第三句话，着力要加强的是供给侧，首先是改革，跟着是整个供给体系和质量效益的提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要素、三个话语单元组成的核心概念出来了。在开始一段时间，有不少朋友跟我说，这个表述跟原来邓小平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什么关系？怎么现在听起来这么文绉绉的？还挺拗口，有的朋友一下念不顺，不少人说成“侧供给”。我的说法，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的改革，就是在改革的深水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系，所表述的改革就是一回事，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为什么这么表述？可以认为，中央决策层从总书记到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有一种诉求，要把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的支撑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所以现在的表述有必要首先表明是供给侧，因为生产关系就是制度供给的问题，这个改革的实质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制度供给去解放生产力，这样把供给侧先标了出来。跟着讲，这个制度供给要处理的是什么？首先是制度结构问题，利益格局的改造问题，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啃硬骨头、涉险滩才能达到新境界的问题。制度性结构优化是要通过解放生产力带来整个供给体系效率的提高，供给体系更是结构问题的交织——从生产力布局结构，具体到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还有人文生态的种种结构问题，以及社会生活中间大家关心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我们现在都强调美好生活里面大家所注意到的各种各样的和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相关的经济技术结构问题，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基础设施结构问题等等，一样都少不了。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学理上说，表述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是针对改革所包含的特别重要的内容拓展了关键词，合成了一个集合的概念。所以跟着的第三句顺理成章，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可知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短期和局部的事情，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是长远的、全局的系统工程。这第三句话表述出来可以使我们知道，虽然我们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直观地看和美国的供给学派当然有相同之处，我们决不拒绝而且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积极成果包括经济学里面的已有成就，包括美国供给学派有新意的、得到了方方面面比较主导的肯定意见的这些积极成分，但是在学说史上，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美国供给学派它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的主要是政府无为而治、在供给侧通过减税使创业潜力活力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当然有道理，但是它还是不成体系的。中国则恰恰强调了我们这个供给侧改革是系统工程。同时，在哲理上，我们并不简单认同供给学派所持“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越小越好无为而治的思路，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性任务复杂得多，需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两方面“守正出奇”地结合好，只有应对好相关挑战，中国才可能从追赶达到最后的后来居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在延续前面中央领导集体已经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但是这里面的新意，是把可持续发展中的动力机制问题直接表明了：新旧动能转换是关键。新旧动能转换靠什么？我们新供给经济学这方面的学理，可展开为十九大上总书记再次使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这一概念不是讲供给侧要素的等量齐观，而是聚焦于科技与制度。供给侧要素可以抽象出来五大方面：第一是劳动力；第二是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是资本（资金运用中能够产生增值，就有了资本属性）；全要素生产率是强调第四，科技的成果运用，是邓小平说的“第一生产力”；还有第五，制度与管理——中国学者已有的一个明确的认识是发展西方经济学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吸纳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成果，明确地把制度供给列入供给侧要素。我们强调制度创新是打开科技创新空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这个过程中间，某种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没有一个制度创新，我们科技创新的很多潜力释放不出来。现实生活中这几年不断感受到这种制约：“第一生产力”的形成，一定要有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突破、制度创新的“最大红利”。一个“第一”、一个“最大”，合在一起，我们的理解中，当然二者也是互动的，科技创新也会倒逼制度创新，但是总体上完成中国经济社会转轨的现代化发展，须强调以改革为统领，以改革最大红利带出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放大效应，这就是要抓住全要素生产率的道理。第四句话里面的重点内涵，就在于我们一定要掌握好新旧动能转换，特别要抓住全要素生产率这个关键问题。

最后一句话，表述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实现整体跃升，这对应着一个基本的战略思维。我们的现代化发展在战略思想上，是有争议的。比如说很有影响的林毅夫教授，他强调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在学理上讲就是运用比较优势战略，把比较优势的原理对应到战略思维，可以优化结构、支持中国实现现代化，所以把它的学说表述为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结构优化是对的，和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共同点就是特别注重结构问题，所以特别要强调供给侧怎么解决结构优化机制的问题，但是它的战略思维是断然否定赶超战略，认为只是依靠比较优势战略，中国就可以现代化了，而我们认为不行。比较优势战略只能解释资源配置中的中低端的一般配置问题，到高端，比较优势战略一定会碰到天花板，这个天花板压着你、你过不去的时候靠什么？靠赶超战略。运用赶超概念，我们在历史上吃过苦头，跌过大跟头，如“大跃进”。但是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赶超是必然出现的现象，各个经济体的发展从来都是你追我赶，不可能走在前面的就永远走在前面，否则历史上怎么认识和解释，英国追赶又赶超了荷兰，怎么解释美国追赶又赶超了英国？有各种各样从追赶到赶超的努力。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古老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度，在近现代落伍之后的发展，是“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已有希望把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这个推进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当然需要运用比较优势战略——我们在贸易互通有无、互惠互利方面就有这个体现，但是当美国老大要打压我们老二的时候比较优势怎么体现？空间还能展得开吗？你花多少钱人家也不会卖给你的核心高端技术，我们永远也不能掌握到手吗？这时要运用的这个赶超战略，在学理上，西方学者已经做了“蛙跳模型”等分析，当然这条路是显然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的，掌握不好违背规律的赶超，一定会吃苦头，对我们过去的教训还值得研究者不断反思，但决不能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出去 。赶超成功的这条通道很窄，而我们需要守正出奇、出奇制胜，这就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希望之所在。所以一定要正确把握、运用好追赶-赶超的战略思维。邓小平的“三步走”就是相当清晰的赶超战略思维，翻两番，再翻两番，最后达到伟大民族复兴。他说得非常策略——邓小平当年说，2050年中国在主要指标的人均水平上要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这是指位居最前面的第一阵营里面的人均而言的中等水平。这个他说的2050年目标，听起来一点也不咄咄逼人，但是到了中国成为了世界老二的时候，我们最主要人均指标即人均GDP，只是排到了全球差不多100位。全世界大大小小都算进来，200多个经济体，中国那时候只是已经排在了100位上下，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占整个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现在已经到了12%、13%，人均GDP到了8600美元以上，全球排位刚刚在第80位往前一点。如果我们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均的主要指标走到前面20位之内，想想中国那时候再配上其他的科技实力、制造业实力、还有我们必须要发展的软实力，随中国的综合国力真正崛起而来的位置在哪里？就是要通过追赶和赶超，与头号强国一比高下了。没有这样的一个战略思维，我们就无法真正把握如何在处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两步走”里面一脉相承而来的这种挑战的实质性问题。到了某个临界点，丛林法则起主导作用了，美国是一定要压你的，是一定要打压已成老二的中国崛起的，贸易战只是中美关系这座冰山水面上看到的一块，水下是什么较量？所有其他方面的要素，制造业实力、科技创新能力、金融影响力和控制力、防范风险能力、软实力即文化与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能不能引起别人的认同和共振、有什么样的影响效应，以及国防在极端情况之下对于国家安全的保障能力，等等，都得考虑在内。冰山于水面上下所有的这些放在一起，这是全景图。解决这样比较之下的一个中美之间关系，中国实际上要“善于守拙”、“有所作为”，抓住不得不做的交流，争取斗而不破，力求在时间的帮助下和平发展崛起。所相关的通盘的战略思维，第五句话里面已涵盖了，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跃升式的发展，那么一定是超常规发展。这和我们地方政府层面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不约而同所使用的“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发展”相一致，就是超常规发展。中央如此，地方也如此。实际生活中也有人说，弯道超车容易产生误解，容易急于求成——掌握不好一定落入急于求成，但是你不跨越式发展，中国就一路现代化了？注定没有希望。由此看来第五句话还是讲的邓小平南巡的基本思维：争取在发展的每一波，上一个台阶。中国的发展必然是波浪式，不可能是直线，所以在这个战略思维层面我特别愿意强调赶超战略、守正出奇。这个战略思维也涉及到后面东北振兴的问题。

