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红楼梦》，人们可能会肃然起敬；一提到红学，又可能会觉得神秘莫测。其实，《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当然是一部伟大的小说；红学也并不神秘，——当然内情可能比较复杂。要跨进红学之门，除了立志细读《红楼梦》原著，把握相关文献材料，还要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从而获得充分的发言权。
在谈论历史的时候，首先要破除某种固有观念。人们常以自身经验，把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一出戏剧，一次行军；总以为历史是向前的，提高的；却忘了历史是曲折的，有时是会出现反复，甚至是会倒退的。过去讲辩证法，有一条规律叫否定之否定，我不知道哲学界现在怎么看，但这条规律确实存在，红学的历史就是如此。
一
今天讲红学的历史，不从《红楼梦》诞生讲起，也不从红学形成讲起，而从1954年讲起。为什么？因为那一年在中国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山东大学两位青年学生——李希凡、蓝翎，写了文章批评红学前辈俞平伯，他们的尝试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支持，发动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锋芒所向，便是俞平伯和他的老师胡适。今年恰好是运动的六十周年，如何评价红学演进史上这场时代风云，成了当今的热门话题。
2013年5月15日的《文艺报》，编发了孙伟科的《文艺批评的世纪风云——文艺批评家李希凡访谈》；2014年1月24日，又编发了赵建忠的《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访文化学者冯其庸》。我有感而发，写了篇博文《不忧天地万物之难知，而忧一己之难省——〈文艺报〉李希凡、冯其庸专访之比较》，对李希凡的反省是这样评析的：
李希凡写了不少文章，出了不少书，因了特殊机缘，还参与了不少重要活动，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暮年的李希凡，对一生所做事情的“对”和“错”，——包括“对”里面的“错”，“错”里面的“对”，大体皆有诚恳的反省。如对于吕荧，坦承是学生时期崇拜的偶像，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典型人物的创造》，就是被吕荧推荐到《文史哲》上发表的。后来吕荧受到冲击，违心地在校方组织的批判中批评了自己的老师，始终感到内疚，上世纪80年代以编辑《吕荧文艺与美学论集》来弥补这一错误和缺憾。又如对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曾用“不认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存在官僚主义”的条条，扣上“企图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党”的大帽子，等等。在彼时政治氛围下，做过类似错事的人不止一个，李希凡能主动反观内省，表明他从不自以为是“重要角色”，表现了学者的应有风度。至于和何其芳的关系，既检讨对他有报复情绪和粗暴之处，在学术观点上仍不赞成他的“典型共名”说（爱哭的女孩子就是“林黛玉”；一个男孩子喜欢很多女孩子，又被许多女孩子喜欢，就会被称为“贾宝玉”），保持着自己角度的理解和个性的锋芒。
此文得《文学报》的青睐，以《李希凡与冯其庸红学观之比较》为题，在3月27日刊发了。为篇幅所限，关于李希凡的意见未能摘发。不想《文学报》4月24日发表刘绪源的文章《让学术回归学术》，质疑道：“讲李希凡的一共只有这么一段，约三百字，以下两千多字几乎全讲冯其庸。所谓‘红学观之比较’，原来只是虚晃一枪。”
因删去了原稿相关的话，自然怪不得人家生疑。但刘绪源的核心观点是：当年的“两个小人物”没有用学术的方式，而是用政治批判的方式，向老一代权威开火，引发了全国性的批判运动，所以这场以一位老知识分子为批判目标的全国性的运动，本身就是极“左”的、错误的。刘绪源又在2014年4月13日《南方都市报》发表《当年批判俞平伯真的不“左”吗？》，再次引用我的文章道：
可是这次不对了，我们且看这一段：“如何看待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评，李希凡的认识是：自己是阶级论者，一开始就是从社会意义上分析《红楼梦》的，尽管可能很幼稚、很浅薄，但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他认为，如果没有1954年的‘评俞批胡’运动，《红楼梦》深广的思想艺术价值是不会得到重视的，‘红学’也不能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和发展，持续地具有‘显学’地位。”（见2014年3月27日《文学报》欧阳健文）
然后反问道：
极左与否，只要从一个角度看就能明白，那就是：当初真的是在讨论《红楼梦》吗？真是在谈此书的价值，并与俞平伯进行学术探讨吗？今天的李希凡先生与赞颂者们无一不想把当年的批判运动说成是有益的学术争论，但事实上，这场批判，从李希凡等“两个小人物”写出发难文章起，从自称在“阶级斗争前哨阵地”巡弋的江青发现这篇文章并急送最高领袖起，就是作为一场“阶级斗争”展开的。把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方法的争论当作阶级斗争，用发动全国性的批判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分歧，如果说这还不“左”，那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算作极左呢？
