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法国社会沉疴痼疾的总爆发，其原因是多重和复杂的。

经济原因是直接的导火索。在整个18世纪，虽然法国的国家财力有所增加，然而1787、1788年的农业歉收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城市尤其是巴黎，失业、物价上涨、物品匮缺和饥荒，引起民众的愤怒和绝望。面对危机四伏的现实，路易十六优柔寡断，不知所措。财政大臣们最后想扩大纳税人数目，触动了特权阶层的利益。于是他们也奋起抗争，催生了暴乱。

潜伏在经济危机下面的是政治危机，即社会不平等状况严峻，阶级矛盾尖锐。革命前的法国社会结构，由教士、贵族和平民三个等级实际上也是特权和非特权两个等级构成。特权等级是教士和贵族，非特权等级是平民。经过启蒙的洗礼，彻底改变这种不平等成为下层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强烈愿望。平民等级尤其是上层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上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但是，贵族根本不想改革，还想延续中世纪的特权。而且，法国是国王用武力征服完成国家的统一，形成了欧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君主制。强大的王权自然成为维护贵族特权的有效屏障。骄横的贵族向来只认同暴力，不屑于使用理性的方式，例如法律的武器。因而在法国没有能够培养出自由主义传统，也不可能出现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激进的革命风暴也就在所难免。

暴力行为在1789年7月14日达到高潮。民众为了寻找武器库，攻占了皇家监狱巴士底狱，并释放囚犯。骚乱迅速传遍法国。贵族们惊恐不安，大量外逃。农民听到贵族和土匪洗劫的种种流言，于是武装起来自卫，有时攻占城堡，乘机烧毁土地文契。1791年6月，国王全家逃离巴黎，却在接近东部边界的瓦伦被捕，送返巴黎。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等利用这件事证明国王叛变革命。8月10日，巴黎的革命者攻占了杜伊勒里宫，制宪议会宣布废黜国王。9月2日至9日，暴乱的民众对关在监狱中的1000多贵族、修士和拒绝宣誓的教士进行屠杀。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共和国。1793年1月21日，议会对国王进行审判，宣判国王有叛国罪，并于当日上午10点钟在革命（协和）广场执行死刑。在临刑前的断头台上，路易十六喊道：“我是无辜的！”但鼓声淹没了他的呼号，铡刀斩下国王头颅的同时，激发迅雷般的欢呼。不久，革命派内部分为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雅各宾派斥责吉伦特派为叛徒，经过虚假的审判，大多数吉伦特派被送上断头台。罗伯斯庇尔及其拥护者从此实行严酷的措施，凡涉嫌叛变共和国者立即被逮捕。革命法庭大量处决异见者，全国约有4万人上断头台，还有难以计数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拒绝宣誓的教士受到空前的迫害。恐怖笼罩整个法国，没人有安全感。1793年岁末，革命政府用暴力恐怖基本上稳定了法国。吊诡的是，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被推翻，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是启蒙之后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引发了整个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震荡，对于近代欧洲的政治生态及其版图的建构产生了根本的作用，从而影响了今天人类世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也是整个西方乃至全部人类历史中的节点之一，在人们的思想中引发了异常深刻而又不同的反思。因此，反思法国大革命差不多成为后来思想家（尤其是西方思想家）绕不过去的课题。这种反思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哲学、宗教、艺术等著述和作品中。相关著述难以尽数，名著也蔚为大观。

尤其令人反思的是，法国大革命以异常激烈的手段摧毁了旧秩序，但接踵而来的却是暴力、恐怖和屠杀。从国王、王后、教士、贵族，到雅各宾党人，纷纷被押上断头台。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为让整个欧洲感到颤栗、恐怖，革命中的残暴和恐怖，不仅至今让人们心有余悸，而且还成为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一个尖锐问题：革命是否就是暴政的别名？所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探讨几乎都隐藏着这个集体无意识。英国著名政治学家、保守党精神领袖博克（E.Burk 1729-1797）在《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提出，法国大革命摧毁了西方的风俗和道德，可能把整个欧洲引向暴政。因此，英国宁可不改革也不要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A.de Tocqueville 1805-1859）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可以说也是基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书名链接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关键词，无疑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思想冲击波。作者在分析了暴民政治成因的同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然而，暴政和疯狂绝不完全是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哲学家在这里看到的则是人性的分裂。应该说，哲学家看到的是更为本源性的问题。