今天这些问题如充分展开，时间有限，下面还需非常简略地汇报一下需要勾画的供给侧从概念到思路和原理方面的认识。

如果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这五句话探究基础的学理，首先从概念讲，需求和供给谁都离不开谁，经济生活中是相反相成的一对概念，供给是要以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和服务，回应和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这就构成了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循环就是供需互动中间，不断地以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机制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使人民群众得到需求的一定满足。对此客观上也需要政府介入进来做调控（现在说的是优化治理），总体来说，首先是要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即全局来看的供需平衡，但是调控中的技术路线，又可以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需求管理已是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一个套路，它要解决的，是我们搞市场经济以后首先学习的——就是反周期，承认经济有周期性的波动，经济高涨了，必须降温，那么要收缩流动性；经济低迷了，必须给它升温，则要注入流动性。我们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首先要从总量上扩张，实行这种需求管理，其指标是单一的——典型的指标就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现在中国宏观去杠杆也是针对M2。现在一般人担心，这个货币量看起来是GDP两倍，头号强国美国也就是一倍或者是不到一倍，中国为什么这么高？已有很多其他的分析，我点到为止，强调一下：中国是间接金融为主，大量的融资活动靠贷款，贷款一出一进的间接融资不断计算M2，这个特征上中国和美国有重大区别。美国直接金融占70%以上，中国却是间接金融占了70%以上甚至80%。以需求管理控制流动性，控制M2来反周期，非常简捷，但是不够用了，我们必须把供给管理这个问题更清晰地强调起来。

我们可以从实践出发看一看，美国人是怎么在金融危机冲击之下跳出主流经济学过去已有的成果，可圈可点地实施它的供给管理的：金融危机其实是美国人自己的金融创新走过了头惹的祸，金融危机来了以后，由于它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它的货币霸权起作用了：风吹草动以后，特别是“金融海啸”以后，大家争先恐后以美元作为首选的避险资产，美国可以有持无恐地在货币供应方面实施几轮的量化宽松，但是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它从来不做正面宣传说是供给管理却实际上做得有声有色的，就是结构优化方面的“油页岩革命”、3D打印机的重点推行、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级发展、“制造业重回美国”等一系列举措，还有“引进全球人才为美国服务”的加码，优化高端供给，对马斯克搞电动汽车的项目，在华裔商务部长朱棣文视察其生产线之后，提供4亿多美元的优惠贷款，等等。这些之外，还有足以影响全局、举足轻重的政府注资，即使用过去经济学主流教科书里完全没有提到过的操作模式，动用公共资源给花旗、两房等注资，后来又给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注资，而这也就成为美国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转折点，原来市场上弥漫的恐慌心态得到了收敛，实际上是进入了复苏过程。然后美国率先完成复苏，现在早已经进入了升息操作阶段，在生息通道里至少还得操作两年，预计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全年还得有至少四次的升息。这些方面的供给管理，称得上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自己的实践里面，我们同样少不了：我们一方面学人家西方的反周期，另外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长期建设性国债，总量扩张同时，处理的重点是结构问题，供给侧不得不处理的投资六大重点，如第一大重点，是大江大河的治理，病险水库的修复；第二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升级建设，当时称为“铁公机”，必须加快建设和改造等等，而且朱镕基同时说，一分钱也不允许用于加工工业，生怕来一个在投资方面的扩大过剩产能。到第二年，又加上了第七大重点，动用长期国债资金，包括用贴息方式，支持大型骨干企业的技术改造，有选择地进入了加工业，为什么？主要是考虑国有大企业必须在“三年脱困”中做好技术改造。这些都是供给管理才能解释的重点和结构的把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必须在理论方面做出回应，怎么解释、怎么认识已走在前面的实践？关于这些要说的话有很多，简而言之，我们在概念界定后加上实践的观察分析，跟着所给出的理论上的解说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可以从经济运行中的动力传导和阶段划分方面，做出一个清晰的勾画：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是要明确指出，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特征，是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互动中间，生产力特征和根本上由它决定的生产关系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有这样一个列表，说一下大家都能理解：第一列是讲人类社会经过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等等，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生产力视角上，以工具的升级换代为标志，怎样一个一个台阶发展上来，这些是生产力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在供给侧，由这些创新对应着第三列，生产关系、社会形态怎么变化？也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人类脱离动物界的开端，供给侧怎么满足需求？是以分工和合作来从事采集与狩猎，满足这些社会成员活下来的基本需求，这就是那个时候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经过了漫长的生产力发展之后，关键是出现了农业革命，其所形成的供给能力不仅使原始社会这些部落成员能够活下来，而且其中有一部分人还可以得到物质支持，来得到所谓发展层面和享受层面的物质条件，这就是剩余产品已可以稳定地形成，它带来的就是私有制，从人的本性而来的私有制的产生，造成人类社会成员中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个君临其上的国家政权来维护整个社会不解体，这就是社会不得不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进入阶级国家社会的原因。再往后，一直走到咱们当下最前沿的情况，就是经过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后又可细分为蒸汽时代、电器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也被称为这是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后的信息革命。无论怎么表述，一个跃升而上的大台阶又在眼前。各位都已经体会到了，我们面对着日新月异的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最前沿的就是从半导体概念开始，到集成电路芯片、到了电脑普及与互联网、再到了移动互联，以及移动互联支撑的我们的移动商务、移动金融和大数据，云计算支撑的共享经济，都出来了，而且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升级。这时候我们所对应的社会形态进步的认识是什么？总书记说是要“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经济已经走到共享经济的前沿状态，在人类发展中间不能再沿用过去“谁战胜谁”的传统思维，摒弃你输我赢，这样才能认识如何按照邓小平所说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和平崛起的大战略，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这些大概念底下对应的学理研讨，我们决不是特意去逢迎什么新的时髦，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刻划出来，前面所说的这些，最直观的学术解说，是这样一条“阶跃曲线”：人类社会又要依托供给侧创新而上台阶。

