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政治就是关乎“权力”，政治学就是围绕“权力”这一概念展开和构建的。不过，中西方文明对“权力”一词的认知不同、实践不同，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今天所谓的中西方不同政治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同的“权力”体现模式。
在中国文化中，“权力”往往意味着支配和指挥的力量，体现在“政权”“权力”“权威”“权柄”“权势”等词汇上。在形容一个人非常有“权力”的时候，更有“生杀予夺之权”的说法。“权力”可以“被动”地使用，就是根据职位所规定或者人们所预期的方式使用权力，也可以“主动”地使用，例如掌握“主动权”；不以常规地使用，即政治操纵，体现在例如“权变”“权谋”“权术”等词汇上。
不过，任何“权力”必须涉及权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问题。在这里，“权衡”的概念变得非常关键，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权力”的使用过程甚至可以说就是“权衡”的过程。
“权衡”的本意是称量物体轻重的器具。“权”是秤砣，而“衡”则是秤杆。在这个层面，“权衡”意味着“法度”“标准”等。《庄子·胠箧》：“为之权衡以称之”；《韩非子》：“使人尽力于权衡”；司马迁《史记》：“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礼记·深衣》：“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旧唐书·职官志二》：“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等都有这样的意思。
如果“权衡”是器具，那么就有使用器具的人，“权衡”因此也指称“权力”。《晋书·潘岳传》：“虽居高位，飨重禄，执权衡，握机祕，功盖当时，势侔人主，不得与之比逸；”唐朝柳宗元《与裴埙书》：“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乃得一售”。
在政治领域，所谓的“权衡”就是说掌权者要使得事物在动态中维持平衡。也就是说，“权衡”就是行使权力的方法。这一方法决定了掌权者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掌权者和其他掌权者之间的关系、掌权者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在中国文化中，“权力”的合法性更多地来自于“权力”的使用方法，即“权衡”，而不是来自权力的社会或者精英基础。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近代之前，人们对皇权的合法性基础没有提出过任何质疑，但对皇权的行使方式则讨论甚多。这和重视权力基础的西方政治构成了鲜明的对照。
西方的“权力”认知又是如何呢？尽管从古到今，人们对“权力”有不同的定义，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定义被视为是经典性的，也是西方普遍使用的定义。尽管学者们试图从各个方面来定义权力，但还是绕不开韦伯的基本定义。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这个定义和韦伯对“统治”的定义是一致的。他对“统治”的定义是“统治应该称之为在可以表明的一些人当中，命令得到服从。
权力的行使或者“统治”就涉及合法性问题，而合法性指的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韦伯把“统治”根据其所依据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分为三种统治类型。第一种是“传统型统治”，即“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第二种是“魅力型统治”，即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第三种是“法理型统治”，即“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
这三种统治形式尽管可以在一个历史阶段同时存在，但基本上反映了行使政治权力方式的历史性变化。其中，第二种类型的统治只是暂时的，因为没有统治者可以保持终身的“魅力”，“魅力”要不转变成“传统”，要不转变成“法理”。
概括地说，在西方，无论什么样的统治方法，其合法性来自两个因素。第一，被统治者的认可，不管认可的理由是什么。第二，统治者对“规则”的遵循，规则既可以体现为“传统”，也可以体现为“法理”。
西方之于“规则”，就如中国之于“权衡”；前者凸显的是遵循规则所得的可预见性中求得稳定，后者凸显的则是通过不断的变化求得稳定。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这里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双方对“政治”认知的不同。
中西文化对“政治”的认知
在西方文化中，所谓的“政治”就是一个团体集体决策的过程。“政治”的本意指的是“谈判”“讨价还加”“妥协”等。在古希腊，“政治”是平等人之间的一种游戏，所以西方从古希腊以来一直有“政治人”的假设，即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就是说，民众或者社会是政治的基础。
不过，古希腊社会大规模的奴隶则是没有公民权的，并且正是因为奴隶的存在，为公民参与政治创造了条件。在罗马帝国时代，“共和”政体本质上也是古希腊的城邦政体。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的范围和规模逐渐扩大，更多的社会群体逐渐进入政治过程，直到现代“一人一票”制度的出现，民主从理论上说达到了“顶点”。
