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范式与“合法性”是一个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头等大事。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清理。本文囿于篇幅，只能述其要略。期望学界视为引玉之砖，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
学者与工匠的接榫处：运用范式处理材料
学术研究说到底，就是如何用范式来处理材料。在同一范式下，新材料的发现有助于学术的创造和突破。例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利用甲骨文新材料考证《史记·殷本纪》之正误，成为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典范。在这个意义上，新材料可以说是推进学术前进和发展的“新能源”。而面对同样的材料，运用新的范式则是学术创造的新契机。例如汤用彤运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范式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里程碑，至今仍然是中国哲学的一座巅峰。因此也可以说，新的范式是推进学术前进和发展的“新技术”。
由此可见，学者的工作其实与一些工匠的工作非常类似。裁缝的工作就是用一种服装的样式来处理一段衣料。服装的样式也是一种范式，比如西装、旗袍、马褂、长袍等；衣料比如棉布、毛呢、裘皮、丝绸等就是材料。各种不同的材料自然价值不同，服装样式自身也含有各种经济、文化和审美等价值。一种时尚的样式会引领大众的服装趣味，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设计师的功能、价值和意义由此体现出来。而同样的样式由于衣料的不同，构成一件服装的价值也有天壤之别。比如相同样式的一件丝绸旗袍显然比棉布旗袍价值高出很多，一件裘皮大衣的价值更是一件棉布大衣所无法比拟的。这个道理也存在木工、石工、玉工等工匠之中。玉工的工作就是如何把一块璞玉制作成一个人物、动物、植物等形象或装饰配件。物体形象和配件形状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范式，璞玉本身就是材料。就像高明的裁缝做出一件漂亮得体的服装、高明的玉工制成一个巧夺天工的作品一样，学者研究成果的价值和水平的高下，也取决于对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材料的解释深度和解释本身的自洽程度，研究的范式自然蕴含在创造过程之中。可见与工匠一样，如何运用范式处理材料是学术研究的两大基本元素。
从工匠的工作我们知道，第一，玉工和裁缝在制作一件作品时，必须对于材料（璞玉和衣料）进行雕琢、裁剪，正所谓“残朴以为器”，“白玉不毁，孰为珪璋！”（《庄子·马蹄篇》），因而必然打破了材料本身的天然（璞玉）或原初（衣料）统一性；第二，在作品成型过程中，材料除了被采用的部分，一定会有剩余，而且成为废料（对于这件作品来说）。因此，无论一个多么高明的工匠都不可能穷尽所有材料的用途；第三，材料的意义都是被工匠在制造过程中揭示出来的。材料本身不存在与作品之间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一段璞玉或衣料，它不会必然要成为什么样的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也不可能只能成为某种玉雕形象或某种服装。它们对于工匠开放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当然，完美的作品形式和材料之间的恰当，往往给人们产生天然、自然的错觉，而这正是大匠手艺展示出的天才。
学术研究也同样如此。由此，我们必须指出学术研究通常存在的一些误区和盲点。第一，任何学术研究过程都会改变原始文本（材料）的原初意义统一性；第二，任何学术范式都无法穷尽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义，必然会存在一些原始文本（材料）解释之后剩余的“废料”；第三，任何范式与原始文本之间都没有必然的、天然的联系。因此，原始文本（材料）本身的意义都是被解释者解释出来的。而且，原始文本（材料）的解释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故而对于原始文本的解释永远不会终结。因此，在原始文本的真伪问题解决之后，逻辑自洽是学术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的终极法则。
《庄子》可能一经面世就有各种评论。今日见到荀子所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解蔽篇》），就是关于《庄子》的著名论断。可见源远流长的《庄子》研究应该起始于战国。概而言之，《庄子》研究的历史也是《庄子》文本新材料的发现，以及《庄子》文本用某种范式被如何处理的历史。从材料方面来说，自西晋郭象编订《庄子》以来，新材料的发现只有少数写本和汉简，没有构成对于《庄子》现存文本结构的根本冲击和甚至局部颠覆。从范式方面来说，古代中国关于《庄子》的研究，都属于诸子学的范式。这种范式在形式上，不外注疏、点评、纪传、诗文等等。著名的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庄子音义》是这种范式的典型。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集中呈现了这种形式。在内容上，这种研究范式则运用古代中国学术的话语体系，评论《庄子》的思想情感、才性智慧，展示出中国古典学术的思想风貌。《庄子·天下篇》是运用这种范式的典型：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瓌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从学术评价到语言风格，这段文字都给人极为强烈的冲击。