所以，考虑发展的动力机制，要突破原来只看需求管理“三架马车”动力机制的局限性，对整个供给体系的动力机制作完整的认识把握。是在需求这方面已经有不得不做结构化“三架马车”的划分之后，一定要把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延伸到供给侧，展开来是要加以通盘把握的一个动力体系全景图。动力体系中新旧动能转换的实质，就是追求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关键是要供给侧结构优化，而实现这个结构优化，当然要继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对市场的认识中，我们也指出了不可能是理论上理想化的完全竞争，只能是非完全竞争，那么非完全竞争之下，很多市场自身解决不了的结构问题，要靠我们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和引导社会力量，去克服市场失灵，在克服市场缺陷的同时，能够使资源配置的优化超越一般的市场经济规律，也就是由供给侧要素组合的“推成出新”才能形成新的动力源，守正出奇地实现中国超常规的追赶而最后成功达到赶超。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就是在中国已经到了改革深水区以后，怎么抓住制度创新作为龙头的整个供给体系新旧动能转换，形成支撑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劲，形成我们超常规发展中的可持续性。面对一系列的挑战性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好定制化的方案，去迎接挑战，做出合格的答卷。完成这种任务，要先认清供给侧要素组合上的“推陈出新”，再讲如何破解中国国情的非常之局。

我们先分析一下供给侧五大要素。在需求侧有所要求之下，必须从供给侧以产出做出回应。供给侧回应需求的时候，各个要素总体来说应该提到哪些？我们把这些抽象为五大要素——关于五大要素我前面已经强调，全要素生产率不是作等量齐观，是要聚焦的。在这方面，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其他经济体有一个共同之处：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支撑力有滑坡之势。一开始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的制度供给就已经在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首先直观地看到是什么？是向下放权，搞活以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可流动了，那个时候不再按照“盲流”讲流动，换了名字叫“农民工”，这些人不从事农民的工作，但是户籍在农村，一直沿用到现在（讲得长一点、好听一点，叫“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户籍虽在农村，但流动起来可不得了，带来的是中国农村几乎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进入市场，从一开始参加来料加工、补偿贸易，一步一步把中国推进世界工厂，走到全球老二。这个以比较优势原理，可以解释劳动力前些年重要的贡献。但是这几年从珠三角开始，现在全国几乎都是这样，叫做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对此理论上解释，有一个发展经济学所说的刘易斯拐点，过了这个拐点，低廉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再可能，工资水平节节提高，不给劳动者满意的工资，他就不在你这里干活了，从正面说这是好事，是我们改革开放到了一定阶段达到的结果，就是低端的劳动力、基层草根就业、创业的人士，到了市场上有了更高的要价能力，他们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我这个劳动力应该拿多少工资？不满意，可以再去试别的地方，因为有这种机会了。这叫从低端劳动力、做粗工壮工的劳动人口开始，在市场变化中得了实惠，这是改革开放发展带来的新局面，但反过来讲，这又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低廉劳动成本这方面将会被迅速撤空，再加上我们的老龄化、“人口红利”的消失，必须找到对冲下的因素的力量，否则会拖累我们继续往前走，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土地和自然资源因素大家也都有体会：一开始我们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当时叫发展商品经济）里面，土地使用权不可能无偿取得，在法律上还没解决此问题之时，深圳利用特区的自主权，开始土地使用权（地皮）的招拍挂，用市场竞争的方式决定谁取得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权，跟着的，就是激发了物质利益导向之下，一轮一轮生龙活虎的投资、建设、升级。但这个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开发权在发展过程中是把相关的不动产、把地皮使用权，从无价变有价、从低价变高价，这一过程中间，现在形成了一个成本不断抬高的趋势，而且以后还要不断扩大建成区，去接纳未来20、30年间还会有几亿人口成为市民，于是已经有严重问题了，碰到的是征地拆迁补偿在种种因素互动之下，节节抬高，每一轮的钉子户都做出示范，不加码就过不去。几年前北京城乡结合部征地拆迁补偿的说法是1比5，即拆1平米，要补偿5倍面积的商品房，现在更高了。前两天在杭州看到，原来是农村的地方，现在已经建成了一个基金小镇，他们说平均拆迁下来每一户得到的补偿款在2500万元左右，实际上是必须一下子制造一大批千万富翁，否则这个事做不出来。整个社会是不是在这个方面能够承担如此高而且节节上升的成本？已经觉得过不去，所以就有这些年不断想压低的努力，但处理不好就出极端事件，有各种各样出人命的事。这就是矛盾凸显，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发展解决方案，就把我们憋住了。

资本方面，中国的金主到处都是，不断出现，雄厚的社会资本却反映说找不到好的投资对象，另外一边是大量的小微、三农、科技创新等等这些急切要得到融资支持的主体，总是说苦苦得不到融资支持。两边对不上，显然表明经济学分析所说的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大地已经普遍发生，没有新的升级换代方面的创新去解决问题，又会把我们憋住了。

所以今后打注意，必须依靠后面两项：一个是科技，这是“第一生产力”——这不是在生产力三要素概念所说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后面加个第四要素，科技不是第四要素，不是做加法，科技是普照之光，是在做乘法，是放大，所以是第一生产力。但是这个第一生产力要能够真正发挥出来，一定要有符合科研规律的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罩着所有的这些创新者，这些科学家，这些政产学研结合在一线上创新的团队，让他们得到一个制度创新方面给出的环境，所以十分关键的还有另一项，即制度创新“最大红利”。美国的硅谷看起来，制度环境是“润物细无声”，你直接去观察，没有政府多少事，但是政府在这里面提供了低税、产权保护，它以这方面的全套法规，罩着所有的科技精英和金融精英展开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科研创新。以这种制度环境跟中国对比，高下立见。近几年在中国，各个部门不约而同地用官本位行政化的种种条条框框加强科研管理，制约科学团队和产学研团队，克强总理多次批评繁文缛节及多次强调促进科技创新，国办、中办发了多次文件，最新的又有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下放科研自主权，实际生活中谈何容易？几年下来要纠偏，但是相关的执行细则总是出不来。有些科研领军人物的命运令人扼腕：浙江大学副校长叫褚建，关了三年多，最后罪名越审越小，最后留下一个很小的罪名，他为出狱当时只好认了，正好判了三年，马上放出来，现在国家又给他一大笔资金让他赶快去做本来领先的自动化控制方面的科研项目，但很遗憾，三年时间中国在世界上的这一前沿地位已经消失。还有一个中国农大的李宁院士，现在“只审不判”、不明不白地关了四年，关在吉林松原的看守所，说他挪用资金，但是现在查来查去一分钱也没有自己用，这四年下来他本来应该在全球领先的科研地位，已丧失殆尽。这些事情都非常值得我们反思，当然难处也是一言难尽。结合着现实，科技和制度所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要真正能够如愿地发挥作用，谈何容易？新旧动能转换中怎么样攻坚克难，要解决一系列问题。