二

出生于涅卡河畔马尔巴赫的德国哲学家席勒（J.C.F.Schiller 1759-1805年），同样感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他看来，当时的法国社会，广大下层阶级处于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之中，他们要求打破社会秩序，解放自己难以驾驭的狂暴。而文明的上层阶级则萎靡不振和颓废堕落。整个法国呈现出一种令人作呕的腐败和没落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改革导致暴乱是不可避免的。与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不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出现暴政和屠杀，最终根源在于人性的分裂。

席勒认为，出现在法国的这种道德败坏和堕落现象，不仅仅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问题，也不仅仅局限于法国，而是整个欧洲：社会的发展导致了欧洲文化本身出了重大问题。在18世纪后半叶，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城市中新型工场应市场发展成为一种高度复杂的行业，造就了社会的新兴力量。这一全球范围不断扩展的行业，开发了为它服务的商业机构。银行和联合股份公司提供了资金进行国际商业投机。欧洲作为庞大的世界性贸易体系中心宣告完成。社会财富更加集中。农村人口大量外流，聚集在大城市、矿场、煤田等有限的空间里。随着城市工厂强加了新的工作条件和习惯，艺匠和工人们不得不屈从自己不熟悉的种种要求。工业革命完全改组了生产方式，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造成空前的社会动荡。这是欧洲社会的千年巨变。

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是严密的社会分工，整个社会像一个精巧的钟表机械，无数众多的但是都无生命的部分，组成一种机械生活的整体。扩张的知识和个人的有限的智力之间的冲突，使得学术必须有更精密的分工，复杂的国家机器又使得人们的地位和职业必须有更严格的区别。“于是，国家与教会分裂，法律与风俗分裂，娱乐与劳动分离，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报酬不相符。”（席勒：《美育书简》，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二卷，第144-14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文简称《书简》）集体瓦解为无限而又无生气的部分，个人既然被桎梏在社会全体中一个很小的片断中，个体自身也就只能成为一种片断。这种机械的社会必然也会造成人性的分裂。人性中因而出现了一种毁灭性的冲突，割裂了直观的知性和思辨的智性之间的联系，拆散了人性内部的和谐力量。

与近代社会相对的是古希腊社会。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体制，使每个人都享有自主的生活。希腊的社会文化没有造成社会与个体的分裂以及人格内部的分裂，而且每个人在必要时都可以成立独立的整体。希腊人的这种自然天性具备了一切艺术、才智和道德的潜质，所以，希腊人能把想象的青春和理性的成年结合在一种完美的人性里：“希腊人的精神力量在春梦方醒之时，感性官能与理性精神还没有彼此严格区分开来；因为并无任何决裂促使他们分庭抗礼和规定他们的境界。诗情尚未同机智争宠，思辨尚未因吹毛求疵而自损令名。”“丰富的形式与丰富的内容，哲学的思考与文艺的创造，柔情与魄力，他们都兼而有之，而且是青春的幻想与成年的理性结合成一种辉煌的人性。”（《书简》第143页）

在席勒看来，与古代希腊社会相比，他生活时代的欧洲，远远不能产生作为政治道德革新必要条件的那种人性典型，反而会出现它的直接对立面：

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我们便首先感受到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祸害。我们的自由判断服从社会的专横舆论，我们的感情服从社会的莫名其妙的习惯，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唯独维护我们的任性来抗拒社会的神圣法律。……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书简》第142页）

在这样的状况下，任何政治改革的企图都是不合时宜的，任何寄托于改革的希望都将成泡影，播下龙种必将收获跳蚤。政治改革只有等到人的内心分裂再度被扬弃，人的天性得到充分发展，足以成为艺术家的天性，而且保证理性的政治创造能够实现之时，才能进行。