《庄子》研究的纯粹诸子学范式一直延续至清末民初。嗣后肇启了《庄子》的文学、哲学研究先河。时至今日，《庄子》的诸子学研究范式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有着崭新的推进和发展。不仅清末民初的王先谦、章太炎、钱穆、蒋锡昌等皆有杰作，而当代庄学大家王叔岷的《庄子校诠》也是这种范式的代表性成果。但是，纯粹哲学范式的《庄子》研究，今日仍然难得一见，可谓凤毛麟角。其中首要的问题在于，今日的《庄子》研究在诸子学和哲学之间仍然存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重大含混和模糊。当然，《庄子》的哲学研究范式，也不可能与诸子学范式截然断裂。因为对于《庄子》的任何研究都必须依托于文本，而文本的解读最终离不开字词的训释和版本知识。尽管如此，哲学的范式与诸子学范式之间的界限依然是十分清楚的。在学术的主旨和精当的表述上如果将二者混淆，将会大大损伤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甚至使研究成果沦为不伦不类之物。这其中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什么是哲学”，进而“什么是《庄子》哲学”。
回答这个问题自然涉及到中国学术的古今之变以及中西学术的体系性差异。
西学东渐，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向西洋学习的内容和重点，从器物层面转向制度和学术文教。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从传习方式上直接肢解了传统的学科分类。及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古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即“四部之学”，在制度上就完全被西方现代的知识体系所取代。以现代中国大学为标志的所有知识传承与创造活动，几乎全部都是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范式之下实现的。简言之，当下中国的知识体系就是现代西方的知识体系，这个体系大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与古代中国的“四部之学”相比，这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在由“四部之学”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转换过程中，自然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是直接接轨，没有遗失。对于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来说，这种转换虽然遇到一些难题，但并不尖锐。然而，在人文科学中如何整合“四部之学”，则是困难重重。检视一百年来的中国人文学科研究历程，文学研究基本上实现了与传统集部之学的分治和对接。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也实现了与史部之学的基本分治与对接。而考古学更是崭新的。虽然古代中国有两次重大考古材料发现，即汉代孔壁藏书和西晋汲冢竹书发现，但都不是考古学。从甲骨文发掘开始，中国考古学正式启程。然而，与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虽然从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开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建立了现代学术的范式，与“四部之学”进行了明确的标识，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关于中国哲学的范式问题却很尖锐地提出来了。
“中国哲学”之意义辩证
哲学是一门源自古希腊的学问，在西方历经两千多年长盛不衰，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大潮。而在西学东渐一百多年之后的今日中国，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却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这一命题，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其实，从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的著名论断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在于，“轴心时代”那些不同地域、民族的先知们的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如果中国的先哲老子、孔子、孟子、庄子们的思想理论，在基本问题和意义旨归上，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们具有本质的相同或相通，那么，他们就可以一起被称为哲学家，而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就随即迎刃而解。
人类的历史演进是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过程。文化和文明的成果凝结在人类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思考和认识之中。全部人类的历史也展示出这种思考和认识的阶段性特征。人类从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人类的初始，就具备一个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类除了具有生存和繁衍的动物本能之外，还有理性的思考能力。思考的内容不仅是日常的经验活动，还包括一些超越经验的问题。例如：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什么？人类和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宇宙万类运行的法则是什么？宇宙万类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基质，即具有根本的统一性？早期人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释，都是在本氏族的宗教和创世神话中表达出来的。因此，18世纪意大利学者维科（G.Vico 1670——1744）提出，是否具有原始宗教、婚礼和葬礼，是地球上所有民族成为人类的标志。同时他认为，人类从初始的蒙昧阶段进入文明社会，必须经过原始宗教、神话诗歌再到哲学。哲学不同于原始宗教和神话诗歌，在于它对人类和世界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是从宇宙万物自身而不是从神秘的外在力量例如人格神之中来寻找答案。