我们给中央层面的报告里，强调了中国为什么要注重供给侧管理，当然这个供给侧管理掌握不好也会丧失理性，违反规律，但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就是以理性的供给管理，支持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符合规律的赶超。一系列论证之后，我们有一个对中国国情的刻划，在此简单说一下。中国的国情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上，面临一个非常之局：这是由上世纪30年代“胡焕庸线”的提出首先刻划出来的：从黑龙江的瑷珲（如今叫黑河）为起点画一条线到云南的腾冲，大约45度角，线的右下方这个地区，是三分之一多一些的比较小的一片国土，聚集着全中国96%的人口——那时全中国4亿多人，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14亿人了，历次统计下来，这个基本格局没有什么改变，常住人口仍然是96%以上，几轮支边都不能改变这个基本格局。而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这十几亿人的物质资源、能源的消耗，今非昔比了，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已经表现为雾霾即大气的污染，还有水流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严重问题——很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以后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安全的生活环境。这种“半壁压强型”的特殊格局，又叠加上我国前面几十年经济起飞中的粗放型特征，这一粗放特征必然伴随高速发展，其间挥霍式地使用资源和能源不可避免，而在此过程中又进一步增加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性质。再有，现在看得很清楚，放眼全球来作对比，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以煤为主作为基础能源的大国，比较优势说的资源禀赋方面，我们是以煤为主，可预见的很长时间里没有办法根本改变。我们这些年已拼命发展可再生清洁能源，但是这些清洁能源还迟迟做不到挑大梁，可以预见的很长时间内，只能继续以煤为主，而煤的清洁使用是最困难的，这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三重叠加”之下,这个“非常之局”怎么样破解，使中国走出一条从追赶到赶超的现代化之路？这就需要一个通盘设计的“非常之策”，就是要有高水平供给侧管理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时间关系对此不展开说了。

另外，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顶级真问题。不要看前些年这一段我们发展还不错，要意识到各种矛盾凸显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到了某个临界区域，再往前走，考验来了。往过去追溯半个多世纪，全球达到中等收入阶段的这100多个经济体里边，总结下来只有10%的绝对少数，如愿走到了高收入阶段，其他的都是突然面对经济社会矛盾的交织而落入停滞或者是低速发展状态，被称为“中等收入陷井”，这是一个统计现象。对这个表述，很多的经济学家还在不断争论，我们不愿意陷入这个关于表述的争论，关键是你要认清这个统计现象给我们提供的警示：不要以为中国前些年发展还不错，一路走下去就实现现代化了，处理不好有可能突然失速，失速以后种种矛盾就会进一步激发出来。我们要千方百计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怎样能够有后劲地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在改革中啃硬骨头，真正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

还有非常明显的问题：发展中怎么样走向共同富裕？这面临严峻的挑战。邓小平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明智的，让老百姓致富，不可能齐头并进。但他又特别强调要走向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可查的邓小平晚年最后一次对国家大政发表意见，是与他弟弟邓垦的谈话，通盘主要讲的就是发展起来以后，不比不发展的问题少，更多的问题中突出的就是怎么样实现共同富裕。现在于现实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感觉到要实现共同富裕，有一系列严峻挑战，我们现在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这种直接税改革的使命，就是要控制收入差异，遏制两级分化，然而要真正完成立法而推出的难度，大家已经感受到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在中央的方针指导之下去经受历史考验。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力求在这方面努力，提供一些从基础理论层面去紧密结合实际而可能形成的参考意见。

有了上面这些基本勾画，下面要结合着十九大精神，再向各位汇报一下怎么看新一轮的东北振兴。我调研不够，与大家比较直率地做个交流。我爷爷就是从我们辽宁海城老家出来读书，后来在外做事的，多年前我填写履历表，籍贯就是填的辽宁海城。我爷爷请人刻过一个篆书的印章，“家在白山黑水间”，表达的就是对东北故乡的眷恋。我下面的一些说法，不一定对，但感情上“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会谈一下自己对东北存在问题的浅见，讨论东北的供给侧改革可以重点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什么样的解决思路。