三

席勒坚信，社会的改造首先在于人的改造。政治领域的一切改善都需要人的性格的高尚化。在他看来，一个健全的人格能够达到深刻的见解和伟大的情操，只须给与他重要的动机就行了。而对于一个人性分裂的人效果则只能相反。分裂的人性是暴政的根源。要改造人性的分裂，只能靠教育。

按照席勒的观点，现实的人身上既有理性，也有自然性，自然性就是动物性。因此，“自然人毕竟是一种现实，而道德人不过是一个问题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席勒认为：“所谓自然王国，是指任何一种起源于暴力而不是根据法律建立的政体。”（《书简》第137页）人在自然的状态下，他是自私自利而不是自主，是随心所欲而不是自由，心为形役而且不守规律。世界对于他不是对象，而是命运。他既不知道心中的必然性，也不认识世界的必然性。“他在丰富多彩的万类中只见他的猎物，在雄浑壮丽的自然中只见他的敌人。”（《书简》第195页）当然，完全处于这种状态的只是动物而不是人类。不过人类也从来没有完全脱离过这种状态。人的特点就是：他可以同时兼有最高级和最低级的品质在他的天性中。当人仅仅是感受自然时，他是自然的奴隶。感性的人是被决定的，没有自由。

从人具有理性的方面看，一旦他思考自然，他就成为自然的立法者。人能够赋予无形式的东西以形式，就证明他的精神是自由的，至少证明人具有精神自由的能力。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仅仅是自然所造成他的状态，他能够凭借理性回过头来再踏上自然所期待于他的途径，他能够把必需的工作改变为自主的工作，把肉体的必然提高为道德的必然。”（《书简》第136页）因此，对人的教育是可能的。

对于可以教育的人来说，教育和改造也有多种方法。国家可以通过道德教育进行，也可以用法律来实行。但是，这两种方式都缺乏自然的性质，带有强制的特点。道德教育免不了靠牺牲自然感情来维持，这肯定是一种有缺点的教育。另一方面，一种政体只靠法律来实现社会的统一，就会否定多样性，当然不美满。比较好的方法，是让国家的理想原则渗透到个人身上来，使人高贵起来，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而这必须通过审美教育才能实现。

席勒说：其实，“人的教养就在于：第一，给他的感受能力提供同世界最多样的接触，在感情方面促使其被动性达到最高程度；第二，使他的决断能力取得不依赖感受能力的最大量独立，在理性方面促使其主动性达到最高程度。”（《书简》第166页）如果说人的尊严就依赖这两者的严格区别，那么人的幸福就在于巧妙地扬弃这种区别。教育既然应该是人的尊严和他的幸福协调一致，也就应该关心这两种原则在最密切结合中的最高纯洁性。审美教育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中可以帮助人实现这一目的。“所以美成功地对我们证明：被动性绝不排除主动性，物质绝不排除形式，有限绝不排除无限，因此，人道德的自由绝不因他必然对物质的依赖而被否定。”（《书简》第202页）在自然法则或理性法则约束人的意志自由的一切场合，审美活动会使这一切得到解放。美能够在人心中建立和谐，可以赋予人以社会的性格，带来社会的和谐。

在席勒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最终应该是道德的社会。理想社会的人民应该是道德的人。人从感性人到审美的人，可达道德的人。社会因此可达道德的社会，它的人民一定可以实现性格的全面发展。他说：“我们的时代其实是在这两条歧路上流连忘返，在这边则成为蛮风俚俗的牺牲品，在那边则限于精神萎靡和生活荒唐。唯有美能够从这两条迷途带我们回来。”因为“美感发展则民风高雅，……人有审美修养，则一般是理智英明，感情活泼，胸襟磊落，甚至举止庄严；没有审美修养，则往往适得其反。”（《书简》第156页）任何保持抽象状态、扼杀个性的国家都不能实现理想的人的完满性。