由此可见，从原始宗教、神话诗歌到哲学是人类文明与思维的飞跃。哲学的出现，是一个民族思维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是一个民族思维成熟的标志。故西方是在荷马史诗之后，才有古希腊哲学。被誉为西方第一个哲学家的泰勒斯（Thales盛年约在前585/584），就是因为他说出了“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论断首先是对于世界本源的思考，其次是这个看法跳出了原始宗教的窠臼。伟大的希腊哲学由此展开。
中国古代的先哲们所思考问题，从本质上看，与西方哲学家一脉相通。但是，虽然中国古代哲人与希腊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大致相同，甚至在思维方式上也是一致的，表述方式却有很大不同。先秦时期的老子、孔子等人的著述，是箴言警句和语录对话体，类似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汉以后的哲人著述基本采用对于先秦典籍的注疏、笺证方式。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系统而又完整的哲学著述，在古代中国没有发现，即使是《庄子》《荀子》等也不完全与之相同。当然，更应该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先哲不可能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自觉的哲学学术建构。
因此，即使像对中国古代学术基本无知并充满偏见的黑格尔，也没有否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从后来的世界历史来看，具有完整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的民族，在古代只有古代希腊、印度、阿拉伯和中国。在文明的进展和民族思维的进化上，中国哲学出现的进程与“轴心时代”完全一致。而有些民族则至今没有出现影响世界的哲学体系。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智慧宝藏，也是全人类的智慧瑰宝。近代以后，欧洲、美国特别是德国、法国哲学，成为现代哲学的领军。中古以后，中国没有出现产生世界影响的哲学家。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这是当下中国学者反思的重点问题之一，也是建构中国哲学的起点之一。
由此可见，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本来不是问题。当然，20世纪末叶提出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中隐含着一种意识，是对于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质疑。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面世，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先河，也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其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等一批著作相继问世。这一代学者筚路褴褛，为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创建，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整个20世纪蔚为大观的中国哲学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个坚实的基础。但是，“五四”一代学者的工作毕竟处于前无古人的草创阶段，他们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缺点非常明显。因此，在对“五四”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的反思中，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总其要略，即认为“五四”一代学者还没有彻底融会贯通中西哲学的内在思想和理路，从而将中西哲学思想进行比较简单、粗糙的对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19世纪的西方哲学观念。这些问题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很多困难和障碍。很显然，这些看法基本上还是在“五四”一代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之内的探索和思考。
然而，还有一些学者对于“五四”一代的学者的批评则十分尖锐，甚至完全否定了他们的工作价值。这类学者的根本看法也可以归结为一点，即认为中国古代先哲的思想在整体上与西方的哲学范式不能兼容。而如果我们用西方哲学的范式将他们的思想硬性转或整合，则必然造成中国古代思想的变异、遗漏甚至消失。他们举证很多具体的概念、范畴，例如“道”、“气”、“理”等，以及像“有生于无”之类命题，论证其与西方哲学范畴和思维逻辑之间的不可互释以及不可通约性。这类批评者还有一种深深的忧虑，觉得再沿着“中国哲学”的范式进行研究，古代先哲思想的菁华、我们的国粹就会丧失殆尽。这里也展示出一种逻辑：他们正是由否认“五四”学者建构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延伸到否认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合法性”。
我并不否认这些具体的论点和论证。问题在于，尽管“五四”一代学者所建构的中国哲学范式存在很多缺陷和问题，但是他们所建构的这个范式是否完全不能成立，从而不具有“合法性”？批评“五四”一代学者的这些具体的论证，能否整体性颠覆“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结论？