首先说一下，前面东北振兴取得明显成绩之后，又经历了一次马鞍形，波动很明显。振兴曾令人数鼓舞，但是又有一个回调。我前几年参加这边研讨活动的时候，省领导曾向我介绍辽宁有什么项目安排，未来几年一定能大干一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中央所做的东北振兴一系列部署见眉目的特点。但是现在看，有了振兴之势后，又出现不如意的回落。我们对成绩要充分肯定，对短板也要有更真切的观察和有深度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往前看，作为重工业基地，还有在经济中占比较大比重的国有企业，经受新的一轮阵痛以后，一定可以振兴，但是这一轮我们在进一步寻求重化工业和国有企业振兴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上一轮有较好形势推进的时候，似乎趁热打铁发展民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方面有所不足。景气来了以后大家乘势发展，当然是对的，但是从未来的发展潮流来看，中央所说的共赢之路是混合所有制，民营经济在股份制概念之下，应该更多地和国有经济的成分混在一起。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是简单地称为是国企还是民企，大家寻求共赢要充分运用股份制这种现代企业制度机制混起来。这样的调动潜力活力，是对应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应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大概念的。跟这个相关应该说到另外一条:我们的投资环境,还没有在上一轮景气上来以后得到比较理想的全面改造，这方面有些话说得不一定准确，但我们讨论中不妨说得直率一点：“投资不过山海关”，所说的是外界批评东北整体投资大环境不佳，但是我注意到东北的地方领导也用到了这句话，显然大家重视这个问题，显然也在深刻反思我们这个投资环境有什么问题。我愿意把它扩大到中国的北方和南方的比较，观察下来大体上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我在一次交谈里听冯仑说，哪里是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就是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的投资，一般感受是“颗粒无收”，到了山海关那边再往前走，是“人头落地”的问题了，当然他说的可能太极端了，可能也观察到确有个别几个案例，“关门打狗”，收拾人收拾得非常痛苦。我观察整个中国，有一个大面上的改革开放的风气推进：最开始就是深圳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的很多东西我们学着来、跟着来，“梯度推移”，风气向北方和中西部逐步扩展影响。但是也有“反梯度推移”，上世纪80年代，中青年的莫干山会议上就有讨论。在内蒙、在东胜，可不可以来一个反梯队推移。那时候已经有以“补偿贸易”方式，用日本的先进的设备、再加上科技人员和管理经验的引导，把内蒙的羊绒就地加工，搞轻纺工业，然后完成原始积累，支撑出一个后来超常规崛起的鄂尔多斯的增长极区域。千年之交前后的一段时间高歌猛进，有将近十年内蒙以鄂尔多斯为代表，GDP在全国领跑。据我了解近年鄂尔多斯也不像宣传上所说的出现康巴什鬼城，那是新的行动中心区，这些人白天上班，到了晚间钟摆式回到原来的居住区，所以晚上黑灯瞎火，但是活动是正常的，以后新生代办公的，会越来越多在附近定居，生活设施和商业网点也配上了，自然就不是黑灯瞎火的鬼城了。鄂尔多斯是碰到了一些新情况，前面一段大家一起发财，但是科技含量怎么进一步提升？产业怎么进一步优化？这是它的定制化方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北方，除了局部像鄂尔多斯反梯度推移之外，整体上是南方拉着走，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就是它的官场也好、民间也好，那都是越来越认同大家一起发财，大家一起奔前程，特别不愿意拘泥于一些贴标签式的争议了——到底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你坚持不坚持什么原则，人家南方同志很少讨论这个，聚精会神于怎么样搞活，怎么样调动潜力，地方干部、官场人员比较开明，比较知道在这些方面大家怎么样凝聚共识而形成合力。这又形成“文化”了。碰到风吹草动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们的行为方式跟北方也不一样，北方谁冒个头，很容易人们对谁眼红，南方一般是不眼红，我学他，我追他，这就好了。我听到北方（不是我们东北）的另外一些省级区域里面，人称不到那里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动不动给你贴个小标签、打个小报告，动不动8分钱还是四毛钱，反正是给你发告状信，好事一定要给你破坏了。这种力量在社会中间特别来劲，这种差异可以从一种投资氛围上来说，确实得认账，北方和南方的感受有所不同，从观念和文化方面有差异了。所以我的说法，人气的聚散后面，反思应该对应到：在确实有种种困惑的局面之下，怎么保持应有的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相关的因素从制度、到政策、到氛围，我们应该通盘考虑。十九大以后，有人民大学教授登高一呼，“消灭私有制”，但别忘了中央还说要加快编纂民法典，保护私有产权，让老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要纠正侵犯民营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你讲消灭私有制是怎么回事？南方，就当是风吹过耳，人家根本不理，人家还抓着自己要做的事情不放，务实，相对就容易形成企业层面对于方向感、安全感、期望感的认同。如果动不动就讨论怎样贴个标签，很多的事情做起来就有一大堆的内耗。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段东北的情况，跟官场出了问题，贿选、弄虚作假、指标掺水有关。这里面有偶然性，特殊性，也有必然性和深刻性。我不认为这些就可以一句话归结为个人觉悟和品质，说这些人就是道德败坏。其实要从学理分析来说，人都是在物质利益的环境下生活，都会受到诱惑，这一个水塘里如果说有几条鱼生了病，可以先看这几条鱼是不是体质比较弱，有自己的问题，但是这一池子的鱼，成面积、大比例地生病出事，一定是池塘的问题。整体的学理分析不应该只纠缠个人的动机，一定要解决邓小平所说党和国家制度体系建设的问题。不要太看中个人的某种偏好，领导人某一个阶段上对某个事情的注意力如何，从全局、长远看应聚焦的，邓小平还是强调制度建设，他也意识到，我们还要经过好几十年，才可以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够格的、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然如此，咱们东北的同志在肯定成绩、正视问题的基础之上，需要更多地考虑制度建设，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必要明确起来的。观念更新和制度机制的改造应该合在一起。

考虑东北振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条就是要紧紧抓住制度创新的供给。跟着是需要有一个政府必须牵头做的事情，即动员所有的智力支持，形成新的一轮战略规划，把战略规划尽可能做到能够接受时间的长期考验。执行中怎么执行好，是跟着来的处理。这是讲东北振兴这方面，需要有一个罩着我们振兴努力的通盘高水平战略规划，辽宁也好、沈阳也好，都有这个问题；任何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单位、一个金融系统、一个金融机构，自己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是怎样一个战略部署，都要做答卷。这就跟需求管理不一样，需求管理是跟着中央来，总量调控中的中央银行是一个垂直系统，调节银根松紧，大家跟着反周期。现在可没那么简单，一定要处理好自己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我们在培育务实而创新的文化方面也得注意。我观察新经济在东北区域的比重比较低，值得反思。现在很多创新发展是新经济和传统经济互动带出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连等等，已经造成了现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以民营资本为主的BAT三巨头再加上苏宁、国美等，但是现在这些，没有一家的总部在东北，所以相对于高科技的热土，东北现在温度不够，是弱势，这个弱势上如果不是跟人家缩小差距，是不是还有可能扩大差距？如果从居安思危角度说，至少要做提防：东北区域有人才外流之势，不少年轻人跑到南面、跑到外面打造他们的天地，人家的发展天地，跟90后、00后他们所认同的“新经济”蓬勃发展对接，我们这方面要充分地认识挑战。

东北振兴需要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我在上世纪看央视采访节目时，注意到咱们沈阳的武迪生市长的讲话，非常沉重和激昂，他说我们现在改革，改的就是过去那种养懒人、而且把勤快人也变懒的体制！他对体制弊病有深刻的洞察，这个体制问题是从根本上决定活力的，观念上的思想解放应跟着制度上的改革创新，我们要在攻坚克难这方面，争取在东北这边形成引领的力量。武迪生在任那时，对于在全国来说，企业破产的第一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72人的防爆电机厂，但这是在沈阳，是敢为天下先。官场也好、企业也好，有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制度方面的创新就可能更成气候。

跟着的还有一个战略思维问题。我前面已强调只讲比较优势战略，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和各区域怎么样超常规发展的问题。林毅夫教授的团队受托研究吉林发展战略，根据比较优势原理，提出吉林应该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很多人听着觉得不对头，为什么不对头？我们在学理上分析，只用比较优势来理解吉林发展战略，这个局限性非常明显，只考虑比较优势而认为吉林在全国统一市场中发展轻纺工业，面对全球也是发展轻纺工业，就能让吉林崛起，显然有重大的一块需要考虑的超常规发展因素，没有纳入他们的思维框架。我们特别强调守正出奇，这方面要在赶超战略这样一个思维之下，寻求制度创新可以带出什么超常规发展。比如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区域这几年数字化新经济的崛起，是超常规的发展，哪里是简单套用比较优势原理所能说明与指导的？