由此可见，国家的理想状态只能从审美教育，而不能从物质和道德的形式上发展而成。因此，席勒宣称：

力本的国家，以自然克服自然，只能使社会成为物质上可能；伦理的国家，使个人意志服从集体意志，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上必要。唯独审美的国家能够使社会成为真实的社会，因为它通过个体的天性以实现集体的意志。

在恐怖的暴力的王国中，在神圣的法则的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了第三个快乐王国，游戏与假象的王国，在这里，它替人们解除了种种关系的桎梏，摆脱了一切所谓强制的东西，不论是物质的或精神的强制。

在审美的国家中，……以自由还给自由——这就是这个王国的基本法律。（《书简》第213-215页）

要避免革命和改革中出现暴政和疯狂，席勒开出的良方是整个社会的审美教育。他认为，达到自由的路径不是政治经济的革命而是审美的教育，至少是须先有审美教育，才具备政治经济改革的条件。他声称：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为了解决实生经验中的政治问题，我们必须走审美的道路，因为我们是通过美走向自由的。”（《书简》第136页）

四

作为哲学家，席勒认为所有社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人性本身的完美。他认为，从根本上说，人要获得自由不是政治经济权利的自由行使和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放和完美人格的形成。只有这样，人才能从个别的、经验的、无恒的人性中去寻找绝对的和永恒的人性。这应该是人类的根本目标。

人是自由的，而自然是必然的。按照席勒的观点，“唯有当这两者结合——当意志可以自由地遵从必然之规律，当幻想纵使千变万化，理性仍能坚持它的法则，那时我们的神性或理想始能出现。”（席勒：《论素朴诗与感伤诗》，同上第224页。下文简称《论诗》）达到自由和必然和谐一体的人格是健全的、理想的。而现实的人格一般都没有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也永远不会实现这种完满的结合。因为，现实的人格总是有缺陷的。

席勒认为，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说，当人们已经具有思想的能力时，理性会压抑感性。逻辑的必然性或道德的必然性取代了自然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人要恢复感性的威力，就必须先毁灭了理性的威力。所以，现实中的人，若要消除理性的压迫，他必须在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返回到纯粹无定性的消极状态。当然，人通过感觉接受的决定状态必须保存，因为他不应失掉现实；但是同时必须扬弃它的局限性，因为一种无限的可定性必须发生。因此，问题就在于如何消灭这种状态而又同时保存它。这种对立的状态，可以说也是一种中间的状态，是在游戏或审美中才能实现的一种状态。“假如我们称感性决定的状态为物质状态，称理性决定的状态为逻辑状态或道德状态，那么这种真实的和主动的可定性的状态就应该称为审美状态。”（《书简》第185-186页）在美或审美统一所引起的快感中，物质与形式，被动状态与主动状态，先已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审美和游戏可以使人的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和谐一致。这就证明：人的感性本能和形式本能可以结合，无限可以在有限中实现，从而最崇高的人性也有实现之可能。这当然是人性发展的理想状态。基于此，席勒宣称：

让我毅然决然地说，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时，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完人。（《书简》第173页）

席勒认为，游戏和审美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而且，在审美活动所授予外表生活的形式中，已经敞开了人的内心生活，并使之自由。因为，审美心情并不单独地偏袒人性的某个别机能，它对于任何机能都一视同仁地予以恩惠，所以，审美中心理的多种功能处于和谐之中。席勒说：“唯独审美状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整体，因为它本身包括了前因和后果的一切条件。只有在审美时，我们感觉到自己仿佛超脱了时间，我们的人性表现出它的纯洁性和完整性，仿佛它未因外界势力的影响而经受过任何损害似的。”（《书简》第188页）在审美的状态中，“他应该不是这个或那个，他应该是人：自然不应该绝对地支配他，理性也不应该有条件地支配他。这两种法则应该完全独立并存，而又完全彼此调和。”（《书简》第199页）