联想近年来，“揭秘”红学批判运动的“历史细节”风行一时，诸如1954年李希凡有没有给《文艺报》写过信，《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是不是《文史哲》编辑部的约稿等等，不一而足。其意图无非是要证明：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不是在讨论《红楼梦》的学术论文，而是充当了“以老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政治批判的工具。
纠缠于历史细节的揭秘，没有多少意义。政治与学术，决不只有对立的一面，没有统一的一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这个观点并未过时。从历史的角度看，“批俞”是新的社会背景下，迫切要求对古典文学遗产重新认识和评价的反映。李希凡、蓝翎发表于1954年9月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使优秀的祖国文学‘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有’，成为全体人民的精神财富”，是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之一。他们居高临下、态度鲜明地提出：“红楼梦一向是最被人曲解的作品。二百年来，红学家们不知浪费了多少笔墨，不仅他们自己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湮没了。……正确地分析、评价红楼梦，使它从各种谬误中解放出来，让广大的人民更好的欣赏它，让文艺工作者正确地去学习它，也就成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第47-48页）适应时代要求的红学“新说”，所重者在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正如突出“农民起义”主题对于《水浒传》的价值具有决定意义一样，强调《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是肯定它的巨大价值的关键。红学“新说”要为自己的登场鸣锣开道，就必须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统治红学数十年的“新红学”体系。
形势需要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这就是政治；而如何给《红楼梦》以新的评价，才是学术。在新的社会大背景下，政治引导学术，但没有取代学术；政治影响学术的走向，但学术确在深入发展。政治的批判与学术的批判，相并而行。据顾平旦《〈红楼梦〉研究论文资料索引》期刊部分，1954年10月-12月间，发表论文119篇，1955年1月-12月间，发表论文103篇；报纸部分，1954年10月-12月间，发表论文149篇，1955年1月-12月间，发表论文91篇，共计442篇。作家出版社选辑《红楼梦问题讨论集》四集，共收论文125篇，100馀万言，便是这场“有益的学术争论”的集中体现，如吴组缃、冯至、钟敬文、王昆仑、老舍、黄药眠、范宁、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王起、詹安泰、董每勘、陈则光、王达津、孙犁、杨公骥、张毕来等，多是公认的大家，甚至被称为大师的人物。“揭秘”者津津乐道于“历史细节”，却对厚厚四本《红楼梦问题讨论集》视而不见，是有欠妥当的。
二
批判是学术的生命，也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有些同志或多或少受过政治运动的伤害，对“批判”持有相当的保留。1954年批判俞平伯，被认为是以政治代替学术；将矛头指向胡适，更认为是政治的需要。我在绵阳见了克非先生，讨论如何看待1954年的事情，他说根子都在胡适身上，批判胡适是对头的，我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从学术层面看，红学的一切纠葛都根源于胡适。
且让我们回溯1921、1927这两个红学史上最重要、最关键的年头：
胡适1921年11月写成《〈红楼梦〉考证》，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教科书上写了的。但教科书却没有问一个重要的问题：胡适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是佩服《红楼梦》的思想意义？还是欣赏《红楼梦》的艺术成就？都不是。胡适自己讲了一句实话：“《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的“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杰作”。四十年后他写信给苏雪林，还说当年那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研究《红楼梦》？答案是：想借《红楼梦》教你一个科学的方法。因为中国人太不懂得科学了，像蔡元培那样的大家，研究《红楼梦》不过是“猜笨谜”，遑论其他大不如蔡元培者呢。
