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生老病死，乃是人生的常态、自然的规律，但是，当汝涛先生驾鹤仙逝的噩耗传来，还是恸从中来，悲不能已。辗转反侧，夜深无眠，于是干脆打开电脑，略述数语，追忆自己向汝涛先生求教请益的往事，诉说个人心中对汝涛先生懿德嘉行与学术贡献的认识，谨以此表达对汝涛先生的深切缅怀与永恒纪念。
我拜识汝涛先生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当时在临沂举行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当地的老学者以曹操对《孙子兵法》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运用为题，发表自己独到的研究见解，观点堪称凿破鸿蒙，论证不乏条分缕析，实可谓提玄钩要，索隐发微，别开生面，新义迭呈，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在《孙子兵法》研究上还是一个初学者，听了这样的学术报告，受震撼、受鼓舞是很正常的，在由衷敬佩并牢牢记住汝涛先生高姓大名的同时，也为临沂有这样卧龙藏虎、学识卓绝的学者而不胜惊讶。可以这么说，我对临沂的认识和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汝涛先生的道德文章这一门径而渐入佳境。
“困而知学”乃是我这种资质愚钝之人唯一的长处，因仰慕汝涛先生的学问，我有意识地向他老人家请求赐教，而先生也以“有教无类”的博大襟怀，对我这个后生小子青睐有加，不时指点，或许在他的心目中，像我这种尚能沉下心来读书写作的晚辈，属于“孺子可教”的对象。因为对于以弘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老一辈学者而言，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期盼与追求，所以，有年青人折节向学，他们总是会倍感欣慰、积极鼓励，正是这样的契机，缔结了汝涛先生与我之间的一段学业指导、人格砥砺的机缘。
苍天总是垂幸于有缘之人，临沂厚重博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使汝涛先生能够挥洒自如施展自己的卓绝才华，发挥自己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给我们的学术往来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交集平台，《孙膑兵法》与马陵之战战场遗址的论证、诸葛亮思想与生平的讨论，都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文化主题，这就使得我不断有新的机会向汝涛先生讨教。当然，汝涛先生学问博大无涯，他在唐人小说的研究、王羲之生平与家族史的考析、《金瓶梅》作者的辨正、颜真卿事迹的梳理等领域的造诣，我作为门外汉，是没有资格置喙的，但汝涛先生同样以奖掖后进的热忱，将自己这方面的心得随时赐告，慢慢地培养起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多少可以说是进入“扫盲”的阶段了，他的苦心孤诣，实在让人感动不已，至今念及，不禁泫然。
在向汝涛先生求教请益的过程中，我以为：先生的治学有三大特色：
一曰“博”，汝涛先生早年受业于萧公权、萨孟武等名师硕儒，根基坚实宽厚，于学问无所不窥，文史贯淹、经子兼通，是真正的国学大家。这以他的治学领域与学术成果就可以看到。他既著有《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琅邪居文集》、《王羲之世家》等历史研究专著，也撰写有多篇唐诗宋词的赏析研究文章，并创作了《偏安恨》、《巾帼藩王》、《翠谷义踪》、《王羲之》等历史文化小说，还整理与主编了《唐人小说》、《颜真卿志》、《宗圣曾参》等历史、文学资料与地方文献，可谓是成就卓著、博大精深，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句：汝涛先生的卓越成就，实际上业已成为临沂的一个文化象征，对于临沂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自己厚重杰出的历史文化风貌，其意义不言而喻。
二曰“通”。汝涛先生治学，绝不局促于饾饤补苴的层面，而是进入了通脱豁达、博古通今的高明境界，他在一次与我通信中谈到，他十分仰慕乃师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等著述中体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感悟，认为这才是历史解读、文化研究所应追求的目标，他谦逊地表示，这种境界自己是所不敢企冀的，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己还是有心将其借鉴和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事实证明，汝涛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其《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一书中，就浓厚体现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视野与文化精神。
三曰“实”。汝涛先生治学，学风质朴自然，笃实严谨，一丝不苛，精益求精。对一些无根之论，他总是能秉承求真求实的态度，不假辞色，予以严肃的批评，我记得他曾对个别人有关王羲之家谱的真伪问题上的随意看法，提出尖锐的辩证，廓清了历史的真相。另外，在我印象中，凡是他主编的论文集，如《诸葛亮研究二集》、《金秋阳都论诸葛》等，他总是要写一篇多达万字以上的编后记，对入选文集的论文，一一加以详尽的学术点评，这既是汝涛先生甘于奉献、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风格，同样也是他以学问至上、学贵笃实的治学精神具体写照。在当下学风浮躁、学术大量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学术生态中，汝涛先生治学求“实”的品德乃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值得我们推崇和发扬。
问学求道日久月长，就顺乎自然地进入了更亲切的自由空间，这就是情感世界的交融与生活经验的分享，仰慕的敬意固然依在，而平和的交往则水到渠成。这时，我和汝涛先生之间就不再只谈学问，而开始有更多话题的交流，有更多琐事的互助。我到临沂，可迳赴其寓，登堂入室，漫话家常之事，议论世局时政，诉说所见所闻，直抒所想所思，而不曾有半星的顾虑，一丝的犹豫；汝涛先生在报上看到新书书讯，也随即驰函于我，嘱讬我在北京书肆上专心代他访购，而不假客套，绝无欲说还休之态。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都是那么的平常。
人生交往到了这样的朴实平凡状态，不再有尊卑的界限，不再有礼节的考虑，不再有功利的因素，才算是真正接近了“陶然共忘机”的人生理想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莫名的快乐，这种无意的欣然，我认为才是我结识汝涛先生的最大所得，才是我们这段“忘年之交”的真正价值所在，毕竟，“契阔于心”比传道授业更为重要，享受人生比经营事业更有意义！
我与汝涛先生过从最频繁、最密切是我尚在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从事古代兵法研究那段时间。2002年7月，我告别军旅，转业到高校当教书匠，吃粉笔灰，原以为可赢得清闲，有更多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谁知道，好景不长，受学校信任的结果，是自己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一名“小吏”，“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成路人”，结果，比当年在军事科学院当“小吏”忙碌多多，就公而言，是填表格、陪开会、跑项目、糊人事；就私而言，是发文章、编书稿、开讲座、建关系，形格势禁，不亦乐乎。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很无奈，我与“全真葆性”的古训渐行渐远，为物“累形”的症状则愈来愈重。纯朴少了，想法多了；真挚淡了，应酬忙了。人是会变的，我也不例外，所以，近几年里，虽说心里常也惦念起汝涛先生，但却经常以事忙为由，给自己较少主动向汝涛先生请安问好的过错做开脱。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愚蠢，我竟然为过眼云烟的虚名所迷惑，而忘却了人生的真正追求，买椟还珠，这成语用在我自己身上，实在最最贴切不过了。
幸福的人生，在于做不后悔的事情，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汝涛先生的仙逝，对我个人人生而言，有如当头棒喝，使我警醒和检讨自己这几年的本性迷失之误。让我更加懂得对生活、对友情的珍惜，更加明白怎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的道理。我认为，后悔而有所触动，有所觉悟，这样的人生同样不失为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汝涛先生生前身后，都永远在关心、帮助我，都永远默默地注视我，祝福我。大爱无疆、大德无际，我只有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做事，才能有勇气去回忆汝涛先生的音容笑貌，才能有底气去告慰汝涛先生的在天之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