当然又要说到，文化培育方面必须推崇的创新文化，不光是物质激励创新，还要有人文关怀。对于创新人士，一定要尽可能给他们人格的尊重。很难想象，前几年大行其道对科研的加强管理之中，竟是哪怕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学术带头人，人家拿了横向课题（承包性质课题）做研究开发的时候，如果没有行政上的司局级待遇，出差坐高铁只能坐二等座，一律不许坐一等座，更不要说商务座，原来已经报销的一等座、商务座票，算出差额让你退赔！凡是高校系主任以上人员，要比照处级领导干部，凡担任独立董事，统统要辞掉，而且还限时退出所有独董薪酬，这已不光是物质待遇的问题，这是对知识分子创新人士有没有基本人文关怀的问题。一个非常现实的、关系到人家愿不愿意发自内心从事创新、贡献聪明才智的问题。这跟硅谷相比，高下立见。这些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怎么处理？东北是否能够不单纯等待，而在我们这边形成基本共识以后，争取走到创新前沿状态？我们这边的高校、研究机构很有实力，我估计也碰到了跟北京和其他很多地方的创新人士、课题团队同样的苦恼。已有那么多的国办、中办文件，最近国办务院常务会议后又下发扩大科研自主权文件等等，我们能不能在这方面率先积极地有所动作？

如果排个顺序，依据我的关于新供给经济学的研究，所谓新供给考虑供给侧改革定制化的视角，有这么几个具体的形成“有效供给”的角度：

第一是制度创新的制度供给。比如中央早就说了推进大部制改革，这次中央三中全会后，已经在今年两会上有部署了，国税地税合并多年不敢动，现在要合并了，大部制正在往前走。与之呼应的扁平化，过去早就说过，中央、省再往下，基层是什么？应该争取走到省直管县，使市与县在一个平台上面来搭基层的实体层级，再配上税基，中央、省和市县三级配置税基，能够形成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省以下的真正落实，促使政府更好转变职能。浙江在全国率先做的省直管县，东北也有这方面的试点，按照中央部署推进，能不能做得更积极一些？形成共识后，争取把扁平化铺开做，与大部制一起做，这样，降低行政成本，真正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中央在明确财政要省直管县之后，也有明确的文件要求：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实行行政省直直管县的体制，但全国只有广东顺德一地正式试点，几年下来又无声无息了。但是这个方向不能改变，在新的制度创新方面，会有一个比拼，谁在这方面能够得到基本共识而打开新局面？需要有我们东北自己敢为人先的区域性制度创新的特色。

规划创新的供给。这不多讲了，雄安新区是最典型的案例。我们首都“首善之区”，1949年以后的通盘规划，现在看最高水平的是那个被迅速否定的梁陈方案，当年梁思成说，再过50年你们要后悔，林徽因讲老城拆掉，过几十年你们那时候要再搞出一个城楼子，也是一个假古董！当时没有人能听得进去。这座避免了战火的古城几乎被我们拆光了，让人痛心啊。如今怎么办？解决首都城市病问题，要在通州搞北京的城市副中心，还要搞雄安新区的首都副中心，以两个副中心来疏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一定要争取这次这个规划能够经受历史考验，能够真正做到高水平。我们东北、辽宁、沈阳，同样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已经有的功能区布局，怎么动态优化？这个不是靠企业和微观主体、各个单位试错能够解决好的，就是客观地要求政府一定要牵头调动所有的智力支持因素，包括政府体外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可以通过竞争性选择，来形成一个罩着我们整个国土开发、产业布局、长期升级发展的高水平规划。

再一个是要有有效的政策供给。货币政策方面我们承认，它是垂直系统，地方不要在这方面打多少主意，但是财政政策是可塑性极高的，因为财政是分级财政，分级财政必然有分级财政政策可塑性的空间，我们在辽宁层面、沈阳层面、各个地方政府层面，财政政策怎么样发挥优化结构、贯彻辖区发展战略的特定作用，这篇文章非常大。

于是又要排着说到投融资的供给，人们当下所说到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小微金融，无一不需要得到地方财政的政策性资金支持，才有可能达到成气候的状态。怎么处理好？我们过去已做了多年的努力，但非常容易出的毛病就是财政一旦表态进入这个支持的定位，相关各方都认为风险由财政兜起来就行了，于是跟着就是发生“道德风险”，即谁都不顾忌自己的实际风险约束，财政就变得不可持续。还有政策性融资的支持对象到底怎么遴选？不可能小微、科技创新有求必应，必须遴选。为什么支持张三不支持李四？如果是靠拉关系、处关系决定，这样的支持机制很快就不可持续。一定要阳光化、公平竞争，专家要参与集体决策，一轮一轮的遴选靠集体决策，这个过程才可持续。每一轮支持虽然里面可能会有比较低比例的失败率，但是失败率可控，总体看，全局就活起来了。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都得承认这里面会有一定的失败率，但是处理得阳光化、专业化、规范化，就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政策供给和投融资供给方面，财政将大有可为。PPP也是这样，PPP是需要有财政“可行性缺口补贴”支持的，就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机制，怎么能够规范化？具体而言就是法治化、阳光化加上专业化，就可以规范化可持续发展。PPP建设项目可以是举足轻重的大规模公共工程，生命周期可以覆盖很长的时间段，BOT、TOT、ROT等等一般就是15年以上、20年、30年甚至还有时间更长的，项目安排甚至可以是连片开发，可以按照PPP来做产业新城的建设和运营，一下覆盖半个世纪。这些都已有示范性的先例。

还有科技的供给。这不仅是高科技，还包括适用技术。比如上世纪80年代地方政府纷纷引入阿里斯顿电冰箱生产线，当时分灶吃饭情况下必然各地分头引进，但是大大活跃了中国总体从发展轻纺工业开始的制造能力建设，各个地方在引进这个层次上虽非高科技但“适用”的技术的同时，利用“后发优势”提供适销产品，增加就业、税金和GDP,也训练了我们的人力资本，领会了市场经济这方面的常识，增加了管理团队的经验，带来明显的综合效益。现在在抓高科技的同时，适用技术也一定要重视。

再有是人才的供给。人才供给是供给侧改革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应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这是关键。比如前面提及使战略规划水平比较够格，把这个问题处理好，就要引进人才，这个人才不一定是体现为到你这里工作，而是贡献他们的智力，使我们达到战略规划的高水平。

下一项是物流供给。大家要特别注意，现在是日新月异地开创新的物流模式，面对着全球化，我们东北也好，东北具体的各区域也好，我们这个物流一定要有全球思维对接互联网+，对接高新技术。

下一条是环境的供给。就是领导人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从连接的角度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间要有中项，这个中项要定制化设计，因为绿水青山在那里不是自然而然便成为金山银山，需要定制化解决方案。环境好了，比如说带来直接相关的旅游产业发展，也可能带来间接的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本愿意来这里工作，还可能带来一个综合的人民美好生活的场景和社会概念下各方认同度的打造，正是处理好了这些中项以后，金山银山是从绿水青山那边衍生而实现出来的。这会带来很多定制化方案里面要高水平应对的挑战性问题，环境的供给要结合这些定制化解决方案，作尽可能高水平的设计。

