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同行的还有杜威的学生、北京大学教务长蒋梦麟先生。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两天后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的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这篇文章由胡适起草，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的初步反思。
文章说，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只是想通过杜威的访问，在思想上提倡科学精神，在教育上输入新鲜理论，“不料事势的变化大出我们的意料”，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运动，胡适认为至少有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文章指出：“这都是旧日的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
与此同时，该文对五四运动也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以罢课为武器进行斗争，对敌人毫无损害，对学生却有三大危害：一是在学生运动中，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二是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三是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养成盲目从众的行为模式。
胡适和蒋梦麟还告诉大家：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必然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一个比较清明、由成年人管理政治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于是，本来应该安心读书的学生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校园，冒着生命危险去游行请愿，从而酿成大规模学生运动。因此他们在文章中说：“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28年5月4日，胡适应邀去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他再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并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历史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胡适认为，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证明上述公式正确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胡适还充满感情地说：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是不曾放弃自己的责任，总是不断与恶势力作斗争。为此，“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的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
1948年12月17日，既是北京大学成立50周年校庆，又是胡适57周岁生日。然而，这时的文化古都北平，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12月15日，胡适以极其沉重的心情写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后，乘坐蒋介石派来的“抢救著名学者”的飞机离开北平，但是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却留了下来。两天后，胡适在南京参加北大校友会举行纪念活动，他在会上讲话时痛哭失声，认为自己是个逃兵，对不起北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