作为“新文化”运动健将的胡适，一向被描绘成“学贯中西”的泰斗，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科学的方法。大家没有算一笔时间帐：胡适1910年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头两年读的是农科，后来入杜威为系主任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洋博士眼界固高，但没有读书的时间，不可能天生“学富五车”，他们的长处是握有“新方法”。胡适1917年1月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我们这些研究明清小说的人，认定是这一文学观念的变革，改变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历史结构，将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变成了一门正经学问——“小说学”，无不揄扬赞美，视为真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将相关资料重温一番，竟发现“史家叙述”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曰材料取舍的任意，那真相的揭示便是扭曲的；二曰事件次第的含胡，那因果的对接便是错位的；三曰价值标准的双重，那是非的判断便是颠倒的。
许多人至今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见知名杂文家、新华网评论员王若谷《驳李敖之否定鲁迅论》，《江南时报》2005年8月9日）；“现代文学史”家们则坚持说，胡适是开风气的“白话文始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中坚。在他们笔下，1917年1月1日之前的中国，完全笼罩在文言的黑暗之中，直到胡适的“正宗论”出来，方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之实践，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了。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第二个十年胡适的鼓吹要热闹得多，而且与他的“正宗论”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有崇高的目标和正当的宗旨，但并不排斥文言文，不否定传统文学形式；后者并无崇高的目标和正大的宗旨，却执拗地排斥文言文，否定传统文学形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在军阀专制背景下发表的。满族皇帝虽被推翻，但实现民主的起点降得更低了，比皇帝臣工素质更差的大小军阀，开始追逐自己的皇帝梦。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蔡锷通电全国，组织讨袁护国军，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6月6日死于北京，黎元洪继任大总统；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解散国会，召张勋进京共商国事；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拥清废帝宣统复辟，段祺瑞组“讨逆军”驱逐张勋，复任国务总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孙中山由上海至广州，倡议召开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南北对峙的局面，业已形成。面对混乱已极的政治局面，全国上下的心态是普遍绝望的。赴美留学七年甫回祖国的胡适，除了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不闻有任何关于时局的评论。《文学改良刍议》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这“八事”乃是：“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多是故作惊人之笔，既与时局毫无关涉，亦与实现民主富强毫不相干。须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1901年1月29日）的改革谕旨，尚且批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法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而富强耶？”（《光绪朝东华录》总4601——4602页）“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胡适，其认识水准甚至连十五年前的慈禧都不如。
胡适1918年4月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说：“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这都是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用了两个“都是”，两个“只有”，就蛮横地把文言划到“国语”范围之外了。不仅如此，胡适还要否定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谈到怎样实行“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提出了“工具”、“方法”、“创造”三个步骤。关于第一步，胡适说：“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做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他指出的预备方法有两种，一是“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二是“用白话作各种文学”。