最后一条，观念和文化的创新供给。对此前面已经反复强调了。看起来比较虚，但是应努力抓实。应要引起我们充分注意，方方面面共同努力，更多地通过交流，通过必要的一些宣传上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共赢的文化、应认同的商业文明、契约精神，来降低经济生活中的交易费用，使大家越来越有好的预期投身创业创新。新的一轮思想解放已经体现在年初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的明确要求之中，迎接改革开放40周年，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第一条就是思想再解放，我已经写了关于思想解放的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一共列出六个方面的思想解放，供大家参考。

时间关系我不能再展开了，这些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到东北振兴这方面的初步认识，还较粗糙，请大家批评指正。

下面我回应一下收到的书面问题。第一张纸条是两问。一是中美贸易战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二是我们怎样估计其影响？我们应防止最坏，争取最好，最坏从理论上说就是重回冷战或者是类冷战。冷战是虽不动武，但是把双边关系处理为敌对的、谁战胜谁的关系，就好像过去美苏为代表的所谓资本主义阵营跟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到现在大家认清了，在那个过程中，主导的时代判断，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判断，是从列宁主义延续下来的，毛主席也强调了这个判断。文革中最严峻的形势，是准备方方面面一起打我们，美帝、苏修、印度等，我们要以最严峻形势下的预想，争取最后通过革命战争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这种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战略判断，自然就引出了毛主席特别强调的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全套的政治路线。到了拨乱反正以后，邓小平的战略思维的原点是什么？是我们现在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时这个话说出来，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震动效应，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邓小平这个判断非同小可，它实际上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否定了毛泽东时代基本战略的原点判断——我们不再是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我们要抓住的历史机遇期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既然是这样一个时代判断，作为战略原点，我们就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再也不可错失这样的战略机遇期，经过“三步走”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目标，并要通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走完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样才能对接未来的理想社会。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当时邓小平的判断他本人并没有展开说多少理论上的分析和支持，我们现在依据的新供给经济学，愿意试提出一些分析：正面讲，我们生产力的创新、供给侧的创新，已经把经济形态推向了共享经济；反面讲，二次大战以后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已是极小概率事件？是供给侧创新对应到了核威慑时代，这就是印证了邓小平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的历史机遇期”。正反面一起论证得出的结果，就是总书记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取向，我们中国要把和平崛起这条路走通。既然是这个追求，中美贸易战最坏的结果虽然极而言之是冷战，但我认为有很大的概率可以避免，现在不能把话说绝。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如此严峻的古巴导弹危机局面之下，我们得承认，赫鲁晓夫他当时下决心撤退，避免了冷战转为热战，是使人类避免了一场核大战的浩劫。我们相信在新的时代，各国领导人的理智水平不至于更糟糕，包括北朝鲜和美国之间，前一段给我们这边的压力是吉林已经警报式发出了原子战争条件下的安全常识了，非常紧张了，又突然缓和下来了，还是核威慑使然。我们要争取最坏的结果不出现，是已经有理论分析和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的一些论据的。如果说能避免最坏的结果，争取好的结果是争什么呢？是我们作为老二，必须是“善于守拙”，要延续“韬光养晦”的战略思维，做一些调整和退却，争取中美之间形成一个新的平衡关系。这个贸易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什么时候形成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平衡点，还需要时间，但是要争取斗而不破。中国远远没有走到和美国对决的平台之上，这一点是基本的实事求是的理性判断。既然如此，邓小平说我们要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韬光用晦，有所作为，仍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1989年后西方对华制裁的情况下，邓小平谈长远看这都是一些小风波，我们要继续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实践证明他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一直推到入市以后，我们又有十几年的大发展。这一轮我们要努力追求斗而不破的比较好的结果。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面对可能的冲击和影响？大家应该注意不要跟着恐慌心态走极端。有人说要大难临头了，并不是。中国这几年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是降低的，净出口对整个GDP的贡献不像前些年了，已经比较弱了。现在各种测算看下来，中美贸易战对于本年度GDP影响就是0.3左右，现在的6.7再降下0.3个点，仍然有实现全面小康的保证速度，就是6.2%以上。对于普通人，您不幸正好是中兴公司员工，压力会非常大，弄不好饭碗都得丢掉；但东北专门从事大豆种植的农户，这个大豆就会卖得非常好。跟这个贸易局势演变，到底发生了什么直接关联、间接关联？也还可能有好处，您如果正好家庭里面有个癌症病人，现在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明确地说，相关药品可以加快进口，取消关税，而且价格还得按照总理要求加以严控，这就是带来了好处。开放倒逼改革，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得到了好处。但是贸易战总体判断当然不是好事，能够有6.7%的发展为什么要降到6.3%？这个事有不确定性，跟踪事态中还要做进一步具体分析。

下面一个问题：这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形势下，辽宁制约地方债把它转成企业债成为热议，对此您认为在化解债务问题上有哪些新的路径和途径。地方债是地方政府债，如果转给企业怎么转我不太了解，总体来说就是要消化。新发行的地方债是遵照新的预算法，没有问题，是在整个预算程序里接受监督的。每年中央和地方约定的发债总规模，切块到我们辽宁，辽宁再切块到沈阳，到其他地方，这个预算程序的约束是透明的。大家可能更关心隐性地方债问题，比如大家担心PPP是不是带来“明股实债”，这些得具体分析；还有产业引导基金，是不是在这里面发生了过多的负债？这方面我已有一套说法，思路上就是疏堵结合，但是堵不如疏，能疏就不要一味地堵。至于说转移给企业的做法，如果是行政的强制安排，怕是不妥的，但是比照中央的办法，把原来地方的隐性负债通过一定的规范操作，转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中期债券，实际上双方都受益。虽然银行方面财务预期上收益率降低了一些，但资产评级上升了，更好地适应金融监管的需要，基本上这样的调整是可接受的，政府这边付息的压力也下降了。这样一来，总体说还算是形成了一个消化，算是无可奈何中间大家可接受的选择，这个经验也可以继续再结合着东北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借鉴和运用。

