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思想最长远深刻而又最容易招人误解的美国思想家，也许非塞缪尔·亨廷顿莫属。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引起了广泛争议，被指责为美国干预中东及西方社会内部的族群矛盾背书，但其实他的本意不过是指出这种冲突的危险并预防它。从文明差异出发的观察视角也具有某种独特、不可替代的价值。即使是亨廷顿的一些批评者，也欣赏他在此方面的独创性与见地。

在美国国内事务上，亨廷顿身份的晦暗性与形象的矛盾性，也在不断呈现出来。由于不惮于探究和揭示他所认为的残酷的真相，亨廷顿常被视为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但是他毕生又都是民主党人，在自由派的堡垒哈佛大学任教，并对1960年代的变革持肯定态度。

现如今，美国自身的内在张力，又与这位思想家的自我张力交织在了一起。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美国正处在一个令人困惑和迷茫的时刻，作为一个奉行自由主义的国家，它的固有矛盾再次被揭露出来。在此情况下，一贯致力于从历史与文化角度解释美国的亨廷顿，再次凸显出独特的价值。亨廷顿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似乎以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方式预见到了这个变动的时代，尽管作者本人早已去世了。

美国比印度更不“和谐”？

长期以来，对理解美国政治而言，存在着三种主要的学术框架：进步主义，共识主义，多元主义。进步主义理论强调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的持续冲突，可以称为美国版的“阶级冲突”理论。共识主义理论与进步主义相对立，认为美国社会的关键特征是中产阶级的压倒性优势地位：由于没有封建历史、自然资源丰富、洛克式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潮流行等原因，美国一直没有欧洲式的阶级意识与阶级冲突，而是具有“令人愉快的同质性”——这种普遍的平等性曾令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印象深刻。多元主义范式则认为，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

在亨廷顿看来，用阶级冲突理论描述美国社会更多是这一派学者头脑里设想的“应然”，而不是美国社会的“实然”，除了罗斯福新政等时期外，美国政治生活很少表现为以贫富为界线的两极对立。而聚焦于利益的多元主义理论，则对时常裹挟美国政治的激情、动荡与道德热情缺乏解释。共识理论的正确之处在于认识到，美国并不存在欧洲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但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社会政治冲突和暴力其实比许多欧洲国家更多，就像霍夫斯塔特说的：“无需意识形态冲突，美国人也能打得头破血流。”

亨廷顿的解释是，美国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建立在特定的理想与价值观之上，美国没有欧洲式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其政治生活中灌输的道德激情比欧洲国家更多。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认为祖国源自特定的政治理想，并受到自由平等梦想与承诺的鼓舞。在阶级冲突的主张者看来，这些理想不过是对立的阶层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利用的意识形态武器，共识理论则将这些理想视为不产生影响的常量，二者都没有看到美国社会最关键的特征。在此基础上，理想与制度之间的鸿沟，可以最好地解释美国的政治现实及其变迁历史。

有意思的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创造了一个注定不和谐的体系。美国人始终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理想，但也因此而一直遭遇失败，因为这些梦想永远不会彻底地、令人满意地实现。“在美国，总有人会批评制度的杯子是半空的，也总有人豪情万丈，试图用理想主义的甘泉将其倒满。”但这总是徒劳无功。理想总不能落实，而不平等的现实又被视为不合理和需要改变的东西，于是美国社会始终处于纠结和矛盾之中。

这也是为什么在亨廷顿看来，美国社会要比印度更为不和谐，尽管印度各阶层之间有着更悬殊的差距。在这里，“和谐”是一个中性概念，指现实秩序和规范秩序的一致性，并不一定代表更值得追求。尽管传统印度实行有时显得很残酷的种姓制度，但印度人在意识里承认这种不平等是合法的，因而印度仍然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美国社会总是存在一个致力于追求平等的道德环境，所以，始终无法消灭的现实不平等注定了它注定不和谐。

“美国信条”的反政府性

更要命的是，美国的国民身份认同正系于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达尔曾说：“不论祖先来自何处，属于何种阶级、宗教、信仰和肤色，所有美国人都有一个共同之处：一套社会伦理和政治信条。”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政治信条和价值来定义民族。其他国家的身份认同可能系于种族或传统，而美国人的认同系于价值观。这也有助于解释一个现象：欧洲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彼此竞争，如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争夺在劳工阶层里的影响力，而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彼此强化，民族主义因为以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和原则来定义自身，所以往往不需要走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路子。