关于第二步，在说了一通“文学的方法”之后，强调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实际上又否定了“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的主张，企图借夸大西方文学的优势，以颠覆中国文学传统。既然“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中国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加之又要“不讲对仗”，驯致被胡适奉为“正宗”的“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的章回小说，彻底没落了。章回体小说讲究回目对仗的工稳，还有那回前、回中、回后诗词骈俪的精工，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学习，当时的白话小说家做不来，只好向“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的“西洋的文学方法”讨生活。在这种心态支配下，研究思想艺术都“未成熟的文艺作品”《红楼梦》，为的就是推行他所服膺的实验主义。
聂绀弩先生在《文艺报》1954年第二十一期发表《论钗黛合一的思想根源》，尖锐指出：
胡适的《西游记考证》，说孙悟空故事是从印度哈奴曼故事来的，因为哈奴曼也是猴子，也有钻到别人肚子里去之类的神通。胡适的追随者则说墨子是印度人（一说阿剌伯人），“墨翟”是“黑色的夷狄”的意思，墨子思想就是印度思想。又《天问》是从印度的什么诗翻过来的。而小说中的“梅岭失妻型”故事也是从印度来的，引伸到《琵琶记》之类，凡是其中有一夫一妻中途失散或其他变化终于团圆的故事，都是从印度来的。胡适曾以“考证”方法断定屈原这个人是没有的。胡适的追随者则断定“禹是一条虫”。又说李白是胡人，最可靠的证据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是胡语。不是说，中印两国不是很早就有文化交流，文学故事里的某些筋节，不可能受到外来影响，大禹、屈原的在历史上的存在绝对不许怀疑，但胡适派的“考证”绝大部分甚至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把那些捕风捉影之谈综合起来，就可看出一件极明显的事，胡适派所着眼的，所津津乐道的：一、某些人或思想或作品是外来的；二、历史上的某些人物，如果不能证明他是外来的，就是根本不会存在的；三、某些无法说是外来的又不能否认其作者的存在的作品，如《红楼梦》，就抽掉它的现实内容。胡适派的“考证”，就是要否定中国历史上有如此众多的伟大和优秀的人物，否定历史上的中国人民的文化业绩，教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是没有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我们的祖先是没有创造能力的，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是没有内容的。这就会削弱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在思想上扫清道路。（《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一集第139-140页）
聂绀弩先生落拓不羁，我行我素，冯雪峰说他“桀骜不驯”，周恩来说他是“大自由主义者”，他自己则说是“既不能令，也不受命”。当年他对胡适派的评价，能说是极“左”的违心之论吗？
自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对“《红楼梦》之精神”和“《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作了精到的剖析，从哲学与美学的观点来批评文学，开启了理论探讨和艺术研究的新生面。我十分赞赏苏缨先生在《王国维点评红楼梦》序言——《把文学还给文学》的意见：“如果你想要的是进入红学的第一篇文章，那么我推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如果你在这浩如烟海的红学作品里只想挑唯一的一篇文章来看，那么我尤其推荐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尽管王国维的结论不尽然是对的，但他无疑走在了一条正确而高贵的路上。”还小说于小说，还文学于文学，还文艺评论于文艺评论，“回归《红楼梦》文本”，不是喊了多年了吗？为什么回归不了？因为要“知人论世”，不知作者身世行吗？回归文本，不知哪种版本是作家的原本行吗？根子就在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构建了以“自叙传”为核心，以“曹寅家世”说和“高鹗续书”说为两大支柱的“新红学”体系，扔给大家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我2003年5月29日与闽江学院99级同学座谈红学时说到红学研究的两大异事：1、找不到两个观点完全相同的红学研究者；2、争论不但不能推进红学的前进，反而使分歧越来越多，并提出一个新的意见：红学不能成为真正的学问，但可以成为训练思维的好材料。文学研究是美学的历史的，但却时时受到版本、史料的牵制。历史沉积越久，问题就看得越清。试想，如果没有1921年胡适“新红学”横插一杠，而是直承1904年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文脉，红学界还至于人人充当律师、法官与乃至侦探，在“曹学”与“脂学”的泥潭中“虚掷了时间，而且也把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推入到五里云雾中湮没了”吗？