美育的使命就是从美的事物中寻找美，因为这种美会给人以自由。席勒曾用诗一样的笔触描绘了审美状态中人的感受：

云淡天青使感官敞开来接受最轻微的感触，泱然的温暖焕发生机使草木葱茏；或者盲目的物质统治甚至在无生的造业中也业已倾覆，胜利的形式甚至使最卑微的物类也显得高贵；或者在快乐的环境中，在幸福的区域里，活动就引起享乐，享乐就引起活动，从生活本身产生神圣的秩序，从秩序的法则才能发展生活；或者想象力永远不依恋于现实，但也永远不离开自然的质朴而走入迷途——只有在这些地方，感情与理智，感受力和创造力，才能够在侥幸的平衡中发展起来，而这种平衡就是美的灵魂和人性的条件。（《书简》第203页）

只有美的心境才能产生自由。所以不难了解，这种心境不可能从自由中产生（自由不能产生自由），从而也不可能有道德的根源。席勒认为，现实社会争名夺利，道德沉沦。有人生的坎坷，贵贱的悬殊，环境的压迫，贫富的无常。人只有在回归自然中得到安慰。自然就像一首美妙的牧歌，给人们带来暂时的快乐：

自然之战胜人为，不是凭借其盲目的威力，即力量之伟大，简言之，不是因外在的需要，而是因内在的必然。（《论诗》第227页）

美也一定是自然的赠品，只有自然的偶然的恩惠才能打破自然状态的桎梏，才能引导野蛮人走向美。究其根源，这种对于自然的喜爱实质上不是审美的，而是一种道德的情操。

因为美感与知识和欲望无关，不会给人带来学知识的强制。人还可以借美感来净化性爱欲求所烙印的兽性。审美教育就是使人即使在单纯物质生活中也受形式支配，并且在美的领域所能达到的范围内使他成为审美的人。因为“单一种精神能力的伸张固然可以培养出非常的人物，但是只有精神能力的调和均衡才能产生幸福美满的人物。”（《书简》第148页）“任何人在美的魔力下都会忘记自己的局限性。”（《书简》第214页）因此，唯独美感教育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无限境界。审美教育的目标，就是在自然和自由的状态下，完成一个完美的人格建构。

五

除了哲学家，席勒还是个诗人。他思考的核心是人与自由和自然、人与历史和现实、人与有限与无限的问题，而他的理想是实现物质和精神、自然和自由、古代与现代、质朴与文明、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完满结合，达到人性的和谐与完满。黑格尔说：“席勒所专心探讨的是人类心灵的深处。”实质上，席勒的理论是在古代与近代精神之间的张力中展开的，并且深切地表达了处于这种张力之中的现代人的困惑与憧憬。

人在现代文明的时代用艺术的方法来恢复他的童心，人在面对机械的、物欲的现实面前在思想上替自己虚构一种自然状态。席勒这种来自卢梭的思想，对于后来早期的马克思、尤其是马尔库塞产生了巨大影响。很显然，这个理论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自身有很多局限。但是，从席勒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从席勒对于人性本身的洞悉和论述中，反观当下中国人的人性如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本源性问题，进而寻找根本性的对策，无疑是不可忽缺的参照。不妨再看看席勒的描述：

利己主义学说生长在礼仪彬彬的社交的娘胎中，但是还没有产生一个关怀社会的人，我们便首先感受到社会的一切传染病和一切祸害。我们的自由判断服从社会的专横舆论，我们的感情服从社会的莫名其妙的习惯，我们的意志服从于社会的诱惑；我们唯独维护我们的任性来抗拒社会的神圣法律。……文化不但不能给予我们自由，反而以它一切教化的力量发展了新的需要，物质需求的枷锁越来越可怕地缚紧我们，所以损失的恐慌甚至窒息了向善的热烈追求。“逆来顺受”这句格言却被目为人生的最高智慧。所以，我们见到今日的时代精神动摇在荒唐与粗野之间，在不自然与纯自然之间，在迷信与道德怀疑之间；只有邪恶势力的均衡间或给它以限制。

我们是否十分惊异，并有一种时光穿越的感觉？对于今日关注中国前途的人们来说，这简直是醍醐灌顶、当头棒喝！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