美国人共同认可的这套价值观，还表现为自由与平等的高度统一。自柏拉图以来，欧洲政治理论家往往认为，平等的扩张会导致自由的毁灭，使社会均质化和等级化，从而给暴君的出现铺平道路。所以历史上欧洲精英阶层更强调自由，警惕平等，而中下阶层更强调平等，试图约束精英的自由。然而在美国，人们并不会对平等的扩大感到恐惧，认为这相当于敲响了自由的丧钟。在那里，自由和平等是中产阶级内部的两种价值，而不是对立阶级的政治价值。在公众的意识中，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信条本身具有反政府特征：宪法限制政府权力，社会流行的观念是反对政府控制的自由主义，民主则意味着负责任的政府与人民主权。所以在美国人看来，实现美国理想的途径就是挑战和削弱政府的权力。故而，对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挑战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是本土的美国理想主义。不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不成其为美国人，而信仰美利坚信条，美国人就必然要反对自己。美国人越是热情地投入本国的政治信仰中，就越是敌视、嘲讽自己的政治制度。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永远无法消除，所以一个基本的特征，又会引起四种截然不同的回应模式。美国人可以坚定地相信政治理想，就会尝试通过改革，使实践与制度符合原则与信仰的要求，这称为“道德主义”。如果人们的政治信仰不够强烈，但清晰认识到差距的存在，就会在冷嘲热讽的同时容忍差距的存在，这称为“犬儒主义”。如果信仰不坚定，对差距的认识也不清晰，人们就会自我感觉良好，企图对问题视而不见，这称为“冷漠自满”。如果人们强烈认可政治理想，又拒绝承认差距，就会用爱国主义的虚伪来极力改变自身对现实的认知，这称为“自欺欺人”。可以看出来，每种反应方式都无法解决问题，所以美国社会会始终在四种方式之间回旋往复，从行动到失望再到自欺，但最终又会激情满怀地展开另一轮改革行动。

在亨廷顿看来，迄今为止美国人诉诸道德主义的“信条激情”时代有四个，分别是独立战争、杰克逊主义时代、进步时代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欧洲的情况不同的是，没有新思潮的兴起，每一次，美国人都不过是带着尚未完成的旧理想而披挂上阵，反对各种权力，无论是英国统治、大银行、腐败的政客、垄断组织还是军工集团。另一个特征是，经济地位各异的各种群体都会参与斗争，而不是沿着阶层界线明确划分成对立的营垒。

这种反应模式在现代出现了悖论：在纷繁扰攘的国内外事务面前，美国需要大型、复杂的政治制度，而这意味着距离“小政府”的理想越来越远，而美国人如果对政府权力发难，这又会损害美国的效率，以及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地位。亨廷顿也没有提出解决办法，只是强调，美国人别无他法，只能对回应模式加以调节，要继续信仰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理想，同时也要承认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接受人类不完美、因而差距永远无法消失的事实。人们总是会对美国感到失望，但这并不丢人：正因为美国代表着一种希望，所以才会出现失望。

美国更“泯然众人”？

不过，亨廷顿的这套理论可能也并非尽善尽美。比如，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可能是所有社会的普遍现象，而非美国独有。又如，如果说美国身份的核心是价值观认同的话，这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种族问题始终阴魂不散，认可美国价值观、甚至可能更强调平等的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依然存在不可消除的矛盾。在这里我们似乎能看到两个矛盾的亨廷顿，一个声称美国认同已经超越了种族，另一个又强调美国的白人和清教传统，为“我们是谁”而忧心忡忡。当然，这些疑问并不掩盖亨廷顿视角的价值。

随着特朗普的上台，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共识破裂，对立和争吵重新爆发，美国将进入一个新的“信条激情”时代吗？鉴于亨廷顿认为“信条激情”时代每60-70年才发生一次，所以或许为时尚早。特朗普的崛起的确反映了美国人不信任政府和精英的一面，在这方面符合亨廷顿关于“美国理想”的说法，但重新泛起的种族主义又在另一方面严重挑战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事实可能比亨廷顿的理论发展得更快，也更复杂，信条激情与犬儒主义将交织在一起。从根本上说，亨廷顿的这套理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例外论”色彩，然而在一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上，有可能，美国的例外也许正在褪色，变得更加“泯然众人”。