在中国文化中，“政”和“治”是分开来使用的。“政”即指制度秩序、统治和施政手段（如“礼乐刑政”），也指道德修养（如“政者正也”）。“治”有统治、治国的意思（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有指社会的稳定状态（如“天下交相爱则治”）。中国本身没有“政治”的概念，现在所使用的“政治”概念是日本学者的翻译。日本学者把“政”和“治”结合在一起也非常贴切，很形象地概括了中国文化的“政”与“治”，即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
孙中山先生把“政治”两字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已经和西方文化区别开来，因为在西方文化中，所有“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而不仅仅是被统治者。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权衡”是如何影响各种政治关系的呢？首先，“权衡”影响权力与制度化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就是规则化，而“法”（尤其是宪法）是制度化最后和最高的体现。历朝历代，所有制度变化都是精英“权衡”的产物，是自上而下促成制度的变化。领袖集团掌握主动权，决定是否需要变化，需要什么样的变化。
不过，很多时候，也有负面的结果，即领袖集团判断失误，阻碍变化或者发生不当的变化。在西方，制度变革都是各种社会力量追求的结果，要不要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大都是各种力量之间较量或者交换的结果。当然，这种关系也会产生负面的结果，当各种力量旗鼓相当，谁也不妥协的时候，应当有的变化不会发生，或者在社会力量严重失衡的时候，发生不当的变化。
其次，“权衡”影响权力者之间的关系。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认为，任何社会无论是君主贵族、独裁暴君、共和、民主或者其他，不管理论上如何规定，实际的权力绝非为一个人所行使，也绝非为所有的公民所行使，而是为一个精英集团所行使。这个观察非常适合中国的皇权。理论上皇权是皇帝的，但皇权的行使则涉及一个精英集团。不过，因为中西方对政治的不同理解，统治集团内部精英之间的关系也全然不同。
在中国，政治是一场“零和游戏”。有人解释说，“政”字是由“正”和“反”两字组合而成，这并非没有道理。把两者合在一起，具有两个含义。第一，“赢者通吃”，即赢者为王、败者为寇；第二，正如没有“阴”就没有“阳”一样，“正”“反”也是一体的。正是因为一体的，赢者（皇帝或者统治者）不仅要容许其他精英的存在，而且也要照顾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权衡”。传统上，皇帝都会努力避免明显地站在任何一方，而是站在不同利益或者派别之上，作为平衡者出现。
如果对规则的认同为西方的“外部多元主义”（公开的反对派或者反对党）提供了文化条件，那么“权衡”文化的存在也促成了中国“内部多元主义”的客观存在，通过“权衡”来协调内部不同的利益。当然，也有不少皇帝依靠权臣或者太监搞政治，结果导致其他大臣的反弹，不过，结果都不会很好。
一项统计表明，因为权臣之间的斗争而死亡的皇帝竟达27%，是皇帝死亡中第二重要的因素，而第一重要的因素便是“天命”，即自然死亡，为54%。实际上，衡量一个皇帝是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能否作为平衡者出现。自身也“结党营私”的皇帝都被视为是坏皇帝。
第三，“权衡”影响权力与人民或者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西方都有民本文化，但性质截然不同。在西方，民是政治主体，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即使所谓的民主绝非是人民自己成为统治者，但政治参与则是人民的权利，即人民参与统治自己的政治过程（福柯语）。中国文化也提倡“以民为本”，但民是政治客体，即被统治的对象，数千年没有任何话语指向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最激进的孟子把“革命权”给了老百姓，但“革命”很难说是政治参与，其代价极高。即使是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孙中山先生，对“政治”的界定也没有超越古人，即政治就是管理老百姓。不过，中国的确发展出了如何通过“权衡”来治理老百姓的方法，如“牧民”“养民”“教化”等等。
近代以来，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政治观念包括民主、自由、公平等已经是人们日常观念的内在部分，民众因此对政治有更多的要求，包括政治参与。再者，随着经济的转型，实际社会利益也日趋分化。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含义及其表达方式必须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需要。“民”被简单地视为统治对象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的基础必须得到转换。但同时传统政治中的诸多结构性因素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是得到转型和演化，因此，“权衡”文化仍然延续着。即使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也说明了，一旦政治内部各种要素失去平衡，政治就会失衡，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