下一个问题，又说到了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不可避免，中国是否能够打赢？我的想法，中国现在不要考虑跟美国在一个平台上对决，我们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这是必须认账的。邓小平说的善于守拙，韬光养晦，就是我们这方面还没有那么大本事，没有足够实力，所以在这方面什么叫打赢？其实还是要争取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中，最好形成新的一轮可接受的平衡状态。新的平衡点相对稳定以后，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这个过程是我们必须忍受的，而且可以预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阶段特征就是老大按照丛林法则打压老二，关键是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对于别无选择的事情，我们动脑子想避开也没用。我们当然也要研究美国的东西，人家压力来了以后我们被动接招的时候，我们是要变压力为动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改革开放真正做好，真正攻坚克难。我们“扩大内需”的潜力还相当可观，中国的工业化总体来说就是中期，我不同意有的学者说是中后期，总体看沿海是中后期，中部、西部很多地方，只是中期和初期，合在一起还有很长的工业化发展纵深，光看制造业，现在说“中国制造2025”是什么？是制造业争取进入制造业强国的那个门槛位置，踏在强国阵营的边上，接近和达到那个边缘，这是2025年目标，这就使美国人觉得“中国制造2025”对他的威胁如此之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一方面看到差距，一方面看到发展纵深就在这里面，我们更多靠内需，还必然不断地伴随工业化来提高城镇化率。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现在只有40%多，不到50%，因为户籍人口的城镇比率只有42%，这是不欠账的城镇化率，综合考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合起来应是不到50%，国际经验是走到70%，才会走完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一个新的低平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一轮一轮建成区的扩大和基础设施建设，未来几十年，还要接纳几亿农村人口成为市民，伴随一轮一轮的产业的升级换代，一轮一轮人力资本更高水平的培育，这就是中国弥合二元经济的释放巨量需求的过程，而我们可得的回应需求的供给，是全球的供给。我们是多边博弈，美国与我们的贸易也不可能抹平归零，全世界的供给对应中国国内市场巨大的需求，在供需互动中间我们要走通和平崛起之路。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时间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中国和美国的对比，在时间维度上来看，我们是上坡路，美国已是下坡路，只要斗而不破，在核威慑和共享经济发展之下，争取把中国的这条和平崛起之路走通。当下的贸易战可以由坏事变好事，逼着我们把好事做出来，比如关税进一步降低，营商环境进一步高标准法治化。总得有解决方案。现在做学术的都知道——在座可能也有不少同志作为家长，自己的孩子在海外求学，人家已经习惯了谷歌的学术搜索，到了大陆没法上谷歌，觉得这个学术环境简直没法容忍，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挑战？怎么办？过去政协副主席带头提过提案，建议至少要对科研人员考虑网开一面，在这方面松动一些，没有下文。这些都属于要做好的自己这边的事情。把这些事情做得更好，这算是贸易战坏事变好事。总体来说一句话，我们现在不要幻想我们能有足够的底气直接打赢这场贸易战，我们要争取斗而不破，准备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一过程中间，关键是做好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以开放倒逼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有什么安排？我不知道中央在这方面有什么进一步的指导精神，但是中央对文化建设是高度重视的，是“五位一体”的一个方面。在文化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上下已有涌动的一些值得肯定的亮点。比如中国的电影，前些年都说中国国产电影不行，现在一茬又一茬，越来越有亮色了，我看过“战狼2”和“红海行动”，可给予很高评价，当然也不能说完美无缺。最近我听说“我不是药神”好评如潮。对文艺创作、电影创作这种事情，要更开明一点，我们的文化供给侧改革不只是要看上面怎么指导，关键要看体制怎么攻坚，看自下而上的创新，要形成更宽松的、开明的环境。当年胡耀邦就说，共产党不要总想着指导作家怎么写、艺术家怎么创作，这是尊重文化发展规律的态度。但也不是说完全不加以引导，那也是不对的，关键是这种引导怎么润物细无声地发挥作用，这跟我们认识科研规律、认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软实力的形成等等，是联结在一起的。包括现在所说的东北振兴中，我们文化的打造，不能简单地沿用过去的已有思维和观念，还真得更开放，更多允许在思想碰撞的过程中间有试错和创新的弹性空间。

已经超时间了，只能就此打住，感谢各位领导和各位同志耐心听我这些不成熟的想法，谢谢大家。

李凯：谢谢贾康教授。我们前几天在研究院，在北京开专家委员会，其中就议论到中美贸易战这个事情，北京的老专家和您有差不多的观点，（陈院长）主张不要跟美国对着干，他觉得媒体有很多过激的想法，他们要给中央打一个报告，我们要软弱一点，很多年轻人说我们上去打，但是这是更冷静的专家的说法。

贾康：我前一段说到一个观点，毛主席在抗日战争中跟国民党政府有摩擦的时候说过，“有理有利有节”，对当下的贸易战也适用。有理，是我们在所有讲道理的地方要努力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取多个方面更多的理解——这也要求我们要分析自己哪些地方的确还有理亏之处，我们要做修改；有利，就是瞻前顾后，要考虑这一步棋走出了之后可能会给后面带来的影响，把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好；有节，就是有所节制，善于守拙，避免前一段时间那种“厉害了我的国”式的推波助澜，激怒竞争对手和促使美国朝野一致地说一定要跟中国干，避免自己给自己增加了不利的制约因素。有理有利有节，还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李凯：我们听了很专业的报告，今天为我们详细梳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由来和背景，尤其是这些背景值得我们思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改革自己的理论创新，是我们针对中国现在改革发展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其他的解了。

贾康：全球对这个概念的认可度相对高一点，杭州G20峰会共同宣言中的“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李凯：这是中国特色的一个理论，是针对我们中国实践提出的理论，同时又是经济学理论，大家知道经济学理论流派非常多，但是我们看贾康教授他对这个领域情有独钟，因为他本身就是建构者，他这种身份，比如说我们是建造一个理论不太接地气，贾康他们是新理论，他本身就是重要的建构者之一，他对这个理论的现实意义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讲的背景和小的故事，没有当成重点的地方反倒值得我们深思。所以今天贾康教授的报告是非常高质量的报告，是大讲堂专家我们期望达到的一个高度。

第二个问题，关于东北振兴，贾康教授对这个讲的很谦虚，虽然是东北人，他用了一个词，是差异，不是差距，我们跟南方比有差异，我们大讲堂设计就是这样，专家主要讲他最熟悉的，专家讲大家想，想什么？想专家讲的这些东西怎么在东北振兴上来实现，比如说今天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点是什么，有几个几个抓手，好了，我们如何利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理论，如何利用我们现在国家创新的这样一些抓手、方法来实现东北振兴，我想这也是我们在座的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不是贾康教授来给我们介绍的，而是我们听了贾康教授的报告自己应该深思的。东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今天上午听了沈阳市政府的半年度的工作报告，讲成绩是很大的，比如说今年沈阳市经济增长达到6.3%，比全国稍低一点，已经不错，但是我们结构仍然存在很大问题，比如说新旧动能转换仍然是跟不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例远远不能挑大梁，机器人、生物制药、航空航天加起来不过200亿左右，远远赶不上一个传统的产能，比如说宝马一家去年将近1200个亿的销售额。新旧动能转换的任务非常非常重，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我们东北究竟应该怎么做，包括提到林毅夫教授，我认为林毅夫教授说的有一些道理，新供给生态和新结构生态，某一个点上要契合一些，比如说东北缺什么样的产业，像我们说80年代、90年代的新兴的产业，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个产业做还是不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总之，今年听了一个高水平的非常专业的报告，受到了很好的启发，相信这样的报告包括陆续的这些报告，能够对我们转变思想、能够提高对东北问题的认识，能够在改革的背景下实现东北振兴，起到重要的作用，让我们再一次对贾康教授的报告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大讲堂上半年告一段落，我们9月份陆续开始，还有三次到四次，到时再请大家来参加，谢谢大家，本次报告到现在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