古代中国先哲的思想与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具有本质的统一性。这一点我们无需再作赘述。问题的关键在于今日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是否在本质上遗漏、丢失甚至毁弃了古代先哲的思想。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大道可循。首先，从根本上说，学术的发展就是不断创造和扬弃的过程。即使在中国古代也不例外。例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除了思、孟学派和荀子之外，其他儒家学说在历史中也渐渐消失，不能见到清晰的师承。现在出土的相关简帛只是一鳞半爪，不见全貌。《汉书·艺文志》所谓“九流十家”之说，有很多家我们现在也所知甚少。墨家学说，特别是与逻辑相关的诸多名家命题的原本含义，今人则基本不解（例如“山与泽平”、“今日适越而昔至”等，今日一些解释非常牵强）。而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直到清代朴学，每一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学说。在新知识产生过程中，旧的知识遗失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的。而且，试图复原和回归古代思想家的思想原义，只是一种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无论人们如何皓首穷经、搜肠刮肚，也不可能展示孔孟老庄等人说话的原初意指。以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解释学，揭示了知识和学术发展的这种规律。可见，以造成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遗失为理由,来谴责、否定用哲学范式研究古代中国学术思想，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表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不可能完全切中其意涵，甚至有较大的疏离，也是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哲学中，不仅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具有其他语言难以翻译的词汇，近代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等也有只能以本民族语言表达的思想（例如Dasein）。但是，这些不能解决的难题都不能成为否定普遍的哲学范式存在的理由。哲学在西方包括俄罗斯，是一门没有任何争议的学科。因此，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差异，现代语言与古代语言的差异，不会影响人们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所达到的共识，也从来没有阻挡世界哲学的研究和蓬勃发展。而思想的差异和理解的艰难，从某一方来说，也是哲学学科的一种特征。所有的哲学问题和思想理论，绝对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明晰。由此可见，尽管现代汉语对于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表述有种种缺憾，尽管哲学术语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有一定的疏离，尽管哲学与“四部之学”具有一定的差异，但这些缺憾绝不是否定建立古代中国哲学的充足理由。现代中国的学术没有任何理由自说自话，自绝于世界知识体系之外。
因此，尽管在范式、体例、术语和甚至核心命题方面，“五四”一代学者的中国哲学著述在今日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这些著述毕竟为今天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脱离这个基础则很容易失去中国哲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些著述中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研究前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恰好能够推动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并在世界哲学的平台上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和辉煌。因此，今日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应当在胡适、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等人建立的中国哲学范式基础上前行，同时必须有批判意识和超越的视野。而要实现对于“五四”一代学者的超越，必须具有坚实的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训练，必须沉潜浸入“四部之学”内部脉络，在中西学术的本质层面，实现哲学学科的对接。
《庄子》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及其与“国学”之关系