由此可见，对胡适的批判是必要的，挣脱梦魇，面向文学是正确的。但由于时代的种种局限，1954年的批判却是大体无效的（除了被批判者俞平伯本人）。如果说需要反思，不表现在以政治取代学术的极“左”，恰恰表现在学术的先天不足。对于“新红学”的核心“自叙传”，用“现实主义”的新理论，固然可以奏一时之效；而对于“曹寅家世”和“高鹗续书”两大支柱，因了1927年8月突然出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以作者“亲属”和“知情人”的身份出来作证，使胡适的“假设”获得了版本实物的印证，批判者既未握有曹雪芹家世的任何资料，也没有涉猎《红楼梦》的重要版本，只好以“革命”的姿态，扣以“唯心主义”、“繁琐哲学”帽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是打了败仗。
三十年后的1986年1月，胡绳在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讲话，把1954年“批俞”运动定性为“政治性的围攻”，当年那些仓促上阵、临时浏览胡适的红学著作的人，反而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胡适的红学模式，正如俞平伯晚年所说：“虽批判胡适相习成风，其实都是他的徒子徒孙。”（《宗师的掌心》）红学家们重新聚集在胡适的旗帜下，不论是“曹寅家世”说、“雪芹自传”说，或是“高鹗续书”说、“脂本原本”说等，都成了不容置疑的“定论”，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怪圈。
为了证明1954年运动的“左”，有人说：“对学术研究处处建立政治嗅觉，使俞平伯难以再从容地自我思考、自我进步，进而也对俞平伯不断演进的学术生涯造成了可怕的中断。”并不符合事实。运动何尝阻碍了俞平伯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与多数“批判者”成了胡适的徒子徒孙相反，俞平伯恰是头一个与胡适的红学观划清界线，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了的学者。
1955年2月，俞平伯写出《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承认自己早年的作品，“采用胡适的作者自传说加以发挥”；但“当《红楼梦辨》出版不久，就宣称“最先要修正”的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又说：“胡适本来是拿‘脂评’当作宝贝来迷惑青年读者的。我的过信‘脂评’无形中又做了胡适的俘虏，传播了他的‘自传说’。”1973年致毛国瑶信中写道：“历来评‘红’者甚多，百年以来不见‘脂砚’之名，在戚本亦被埋没，及二十年代始喧传于世，此事亦甚可异。”（《红楼梦学刊》1992年第2辑）1978年对余英时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以‘自传说’著名的学者。我根本就怀疑这个东西，糟糕的是‘脂砚斋评’一出来，加强了这个说法，所以我也没办法。”（《红学世界》第50-51页）1985年对《文史知识》谈话说：“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的当。现在红学方向就是从‘科学的考证’上来的；‘科学的考证’往往就是繁琐的考证。《红楼梦》何须那样大考证？又考证出什么来了？”这一连串的苦恼，终于导致了去世前的大彻大悟：“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从当年强迫“喜欢并家过日子”的曹雪芹高鹗“分居”，到临终时痛苦决绝的自我否定，构成了俞平伯红学悲剧的最悲壮的一幕。
三
从1991年起，我和曲沐、吴国柱及克非先生等运用版本学、史料学、校勘学、辨伪学的基本规律，从版本鉴定和内容对勘入手，证明出现在1927年以后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是《红楼梦》的原本，而是后出的伪本，脂本中有关作者家世和素材来源的批语，都是不可靠的。此议甫一提出，即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要“横扫以往一切红学成果”。其实，1991年起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证伪，不过是将1954年对胡适的批判，纳入了纯学术的正道，与俞平伯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是完全同步的。我在花城版程甲本《红楼梦》新校注本前言中说：
《红楼梦》是一部什么书？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红楼梦》是一部小说，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底蕴丰厚的小说，一部艺术性很高的小说。但有人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胡适就说过：“《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自看见的家庭。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胡适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所以，红学几乎成了“曹学”，局外人看得莫名其妙，如堕五里雾中，而行家们却搞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有些一心要探究《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人，眼看无力扭转这个局面，便自动退居次要的从属的地位，把搞曹家的历史的封为“第一世界”，而自贬为“第二世界”；但即便是这种低姿态，也没有得到红学家的宽容，他们说，不弄清曹氏的家世，就谈不清大观园的一切；没有“第一世界”，就不可能有“第二世界”：一句话，就是要取消“第二世界”存在的资格。如今我们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什么人的“自传”或“家史”，就将从根本上否定所谓的“第一世界”，或者把委曲求全的“第二世界”，升格为“第一世界”。
到了2003年，我在《还原脂砚斋》结末宣布：“吾生来日，本已无多，况且还有古代小说学、晚清小说、俗文学及文言小说诸课题等我去做，眼下最企盼的则是美美睡上一觉，脂砚斋这一块，就恕我不再奉陪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决心不再谈《红楼梦》，不再卷入红学纠葛，涉及红学的来信一概置之不答，连《红楼梦学刊》2004年到期也不再续订，真正做了近十年的“历史人物”。
刺激我一梦醒来的，是2013年7月朋友给我寄来的《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3期，上面有胡文彬先生《一部鲜为人知的清代抄本〈红楼梦〉——试魁手抄〈红楼梦诗词选〉的特别报告》。胡文彬先生预言：“本报告的发表不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早期脂评抄本确实存在，而且必将对早期抄本演变和流传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内容。”，迟延八年的阅读，让我顿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感。胡文彬先生的根据是抄本《红楼梦诗词选》上“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的“题记”，表明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或在此后不久；而利用剩馀空白页所抄的秦子忱《续红楼梦》中的诗文则在“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之后，故断定此抄本抄录年代上限当在嘉庆三年之前，下限则在“题记”时间开始之前。有人未见我作出反应，足见已被驳得“哑口无言”云。
但我看到的《红楼梦诗词选》书影，右半的“我所居兮清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游兮我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与左半的“续红楼梦酒令”（不是“《续红楼梦》中的诗文”），中间有一道黑白分明的界线，而且字迹截然不同，分明不是同一人在同一时所书。把别一人所抄的无关紧要的“续红楼梦酒令”（不是“《续红楼梦》中的诗文”），与《红楼梦诗词选》粘合在一处，其用意就是让“嘉庆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清明日书”得以厕身其间，从而提高《红楼梦诗词选》抄本的身价。
让《特别报告》失分的，是对所署“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的鉴定，以及“前面所抄诗词时间早于嘉庆三年或在此后不久”的推论。秦子忱《续红楼梦》三十卷，嘉庆四年（1799）抱瓮轩初刊，内封三竖栏，题“嘉庆已未新刊，续红楼梦，抱瓮轩”。《续红楼梦》嘉庆四年（1799）方刻印，“千山试魁”在嘉庆三年怎么可能抄到《续红楼梦》的酒令？张云先生《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第35页将秦子忱《续红楼梦》版本胪列完备，除嘉庆四年抱瓮轩本外，其他版本均在光绪八年之后，还有1920年、1921年的石印本，怎么不见得“千山试魁”是从这些本子抄得的呢？为了掩盖这一事实，《特别报告》注释④云：“秦雪坞（子忱）撰《续红楼梦》，嘉庆三年戊午年（1798）抱瓮轩刊本第9回。”这就不是一句疏忽所能解释得了的；他尤其不该察知“嘉庆三年”抄录“嘉庆四年”的不可能，杜撰出一个“嘉庆三年”的版本来，这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
红学的现状是：经历了二十年风云的冲决激荡，“对脂评不加任何鉴定和研究就完全无批判的接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现在反而轮到拥脂派来为脂砚斋的存在辩护了。而当原有材料被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又将希望寄托于“新的材料”。极普通的《红楼梦诗词选》忽然被“发现”，忽然被捧为珍贵材料，确实“蕴含了它的必然性”，所谓大千世界的奇妙之“缘”，就是企望借助它挽救脂砚斋的颓势，为脂本的存在寻找新的支撑。由于它迎合了多少红学家的心理，一时便呈现出一边倒的景象。长于考证的曹震先生，能够一眼看穿卞藏本的作伪，却丝毫没有察觉“嘉庆三年雪坞秦氏作”的假象，毫无保留地肯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证明不晚于嘉庆22年的时候，带脂批的本子还在世间流传，而嘉庆时期有人默认了脂批的创作时间是在嘉庆三年《续红楼梦》成书之前的。”
揭露脂砚斋的伪造，不是要“把20世纪百年红学描绘得一团漆黑”，而是要将“新红学”把粗劣、浅陋、破绽百出的赝品的八十回脂本当作《红楼梦》的“真本”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把红学几乎为“曹学”“脂学”独占的局面颠倒过来，从而为“回归《红楼梦》文本”扫清道路。不论今后还会发现什么“新材料”，脂砚斋及其抄本是“新红学”之后出现的事实是改变不了的，对此我们充满了理论的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