《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同样存在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要害之处，就是讨论一些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命题和概念，偏离了哲学的范式。例如很多研究《庄子》哲学的著述，将“精神自由”、“心灵超越”等话题作为讨论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哲学问题，倒不如说是宗教问题。因为在现实中，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法律、伦理等规范的约束，不能完全自由。但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任意想象自己的生活，选择自己崇拜的权威、偶像和趣味。没有任何世俗的力量可以阻挡人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而且只要在行为中遵纪守法，也允许人们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法律进行怀疑。可见在世俗生活中，精神自由、心灵超越从来不是问题。只有在宗教领域中，信仰不属于理性，不允许教徒对其基本信仰进行怀疑和挑战，宗教要掌控人们的精神和心灵，因此才会讨论精神和心灵的归属问题。实质上，在宗教中只有信仰的精神自由，没有不信仰的自由。否则则为异端。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庄子》中的“心性”问题，虽然与哲学问题相关，但这个问题在一般的讨论中语义被混淆，内涵模糊不清，基本上游离了哲学的范式。仅在汉语层面，我们知道“心”可指心灵、心脏、精神等等，“性”可指本性、性情、性格、人格等等。如果要对应英文概念，“心”可指mind、heart、spirit等，“性”可指nature、character、personality等。而把“心”“性”二字结合一起，其意涵至少有几十个组合。可以推论，由此类话题揭橥“《庄子》哲学”之深意宏旨，不免大而化之，不着边际。如果《庄子》哲学研究只是围圈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那么，严肃的学术界实在无法对此进行正常的思维对接。这些话题实质上就只能成为一些人的“独白”了。
而与此同时，《庄子》中很多极为精湛的哲学思想却被遗弃或者遮蔽，例如《庄子》精微而系统的怀疑论哲学可与古希腊怀疑论媲美，《庄子》高妙的语言哲学可与20世纪语言哲学相通，等等。这些地方像未开垦的处女地，至今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宝藏深埋在文本之中，没有被开光、发掘。
此外，《庄子》的哲学研究也很容易与“国学”纠缠不清。众所周知，在“四部之学”中没有“国学”概念。“国学”名词的出现与近代西学东渐相关。由于新文化运动，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及其体系几乎全盘引进中国。在这样的大潮之中，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被人们弃之如敝屣。因此，自19世纪末叶起就有人担心中国传统文化会落入消亡的命运。他们试图力挽狂澜，在西方学术的汹涌大潮中守护中国传统的学术。于是，他们将所有西方知识统称为“西学”，将中国传统学术统称为“国学”，以“国学”与“西学”分庭抗礼。至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以“学衡派”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以“昌明国粹”为口号，创办刊物，大力宣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可见“国学”是与“西学”相对的概念。与“国学”名称相应的还有“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之说等等。但是，当时“国学”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基本上被安置在“书院”这些现代教育的边缘地带。
应该强调的是，20世纪上半叶倡导“国学”者的目的，是在现代学术体系（实质上也是西方的学术体系）之中，把中国人的学术创造及其成果，与西方人的学术创造及成果区别开来。“国学”的概念并没有涉及用中国古典学术分类即“四部之学”，来替代现代学术分类。从“国医”、“国乐”、“国术”、“国文”、“国语”等名词即可知，这些名称还是对接现代西方学术中的医学、音乐、体育（武术）、文学、语言等学科，而不是经、史、子、集四部之称。
今日中国又重现“国学”热潮。不但各种“国学班”遍及各地，网络和民间的“国学”更是风生水起。著名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都相继成立国学院。如果是加强对于传统学术的基础训练和古籍整理，引导大众阅读经典，重温传统，这些当然是有益无害之举。但不可否认，今日流行语中“国学”的所指仍然含混不清，不像“儒学”所指那样明确。有很多人用“国学”来专指研究古代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学问，“国学”一词在这里也只能是一种模糊的划分和说法而已。正因为如此，近年来高校成立的国学院，其教学和研究基本上还是延续现代学科分类进行操作运行。几乎所有这一类国学院的课程设置、专业方向以及学位授予等活动，还是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考古、语言学等现代学科进行。因为现实很无情，如果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来进行这些国学院教学和科研，我们无法想象如何进行日常运转。此外，四部之中除了包括今日人文学科的文、史、哲、考古等学科，也包括今日所有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按照“四部之学”的“国学”教学、科研，是当下国学院所无法承载的。
由上述可知，作为诸子学的传统《庄子》研究，理所应当属于“国学”范畴。而作为现代学术的《庄子》哲学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在“国学”之外，因为今日诸多国学院的课程和科研项目与“《庄子》哲学”是吻合的。这种约定俗成的力量给今日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带来很大的误区和混乱。可以想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学”一词仍然会使用，而且红火。但是，我们一定要明晰“《庄子》哲学”与“国学”只是在某个约定俗成的意义层面相交，明晰“《庄子》哲学”是完全不同于“四部之学”的现代学术范畴。在具体的语境中，我们要防止“国学”一词造成的误会和误区，并由此带来学术的混乱和误导。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